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航编译 王燕校

内容提要：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和发展机构有两个主要的对外政策目标：一是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发展；二是民主化。人们普遍认为，加强民主既可以促进国家内部的稳定，又可以避免国家之间产生冲突。然而，民主与快速、高效、持续的增长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制度上存在着可以缓解的结构性紧张。文章旨在从制度的角度探讨发展和民主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发展 新制度主义 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海外发展与援助官方问题逐渐聚焦在贫困、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上。如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一览表上，高居在首的承诺就有：到2015年，将发展中国家贫困减少一半。增长，尤其是扶贫增长，已经成为西方主要的双边和多边发展组织明文规定的政策性目标。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早期，为给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做出了更加不切实际的宣称，尤其是在非洲社会中，这样的声言看来难以实现，2这样，人们的研究兴趣就转向了各种制度在促进或者阻碍增长以及利益的分配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上来3。

与此相关的共识是：与国家内部的政治不稳定（也是当今冲突的主要形式）4有最普遍联系的是贫困、不平等以及对资源、影响力和权力上的获取不公。虽然脆弱政权和失败国家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14%，但却是世界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占所有儿童死亡人数的40%以上。5另外，更多“不稳定的”、“无赖的”、“崩溃的”、“脆弱的”或者是“失败的”国家不仅贫穷如洗，而且管理无方，对政治游戏规则缺乏一致认同；除此特点外，这些国家还有丰富的可获利的自然资源（如：石油，钻石）；地区、民族、宗教派别和各个阶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政治分歧；往往还有所有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的致命情况。上述种种共同削弱和阻碍了对稳定牢固的民主政体的建立。6根据大西洋两岸国家最近的三份非常重要报告来看，7如果通过让人们在经济和社会中拥有更多利益，从而使增长和发展有助于降低不稳定性（亦即减少对地区及全球安全的威胁），那么对增长与发展的研究就不仅仅是道德和经济层面的，还是更深远的政治层面上的。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发布过名为《非洲冲突之原因》的报告，报告中一项关键政策的含意就是要使“外交政策、安全以及发展目标之间的凝结更紧密”。8

民主化

民主化一直是冷战结束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西方政府和国际机构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并且对它的宣传推广已成为双边及多边贷款的一系列附加条件中的一部分。9正如有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论争一样，道德和经济方面的争论也被迫为推广民主的而服务了。建立在自由模式上的民主政体不无例外地与资本主义或者混合型经济联系在一起，因此追求民主化应看作是更大范围的经济上的推动力的主要部分，而此推动力才驱动了全球化进程。在推进民主政体方面同样紧迫存在着政治与安全的论争，也已成为近十年里的显著问题。很明确“完全的民主制度极少能造成重大政治颠覆和不稳定”10，并且通常能更有效地促进管理工作11，因而证实令人震惊：自由的民主政体不会成为战争的双方。12

“情况危急的国家”

综合考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后冷战时期（2001年“9·11”事件之后更甚）大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及其操纵的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译者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将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要点定位为民主化和鼓励经济发展（特别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扶贫增长）这样的双重目标。特别是倍受关注的30个“应付力不足的低收入国家”13（世界银行的命名），或者“情况危急的国家”（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的命名），出于政治上而非经济上或道德上的考虑，此目标更加首要紧迫。

政治

所有这些反映了人们更深刻、更公开地认识到发展中政治、管理和制度三者的作用——今非昔比。实际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之间形成的对比最全面，在后一期间新自由主义开始处于上升阶段。1991年世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名为《发展带来的挑战》，认为国家及其各机构的作用非常有限；而在1997年，在许多做了结构调整的经济体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那一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名为《世界改变中的国家》，开始确认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令人同情的现实却仍然很审慎的作用；到2002年，世行发布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名为《为市场建立制度》，显而易见，世行已经开始更加公开地认可（尽管很少如此表述）政治上的集权不仅建立了诸多制度，而且也打破了这些制度，世行的研究结果中也越来越突显此点。

