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0中国时局报告》特殊的一章，你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纸上的圆桌恳谈会，也可以把它当作一辑“微博”版的“论语”。我们邀请了数十名著名学者、专家、媒体高管和媒体评论家，共同把脉中国时局。他们大多活跃在中国时局观察的一线，因每个人关注点不同，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视角和新观点。

我们向每位嘉宾提了两个简单问题：1、2009年中国时局，您最关注哪一个问题？为什么？2、2010年中国时局，您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哪一个问题？为什么？

我们希望每位嘉宾能用最简短的文字，说出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希望听到的是真话、实话，相信这些话语有助于每个人了解这个时代的思想和精神状况。这些回答虽然简短，但分外珍贵，因为这同样显示了他们作为公民，对中国公共事务的热情与责任。

以下就是他们的观察，出场以姓名的拼音字母顺序为序：

艾未未 曹景行 陈朝华 陈彤 程益中 樊建川 封新城 傅国涌 傅佩荣 何力 侯小强 黄纪苏 贺雪峰 雷颐 李慎明 厉以宁 刘军宁 刘再复 莫少平 南方朔 秋风 王久辛 王小东 吴稼祥 吴思 吴祚来 伍皓 笑蜀 谢泳 熊万里 徐友渔 许嘉璐 许小年 杨子 鄢烈山 叶檀 于建嵘 袁伟时 张鸣 张颐武 赵少康 朱大可 朱德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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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

著名艺术家

2009年，有人说是“维权元年”，事情发生得非常多。这种爆发性涌现，实际上跟互联网有很大的关系。对我来说，我们做了一个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尝试，给了国务院、四川省，以及其市县，写了六七十封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信件，含有几千个问题，问的很详尽。我们做了很认真的工作，但是没有得到一条回答。这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认为，百姓的知情权和执政的透明度，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平稳健康发展，这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做了这个尝试，我们发现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在许多地方成了一纸空文，就是说我们的问题得不到任何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无论是财务、行政的方式、法规条例，包括对法规条例的解释和执行情况的公开，都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政府如何能够取信于民？或者说一个公民如何才能感受到他是可以参与到社会中来的？这很重要。只有参与，才有所谓的公民责任感，没有公众知情权的社会是巨大的倒退，所以我认为2009年，至少在一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上，仍然需要改进。

2010年，我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政府信息公开。

曹景行

著名评论家

2009年中国，我最关注的是10月1日共和国成立60年。整整一个甲子了，磕磕碰碰这样走了60年，能有今天的成就还真不容易。毕竟，咱中国人有了一二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机会，新的一代可以在正常的环境中生活、发展。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跟着她成长，甘苦自知，所以那也是我们的60大庆。

2010年的中国，我最关注的是各级权力以及同权力结合的国有垄断企业，能不能受到有效的制约。过去一年里所谓的“国进民退”，包含着特殊利益集团对私有产权的侵犯，也意味着非公经济的萎缩，如果2010年继续如此进退，中国的改革进程就走到头了。

陈朝华

《南都周刊》主编

对2009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4万亿元投资的实际去向与成效”。2009年中国经济先悲后喜的V型图景，是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绘就的，这是维系温总理所说的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信心的“定海神针”，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居功至伟，但猛药之下，流动性过剩、楼价飞涨、产能过剩等带来的问题也接踵显现。4万亿元到底花了多少？投到哪里？实际效果如何？如何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些都是民众非常关心的。现在笼统地说投向了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建设，非常缺乏说服力！要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用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分析模型说话，让大家理解、放心。否则，大家对4万亿元投资演变为权贵们新的套利游戏的忧虑很难消解。希望在今年“两会”期间，有关职能部门能给大家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对2010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通胀预期”。现在“什么都涨只有工资不涨”的说法又开始浮头了，虽然经济在好转，但大家的幸福感越来越差，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消费动力越来越弱，都在谋划“通货膨胀”之后，个人的生活质量与资产安全如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这种心理病毒的杀伤力是很强的，对整个社会情绪的传导有很大的扩散效应。因此，我个人对如何抑制通胀，一旦通胀真的出现、低收入贫困家庭的生存难题如何破解等老生常谈的问题非常关注，希望决策者能未雨绸缪，拿出行之有效的应对预案，解大家后顾之忧。否则，民生问题很有可能转化为棘手的社会问题，那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陈彤

新浪网总编辑

2009年中国在能源战略上的布局和策略值得关注。一个国家的能源战略不仅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更会影响到我们后代的未来。自2009年6月份以来，我国在海外陆续在石油、矿石、输油管道等方面进行了数起大手笔的收购、竞标和合作。从出手的密度、动用的资金量到涉及的地域广度，2009年中国在能源，尤其是在海外能源的布局力度前所未有，显现了中国的大国实力，更显现出了大国眼光。而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交锋，让我们明白，从长远看，拥有资源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能源的使用效率将成为中国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2010年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公关战略。在2009年，国家媒体公关战略已经悄然开始。在2009年底，中国国家网络电视台开通，新华社主办的《财经国家周刊》创刊，这些中央级媒体发力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国家新一轮软实力建设的启动，而其效果应该会在2010年逐渐显现。2010年，国家媒体发展和公关战略对国内新闻报道和媒体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能否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都是值得所有传媒人士关注的。

