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源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充足的能源保障意味着经济长期增长获得了稳定的动力来源，能源因此成为显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硬通货，国家能源政策随之也带有战略含义。在日益相互依赖的当今世界，中国能源供应的外部环境无法摆脱美国因素，美国也无法忽略中国能源需求激增衍生出的外交、安全、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能源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要求两国合作应对，共谋双边关系大局。
[关键词]能源 石油 中美关系 能源现实主义 能源自由主义
[收稿日期]2009-10-27
[作者简介]王联合，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冷战后中美关系新态势与新格局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38）的成果之一。
能源，以其独特的战略性特质，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的方方面面。随着30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能源需求和进口量急剧上升。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中美两国对彼此寻求能源安全的努力相当敏感，能源因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能源：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新”议题
能源在当今世界稳居重要战略地位，它同时影响着国际经济的活力、世界地缘政治的稳定以及全球环境的未来。从2006年夏开始，能源警报在21世纪首次响起：石油价格屡创历史最高纪录，2008年7月达到每桶147美元。与以往能源危机不同的是，此次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更多的是需求的增长而不是市场供应量的减少。新兴大型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塑造着世界能源的新格局。1993年，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成石油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的石油消费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由于进口规模及增长幅度十分可观，国际上对中国寻求能源供给保障的关注与日俱增。
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能源博弈的作用力当然不会没有反应。美国占全球石油消费的25%，美国经济的运转完全依靠这种物质，它“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今后几十年中不会有太大改变”。面对中国石油消费每年超过7%的增长速度，一种关于中国能源威胁的论调在美国已然兴起，并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中国能源威胁论”认为，一方面，中国能源需求上升促发的能源外交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中国能源重商主义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了不利影响，是世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因素。
一个国家的能源只要不是完全自给自足，能源外交在该国的对外关系中就必然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进口国能源外交的目标是，确保从外部获得稳定而且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促进本国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近年来，中国国内石油短缺的现状促使它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去海外开采石油，并与石油出口国发展友好关系，以确保石油安全，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看来，中国对能源利益的追求破坏了美国所代表的规则和战略。中国正在进入美国认定的政治敏感区域，如伊朗、叙利亚等中东地区，苏丹、安哥拉等非洲地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里海和中亚地区，委内瑞拉等拉美地区。美国认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和支持将削弱华盛顿强硬政策的效果，助长它们“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危害美国乃至世界的利益。
随着华盛顿与德黑兰的关系因伊朗核问题而渐趋紧张，美国对中伊开展能源合作的举措异常警惕。2004年3月，中国与伊朗签署了价值1亿美元的从伊朗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协议，以中国投资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以及管道建设作为交换条件。2006年底，当中国又与伊朗签订160亿美元天然气开采大宗合同时，美国政府立即指责这样的协定会破坏华盛顿领导的旨在孤立伊朗的努力。美驻华使馆发言人声称，在伊朗核问题悬而未决之际，“与伊朗开展新的重大商业合作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时刻”。
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同样触动了美国敏感的神经。早在2001年5月，以副总统切尼为首的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小组推出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就将西非列为“供应美国市场的增长最快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源”。非洲目前也是中国能源进口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来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中国提供了大约30%的石油。安哥拉一度取代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苏丹生产的石油有一半出口到中国。中国参与了非洲石油和天然气的加工及运输，并在苏丹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中持有40%的股份。对于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美国批评中国在获取能源的同时还向苏丹输送武器，对抗美国利益，全然不顾该地区的人权、法治以及其他可能危害到别国的问题。
