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先生新近在大陆出版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如何重建中国哲学的问题。作者指出，要达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应具备"四个要件"，这就是：一、必须对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以及诚恳的信心；二、必须对西方哲学具备深厚的素养；三、必须使中国哲学在广泛的学术讨论中具备可以了解或沟通的内容与形式；四、要有开放的心灵和广阔的胸襟。(第14-16页)我以为，上述诸点中最重要的是第四个"要件"，它挑明了现代哲学的一种宏大气度。

哲学的现代态度，首要的恐怕还是建立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这也正是本书所提示和强调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文明或文化的重建绝不是纯粹西方的或纯粹东方的事情，它已经是一个全人类的共同课题。早在上个世纪，马克思就以其先知般的眼光和洞察力预言了世界文明的共同走向。马克思说，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费尔巴哈论》，第30页)。一个半世纪过去了，马克思所突出强调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日益成为现实。在此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中，各种文明类型都面临着一个"转型"问题，也即面临着一个"再造"或"重建"的现代课题。对个别文明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契机。在各文明冲突交融的现实性面前，个别文明或自觉或不自觉，或积极或消极，必须有一个何去何从的抉择。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相互发现，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交往"事件中最突出的世界事件了。既然这种"普遍交往是必然的，而且是现实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以一种博大的世界性眼光来看待西方文明和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文明的重建，归根到底是精神的重塑或改造，因而是哲学的改造。也就是说，哲学应该在文明的重建工作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重建其实意味着超越。所谓世界性眼光就是一种超越的态度。超越不光是指对我们本身的传统的超越，还应该包涵对西方精神文化传统的超越。因此，固步自封于我们的传统而对西方文化一概排斥之否定之的态度实不足取，同时，对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传统文化妄自菲薄而一味崇尚并要求全盘接过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是十分错误甚至荒谬的--其实，摆脱传统的企图恐怕无异于拎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的努力，这种企图不过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已。

本书作者把探索的触角深入到本体论，这正是现代哲学的宏大气度所要求的。就西方当代哲学而言，在本世纪明显有复兴本体论之迹象。这主要由我们称之为人本主义哲学那一派作出的贡献。我以为，十九世纪中、晚期以来的所谓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任务不外是文明的批判和重建两项。二十世纪以前的人本主义者，对文明的情绪性批判多，建设方面的考虑就要少些。二十世纪的人本主义者，文明批判渐趋成熟理智，并把眼光主要放在重建工作上，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由海德格尔所开创的解释学(诠释学)，其眼界愈见开阔，其用力多在本体论的重建方面。解释学经伽达默尔、利科尔等人的发展，更成为一种气魄宏大的本体论哲学。最近的发展表明，在解释学哲学中，所谓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分析哲学)正形成合流之动向。

这样看来，作者重点提出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就不是毫无来由的了。作者看到了西方当代哲学的最新势态，并且以一种超越的态度，预示出西方哲学的未来走向和东西方哲学融合的可能性所在。作者没有把英美的分析传统和他所谓的欧洲的"诠释"传统看成是泾渭分明互不相干的，也没有厚了一方薄了另一方，而是认为，本体诠释学把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本体论和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等等统摄起来，构成一个互补的完整的全体，并且从中看到了中国本体论哲学和中国智慧的作用和用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