程益中

著名媒体人

2009年中国时局，我最关心的是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这个事件对中共和中国政府，以及普通公民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也必将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公民的世界观产生深远影响。

对2010年中国时局，我最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改革：在制度创新改良上，设计出一套权力获取的公平、公开、公正的解决方案，通过选举真正实现各级权力由公民授予的机制，建立起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的争取权力的竞争机制和游戏规则。

樊建川

汶川地震博物馆馆长

就我个人而言，2009年我把汶川博物馆建起来、开放了。从国家来讲，我最关心的还是经济的复苏。因为我们博物馆是个旅游产品、文化产品，跟经济形势很有关，另外我自己也做房地产，所以我很关注的还是经济形势。从经济形势来看，今年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今年我最关心社会的稳定。最近出了很多的事情，比如灭门惨案、重庆打黑、暴力拆迁等。我们的社会看似平静，但是我觉得这种稳定有很大问题。我希望的是缩小贫富差距，让下层百姓的收入真正得以增长。现在社会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矛盾在不断出现，所以稳定是我最为关注的，这一年我特别希望平安。

封新城

《新周刊》主编

《新周刊》评出了2009年的10大关键词，能把2009年的社会生态勾勒出来，这10个关键词分别为60年大庆、国进民退、气候、打黑、甲流、3G、被、钓鱼、潜伏、偷菜。换句话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到60年大庆的时候，很多问题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身了，看起来是60年大庆红色的很辉煌的色彩的调子，可背后的隐忧很多。我对2009年的关注就是这些背后的隐忧，这些问题遮盖的越深，积下的隐患可能就越大，这是我突出的一个感受。我们当时在做2009大盘点的时候，开篇提出了这样两句话“2009我们是痛恨它还是感谢它呢”，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在该期的社论上，我们写了特别的社论《我祈祷-写给2010的信》，反映了对目前现实的某种不安，提出“2010还会好吗”这样的问题。

2010年，作为一个传媒人，我会关注的太多，不会集中在一个点上，最关注的还是“2010是会好起来吗”。比如，2009年初的时候，大家觉得经济危机了，我们就会想“坏经济会让人变好吗”，透露的是对真正的社会生态是否会好的隐忧。2010年我会想房价能控制下来吗，愿望大家都是希望股市涨、房市跌，但是结果可能就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房价仍在控制中上升，而矿难仍然在检讨中继续发生”。很多传媒人的一个共同的担心是2010年如果要选一个关键词的话，大概是“涨”这个词。另外一个关注是，西方对2010年的预测是中国社会的动荡，这是不容回避的，很多问题都在被掩盖当中，我也担心这种动荡的可能性。因为房价依然压在每个人的头上，看病难、上学贵这些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这些问题恐怕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得到解决的。但是我们只能说，就像我们的社论里说的，我们祈祷一下吧，希望明年能好一点，但是审慎的乐观。

傅国涌

著名学者

2009年，我最关注的是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成都女性唐福珍被迫自焚这样壮烈的惨剧。在中国的时局演变当中，最根本，也是关系到所有人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如何约束国家权力不至于侵犯公民权利，使每个公民在时代的剧变中拥有安全感，至少能免于合法伤害权的伤害。

到2010年，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了，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能不能由废除《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为切口，自上而下地全面启动制度转型，中国这个古老大国能不能和平的走出“历史三峡”，就是现行制度能不能转型为一个以约束权力、保障权利为核心的新制度。自上而下推动这样的转型，成本最轻，震荡最小，废除国人深恶痛绝的《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可以看做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是良性互动的起点。

傅佩荣

台湾著名儒学教授

2009年我印象最深的是胡锦涛的一句话：“中国永不称霸”，这话符合儒家的想法。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像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文化与德行方面，还有广大的成长空间。孔孟思想提醒我们真心诚意，责己严而待人宽，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广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不仅是中国发展的指标，也是人类和平共处的不二法门。

中国要如何从强大走向伟大？这个问题值得集思广益，找出最合适的答案。所谓强大，是指有形可见、可以量化的硬实力，今日中国在经济及军事上已有强大的条件。但是同属强大之列的还有别的国家，未来的决胜关键在于：谁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要靠文化与人的素质了。这种软实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就，因此请先厘清方向、描绘愿景，并且在传统文化中筛检出优良的成分，由此推陈出新，使中国走向真正的伟大。

何力

《财经》主编

中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如何防止权贵化(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大和蔓延是我这两年最关心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和解决的不好，那么我很担心转型的过程会不会变得异常的艰辛。转型是个动态的过程，最终的目的是从传统国家转到现代国家。如果总是转不完，总是处在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就总解决不好。

侯小强

盛大文学CEO

2009年，我最关心版权。因为去年这一领域发生了很多事，比如BTchina因盗版理由被关闭，搜狐起诉优酷，我们盛大文学起诉百度，酷六宣布“挥刀断腕”，停止电影电视剧的盗版上传等，在年底的时候这么多版权事件集中在一起，举起打击盗版的大旗，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也是2009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在文化体制改革上有很多举措，包括民营出版业的放开，文化发展纲要的出台等，我认为要想把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做起来，必须要大刀阔斧的维护版权。去年这么多起版权事件的集中出现，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积极信号的释放。

