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问题的法国年鉴学派学者提出从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三个方面来观察、研究事物的发展演变，也即关注短时段的各种事件，中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演变态势，以及长时段的文明、文化因素对历史演变进程的影响。此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试图将强调经济因素的马克思主义与突出精神文化文明因素作用的韦伯式研究理路综合起来，观察事件演变、把握历史发展复杂多样的有益尝试。本文拟从此一角度对变化进程中的中美关系做一粗线条的梳理。
从短时段的日常政治事件角度来看，过去一年恰逢中美建交三十周年，中美高层往来非常频繁。其中，奥巴马总统11月份对中国的访问更是将这一互动推向了高潮。如许多中美关系的观察者注意到的那样，此次奥巴马访华创造了不少中美交往的先例。比如奥巴马是第一位在上任第一年就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总统例行性的亚洲6夜7天行程中，中国占了3夜4天，一半以上，这前所罕见；访问后的中美联合声明也对中美关系提出了 “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新战略定位。此外，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一些美国战略家也曾热炒G2或者Chinamerica（中美共同体），以及提出“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等试图提升中国在美国眼中战略地位的诸多构想。上述种种，都反映了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视程度的提升。
不少因素导致美国愿意放下身段，以相较过去更为平等的“低姿态”方式来与中国打交道，其中除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变化、小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导致的全球性反效果之外，与中美综合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恐怕不无关系。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仅在刚刚过去的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的GDP就从十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三十万亿元，增长了整整两倍。中美之间以经济、文化、科技、人员交流等为代表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日趋紧密，“中国制造”在美国的大小商店随处可见，以至于在美国的一项皮尤民意调查中，竟然有高达40%的美国人产生了当今世界的经济首强是中国而非美国的“天大错觉”。中国手持的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既是中国实力的象征，也是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明证。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甚至预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2040年便将达到世界的40%。反观美国，则由于一场经济危机，外加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实力遭受了不少损失。如此的一长一消，中美关系过去的那种过份的不对称性，也即中国所求于美国远大于美国求之于中国的状况才有所改善，中国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才有所提升，美国也愿意以更为平等的姿态与中国交往。
不过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又不能太过乐观。除了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存在的GDP主义、环境问题的恶化、技术创新的缺乏、对外依存度过高等问题外，从历史来看，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仍颇为有限。从经济规模、钢煤产量等硬性指标来看，美国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取代当时的头号强国大英帝国，成了事实上的世界第一。但彼时的美国仍然谨守国父华盛顿的“孤立主义”，除了一战的被迫卷入，尔后以威尔逊主义及创设国联为标志初试啼声之外，对欧洲大陆的事务基本不予介入，而是继续专注于厚植实力，在北美开疆拓土。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彼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的45%左右——即便排除战争因素的影响，美国当时的经济总量也可达到全世界的35%左右，美国才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提出为标志，一展身手，建构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如此来看，目前还只占世界GDP6%左右的中国继续练好内功，扎扎实实，实现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同时经营好与亚太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仍是首务，仍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中美之间的力量性差异、中美关系的结构性不平衡，在可预见的中时段里仍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正如我们近期所看到的，台湾、西藏、中国的内政、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仍不时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话题。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依旧有不少观察人士在谈论“世界力量中心的东西位移”、“北京共识”等等。同时，中美双方在人权、政治治理、发展模式等问题方面的看法也确实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差异的存在及被注意、被渲染，既有利益层面因素的影响，也同时折射出中美两国作为两种不同原生态文明代表在政治秩序、社会构建、矛盾处理等深层次问题方面存在的系列差异。
中国业已融入并正在进一步融入世界，成为现今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不过，在心智层面，两千多年前在轴心文明时期便已由孔孟之道所型构而成的中国式心灵、中国式理想人生，也即讲究礼仪、崇尚秩序、追求和谐、关注世俗、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式理想人生，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向往所在。此种中国式的文化心智结构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依然不易割舍。它们继续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的设定运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此类影响使得中国在学习西方的发展模式、道路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全球化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导致的大众政治意识觉醒，使得问题有时更显复杂。上述文明、文化因素对中美关系在长时段、深层次方面产生的影响仍会不时浮现。
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曾说，冷战后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前所未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过去的几乎都是在西方文明之内发生的国际秩序转换不同，冷战后正在演化的世界秩序将有中国、日本、印度这样一些与西方完全异质的文明参与，从而使得问题更具挑战性。就此来看，“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两者如何互动、相生激荡，催生出一个更为成熟稳健、更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以及更为成熟稳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是一个对于中国发展与未来世界秩序构建都具重大意义的问题。健康良好的中美关系在此显得尤为重要，其在中国转型与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能够扮演的角色难以替代。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