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陈独秀应该是一个石破天惊领袖一代的人物。他那炯炯发光，烛照幽微的眸子不仅看穿了几千年专制社会的弊端，而且洞察了在他那一时代活动着的魑魅魍魉嘴脸；他那渊博精深的学识，锋芒毕露的文章，曾经是启聋振馈的号角，是驱除阴霾的闪电。号召着人们去迎接民主与科学的曙光；去直捣孔家店这座封建势力的最后的巢穴；去摆脱那陈腐僵死的语文外壳，代之以刚健清新的文学形式。而从一九一五年九月第一期《新青年》杂志问世迄今，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一直在他所指出的方向和他们开拓的道路上曲折前行。这使我们感到骄傲，也感到悲哀。因此，这就愈发使我们产生一种对他睿智思想和高尚人格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以民主始，以民主终
陈独秀的人生道路是以民主始，也以民主终。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之”形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轴心是“民主“二字。而他的民主思想妊娠于对封建八股的叛逆，得营养于法国民权论的思想，成长于对封建专制和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批判。早在他髫龄发蒙读书，在家庭的逼迫下走上科举士进的道路时，他就以“选学”妖孽造了八股文的反；在那令人窒息的考棚里，他以从《昭明文选》得来的词调堆砌成了一篇应试的八股文，却得到了考官的青睐，得中秀才，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他对八股取士的揶揄和嘲弄。及至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盂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著作后，就毅然参加了中国青年会和一九零三年风靡一时的“拒俄“运动。同时，在同年六月在上海创刊的《国民日日报》上，他首先废除皇帝年号，使用干支纪年，为国内报刊开创了先例。而他在安庆藏书楼所作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安徽成立的岳王会等组织并任会长，策划以实际行动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更说明了他兼有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宣传家和实行家的双重身分。
唤起了整整一代青年人
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尤其是作为主将的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更是将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人民内心里所郁积的民主主义的渴求喷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义正辞严地疾呼：“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堂堂正正的提出新青年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行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他提出青年应具有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政治的觉悟即是：第一步，知国家为人民公产；第二步，顺立宪制之潮流，弃数千年之官僚专制，而另以自由的自治国民政治；第三步，多数国民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进而建设政府。伦理上的觉悟则是“弃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实行心理上除旧布新的大革命。而为了迎接民主与科学的新世纪，为了巩固新诞生的共和政体，杜绝袁世凯、张勋之类的封建帝制的复辟，就必须打倒帝制的文、武两个守护神——武为新旧军阀，文的就是孔教。因此，以陈独秀为主将的《新青年》，聚集了高一涵、吴虞、鲁迅等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著名人士，向孔教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一时之间，孔教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成了举国共讨的矢的，而在这一声势浩大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培养起了整整一代矢志为民族独立，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的青年斗士。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和他的同事们唤起了这整整一代的青年人。
建立共产党，保持民主信念
应该承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或是陈独秀成为中共最初的领袖。都是在历史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由外力的输入而产生的历史事件。因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还是比较肤浅的，他们仅仅是通过在日本留学时从日文转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读物中来理解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据李大钊一九二零年五月的想法是，“认为自己和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陈独秀的想法则是：“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张国焘《我的回忆》）而在具体的组织原则方面，陈独秀毅然否定了孙中山在国民党内所实行的党魁制，而应用了较民主的委员制，书记仅负联络之责，遇事公决，以确立党内民主作风，杜绝个人独裁及官僚作风。可见，即使在建立共产党时，他仍然保持着民主的信念。
共产国际指挥棒下的无奈
俄国人是在“首先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革命的。为了确保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他们需要分散外国的压力，需要在远东寻找同盟者；而此时的中国，列强正各自支持着力量较强大的直奉军阀，使缺乏实力的孙中山陷于势寡力单的窘境。于是，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说，俄国人要让中国共产党人去做国民党的苦力，以国民党作为阶级联合的组织形式和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联合，以壮大国民党。陈独秀在建党初期对于共产国际的名义来指挥中共的行动是颇为反感的。他提出：“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并主张：“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对于工作人员还要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从而否定了职业革命家的存在，并在经济上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津贴。然而，他紧接着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和一九二二年八月第三、第四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而这两次的被捕和被释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用大量的金钱贿赂了租界当局才使得他得以迅速获释的。于是，在内部外部的现实压力下，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坚持他独特的见解。他提出：中共最好用民主主义的口号，就是“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奋斗！”。