今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依然关注版权。因为这么多版权事件出现以后，民众的版权意识是否会增强，是否会出现一批有责任感的版权维护企业，比如像酷六这样的，是否会在盗版的废墟上诞生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我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必须建立在尊重知识产权、尊重版权、尊重创意的前提下。我认为2010年我们在做一场斗争，就是和百度，那么百度是否有这样的普世观念-“技术的发布是不能损害人类的创意的”。1940年代联合国通过“伯尔尼公约”，认为知识产权是最重要的财富。那么现在中国是否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我认为这个共识将指导2010年中国的文化产业。2010年是否能在盗版的废墟上崛起中国的文化我将拭目以待。

黄纪苏

著名剧作家

近几年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受到外部直接威胁最小的时期，但这并不妨碍2009年成为中国的多事之秋。各种深层矛盾继续发作为一系列极端社会事件，如“7·5”、通钢、拆迁自焚。在这些事件中，理性、谈判、妥协越来越失去了登台的机会，砍刀、拳头、棍棒在扮演主角。过去让人头疼的上访，如今倒让人怀念了-那说明某一层的法制或政制还让人信赖。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打黑风暴、各方的反应、对反应的解读便成为最意味深长的事情。

失业、物价、楼市等“热病”，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等顽症，估计2010年只会更为严重，使社会对立更为激化。社会对立的激化又会反过来恶化意识形态斗争，使讲道理、正常辩论、通过交流探讨共识的空间更为逼仄。对于知识精英，也许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这一点，努力恢复或重建自己的理性能力，而不是继续乌烟瘴气地把脑袋别裤腰里，由肾上腺、荷尔蒙拥着，由少年作家、先锋画家领着，跟当年红卫兵红小兵似的从一个极端杀奔另一个极端。

贺雪峰

三农问题专家

2009年我最关注土地问题。与主流意见不同，我感觉土地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问题不仅仅是权利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现在土地制度，有太多浪漫主义的情绪，好像只要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农民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农民需要不需要更大的土地权利？今天90%以上的农民不是需要更大的土地权利，而是需要耕种方便。有时正是因为农户土地权利太大，而村社集体土地权利太小，导致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足十亩的小农无法经营。离开村社集体，中国小农经济根本无法获得基本的生产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取消农业税后，小农经营反而更加困难的原因。

2010年我将继续关注土地问题，也继续关注农民工返乡问题。若用人权的话语，我认为，我们必须为农民提供基本人权保障，这个基本的人权保障就是，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又可以自由返乡。今天的中国，农民自由进城是越来越容易了，但是，自由返乡却越来越难。我们要看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没有获得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来的稳定就业和收入条件，当他们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时，必须要让他们可以返乡。自由返乡的权利是农民的基本人权。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合理性，既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原因，又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秘密。中国之所以成功，不是所谓“低人权优势”，而是基础人权保障上的优势。

雷颐

著名学者

提起2009年的中国时局，人们首先会想到、最关注的自然是“石首”、邓玉娇、唐福珍……这些凸显出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入，如何界定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各自的边界范围迟早会提出来。回避、压掩矛盾其实无济于事，反会使这些矛盾以更激烈、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2009年的时局，已证实此点。

社会问题、时局的发展变化并非随自然年的辞旧迎新而有质的变化，因此，2010年中国时局最值得关注的仍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定划分，即宪政框架的搭建。

李慎明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出现新的气象。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数据第二号公报中披露，我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61%，即使是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1.7%。2004年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我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3%，而以色列为4.9%，瑞典是4%，芬兰达到3.9%。以我国企业生产的耐克鞋为例，价格为200美元，外国设计者可得到100美元，品牌商可得90美元，我们的企业所得仅是10美元，工人工资则更是低微。我国生产一台DVD交给外国的专利费是18美元，企业只赚1美元。我国生产的一些产品往往只有2%～3%的利润。中国的崛起不能仅靠“汗水工业”、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因此，应高度重视并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切实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开发等的支持力度。对核心技术我们决不排除并要大力引进，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创；在这一问题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便越容易引进先进技术。在利用外资时，要高度重视对新技术等的引进。

实现“收入分配方式”转变就必须从统筹全国的分配入手，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从中长期来说，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收入的差距不能太大。而目前收入差距还在增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影响社会稳定。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记住第二句话，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搞不好，最终要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同时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指导。要注重用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数次提到分配问题。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同志说，“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如何理解“内仗”？很值得我们深思。1993年9月16日，他与弟弟邓垦谈话时又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十分强调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有很长一段讲话专门讲了解决分配问题。前不久召开的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专门强调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加大国民分配调整力度。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具体工作部署中扎扎实实有效地解决分配问题。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而应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个根本利益应该是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统筹中国整个的根本长远的发展的高度来调整我们目前的分配政策。

从一定意义上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这两个根本转变刻不容缓。这两个转变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孔”。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孔”，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

2009年最关注的是就业问题。因为就业影响到内需的扩大，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2010年最要紧的是自主创新。因为只有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中国发明才有竞争力，而且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有更大的市场，中国的就业也就有了好的前途。

刘军宁

著名宪政学者

2009年我关注的是信仰与宗教自由。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这个精神危机不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的真空，而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变成精神废墟。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刑严法峻，也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商品、假文凭、假发票、真假防伪商标等的最大生产国。如何面对这个废墟，将是未来10年中国最重要的课题。唯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中国人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精神废墟，藉由宗教自由获得真正的信仰与道德。

