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政府把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当作近年来的政策目标，本文从两个层面评估了这个目标是否正确：非正规就业者是否需要走向正规化？如何走向正规化？从微观层面上看，非正规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不低于正规就业者，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高是有效率的；从城市层面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会自动下降。这两个结果意味着，促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未必是一个恰当的政策目标，政府需要设法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但不必强迫劳资双方签合同。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工具变量；教育收益率

*吴要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52，电子信箱：wuyw @cass.org.cn.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问题”的部分成果。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为改进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作者承担文中可能存在的所有错漏。

一、引言

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竞争使传统的国有集体经济部门萎缩，新兴部门则发展壮大，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图景：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升同时发生。其他转型国家也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种灵活性上升、安全性下降的市场变化（卡则斯等，2005）。新兴部门内这个日渐增大的劳动者群体，被政府和学术界称为“非正规就业者”或“灵活就业者”。蔡等（2004）利用中国政府部门统计体系的特点，对非正规就业者的规模进行了推算，虽有误差，由于口径一致，还是能从中看出非正规化的变动方向：非正规就业者在2002年达到峰值，在所有的城镇劳动者中，大约占39%.一些研究者利用微观数据，描述了这个群体的岗位特征：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岗位不稳定且缺少社会福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2年12月所做的劳动力市场调查的数据（66城市）显示，新兴部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的比重为8515%，传统部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占2314%（吴要武、蔡，2006）。与正规就业岗位上的同伴相比，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条件不让人羡慕，但也决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令人沮丧”。

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迅速减少，城镇则开始面对“缺工现象”，灵活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做出的反应就是提高工资。2003年以来，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技术劳动者，平均月工资从2002年的约600元上涨到2007年的约1500元。这意味着，非技术劳动者的供给曲线由过去的水平型变成向右上方倾斜型。一些学者判断，中国发展阶段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蔡，2007，2008）。

同样始于2003年，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化程度出现持续下降。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迅速上升与非正规就业比重下降同步，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见附图1.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经济学家面前：如果经济增长持续下去，非正规就业者能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同时，也提高就业稳定性吗？“体面就业”能够自动实现吗？这个问题尽管尚未得到回答，政府的政策已经走在了前面：2007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它们分别于2008年1月1日和5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比连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明确的信号：政府希望通过相关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解决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问题。此前，中央政府一直是鼓励灵活就业的。

本文根据城镇劳动力市场业已发生的变化，研究就业稳定性的变化，回答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在当前发展阶段上，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是个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吗？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走向正规化？

二、研究框架

本文对城镇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程度演变路径的分析，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这是非正规就业出现的历史起点，也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改革之初，城镇劳动者基本上都是安全性高的正规就业看。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城镇新兴部门和劳动力流动出现，尽管大多数城镇劳动者宁愿在传统部门前排队等待也不愿进入新兴部门，新兴部门还是通过市场工资吸纳了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和排队群体中的退出者，在取得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改变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程度上升了。因竞争而有了内部激励的传统部门也愿意到市场上雇佣廉价劳动力，对他们实行差别待遇，这是非正规化的另一个途径。

高速增长已持续30年，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城乡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都在上升。“工资上升”既包括货币工资提高，还包括社会保障范围扩大，签订书面合同提高就业稳定性等。非正规化程度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上升之后开始下降。可以推断，像中国这样同时创造了高速增长又向市场转型的国家，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的变化，从时间上应该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路径。附图1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地区的发展水平高于另一些地区，这种经济格局使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程度有了地区差异，这为寻找决定非正规化的因素提供了可能。本文观察2005年的城镇劳动力市场，这时，非正规化已在下降过程中（见附图1）。可以推断，一些转型较早、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已经走过了“工资低廉、就业灵活”阶段，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程度已经下降；另一些转型较晚、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正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仍处于“工资低廉、就业灵活”阶段，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程度仍然很高，甚至仍处于上升阶段。各城市2005年的人均GDP （对数值）与非正规化之间的关系显示：随着人均GDP 的提高，非正规化呈加速下降的态势（见附图2-1）。

在探讨非正规化的决定因素之前，须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需要走向正规化吗？

1.走向正规化有效率吗？

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低于正规就业岗位上的同伴，其他条件不变时，非正规就业者本人是愿意进入正规就业岗位的。但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并提高安全性，是改进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还是降低了效率？这是判断是否需要政策干预的经济学依据。只有弄清两个劳动者群体内各自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才能判断非正规就业者未来的方向。

本文把教育收益率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如果正规就业者群体内的教育收益率更高，则帮助非正规就业者走向正规化，就是改善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反之，干预会降低市场的效率。

2.通过什么途径走向正规化？

劳动力市场走向正规化是与产业升级、提高技术结构相伴的。如果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由竞争性厂商依据市场信号进行，政府很难把低技术结构人为推进到高技术结构。因为产业调整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对新兴部门来说有很高的门槛，以低技术结构为主的新兴部门厂商很难从国有银行融资以提升技术结构。产业升级主要依靠厂商自己的积累。厂商是否愿意产业升级的另一个条件是要素价格的变化：只有工资上升到足够高，使资本变得相对廉价，厂商才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资本可获得”与“要素价格变化”是民营企业升级的两个条件。

市场能够自发完成这种产业调整吗？把观察对象设定为城市并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分析，则“产业结构决定就业质量”的命题就可以进行经验检验：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一些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资本开始变得相对充裕，劳动力开始变得相对短缺，会最先遭遇工资上涨，要素禀赋结构改变了，这时，提高技术结构和资本密集度是有利的。这些城市新兴部门的厂商，会率先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就业安全性。因此，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非正规化程度会下降得更快。这个理论推断与各个国家的经验事实是一致的：发达国家的非正规化程度低，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化程度高。

从以上分析可引申出一个能够应用于中国城市的假说：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定阶段后，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就业安全性得以提高，劳动力市场会自动走向正规化。

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1998年，政府鼓励劳动者采取多种形式的就业，包括“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以缓解严重的就业压力。鼓励灵活就业的效果是显著的，非正规就业的比重迅速提高。2002年以来，经济增长迅速，就业压力缓解。2006年以后，政府部门一面声称“就业压力仍然巨大”，一面悄然转变鼓励“灵活就业”的政策，开始出台一系列提高劳动力市场安全性的政策、措施甚至法律法规。从改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看，政府需要干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吗？本文的经验研究得出了清晰结论：（1）从事非正规就业的群体，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并不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似乎没有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损失。（2）市场发育会带来非正规化，但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提高发展水平，又是降低非正规化最有效的手段。

从这两个研究结论可引申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在发展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鼓励劳动力市场发育，提高市场灵活性，非正规化是有效率的；当发展水平提高后，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伴随着就业安全性提高，降低非正规化也是有效率的。提高发展水平是个渐进的自然过程，没有必要在那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强制促进正规化；那些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城市，已经开始快速走向正规化，也不需要政府干预。因此，走向正规化（“体面就业”）可以作为一个发展方向，但未必适合作为短期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