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应邀担任锡拉丘兹国王的顾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竞选议会议员，并担任了一届议员。伯特兰•罗素参与了当时几乎每个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他鼓吹试婚并创造了声名狼藉的术语“与其死不如赤化”。在理性辩论奇缺，伦理学以缺席而著名的今天，哲学家作为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都从公共场合消失了呢？

当然，有些哲学家在文化讨论中踌躇不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美国，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暂停自己的研究，孤注一掷地发动对滥用毒品的战争，还编辑了一本关于美德的通俗书。但在此过程中，他成了一名政客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柯林•韦斯特（Cornel West）支持候选人参选，试图用说唱艺术的方式搞一个哲学思想听证会。但他的主张的可预测性和在公共表演中的重复性使得他很难赢得人们的信赖。

为什么哲学退回到象牙塔，抛弃了作为信念和实践的批评家的传统角色呢？为什么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物理学家都积极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多作用的时候，哲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

怀疑和自我确认

我们可以用当今哲学核心的某种模糊性来解释。该领域受到静悄悄的恐惧的感染，它已经无法为社会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它那超越逻辑普遍规则的方法不是寻求真理的可靠指南，因此并没有为探索提供确定无疑的结果。尽管哲学家热衷于概念游戏的刺激，但在其心灵深处，他们许多人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有一些不严肃的成分。毕竟，在做了和说了一切之后，世界并不会因此受多大影响，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

正如常见的情况，不安全感往往产生对出类拔萃的过分追求。我们有些同行挑衅性地宣称哲学是科学之母，心理学家及其他都存在概念混淆问题，而我们的研究领域可以在不用彻底考察其局限性和基础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些思想深刻者的傲慢可以从他们相互交换的理解的眼神中看出来，尤其是在其他学科的同行提出自己理论的时候。这背后隐藏的信息似乎是只有哲学家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

在公共事务上发挥作用时，哲学家被这种模糊性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这两个不可调和的信念产生了同样的后果。不安全感造成了哲学家相信，他们对当今时代的迫切问题无话可说，而对哲学的形而上学美德的承诺则导致他们认为，与无知的大众争论是徒劳无益的。因此，要么哲学家无话可说，要么他们提出的东西晦涩难解，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明白。这两种观念都为我们逃避寻找社会灵魂的斗争，满足于大学里的舒适生活的方便的借口。

在这里，我并不是暗示哲学家逃避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他们照章纳税、投票、尽力遵守法律。有些人参与争取社会正义的行动，有些人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但是，这些都是个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和明确的哲学推理没有关系。他们甚至悍然违背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批评视角，正如在1960年代，著名的认识论学者希拉里•普特曼（Hilary Putnam）滔滔不绝地鼓吹盲目的列宁主义。这种个人信仰和哲学批判的明显割裂仍然非常普遍。我们非常忧虑地发现许多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其公开发表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冲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说的，比如对化学家来说，言行不一相对来说是无害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观点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比较小，但是违反法律的律师、不信神的牧师、破产的金融顾问、肥胖的医生、不理性的哲学家等理所当然地让人产生怀疑。

保持纯洁

专业哲学当今存在的三个特征使得逃避公共事务的欲望进一步加强。除了个别哲学家撰写科学文章外，他们一般都讨厌事实。本专业的年轻人在读研究生时得到的教导是论证为王，对事实的了解可有可无。连那些并不热衷争论的现象学家也认为，对哲学来说，纯粹经验已经足够，根本不需要考虑关键和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若要参与公共事务，则需要对时事和社会经济过程等非常熟悉，难怪哲学家要感到头大了。许多人为哲学家在这些事上的无知辩护，说他们在追求比稍纵即逝的现实所能提供的东西更辉煌的真理。我年轻时拒绝看报纸，因为我相信它们与我追求的永恒真理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这个专业打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的第二个特征是其颠倒的激励机制。从进入研究生院第一年起，学生们就被教导要重视用专业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那些在哲学织物上编织出新皱褶的人，或者用新服饰复活旧观点或者难以置信的立场的人得到赞许和奖励。技术上的出类拔萃者在研究生院找到工作，在那里，他们再去复制曾经使其成功的研究套路。院长或系主任则以本专业的判断为基准，为炮制晦涩理论的人提供因捐赠而新增的教授岗位和令人艳羡的薪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所有那些专业上的创新很快就无人问津，除了引起争议外并没有确立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哲学命题。相反，教学水平高或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不能保证你获得教授岗位，这些人还往往遭到著名思想家的蔑视。

让哲学家呆在大学内的第三个专业特征是对该领域的错误认识。大学的系部结构错误地同等对待哲学、物理学、人类学。科学拥有可靠的方法和一套经过确认的结论等优势；但哲学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期待哲学像科学一样为人类知识总量做贡献是错误地理解了哲学的本质和价值。但是，就像研究和发现的理想主宰了微生物学领域一样，它们同样定义了哲学领域。这使得哲学家的精力都集中在阅读、对话、反思、和写作上，所有这些最好在大学的安全领地内进行。

接下来是勇气问题。大学教授们天生胆小怕事，很容易受到系主任和校长的吓唬，很少人愿意把自己置于没有回旋余地的被动地位，而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愿意做出自己的判断，即使在面对抗拒或者嘲笑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当我在征集要求更换无能校长的签名时，许多同事赞同这个人应该滚蛋，但是他们不愿意在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已经获得终身教授资格，也不再需要为余生涨工资了，究竟在怕什么呢？安全的隐身是大学教授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许在教室里发表大胆的言论，但是若要把抱怨变成行动，他们往往就退缩了。