2010年，我关注的还是当前的精神危机。这场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从另一个层面看，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相对世俗的国家，不论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在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也难觅宗教的踪影。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虽有复兴，但依然遭遇到很大的瓶颈。这与宗教自由的短缺是完全分不开的。因此，我关心，宗教自由究竟指的是什么？它对国人有多重要？宗教自由的不足，有什么后果？尤其在遭遇空前的精神危机、道德亏空、信仰匮乏的今天，探寻这些答案变得尤为紧迫。

刘再复

著名作家

2009年我最关注的是教育问题。因为近10年来，我觉得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在倒退，问题空前严重。首先是教育方针不明确。我一再说，教育的第一目的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性，而不仅是锻造生存技能和职业技能(这只是第二目的)。但近年来教育部门大做表面文章，追逐表面规模，追求经济效益(现在又有以“投入产出比”来评价学校)，盲目扩建，盲目升格，盲目设定各种指标，盲目招生，盲目追求分数，盲目评估，各种竞赛给学生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完全不知学生自由心灵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入围各级教育部门设定的“示范”，全校师生动员大搞假材料，到处找关系，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全社会大搞学历崇拜、学位崇拜、职称崇拜，完全不考虑人的品格与真实才能，“假、大、空、躁”四字横行校园，官场习气、商场习气严重浸染教育界。“文革”时期教育事业惨遭破坏，从批判老师开始，造成了一代的破坏性文化性格(目空一切、不知谦卑等)。现在从弄虚作假开始，正在形成一代世故性文化性格(善于敷衍，不知正直与创造)，甚至连幼儿园和小学生都学会送红包讨好老师，从小就染上恶习，充当风气中人，真是可怕之极！

今年还是最关注教育问题：因为我把20世纪视为语言学的世纪(机器的世纪)，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培养人的世纪)。教育学应是本世纪国家建设事业的中心课题，更是人文科学的中心课题，它决定着中华民族将来的前程与面貌。除了这一大道理之外，我还要特别关注很值得怀疑的“免考推荐”(由中学校长推荐)新政。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曾废除考试制度，改变“在考场面前人人平等”的优良传统，实行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制度，结果造成文化教育的灾难。推荐制度势必造成后门交易的腐败之风，势必造成学生的乖巧品格(迎合推荐主体的驯良标准)，势必造成选拔人才基本规范的混乱。教育界重建免考推荐制度，是进步还是倒退，我将拭目以待。

莫少平

著名律师

作为一名律师，我对2009年的中国时局最为关注的问题是社会公平。经济再发达，如果民众觉得不公平，社会一定不会稳定，社会公平需要三个支柱：一，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二，允许公民以各种方式自由表达意见；三，公正的司法。我认为2009年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状况都有恶化的趋势，如：因抗拒强拆而自焚的事件接二连三，因言治罪也屡见报端，法官贪腐、不公裁判、造假案层出不穷。因此我认为社会公平问题是2009年中国最为突出的问题。

我对2010年中国时局的关注仍然是社会公平问题，没有社会公平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泰民安！

南方朔

台湾著名评论家

2009年最受人注意的，乃是“G2”的形成与确定。它代表中国的国际角色取得了正当性，中国对目前这种不公道的世界秩序，已有通过参与而加以改变的机会，而不再只是徒然的反对而已。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能设定出人均GDP减排量，这种环境权与发展权并重的客观指标，凝聚了印度、巴西、南非等大国共识，乃是峰会得以产生妥协结论的功臣。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重编，是可以被期待的。

2010年，我最关心的是“美中的贸易摩擦”问题。因为2010年乃是“后艰困时代”的第一年，印钞救经济，广大的流动性犹存，而它并未投射到实体经济上，只局部反映在股市房市上。因此，2010年复苏未必可期。失业的并未有效改善，的确已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升高之虞。2009年美国的反倾销及反补贴保护主义案已多达10余起，为全球立案最多的一国。美国失业率估计到2010年底都不可能有效改善，对中国的保护主义的确值得警惕！

秋风

著名学者

在2009年，我看到的最为触目惊心的现象是市场化与法治的倒退。一方面是宏观政策因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大量私人企业陷入困境，而国有企业却借着政策特权迅速扩张。这种现象让人不免怀疑，中国真的发生过市场化么？同时，各地频繁发生地方政府的暴力拆迁，有些地方的打黑也罔顾法律程序，大搞运动。这些现象让人怀疑：政府真的知道法治是什么吗？

2010年，我认为，唯一值得期待的事情是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也是中国社会良性变化的唯一可靠动力。中国社会如果还会发生良性变化的话，那只能来自民众的道德自觉，来自公民对社会秩序的重建，来自公民对自身权利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必然以公民社会的形态组织。

王久辛

作家

2009年有网站发布《中国2009年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位列第7的是“未成年教育行业和老师”。理由如下：“孩子的教育成了很多中国家庭最大的一项消费支出……根据权威媒体估计，从小孩上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家长需投资36万元左右。”作为一名家长，我对这个估算是认同的。我知道如此庞大超常的收费背后，站着的是疯狂敛财的教育机构与老师。事实上他们已经把教育彻底商品化了，受教育者-未成年人及其家长们，成了“义务教育的购买者”，他们不得不在无形的逼迫下，购买本来若公平公正公开，是完全不必花费巨资便可接受的教育。但现在却不得不接受这个非正常的天价的“受教育的权利”。这个问题已经存在10年以上，到2009年6月30日终于被推上“暴利行业排行榜”并位列第7。这是媒体人对神圣的教育被亵渎、被龌龊、被邪恶化的强烈抗议与咆哮！我希望教育行业的所有人员千万不要无视这个与羞耻同义的排行榜，因为你们仍然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岛，太贪婪了，小心被淹没！