他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战争的传统观念：“农民战争如无城市无产阶级政府的领导，一定会堕落或被消灭。”就是因为这样一些言论和主张，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负起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罪责。然而，历史的真相却是，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面临蒋介石、白崇禧的大军压境，是共产国际的一纸电报，命令数千名工人纠察队将武器隐藏起来，从而自动解除了武装，招致了“四·一二”的清党大屠杀；在同年的宁汉分裂之后，是斯大林亲自发表演讲，指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革命政府”，从而给汪精卫“七·一五”清共留下了缓冲的时机；而在湖南的农军包围了长沙之后，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迫使中共中央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从而招致了百馀工农和中共党员被杀的“马日事件”。而在所有这些退却的命令之后，斯大林又下令中共在二十四小时内实行土地革命，于是又发生了中共“八·七”会议之后的盲动主义。而在这些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忽联合忽斗争的共产国际的命令的背后，隐藏着苏共党内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为了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为了辩护自己政策的“正确性“，于是就下达了这样那样完全不同的命令。陈独秀在这样一种残酷的斗争面前厌倦了，于是就自动离开了中共中央。而在临离开武汉时，他沉痛地总结了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何等卓越的预见
陈独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第五次被捕，并在南京的监狱里被羁押了五年之久；获释后，又辗转到了川东江津县城郊的一个山庄里过了五年的幽居生活，于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于乡间。而他的民主思想，在这十年囚居和幽居生活的磨炼和砺砥中不是愈发趋于消沉和萎缩，而是愈益变得成熟而臻于升华。
提纲挈领地说来，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的基本的真实的内容：“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纳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二、民主的必要性：“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
三、民主的历史性：“原始社会就是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踏步前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走向人类大同。”“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
四、民主的阶级性：“大有利于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民主与科学大有利于中国人民，当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骗、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馀年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在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斯大林的罪恶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于斯大林)而是由于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即无产阶级之简称)独裁制之逻辑发展，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是推源于苏联独裁制度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样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的国家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尽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是-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认真使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等……”
五、民主与世界大势及其未来：“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如果我们认为目前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为首要斗争，第一必须承认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
“如果革命胜利，我设想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实行名副其实的自由、平等、博爱。”
“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地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皇投降之后果?”
何等睿智的思想，何等卓越的预见！战后这半个世纪的发展，尤其近一、二十年中，美英法等民主国家在科技领域中的突飞猛进，已经治愈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指摘的种种社会创伤，使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安和乐利，普遍繁荣的新时代，使苏联和东欧等鄙弃西方民主的共产国家为之瞠目结舌，只有解除禁制，改弦更张，这或者正是五十年前陈独秀所预言的那种“仓”的“后果”吧!
“终身反对派“终身受迫害
“终身的反对派”，这是陈独秀的同乡兼挚友胡适之给他的评语；陈独秀本人也说：“实是如此。”［18］的确。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驻日学监，到返国后在藏书楼演说。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再到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家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再到一九二一年以后，在共产党内反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吴廷康、马林、鲍罗廷的肆意干涉，反斯大林的独裁官僚体制，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至于反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对革命人民的迫害、镇压，以及抗日战争中的妥协、退让、不抵抗主义等等，更是不在话下。而在家庭内部，他反对包办婚姻，终生不愿意继承他继父的万贯家产；在朋友之间，他在法庭上严词拒绝章士钊为他提出的出于善意的辩护词；在孤独中，他蔑视从延安脱逃的张国焘不愿与之合组另一共产党；在困厄中．拒绝了张国焘从国民党当局那里转来五万元巨款的恩赐，以及他学生中的新贵罗家伦等人的救济。在共产党内，他也绝不写任何承认错误的“检讨“，拒绝了一次次“回到党内“的召唤，在监狱和法庭上，他从来就是拼辩到底，绝不屈服。甚至在两次死刑的威胁面前，他也表现得毫无惧色。