中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卓有成效。2009年4月21日，中俄两国共同签署了迄今最大一笔能源合同——《中俄石油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中方承诺以低息贷给俄方250亿美元，俄方许诺未来20年内通过管道每年向中方供油1500万吨。哈萨克斯坦是中国能源西进战略中的重要伙伴国。2004年5月，中哈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在油气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哈石油管道建设项目。里海和中亚地区虽然并非全球石油市场的主要供应地，但出于应对中国能源外交以及地缘政治考虑，美国仍将其中亚政策从主推民主调整为增加油气供应和加强反恐合作。
2006年5月切尼访问哈萨克斯坦，着力渲染美哈友好关系，加强美在哈国的存在，试图干扰中哈石油管道建设。委内瑞拉是美国第四大石油输出国，但随着美国与查韦斯政权关系的恶化，委国家石油公司开始在亚洲寻求新市场。2004年12月和2005年1月，查韦斯与曾庆红互访，中委两国达成协议，中石油投资4亿多美元开发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用查韦斯的话说，该协议将委国资源“用于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他寻求将他的国家“从100年的美国统治之下解放出来”。
据此，美国认为，中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正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和战略方程式”。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声称，中国为了保证从那些“可疑”国家获得能源，向它们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从而将损害美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全球战略。该委员会于2005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指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将对美国构成经济、政治与地缘战略等方面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1）中国在西半球寻求能源的举措将迫使美国更多地依赖中东的石油；（2）为了获取石油资源，中国加强了与伊朗、苏丹等问题国家的关系，这将扰乱华盛顿遏制上述国家的努力；（3）敦促美军撤离中亚地区；（4）中国将以削弱美印关系为代价改善中印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断言，中美两国的冲突在于双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美国务必“说服北京不要通过支持那些违反国际准则的国家来满足其能源需求”。
在美国政界和媒体热炒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对世界地缘政治大势产生消极影响之类舆论的同时，美国经济界人士则给中国扣上“能源重商主义”的帽子。这些人认为，基于国有企业的性质，中国石油公司违反市场经济规则，追求安全战略甚于经济核算，往往在竞标中比外国同行报出更高的价码，借此才能屡屡签下石油上游开发的大单并且收获“份额油”。他们声称中国政府以巨额财政补贴鼓励国有公司开展不公平竞争，不但驱动国际能源市场的供求波动和国际油价连攀新高，而且加剧了对原本有限的世界能源的争夺。这种能源重商主义的偏见突出体现在中海油竞购尤尼科事件上。
2005年初，中海油提出以185亿美元的报价收购对美国能源供给不具有任何战略意义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商业并购，但却招致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应。众议院6月30日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一项决议，迫使中海油放弃竞购计划。从能源重商主义的逻辑出发，有的议员怀疑中国购买尤尼科是中国军事占领中东重要油田的第一步，然后借此操控国际油价。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宣称，收购尤尼科是北京“主宰能源市场和控制西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海外石油需求的扩大以及争取原油进口渠道多样化的努力威胁到美国的能源安全，促使中国更深地卷入非洲、中东和拉美等动荡地区，导致美国和中国的利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冲突。
美国国会阻止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做法，实际上集中诠释了中国能源威胁论的实质，凸显出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能源在中美关系中日渐重要的地位。以经济发展为杠杆的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伴以能源需求的急剧上升，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结构和大国关系格局，并日益拓展中美关系的内涵。自新世纪开始以来，从华盛顿政要的对华政策宣言到美国各种战略文件，再到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能源议题无所不在，已然成为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格局的一个分量十足的变量。
二、中美能源博弈的形态
长期以来，能源以其战略性特质成为国家间博弈的关键领域。现实主义能源安全观与自由主义能源安全观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将能源与国家间关系的模式联系在一起。前者把能源安全视为传统安全的延续，强调石油是权力的源泉，相信国家之间的能源安全关系表现为彼此竞争的零和游戏，主张用军事力量、结盟甚至战争手段来应对能源安全威胁；后者认为能源安全是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强调国家间能源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合作在解决能源安全威胁方面的重要性，以期为每一个能源消费国制造出双赢的结果。