2009年10月，中共中央免去教育部长周济的职务，任命副部长袁贵仁接替。这是近年来罕见的未满任期中途免职的正部级长官。我认为，建国60年中有10年恢复战争创伤，有10年“文革”动乱，有30年将经济发展当作中心、当作重中之重、当作一切必须让路的龙头老大。许多不该偏废的偏废了，不该边缘的边缘了。这其中就包括国家软实力中的文化教育事业等。而将教育偏废、边缘化的恶果，不仅导致文化的断代，更使人的精神传承失去根源。时至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的同胞们不仅文化知识普遍欠缺，更重要的是教养、修养、涵养的严重缺失。看看当下的现实：从政当官的，立即腐败；从商经营的，毫无信誉；从文从教的，没有理想和信仰！虽然不能将责任全归咎于教育，但长达30年的放弃、失守、无所作为，或作为甚微，或与歪风邪气同流合污的现状，不能不说是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是该清醒、该奋起、该扭转了！

王小东

著名学者

我在2009年关注的事情是中国海军建设。这一年是海军建军60周年，并以此为契机，显示了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意图。

谁也不知道2010年将会发生什么。现在我只能说，我将关注的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体说，如中国在数控机床、大飞机、新材料等方面的进展。

我知道会有人说，你关注的这些事情与老百姓无关，你怎么不关注诸如拆迁维权、三农、大学生就业等民生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中国在科技和国防方面上不去，则中国人会生活在一个拥挤的、资源紧缺的空间里。任何社会，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产生丑陋的利益争夺，都难有公正、和谐可言。

直接的民生问题当然也重要，但我估计表示关心的人会很多，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吴稼祥

著名学者

2009年的中国时局，我最关心的是企业改制方面的“国进民退”问题。蒙牛牛根生，投进了中粮宁高宁的怀抱；日照钢铁集团杜双华，被装进国有山东钢铁集团的“炉子”里；拒绝与国航重组的民营东星航空，被武汉市政府“斩立决”；还有山西的煤老板们，一个个被收进了国有大矿的“宝葫芦”里……2009年的金融危机就像一阵寒风，国有企业就像裤子，已经被脱到膝盖以下，现在又被拉到了臀部。我关心的是，潜藏于这些动作背后的，到底是政策含义，还是体制含义，抑或是意识形态含义。政策含义上的国有化或非国有化，就像住院和出院一样，是个操作问题。就像西方银行，对之国有化，是为了让它康复，一旦痊愈，马上出院-重新私有化，赖在“医院”(国家怀里)是不行的。有人把国有化看作是对失败的市场的矫正，这就不仅是个体制问题，甚至是意识形态问题了。这样思考问题，就会有对中国30年改革的清算问题。这个问题可不小。

今年我最关心的是土地和房价问题。我怕的是共产党成也土地，败也土地。成于“打土豪，分田地”，败于“卖土地，分金银”。那个赤峰市长徐国元，6年敛财3200万元，日均受贿1.5万元。赤峰那么穷，哪来那么多钱？土地上来的，土地使用权，或土地下的资源。批地，或更改规划，就可以让开发商免缴、少缴或缓缴各种土地费用。开发商肥了，当然要让徐市长也肥。一次收取50～70年的土地出让金，还要房价下跌，这是政府涨水，但要房价的船低，水涨船不高，可得乎？如此下去，诚实劳作的普通人，恐怕只能把房子当棺材挣了-到死挣一套房。这是政府和开放商吃土地，土地吃老百姓，老百姓吃什么？

吴思

著名学者

2009年我最关注的是文化单位从党政部门脱钩，从事业单位转成企业单位。这个过程要持续两到三年，今年是出版社，明年要继续扩展，从出版社扩展到报刊，这是跟我关系最密切的事情之一。我们现在就是传媒单位都要有主管主办单位，且主管单位必须是部级或省级单位，我们的市场准入制度就被这种制度限制住了。

今年我关注的还是这个事，会不会在什么地方有契机、有缓和，党内民主是不是有可能借助民间的力量往前推一推。

吴祚来

著名文化学者

这两年我关注的都是民间组织的合法化问题。因为现在民间组织都需要挂靠在政府机构或准政府部门下面，这对民间组织的制约是无形的。我认为，应该有强大的民间社会自组织力量，来维护自身权益，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公益事业进步。没有民间的社会，行政权力与各种资本就会无限扩张，并危害社会良性发展。希望公民个人就可以自行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成为独立法人的民间组织，在法制范围内运行与发展，这是社会平衡与和谐的基石。

伍皓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伴随着刚刚过去的2009年，收藏进中国人记忆画卷中最华美的一帧，一定是新中国60华诞国庆大典，天安门城楼前盛大的阅兵。这不仅是一个典礼，更是中国强盛国力的一次大检阅，中国人民自信心和奋斗精神的一次大宣示。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领跑全球实至名归的经济强国。尽管，我们的人民还不很富裕，但国强就为民富创造了可能。国力的强盛，使国家可以较为从容、专心专注地去发展民生，特别是集中精力去解决部分人群的贫困；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等难题的破解也有了现实的基础。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从少数人富裕转型为共同富裕、普遍的富裕。2010年，我们将迎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首先要使中国这艘经济巨轮继续领航于全球，然后要千方百计使船上所有的乘员腰包都殷实。因此，只要是有利于民生建设提速的任何政策措施，我都乐见其成。如果说我们有中国梦想，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三大梦想：把中国建成富裕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们聚精会神于让我们的国家强大、国民富裕，那么，是时候去追求我们更高的梦想了。