这是否预示着对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回归到了更加积极的态度上，或者这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一次改进，都还不很明了。但是世行进行了一次严密的调查，此调查是针对自九十年代末开展的各研究主题、工作文件、和研究报告等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对政治的作用特别是制度在发展中的作用有着更全面的看法，世行里更多的政治学家也持有此观点。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处不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此银行将“多党民主制和多元主义”作为其在东欧的目标15）都严禁在其协议条款里出现追求“政治”目标，如民主改革这样的端倪。毋庸置疑，要想不触犯这些条款或其成员国的主权（尽管这从来都不适用于IMF贷款条件或者最近世行更加明晰的为贷款而附加的经济和管理条件）而去畅谈政治问题很有难度。尽管如此，到二十一世纪初，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结构调整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运转都需要强大、有效且稳定的国家机器来提供“良好的管理”，由此才能避免被特别利益所“俘虏”16，才能建立和维护一套系统的法律制度来鼓励和保障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制度性不适应？

但是，发展制度和民主制度在结构上适应吗？或者说，至少他们能在紧张局势中共存吗？如果可以的话，这或许明确意味着在很多发展中的社会环境里，尤其是在非洲，这种紧张局势会给同时开展的民主稳定和民主发展的进程难上加难。此处不是要争论是否发展应该先于民主，或反其道而行之，也不是争论是否发展（当然是快速乃至赶上其它国家的发展）在民主进程中是否可以达到目标——大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统计和计量分析基础上来讲，并没有历史事件可供论证民主就应该是“发展之神坛上的祭品”或者在推进发展上专制独裁更胜一筹（17）。而我们要探究的是，如果这些紧张局势和平衡状态真的存在，为什么可能会出现用管理政治和政治经济的制度化方法来框定事实这样的情况。相继的讨论本质上在于：制度的特点与民主和发展的要求大相径庭。为了确立此论点，首当其冲是评估人类社会中制度的地位和核心作用。

制度，社会和政治

概言之，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科学）的主要原理是：如果没有广泛认可的、适当的规则及准则来统领社会、经济、政治事务的各种行为，也没有规则与准则来限定人类以及其它资源该如何使用和分配，那么人类社会不能持久，不会繁荣，更不能发展。因为我们是社会性物种，必须群居生活。为此，我们需要就该如何行事，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做出集体决定（或者为了集体而做出的决定），如何实施规则和决定，以及违反行为要如何处置这些方面达成一致。这样一套套的规则就是谈论制度时我们所寓意的。本质上，制度就是一系列（广泛认同的）标准、规则、程序和惯例——它们要么就像宪法一样被正式确立为法律或法令，要么就是文化实践中所达成的非正式共识。18通常并且很关键的是，这样的制度——无论它们主导何领域——要传达和维护的是各种权力关系。

此观点并非局限于政治科学范畴。建立在更古老的经济学传统之上，19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坚持其强有力的、有说服力的提法（尤其是在发展领域）：制度是“人为生成的、对人类相互影响进行定形的约束力”，由此也构造了人类交流——特别是（但也不仅仅是）经济交流——的种种动机。20探讨到“公共制度促生了限定公共官员行为的奖惩措施，”21，世界银行对此观点略有不同，但本质上相同的一点是：制度最好被当成是规则，而规则为我们的行为方式定形。此点并非指规则不会或者不可以改变：那是荒谬的，显然人们为了集体目的制定并改变规则，这不可避免地反应了权力分配的不同（通常是被改变得不同）。当然，可以认为：一旦制度建立并稳固下来，——无论是社会、文化、经济还是政治的——都会对人类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且不易改变。比如说，如果英国的选举制变成比例代表制，那么以民主党派政治为形式的政治行为就会和现有的行为截然不同了，但同样明确的是，要组成支持如此改变的利益联合体并非易事，因为独政（或者有可能独政的）党派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去做改变。22相应地，选举制政治行为仍然受到制定它的制度（和规则）的约束。