石油的可获得性历来被美国政府视为最主要的国家利益。2000年，在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中，将稳定可靠的能源供给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2001年美国《国家能源政策》报告重申确保国内能源供应、加强全球能源政策联盟、遏制对手的战略资源需求的目标。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将加强自己的石油安全，扩展全球石油供应的来源与种类，尤其是在西半球、非洲、中亚和里海地区。面对能源需求的增速超过有保障供应的增速，且世界主要石油供应来自于由不稳定或敌对国家控制的限制性市场的现实，美国更加关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能源的种种举措。中美能源或合作或竞争的博弈态势表现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
在能源的勘探和开发领域（上游领域），能源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思维有着较大的影响。《石油战争》一书的作者玛丽。卡尔多指出，争相寻找新的石油是一种常见的冲突，就像19世纪的“大博弈”或早期的帝国冲突。由于中、美均是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必然在两国间引发外交政策问题。美国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对全球石油储量集中于政治动荡地区感到忧虑，认为即便是偶尔出现的政治混乱也会中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主张须由美国部队来促进重要产油地区，特别是波斯湾的和平和稳定。还有一些人称，中国通过签订长期的石油采购协议以及开展积极外交，在能源安全上向美国提出了挑战，华盛顿对此应未雨绸缪，采取行动在石油地缘政治方面战胜北京。
中国为确保能源安全而发动的外交攻势，尤其是与对美国抱有敌意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做法日益引起美国的担忧和不满。美国指责中国近年来频频抢购海外能源，一心要“锁定”有限的世界剩余石油资源，“进一步加重了国际石油供给的负担，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并把美国消费者排挤出能源市场。美国认为中国为了获取石油忽视甚至无视人权保护、核不扩散和提高治理水平等问题，中国则指出在那些法治秩序可靠国家的资源早已各有归属的情况下，本国企业只能走进那些高风险的“问题”国家，而中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运营，增加了非洲石油输出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并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承担起帮助非洲应对挑战的责任；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确保了中哈石油管道一期工程的如期竣工投产，为中国提供了一条相对安全的陆上石油通道。美国对此却难以释怀，不仅推动建成了通往西方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以分流里海和中亚的石油，而且以反恐之名加强对中亚的军事渗透，其借力打力、对冲中国的意图不言而喻；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美国希望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担心，对实力不对等的竞争者实行同等的规则，将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中美在能源上游领域的竞争态势若处置不当，则可能趋于激化。
在确保能源运输通道畅通方面（中游领域），中美竞争与合作机会并存。中国进口石油的通道主要有陆路和海路两种，其中除小部分从俄罗斯、中亚采用铁路和管道运输外，绝大部分（约占全部进口石油的93%）是通过海运实现的。中国现有的海上石油通道过于依赖单一的路线——印度洋至太平洋沿岸航道，特别是沟通两大洋的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目前，中国八成以上的进口石油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经过该海峡的一半以上的船只是驶往中国的。可以说，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能随时威胁中国的战略石油通道和能源安全。而美国凭依其雄厚的军事实力，成为全球能源通道最具支配力的国家，必要时完全有能力封锁印度洋至太平洋的海上石油通道。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本国能源安全受制于人，而且也连带束缚了在台湾问题及周边事务中的行动自由。
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安全包括航运安全和生态安全两个方面。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公告，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海盗活动最猖獗的海域之一。仅在2001年，该海峡海盗横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60亿美元。“9.11”事件后，海盗活动有与恐怖主义相结合的趋势，加之沉船、流沙和淤泥使航道情况经常发生改变，更是对马六甲海峡航运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马六甲海峡浅滩众多，航道拥挤不堪，船只相撞、触礁和搁浅导致燃油泄漏事故时有发生，对海峡的生态安全提出了空前挑战。
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和公海航行自由均属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对这些公共产品的维护及其使用规则和惯例的构建，既是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1998年美国《东亚地区安全战略》指出，“确保航行自由，保护海上通道，尤其是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已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共同利益”。威胁马六甲海峡航行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一国之力所能解决，中美合作才能有所改善。而两国在海事领域的合作可谓开始较早，发展也较顺利，开展海事演习和培训，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显然，中美在能源安全通道领域的博弈既包含能源现实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也涉及能源自由主义的策略和举措。
在能源加工和消费、环境保护和替代能源开发方面（下游领域），中美合作有望盛行。这种合作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节能降耗方面的合作。对能源消费持续上升的中国和历来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美国而言，降低对现有能源的依赖、开发和利用替代能源是两国确保能源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05年访华前夕表示，如何分离和利用能源技术是美中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如果两国开发出一种能够减少使用碳氢化合物的技术，那符合美中双方的利益。