2010年，我们寄望于大国梦想的全面远航。

笑蜀

著名评论家

2009年当然是公民社会问题，比如公盟问题，番禺垃圾焚烧问题。因为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体制内的改革，而是外部的公民社会力量的成长。没有外部推动，内部在改革动力丧失殆尽的情况下，所谓改革不过是游戏而已，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外部的公民社会力量的成长才是中国转型的关键。

2010年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问题，舆论空间问题。公民社会力量要成长，离不开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因为现有体制下，只有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才是公民自由交往、自由集结、自由联合的唯一有效和合法的平台。如果这个平台被压缩到最小限度，公民社会力量长不起来，寡头的力量和民粹的力量就无从遏制，就会恣意蔓延，这两种极端的力量结合，肯定要把中国带到大倾覆、大动乱之中。

谢泳

著名学者

2009年的中国时局，我最关注的是奥巴马访华。因为中国经济起飞后，肯定面临寻找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更好合作伙伴。中美关系是今后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从历史观察，凡中美关系正常或者友好的时候，总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时候；而中美对立和冲突时，中国自身一定是处在最坏的时候，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国际战略的结果是我国选择最坏的，甚至到了将和老大哥开战的状态。国际间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最后分手对双方的伤害都是极重的，凡由好到坏的结果，在个人一生是最大的失败，在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对中国和美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的判断中，包括了对自由民主的敬意。

2010年还没有到来，预测和算卦一样，最后的结果常常会令人尴尬。我倾向于注意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是历史造成的，人们对目前现状的评价，其实也包括了对自由和民主的判断。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管现在有多少人批评，我认为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奇迹，它所包括的历史意义并不体现在经济上，而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变革方面。

熊万里

立方网CEO

2009年，最关注经济政策方面，如何应对国际碳交易。从哥本哈根会议来看，最终中国的应对和策略都是得当的，因为碳交易是新的、西方国家产生的游戏规则，中国是没有道理、没有条件去参与这种游戏规则的。这种游戏规则充满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欺诈。这种西方惯用的规则中国不得不参与的时候，都需要保持非常慎重的态度。西方大量排污、大量碳的产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去处理，他们今天要让中国来处理这些事情。

2010年，还是最关注中国经济的稳定。因为，在2010年中期、下半年可能会面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可能面对的经济危机，恐怕也是我们30年没有经历过的、最严峻的经济问题。这个经济危机有来自国外的影响。早在几年前我就写过文章，提到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11年的亚运会，这中间还有上海的世博会，这三个大型的活动，再加上国际金融介入，对新生的经济体来讲，很可能面临活动尾端以后产生的经济动荡。这当然是有部分利益团体和其他国家有意的去推波助澜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在应对这些问题时非但没有准备好，而且政府相关官员和企业家在这些方面没有长远的准备，尤其在地产和证券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短视、急功近利。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泡沫破灭的时候对我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和日常生活的稳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这个判断是多年前的一个判断，就是2010年下半年中国会面临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从现在来看这个判断更加真切，恐怕这种冲击会比我过去想象的更大，主要是以地产和证券为主。我想2010年上半年地产和证券都还会冲得更高，但是中国是没有办法承担的，意味着这种“更高”可能面临着大的金融风险。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本来就应该更加积极的去推进这种私有化的进程，而这两年中国倒过来，就是在垄断的行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是“国进民退”。但是以我跟这些国有大型企业一些机构的接触来看，他们完全不在状态，他们的状态跟中国一些好的私营企业来比是差得很远的，以他们来应对国际金融冲击的话，恐怕是没有办法去应对的。

徐友渔

著名学者

2009年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接近年末时北京大学5位法学教授建言撤销现行的拆迁条例，此建言在全国得到热烈响应，政府方面的反应也积极，使人看到希望。拆迁问题是今日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不公正、野蛮、残忍的事件不断出现，而危害者居然有法可依。法律保护、纵容的坏事比强盗赤裸裸的抢劫还坏，因为它使人们在捍卫自己的权益时缺乏正当感、合法感。废除现行的拆迁条例不但可以维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而且会促进法治建设。

我希望2010年能实现的事情之一是，撤销现行的拆迁条例，代之以合理的、符合《物权法》精神的法规。我更希望能废除现行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因为此法与因为孙志刚事件而于2003年6月废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一样，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如果我们不能奢望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立即有作为，那么还可以希望在法治建设方面有一点改进。

许嘉璐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09年我最关注的是度过时艰。

2010年我认为值得关注的是民生。但是民生不是单纯给民众钱，我指的民生是，第一，要做好民生必须加快发展，发展得有钱了才能做民生；第二，民生的重点应该是农村，加上城市的弱势群体。但是我也没想好，民生就是给民众钱呢，还是更多的投入基础设施，资源让大家共享。比如说城里，咱们公共的城市文化娱乐设施多，即使是吃低保社保，他也可以享受；农村，如果水利工程修好了，收入低的村、户的产量可以提高，向农业现代化推进。民生是目标，为的是城乡人民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收入水平，这恐怕是最大的问题。我说的民生，比一般报纸上说的民生要宽泛。