然而，因为每个社会的制度环境（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差别很大（比如智利、中国、巴西或者孟加拉），举例说，如果相信同样的经济或发展政策在每种社会成效都一样的就非常幼稚了。23很大程度上，这种认识——认为制度很重要——对于抑制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疯狂蔓延，以及对导向发展部门的政策观察，使其关注政策起源、发展、持续性以及发展制度的变化，都有影响。24

由此，社会学家认为，存在着多种制度领域，它们常常交叠运行（有时又互相冲突，产生不尽人意或者出乎意料的结果），如社交制度（引导社交来往和行为——比如两性间交往）、经济制度（规定从无声的物物交换到与股票市场相关的经济行为的规则和程序），以及政治制度（定义和支配权力关系和决策决定）。并且，置于任何社会的历史和财富的环境中，这些制度领域的交互方式在为政治经济定形即——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十九世纪现代政治学学科形成以来，选择了政治学的学生一直对制度兴趣盎然。然而，由于与法律和历史（尤其是宪法史）有着理性与学科性的渊源，政治科学的关注点传统上曾有些狭隘——典型的包括对各国的或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涉及到宪法、政党、选举、历法、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者关系等各方面。25毫无疑问，这样的狭隘些许使得米歇尔?奥科斯霍特（Michael Oaskeshott）在1961年注意到英国的政治学学生已经 “被强加了一门沉闷得难以想象的课程，从中他们学到的是当今世界的各种宪法结构，因此，有关时事政治的无聊传言和偏见猜测成了他们那种解剖学式的构造学习仅有的一丝生气。”26

新制度主义

然而，近些年来，对制度的看法已有了更广泛的观点。政治学家们（以及经济学家们）对不同制度（成套规则）如何在社会内部及不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倍感兴趣，这些制度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既有国家内部的也有国家之间的，而相互作用又是通过涵盖广泛、过度拱高了的一套步骤进行的，我们将其理解为“统治”，此词最近已被切实可用地定义为“规范公共领域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构建和管理，是一个活动场所，在此国家及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相互影响以做出决策”。27

因此，如果公共领域是国家的正式规则与社会和经济领域内的正式规则相互作用的场所，那么这样的相互作用或许相容或许不相容，也或许二者兼而有之。比如，罗伯特?普莱斯（Robert Price）杰出的研究成果表明，南加纳地区维系后代群体（大家庭和世系）之间关系的是忠诚、相互支持、责任感，这样的制度（社交规则）对加纳官僚如何解除行政职务产生了强烈影响：假如家庭成员和官僚之间有习俗和制度准则上的冲突，结果就是削弱韦伯式统治的“适当”作用28。

同样，尽管此观点招致了很多尖锐的批评，29但信任的准则和不同社会（或其中的某些地区）不同的合作制度如何不仅影响了政治习俗、实践活动而且影响了发展的水平与形式的问题，已经由“社会资本”领域内工作的主体表明了。正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所指出的 ；“文明社会的特征对我们的民主，我们的社区，以及我们自己的健康都产生了影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30简言之，社交领域的合作制度（标准、规则、和惯例）对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相应地，政治制度又通过多种消长方式影响到经济、社会制度及实践活动。31

并且，对发展中国家“腐败”的比较研究已经表明，直接滥用公职以满足一己私利已成为一些腐败现象的明确表现。这就是戈登?怀特（Gordon White）谈到中国作为“A级腐败”32时所指的情况。然而，就侍从主义(patron-clienteli*)的传统制度或其它已渗透到经济、社会、政府及国家的正式制度之间相互联系的关系（诸如中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个人信任和相互利用33），这些进而形成了政党政治的制度和统治体制的方式来说，理解和解释此现象的其它表现形式是很有用的。34立法机构身处于更广泛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中，其功能也就无处不受这些制度的极大影响。此现象在正在发展的地区特别显著——非洲就有许多此类令人沮丧的例子：独立后立法日渐腐朽、宪政瓦解——在这些地区，制度的演化还未融入本土化进程，而是以外部强加和植入的形式进行的。35，《斐济时报》1992年9月3日的一篇社论里更好地阐释了这一观点，文中质疑民主制度是否会是一朵不能“在南太平洋土壤里生根36”的“异域之花”。