同年9月21日，时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时指出，“中国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能源多样化。我们新建立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关系’，以及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发改委进行的双边对话，为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机制”。这表明，美国决策层已日益认识到，中美在能源领域有着大量可望实现互利双赢的合作机会。实际上，两国官员已就合作开发石油替代品和节能技术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能源合作关系并非不切实际。
二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中国由于现代化进程起步晚，始终面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以往更多关注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加，污染严重。
而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更为惊人。自工业革命开始后，美国消费的化石燃料已制造了1.15万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中美无法逃避国际上与日俱增的要求双方参与减排承诺的压力和责任，而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前景广阔。美国在能效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据优势，许多技术能够并已经被中国市场采用。美国政府的积极参与为本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赢得了巨大的商机，中国则从美国获取技术和资本，以一种效率较高、污染较少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据估计，如果中国采用与美国相同的能源结构，在同等的消费量下，碳排放量将减少20%.事实上，双方在能源下游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早在中美建交之初，两国就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及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双方在环境保护、核安全、能源效率等诸多领域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的研究。其后20年间，两国陆续签订了一系列有关能源和环境合作的文件，建立了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和工作小组。进入21世纪后，中美在双边战略对话中纳入了能源安全的议题，包括清洁能源、石油、天然气、核电、节能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
中美相互协调能源政策是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前提。两国的参与和合作，不仅有助于更新美国建立21世纪国际能源秩序的努力，而且可为中国确保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安全、应对巨大的能耗压力和严重的环境问题创造条件。
三、能源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作为一种现代工业高度依赖的、具有明显战略意义的资源，能源兼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属性。在开采、运输和使用过程中，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甚至军事安全可以相互转化。
能源问题的这种特性适于分析中美关系。中美近年来建立了政府间的能源事务磋商机制。2005年6月，首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通过沟通缓解了沸扬其时的中国能源威胁论。
2006年9月第二次对话在杭州举行，中美就各自对国际能源形势的判断、能源政策以及能源战略目标等议题进行了探讨。2007年9月于旧金山举行的第三次对话中，双方确认在油气开采和加工、节能、核能、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合作潜能，并签署了能源合作备忘录。2008年5月，第一届中美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和气候变化、能源技术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同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扩大双方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两国签署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对中美未来经济合作具有重大影响，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所有这些安排均加深了中美双边能源的协调与理解，成为两国能源合作的制度保障。
尽管中美能源安全对话已经机制化，但能源问题对中美关系潜在的消极影响仍不容忽视。从中国方面来看，能源供应的外部环境无法摆脱美国因素的考虑。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范围内石油的生产，也扼守着波斯湾、印度洋、东南亚等地区关键的海上能源通道，有能力将从中东和非洲运往中国的石油置于它的监控之下。这种情形不禁使人联想起历史上的石油战争。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为石油而战”描述的不仅仅是西方列强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也是分析美国中东政策的常用视角，更是对美国在世界其他能源要地政策行为的真切概括。“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和防扩散为借口推进其全球战略，加强在中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客观上对中国形成了地缘包围态势，同时也将防范中国的心理显露无遗。2005年1月，五角大楼的内部秘密报告《亚洲能源未来》称，中国正在加强军事力量，希望建立一支深海舰队来控制海上航道，并沿着以中东为起点的海上航道建立基地，以避免能源供应因为美国海军等潜在威胁而可能出现中断的状况。