许小年

著名经济学家

2009年和今年我最关注的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因为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我们的传统模式，迫使我们进行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拉动内需政策的执行，“危”没有转变成“机”，只是把结构的调整又推迟了。

由于结构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今年有可能在政府的“烧钱”效应过去之后经济发生二次探底。

杨子

《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

2009年我最关注环境问题。因为环境问题现在已经非常紧迫了，一旦环境的问题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到那时再想办法就已经晚了。现在很多专家开始对于GDP进行冷静的审视，有经济学家提出负债型增长这一概念，我觉得我们必须对这一概念给予特别的重视：我们的增长里，有没有负债型的增长？如果有，它占了怎样的比例？必须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不正视这个问题，科学发展从何说起？我们每年得到一个GDP增长多少的抽象数字，这个数字当然是鼓舞人心的。对中国而言，发展是重要的，但是可持续发展更重要，必须有人去做更为细致的工作，比如说某些重工业所占份额较大的省份、化工产业较多的省份，必须有人对于生产及其负面效应，做更详尽的研究，对于河流以及土壤的污染情况给出详尽的报告，并召集更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对策。如果说，我们为了一万美元的利润而大大地污染了环境，不久的将来也许我们需要一百万美元的代价去修复，而环境方面的专家告诉我们，一些严重污染的环境是不可修复不可还原的-这样的损失要如何计算呢？我认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眼光只放在这个季度、这个年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现在中国精神疾病患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没有人知道环境的恶化对导致这样的疾病起了多大的作用。而且环境的污染也加剧了生活的污染。

今年我关注的是我们能否正视GDP增长中的问题，而不是总是用一个抽象的数字来告诉大家中国始终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将使得人们对已经出现的问题继续保持冷漠、回避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保持巨大的警惕。政府和企业应该让大家看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如果下一年的灰霾天比上一年多了，专家应该告诉我们，这将导致怎样的结果；政府应该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

鄢烈山

著名杂文家

2009年最关注拆迁、自焚，拆迁事件一件接一件的，大家都在谈修改《拆迁条例》、土地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跟工人、农民相关的问题，包括电视剧《蜗居》，说的都是跟这个相关的问题。

2010年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普遍，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搞城镇化。各地政府，从大都市北京、上海开始，都从卖地中得到了好处，拆迁首先官员们政绩有了，承包商拿到了好处，还有拉动经济的效果。卖地财政，是由于分税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是到了这一步，中央政府首先是不愿意让利，地方财政还是要靠卖地。中央政府光出台一些政策，地方政府要解决实际问题，城镇化给了它最好的理由。全国到处在拆迁。农村一度叫新农村建设，现在又有了城镇化建设，很多人都会来争利。像广州、深圳，现在土地是农民所有，但是马上就能用城镇化的借口把你变成居民，把你和土地分割了。政府得到了土地，这里面的差价很大。这种问题在中国遍地开花。我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会表现得更普遍。现在很多县城已经开始拆迁了，黑龙江东宁县变成模范县，它就是大拆迁，20多万人拆成6万多人，拆出政绩来了，拆出钱来了。我认为中国人只要不搞到自己头上，是不会去捍卫地权的。

叶檀

著名经济学者

2009年我关心的蛮多的，如果要捡重点的话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山西的煤矿的问题，另一个是房价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牵涉到“国进民退”，牵涉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后一个问题牵涉到在金融危机时代，在后危机时代，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变化，会牵涉到对政策的评价。

2010年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城镇化，城镇化带动的未来的前景到底怎么样，如轨道交通、智能电网、未来新一轮房地产泡沫化会不会出现在小城市，这些都是城镇化里面涵盖的内容。另一个是创新企业的发展，包括如低碳经济、创业板的发行，我认为创业经济直接牵涉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大学生创业这一块，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于建嵘

著名学者

2009年我最关注在金融风暴下社会稳定问题。在年初就有不少人对中国的社会稳定状况忧心忡忡，认为中国会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出现较大的社会动荡。通过研究，我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现在看来这个判断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2010年我将重点关注官民冲突的特征、表现形式和化解方式。总的而言，当前中国发生的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主要直接导源于官民矛盾。而官民矛盾主要原因就是当前的公权力代表组织和机构的权限过大，缺乏一种制衡其被滥用的力量才是深层次原因。因此，要遏制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频发的势头必须整顿吏治，缓解官民矛盾，想方设法约束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建议启动以县级人民代表专职化为起点、以政治分权为杠杆、以司法制衡为保障的综合县级政治改革，使县级政权有足够的地方社会和经济管理权限，同时使县级政权及其主官的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和监督。

袁伟时

著名学者

2009年最关心广州市财政预算公开和如何处理建垃圾发电厂事件：

1)公民交了税，却不知道自己交的钱怎么用，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也不利于推动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