求职伦理学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谈论的是可以被称为“主流”的哲学，也就是在大学哲学系研究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漏掉过去30年来一个重要的新发展，那么我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应用伦理学的增长已经让本领域的注意力集中到大学之外的地方，关注让人们感到困惑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医疗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记者伦理学、甚至会计伦理学等不仅在从业者数量而且在文章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单单这一因素本来就足以让哲学偏离20世纪前70年的路线，转向更多产的方向。它之所以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应用伦理学家的不安全感和他们在学院的模糊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元伦理学和认识论才是哲学的核心，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是流浪的难民。他们觉得应用伦理学是冒牌哲学而不是该领域的进一步完善。也就是说，它是在你无法在艰苦的概念推理中有杰出表现时才去做的事。更糟糕的是，他们把自己看作医药或其他专业的闯入者，也就是还没有赢得话语权的人。这种印象被医生和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进一步强化，他们把伦理学家看作多余人，拒绝以礼相待。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进步缓慢，因为它要求哲学家获得在批评这个领域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公共哲学的需要

美国总统有个经济学顾问委员会，还有一个单独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但是他没有用来提供伦理学建议的独立委员会，这难道不奇怪吗？当然，总统的生物伦理学委员会能提供有关健康和生命问题的专门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是严重政治化的，无论眼界还是功效都相当有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公平正义和道德准则是商业交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假设经济生活就比那些美德更重要。让人奇怪的是，政客似乎认为道德问题的解决靠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宗教感受就能对付。如果这些失败了，常常如此，各领域的领袖自然会求助于律师，而这些人往往很难区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

最近伊利诺斯州长要出卖参议员席位（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留出来的参议员席位空缺---译注）的企图反映了政府最高层迫切需要伦理学家指导的现实。关塔那摩监狱的监禁，政治竞选中的公然撒谎和不能区分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等都应当引起对道德问题敏感的人和接收过推理训练的人的严重关切和评论。我们该如何鼓励哲学家来满足这种需要呢？该如何帮助社会领袖看到个人行为准则和公民美德是美好生活的最基本条件呢？

我们不能指望天生的洞察力或者即刻的行为改变。如果我们试图把一只鸟从笼子里拉出来，它是会抗拒的。相反，如果你打开笼子的门，它就愿意飞出来，尝试自己的翅膀行不行。大学之门需要向社会开放，必须有足够的刺激来鼓励哲学家拥抱实践其艺术的自由。毕竟，他们是天生的批评家。至少，部分人有足够的冒险精神靠敏感性、辩证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对人生实践进行批评性考察。

但是，从大学笼子里出来的小鸟相对来说非常罕见，甚至亚里士多德都知道一只燕子并不代表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众多哲学家关心社会生活问题，必须向他们显示参与课堂之外的活动是有价值的，是适当的。这只能由哲学系主任或者大学管理者来做，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相信哲学的研究/发现范式是判断错误的、无效的。但是谁来采取必要的最初几步来说服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呢？

系主任认为自己是全系的冠军。他们和大学的其他单位竞相争取学校的支持。如果他们参见院长时说，哲学家们从来不发现新的事实，因为他们擅长批评他人，可这个系需要增添三个岗位，这肯定是非常奇怪的。反过来，院系主任还需与大学内的其他学院或与其他大学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对不同院系的科研成果的微妙差别不感兴趣，也不怎么理解。他们渴望新的发现、众多的论文和成果、著名的教授（他们自己也竭力成名）。对他们来说，哲学作为批评代理人听起来具有模糊的腐蚀性，哲学系主任若和院系领导谈话，人家很快就可能问“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需要做什么？由谁来做？

谁来教育那些教育者呢？我看到只有一种可能性，不过，它不大可能实现。

美国哲学协会是这个国家的哲学界最著名的协会：其工作就是推动该领域在所有零散的多样性情况下的发展。因此，不是在竞选会长的时候炫耀其专业能力和名望，而是需要花费精力研究和拓展应用哲学的领域。到现在为止，它明显是失败的：几十年来，美国哲学协会的东部分会的年会根本就没有提到欣欣向荣的医学伦理学的存在。即使现在，康德得到的关注仍然比徒劳的医疗多，虽然千百万人面临生命即将结束时是否继续治疗下去的艰难决择，虽然只有哲学家才对于形而上学的演绎感到痛苦。

美国哲学协会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哲学的总体范围和有效性。这个考察的结果将依靠委员会的成员，所以该委员会应该包括现有领域众多派别的代表，千万不能是保守派占大多数。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有可能引起大众的兴趣，最起码应该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校长和院系主任。如果它确认参与公共活动的合法性，这将打开修改哲学奖励和期待的大门。这种改革的目的不在于抽掉对传统领域的支持或否认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的价值。相反，我们的希望在于哲学界能够朝着曾经自豪地承认的目的和完善的方向扩张。

美国哲学协会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如果从它们过去的表现来看的话，根本不可能。这意味着那些对哲学的公共作用感兴趣的人找不到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我们不得不说服同行，如果需要，一个一个地说服他们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性。在这种努力中，我们有谨慎乐观的理由。我们面临数不清的道德问题，无论是公共问题还是私人问题。人们在盲目地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很少人看到奉献和自我控制的人生意义。一个本来具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力的领域却畏缩在大学里，对这些问题袖手旁观，这是不能容忍的。

作者简介：约翰•拉赫兹（John Lachs）范德堡大学哲学百年庆典教授。2001年负责美国哲学协会的世纪庆典。

译自：“Can Philosophy Still Produce Public Intellectuals?” by John Lachs

Philosophy Now September/October 2009 pp. 24-27

译注：本文的修改稿曾发表在上海社科院的主办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4日总第1195期第7版。译者得到作者约翰•拉赫兹教授和原刊《哲学此刻》（Philosophy Now）的授权，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