陈独秀的“终身反对派”的品格首先来自他那与生俱来的刚毅性格和逆反心理。早在六、七岁的童年时期这个不愿死读经书的孩子就以在狂怒的板子毒打下从不哭叫而使老祖父十分讶异；及到思想成熟以后，他常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而他的这种貌似偏激，狂狷不羁的性格，却使他在混浊的社会中，永远保持了做人的良知良能和敏锐到近乎直觉的洞察力去穿透历史的翳蔽，去摆脱利害的纠缠，使自己永远立于一种既高远又纯正的境地，成为一切污浊和罪恶的对立面。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陈独秀从后天的学养中得来的强烈的正义感，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为真理而献身的道德感，配合上他那在渊博学识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使他对一切来自上下左右内外的大大小小之谬误和阴谋，威迫和利诱绝不妥协和退让。他在一九一九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一九三二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宇。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可见他对于社会人生已达到了何等的生死以之的大彻大悟的境界。
在贫困潦倒面前，在以喝粥度日，仅有一件衬衣的艰难岁月中，他仍慷慨激昂以论天下事的气度，更是完整地表现了他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的优良传统。
当然，如前所述，形成陈独秀作为“终身反对派”形象的第三个因素乃是他的环境和遭际对他摆脱不掉、纠缠不休的迫害。第一、二次在芜湖和北京的被捕，促使他在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以后坚决反军阀的政治倾向；第三、四次在上海法阻界的被捕及共产国际的营救，则促成了他在那一段时间接受了他们政治上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第五次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刑，则决定了他终身与国民政府毫不妥协的态度；而在出狱之后，王明、康生诬陷他是“日本汉奸“，则使中共召唤他回到党内的一切努力成为徒劳；而他的两个儿子——延年(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乔年(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均遭国民党杀害，更增添了他与国民党不共戴天之仇。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终身反对”的性格招致了他终身受迫害，而他的终身受迫害的身世，也增强了他反对派的性格。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中国不允许第三势力、反对派存在
从社会现实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既反对过国民党的腐朽黑暗，也不满于共产党的……专制；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曾经因追求民主和光明坐过监狱，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又因仗义执言而成为专政对象。他们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在这一大群人中，我们看到了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马寅初等等一系列人物的身影，而他们的前躯就是陈独秀。这说明，直到现在的中国现代史上政党政治本身就是专制政治的延续，他们容不得社会民主精英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做出真正的贡献；也说明中国现代社会落后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孕育出一个经济上、政治上都能独立的中产阶级来形成一种社会的中坚力量，来支撑社会的民主改革。在中国现代史上，许多人都曾经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势力，早年的邓演达，后来的李宗仁，台湾的雷震，都被销解于无形，胎死于腹中。陈独秀在第五次被捕出狱后，避居武汉时期，曾经遇到过一个西北军的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对他的政治主张颇为倾心，并答应陈的两位同志去师部任秘书长，做政治工作，然后徐图发展。然而，尚未来得及实现，这位师长即被解职。此后，他也曾企图把一些抗日、反蒋而又不容于共产党的人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力量，但也是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因此．陈独秀当年曾经有过的想法；“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在当时的中国，也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最后，连托派组织也由于纷争不断，两派组织内哄不已，也只剩下屈指可数的五十馀人，在内战的战火中被冲得七零八落流落港台，有的入狱大陆，成为渺然无踪的孤魂。而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为处理陈独秀问题时与张国焘、瞿秋白的谈话中曾问及：“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支持去办一张报纸?”当斯大林听张国焘回答：“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纸”时，曾经“颇为满意”。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外独裁者对待反对派在赶尽杀绝，不留馀地方面是如出一辙，毫无二致的。然而，反对派却总是不绝如缕，不断出现，这也是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由不得独裁者们的个人旨意的。
一号政治人物不一定掌握真理
从哲学理沦上来说，陈独秀所持的“终身反对派”的态度，与本世纪二十年代迄今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勃起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在《开放的辩证法》或《否定的辩证法》中提出：主体与客体，就是在一种永无止境的相互矛盾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和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否定中达到无限的发展；肯定就是为了否定，否定就是希望之所在；自由并不仅限于对必然的认识，而是对于一切阻碍建立个人之间新关系的力量和因素的不间断的否定；一切关于物质与精神、客体与认识之间“同一性”的论证，都是为了建立一种终极的超科学的绝对的真理，而这个“绝对的真理“又是为现实的“公理性“服务的，否定的辩证法则是一切现实公理性的条条框框的批判的武器；实践对于真理的检验是在它不断否定的发展之中，而并不等于获胜的一方就有真理；因此，用政治上的权威来树立理论权威，又用“理论权威“来加强政治权威，让政治上获胜的领导人来为理论上的争论下结论，政治上的一号人物就是理论上的一号人物，这种状况，只能导致理论上的窒息，思想上的僵化，政治上的独裁。而陈独秀的“终身反对派“的人生历程，正是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运用，他就是要用理沦来决定政治，而不是让政治来决定理论。因为，正如陈独秀本人所说：“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海底飞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这是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为求字者所撰的两副对联。这两付对联正好道尽了他生前在艰难中坚忍奋进和昂然的期待。预言了他生后久久被埋没在时代的烟雾中而不能显现光彩的无奈，以及历史终将还他以公道的确信。我们今天纪念他，讨沦他，重温《独秀文存》中那些被胡适之先生誉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正是要呼唤他那永不疲惫的亡灵，来做当代民主政治中不可缺少的反对派，从永远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