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李淑梅教授《马克思对卢格的批判与社会政治哲学的构建》一文中的观点很有兴趣。我发现该论文中有很多引发我思考或对我有启发的观点。根据她对马克思的文本解读，最深刻的观点是：摆脱贫困的问题是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是关乎整个社会结构而非国家或政府形式改造的问题。从英国和法国政治革命年代起，通过政治革命解决贫困问题终究会将革命送上绝路。马克思以为，这是按照最简单的逻辑要求便能看到，但是，为什么卢格连这种简单的逻辑都没有搞明白呢？为此，我想来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何谓政治和政治理智
大家都承认“政治”是一个语义并不十分确定的术语，而且大家一般也都承认：政治是与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权力操作方式相提并论，或者至少是与国家的权力操作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是，这样一种对政治的定义有着一个令人不快的循环，权力操作似乎就是政治，而政治则是某种属于权力操作的东西。严格地说，这样一种政治概念并非是传统观点，而是属于现代的政治理解。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是马基雅弗里和霍布斯。他们认为，长期以来，传统的政治观点把政治的目标定得太高，其表现在于，要么没有认真地看待实际的政治事务，要么便是以道德理想的名义来理解政治事务，结果建立正当的社会秩序却需要天使和上帝来帮忙。自马基雅弗里和霍布斯开始，政治变成实际的人认可的议题，而不是臆想性完善的人的思考议题。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从人应该如何生活开始理解政治事务，而是从大多数人所欲追求的实际开始，把政治的目标降低。这样，基本的政治问题变成如何和大多数人实际的欲求相协调的问题。因此，现代政治欲把“利”字放中间，把历史理性积淀而成的“政道”放在一边。把政治理解为权力的角逐，或者说，马基雅弗里和霍布斯定下的西方现代政治理智的基调是：政治就是攫取利益和保障利益的工具。从马基雅弗里和霍布斯起，现代西方对政治的理解大部分和利益有关，和我们现代的政治（德性）原则转换为经济原则有关。想必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说，这个时代的政治理智已经不屑于用“对政治灵魂的柏拉图式的爱”的语言来粉饰它们赤裸裸的私利，而是对其私利大言不惭了。
总体来看，现代政治哲学的性质不但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对政治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它的“希望”，即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为剥削关系的希望。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在条件，就是不断激发人的欲望和利益追求的活动。相应地，政治问题就是如何确保私有财产和个人自重的活动的问题。政治问题如今已经成为治国才略的技术（“治道”和“治术”）问题，成了如何满足大多数公民的最大数量的需求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经济不平等是允许的问题。说白了，政治理智企图杜绝如下情形的出现：一个公民能富裕到购买其他公民的程度，或一个公民能穷到不能不出卖自己的程度。西方政治哲人说，在现代政治框架下，正当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圣恩、道德，也不是品格塑造，而只是细密精巧的制度。甚至对于一个民族，哪怕邪恶如魔鬼，建立正义国家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只要他们有足够的聪明。这听起来似乎难以理解。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由马基雅弗里和霍布斯所带来的政治理智的变化。除非我们对现代政治理智变化有这样一种理解，否则就不能洞察政治理智的“蒙蔽性”。在现代党派政治斗争中，以自由民主的名义来掩盖背后的利益争夺，并且往往总是把社会贫困当做“特殊的政治问题”，把产生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与他敌对的政党。可想而知，卢格试图用民主的形式去解决德国工人的贫困问题的政治措施，一定不会管用。马克思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认为，政治理智只是“已经有些家当，已经惬意地过着优裕生活的人才能有这种理智”。政治理智的产生不会源于解决社会贫困，相反，政治理智必然是用来争取经济利益或者用来扩大并巩固经济利益。马克思使人信服地反驳卢格那种政治理智能发现社会贫困的根源的天真观点，迄今为止，社会贫困肯定与国家的私有制本质有关，因此政治理智只能掩盖社会贫困的根源。这意味着，当人们用摆脱贫困的冲动来取代消灭私有制、追求自由的努力时，革命就一定会最终导致自由的丧失，而不是自由的获得。卢格政治哲学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深刻理解这一现代政治的矛盾现象。
对政治理智的批判
从政治理智看，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力，焦点似乎都在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尽可能满足大多数公民的最大数量的需要。照此来看，有人以为，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是在谈论相同的事情，否则他们根本不会剑拔弩张。但这一观点，没有太多的社会现实意义，这就像资本家与无产者都是人，他们都需要吃喝住穿，没有太多的社会现实意义一样。而这种观点之所以存在，也是由于它离开了现实生活。进一步讲，只是知道这些事实，就像只知道自然的法则一样，对于现实社会的改革还不够用。举例来说，要在这些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说什么是剥削，什么不是剥削，是不可能的。即使大家都同意剥削他人是不正当的，什么能算作剥削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没有令人信服的办法反驳那些认为剥削他人没有过错的观点。局限于现代政治理智的观点，势必也就把国家和社会看做相同的东西。在马克思对政治理智的批判中，他重视的是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区别以及资本家和无产者对他们各人的特殊“利益追求”的不同反应方式，而这种不同的反应方式是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这种不同的反应方式所形成的阶级意识，就是资本家和无产者冲突的根源。这里也可以找到“何以政治的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那样仇恨、那样无情，何以非政治的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却不加抵抗、表示同情”的原因。
马克思对政治理智的深刻批判，其实质也就是对那种以纯技术的方式来看待政治事务的观点的批判。有人曾说，政治与技术的结合作为一种最新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政治与宗教、与形而上学、与伦理甚至与经济的结合。对技术政治的信念在当代广为流行，其根据无非在于：人们在技术中似乎已经找到了绝对的、客观的基础。问题在于，纯技术的政治之所以为纯技术的政治，就因为它是在技术政治范围内思索的，它的好处在于能够回避那些有争议的主义之争。譬如，能够回避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在技术性中，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阶级和宗教显然均达成了表面上的共识，其实技术根本没有提供一种评判的标准。随着不断推进的理性化、官僚化、技术化的必然过程，国家一方面可以承认社会贫困乃是社会弊病，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这一社会弊病的原因，或者归于“不以人为转移的天然缺陷”，或者归于“私人意志的堕落”，或者归于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表面和偶然的缺欠”，至于国家自身的缺陷连想都没有想过。由此，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社会解决贫困只能是从局部的观点出发。
马克思在对政治理智批判时，胸怀社会，谈论人类作为本质上建立在劳动为基础上的尊严。体现人的这种尊严的社会共同体只能是相异于虚幻的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共同体，是社会主义社会。但这一思路不是要归入“美好的意愿”、让政治理智发挥作用，而首先隐含着依靠物质力量有可能原则上创造一种新的共同体。只有在这样一种新的共同体中，才能认识社会贫困的根源，并使其彻底消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