2008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认为，中国希望通过航空母舰的开发和潜艇实力的增强以及向海外派兵等方式，捍卫能源权益和保卫海上交通线。此举将会打破地区军事力量平衡，造成亚太地区局势的紧张。
对美国而言，中国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是鉴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量。这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中国增长速度或能源政策的细微调整都可能使中长期内的世界格局发生某种变化。
中国在中东的石油贸易和开发打破了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导致该地区石油输出国，尤其是那些与美国利益相左的国家，在商业和安全方面的选择多元化。在美国政界和学界，一种关于中国寻求外部能源供给行为的最流行的分析是将此看作中国建设国家力量的大战略的一部分，即中国“扩张其财富和影响力以便取得在东亚的地区领导地位，削弱现存的美国领导地位”，断定能源将成为中美争夺亚洲乃至世界主导权的一个方面。200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报告宣称：“前苏联、中国和朝鲜与伊朗有关弹道导弹的合作几年来帮助伊朗走上了在生产弹道导弹方面可以自足的道路。”甚至有石油政治学家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并称为“石油轴心”，称三国“意在抗衡美国的霸主地位”，将会切断美国的石油供应，损害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利益。
能源问题自然也是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优先考虑的政策重点之一。奥巴马认为，美国的石油依赖症是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威胁，主张通过大规模投资开发清洁、安全、可再生、高能效的替代能源，彻底改造美国经济结构，以打破美国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处理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道义、经济和环境挑战”。在这个框架下，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能源政策逐渐成形。2008年10月，奥巴马在致中国美国商会的意见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希望继续保持持久、稳定的经济发展，就必须保护环境并减少能源密集型生产，鼓励技术自主创新。奥巴马强调，美国的清洁能源新技术能够帮助中国等国家对抗全球气候变化，而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上，美中两国都肩负着重大责任。这一挑战“要求美中两国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包括就建立后京都气候体制达成协议的努力”。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能源政策侧重于中美在新能源开发和环保方面的协调与合作。这种合作有望推动美国经济的转型，“从而造福所有美国人民，同时也有助于巩固美中关系”。
正是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中美之间就能源和气候问题的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2009年7月，在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访华期间，双方达成一致，决定成立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两国共同投入15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首批优先领域包括节能建筑、清洁能源汽车和清洁煤等。此外，在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拟定了加强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现有的5个行动计划，包括清洁高效电力、清洁高效交通、清洁水、清洁大气、森林和湿地保护，承诺采取积极的国内行动来应对挑战，并通过制定包括节能和能效在内的新行动计划扩展十年合作框架。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对华能源政策始终存在软硬两手，在突出“融合接触”的同时，“防范遏制”中国的一手丝毫没有放松。一方面，美国因在能源领域对华战略需求上升而有意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能源体制，希望中国在维持国际能源价格稳定、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温室气体减排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与美国共同维持现有国际能源体制的有效运作；另一方面，华盛顿决策层又不时发出中国企图“锁定”世界能源供应、在全球推行能源重商主义政策等强硬言论，这在国际市场油价飙升或者国会反华情绪高涨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美国政府在对华能源政策上陷入了一场复杂的平衡考虑。
四、结论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位居前列的经济体，中美对境外石油的高度依赖导致能源成为中美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变量之一。中美在能源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领域的互动中，形成了竞争与合作并存、共同利益与相悖利益交织的局面。此种关系模式意味着，中美处理能源问题的手段不尽相同，双方的合作也不会自然而然地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地缘政治因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能源关系的某一方面。但是，假如仅仅或首先从地缘政治竞争考虑出发处理两国的分歧，则可能使中美发生冲突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反之，如果充分挖掘自由主义相互依赖论的智慧，通过驾驭和促进中美在能源领域和世界经济中相互依赖的现实，那么，两国永久化和制度化的合作可望形成。这种合作无疑将扩大和巩固双方的共同利益基础。
有鉴于此，中美两国今后面临的共同挑战是管理能源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努力实现经济、安全和环境方面的目标。这需要双方更新和提升能源政策思维，把能源政策作为整体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以此促进共同利益和双边关系，而不是将之当作反诉对方的工具。
注释略。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