2)这次预算公开是公民查询和督促的成果。这意味公民社会在生长。

3)这是坚冰上的裂口，典型在前，各地很难再以“国家机密”为借口忽悠公民了。

至于番禺区建垃圾发电厂事件，公民约好同一天到广州有关部门上访，队伍浩浩荡荡，一说300人，另一说多达千人，政府没有出动警察镇压或包围。最后决定尊重民意，停建这个厂，在全区进行大讨论，重新制定规划，按照民主程序作出决定。与此同时，推行垃圾分类，减少垃圾产出。矛盾化解了。这是公民监督政府和政府努力转型的范例。对比一下几年前发生在这个区用暴力镇压造成严重后果的太石村事件，表明社会的确在前进。

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是重庆打黑中如何实现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摧毁黑社会及其保护伞，非常必要。但是，千万别像过去一样，运动式治理，殃及无辜。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这里有两个标志性的案件最值得人们睁大眼睛审视：

1)黎强是黑社会头目吗？赵长青教授的辩护词掷地有声，是当代法治史的重要文献。看法官如何接招吧。

2)李庄律师所谓教唆翻案事件。重庆检方利益攸关，此案理应异地审理，能做到吗？李庄的人权应该得到保护，为什么北京律师会的代表不能与他见面呢？《律师法》中规定的“伪证罪”界定不明确，令律师视刑事辩护为畏途。最高法院能不能及时作出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及时研究修改吗？

张鸣

著名学者

2009年最关注的是教育。原因很简单，这一年的教育败坏，达到了历史的新高。高校扩招带来几百万的学生的就业压力等恶果，另外大学本身，学术殿堂的崩塌，大批的名教授、校长被曝抄袭，除了学术腐败，还存在一般性的腐败，如贪污、吃工程回扣等也被披露出来。今年教育问题尤其突出，不光是大学，特殊教育、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想要从内部开始改造已经比较晚了，唯一的途径是另起炉灶，重新办一些好大学。2009年正在筹建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为此提供了一线曙光。

2010年最关注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在2009年冲突已经非常厉害，我感觉如果再不进行实质上的体制改革，会有更大的麻烦。官民矛盾已经表现为直接的利益冲突。原来官是人们期待中的管理者，或者说是公共领域的服务人员，现在变成了与民争利的利益获得者。官的一方越来越逼近，而民的一方由于无路可走，冲突会非常白热化。光拆迁问题，我听说自焚已经很多起了。

张颐武

著名文化评论家

2009年最关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顺利，中国的实力已经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第二，中国公众对于自己的幸福感、对于社会的公平也有了更多的关切。这两者都是很大的趋势，从全球来讲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大的趋势，从中国内部来说中国公众追求更高的幸福感，因为它的平台更大了。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历史条件，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互相联系的问题。中国人民对幸福感、社会公平的关切，与社会发展中对精神层面要求的关切有了更多的关注，对自己生活改善的期望有了更强的要求。

2009年，中国和世界都到了发展的新的临界点，世界新的格局已经开始清楚了，2010年是中国影响力更为扩大的一年，2009年的这个趋势会进一步延续下去。中国民众对幸福感的要求还会越来越大。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从2010年就会看到，中国人开始愿意为服务付钱，原来中国人把消费压得很低，主要买实体的东西。这将改变中国整个发展的结构。此外，二三线的城市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现在中国的繁荣、发展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那么2010年二三线城市将蓄势待发，中小城市的爆炸性增长将是中国发展的新一波的动力，这将改变世界的格局。

赵少康

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家

对2009年的中国时局，我最关心的是“经济”，因为在全球金融风暴袭击下，中国经济能否经得起考验，不仅关系着中国的经济本身，也关系着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情势，而台湾与大陆两岸经贸息息相关，当然引起我的注意。

对2010年的中国时局，我最关心的是分配问题以及环保议题，中国的经济算是站起来了，GDP年增率可望到9%，但是房价高涨，都市、农村所得及沿海、内陆发展差距甚大，会造成相对被剥夺感加强，社会正义不彰。而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国的环境责任加重，如何保持经济成长，又担负起世界公民的责任，是中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朱大可

著名文化评论家

2009年我最关注公权力被滥用和公民权利不断遭到侵害，由此引发频繁的群体性事件。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将变得不可调和。

2010年我会关注中国文化的严重危机，以及把儒学复兴当作拯救危机的唯一方案。但这不是文化复兴，而只是文化复辟，它的问题在于用单一的文化学说来统治民众。中国需要的是多元的文化选择，而不是新的文化专制。

朱德付

《中国周刊》总编辑

2009年的中国时局，我最关注的是“国进民退”。挟金融危机中人们的恐慌心理，加上西方自由经济遭遇的普遍质疑，历史上一直强势的政府公权力在中国愈加强有力。不仅体现在“维稳”等公权应有范围内，2009年更放大到几乎所有经济领域。“万能政府”似乎成为历史对我国的青睐。具体表现为经济活动中大规模的“国进民退”，虽然国家统计局日前加以否认，但官方的某些统计数据一直被人质疑垢病。事实上，从钢铁业到房地产业，人们看到的是“国进民退”的现实。事实胜于雄辩。“国进民退”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一旦某些行业被一些利益集团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肆意垄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则令人堪忧。官与民争利的结果，古有明训。

2010年，我最关注的是文化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巨大发展令国人振奋，同时也令全球瞩目。但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使简单的经济崛起显得后劲不足。只有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相匹配，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2009年，文化振兴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但文化体制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令人有遗珠之憾。我们希望在201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格局尘埃落定，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得以极大释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文化产业的发展是重要标志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软实力才是真实力。

　　（记者吴婷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