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中心位置的进一步探究呼唤着对边缘社会的新认识。适应此趋势，边缘社会的视角开始重新成为厘清众多悬而未决之问题的新途径。拉铁摩尔就是将边疆视角引入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创性学者。

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年幼时随父母来华，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曾于1937年访问过延安，于1941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派遣任蒋介石的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在美国战略情报局任职，战争结束后又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校任教，成为美国远东问题著名专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拉铁摩尔受到冲击，于上世纪60年代移居欧洲，1989年5月在美国逝世。

作为中国边疆民族史方面的大师，拉铁摩尔的研究涉及边疆、民族、通史及区域政治等众多领域。《中国简明史》阐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看法，《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是他边疆史研究的成果汇集，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边疆史研究方面的杰出地位。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形态”包括了汉族扩张性质的改变以及可以促进集中化或者分裂化的新的政治因素的运动，并认为长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长城及其周边地带成为探究中国边疆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带称为“贮存地”。一方面，当北方游牧力量进入中原甚至在当地建立起政权时，仍然会有很大一部分游牧力量留在北部邻近的长城地区，这既避免了他们受到来自更北方的部落的袭击，又为其有效统治中原地区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与物力。另一方面，位于南部的中原力量也力图控制这一“贮存地”，从而有效控制北部的游牧力量。总体而言，长城地带一直存在着狩猎、游牧及农耕3种不同的经济方式，而这些不同的经济方式又形塑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思维方式。草原游牧力量与中原汉族力量就是在这一地域展开持续争夺的，这一地区成为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成为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重要因素。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边疆社会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问题，一定要从亚洲内陆及中国这两方面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边疆社会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成为清晰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切入点。

毫无疑问，特纳开创的美国边疆学派也影响到了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史的分析。特纳的理论认为，边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野蛮与文明的汇合处，而美国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部边疆拓展史。基于这种理论的影响，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史的分析基本是以草原游牧力量与中原汉族定居力量的冲撞作为分析的起点，因此，他并不将长城视为游牧力量与中原定居力量之间的绝对分界线，而是将这一界限加以拓展并以“地区”相称。他指出：“一个时期的优势，可以使一个社会的前哨进入平时对它没有利益的地区中。一个时期的劣势，也可以使它们从原来容易统治的地区退却。而且，这种消长是与边疆社会的构成及局势的变化——游牧民族依附汉族或汉族依附游牧民族的程度的变化——同时的。这种变化可以在前，造成侵入深浅的差异；也可以在后，作为前进或后退的结果。最后，均势的变化，可以开始于边境对内地力量的吸收，或内地实力的增进，使它能够加强并推进它的前哨。”

对空间的强调也是拉铁摩尔边疆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拉铁摩尔特别指出，在草原环境与中原环境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地带，边疆这一空间是在对这一过渡地带的相互争夺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边疆空间的成型，会导致其与两侧不同社会形态的冲突，“草原社会主体及中国社会主体都拒绝，并企图压服在它们中间所产生的折中的社会形式。”拉铁摩尔进而又在长城边疆空间定义了两个小的空间：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并认为“绿洲社会的本身是一种‘原子’社会，绿洲环境的性质造成了比较狭小地区内的大量人口，而周围或者是毫无人烟的沙漠，或者是只有少数游牧民的草原。同一区域内的绿洲居民倾向于雷同，但不可能合并起来。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自给自足的特性，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发展的范围不容许他们向外伸展。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

当然，如果从他者的角度来看，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他将“边疆”放在了一个主导性的位置上，并力图将整个中国历史都装入他的边疆观之中。他概括了一种关于边疆形态的公理：“它可以对任何历史时期作正面及反面的说明。当边疆或边疆的任何一部分在脱离中国时，它企图使中国分裂，阻止统一，但它同时却投入于草原的某一统一活动。另一方面，当边疆倾向于中国时，它大概会对中国的统一有所贡献，并使草原部落或部落的一部分脱离草原范畴，加入中国。”但是很显然，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并不仅仅只有“长城边疆”，“长城边疆”只是观察历史过程的一个视角。拉铁摩尔通过对长城边疆地区的强调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并认为中国社会的内在条件以及草原社会的特征使得两者不可能融合成为一个在经济上既有精耕也有粗放，在政治上既集权又分散的社会，只有以铁路、枪炮以及西方帝国主义观念影响等现代性的东西才能真正将中国与内陆亚洲统合起来。这种看法实际上过于西方中心化，是以西方的社会统合理论作为模本的，没有进一步探究清代在边疆观方面的重大转变。可以说，他的这种解释框架把握住了“长城”这一“边疆”，而忽略了“东北（满洲）”这一“边疆”，更忽略了清朝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方面的互动过程。但不管怎么样，拉铁摩尔在中国边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及其学术精神仍然值得中国学者努力体会并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