政治制度和现代国家

众多制度领域中，政治学家总是津津乐道于其中一个领域：政治领域的各种形态和演化，特别是现代国家制度，此领域关系到由其明确和反映的各种政治形态及权力，而正是这样的政治形态和权力引发了这一领域的形成。对于统治、规则的进程与惯例，或者对很多国家采用的制度化的统治形式，以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平衡关系——例如选民和政府间对于税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的复杂的交易关系，我们也很感兴趣。史无前例，至少从十八世纪开始，国家实体以及现代国家的正式政治制度成为了政治体系或政体的控制模板，起初是在欧洲，接着通过征服、侵略、和不可避免的复制（如1868年之后的日本）进入了更广泛的世界。

国家面临的挑战

然而，十九世纪以来现代国家面临着两个基本挑战。第一个就是“发展”的挑战，或者说，如何推动快速持续（赶超他国）的经济增长，起初借助十九世纪中期大不列颠的统治方式，之后则是广泛借鉴更多的西方强国39。此挑战的主要推动力往往需要提升国家安全防御能力，40经济的增长与繁荣也必不可少41。十九、二十世纪，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第二项挑战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公民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参与权的要求，而这正是民主需求的形式，尤其国家自身增加了社会税收的要求时，这种民主需求的呼声也会更高。

十九世纪现代国家巩固且传播开来时，这两项挑战已经成为现代国家许多问题的核心，并且一直是发展中世界里新兴国家的紧要问题。另外，稳固、加强民主对制度的需求和快速转型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发展）对制度的需求存在结构上的不同。

发展的制度

“发展”理念颇受争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42。其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论点得以被采纳，他提出：发展包含“社会转型”，43。这种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在所有主要的制度领域——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还涉及到应用技术的、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些方法跨越了极广的制度范围，其应用是通过采取降低婴儿死亡率、延长寿命期限和改善教育和健康状况来加强人类福利潜力，目的是提高生产力。

除了发展的物质层面，其他学者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会认为：发展使得自由和选择（包含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延伸成为必要。44由此，既然人人皆知通往成功的道路从来都不会（现在也不会）只有一条，发展的核心思想需要从两个关键意义上来理解。第一，将其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转变的过程，包括（至少一开始是相对低的收入，或者高度不平衡的经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领域中发生的激进又快速的变化，以及在社会结构（阶级和其它）和潜在财富的分配与运用权力等方面的此类变化。第二，区分“发展”和“增长”的关键点就是增长利益分配的问题。没有发展，快速增长也是可能的， 1965年之后巴西的“奇迹年代”以及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的南非既是如此。在这两个事例中，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被置于“发展”之外了，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就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10%的上层阶级在巴西占据着47%的收入；在南非数字很接近占据了46%）。45但是，在经济增长获益分配更平均而不是更不平均的地方，可以说发展正在进行，尤其（正如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多年前所坚信的）是在那些贫穷、就业率低和不平等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的地方。

经济制度的改变

从这种“转变”的意义来理解问题，为发展建立（或者说重建）基础，并维持运转的每步过程，会对许多制度产生影响。比如，在经济领域，任何通往发展的道路上核心要求都是“盈余利润的生产与分配”，47因而制度安排就是对过程（诸如存款、税收、特别是投资一类的）的鼓励和管理。只要牢固建立的价值观与制度阻碍了此过程，发展就会做出妥协，如普及于许多狩猎、群居社会中的特征性的互惠互利、人人平等制度，48就显然是合适的例子，无论这例子多么令人景仰，多么极端。更普遍的问题是，无论是其定义还是实际运作，发展都是一个激进的，往往充满动荡的进程，它通常与深远的急剧变化有关，此变化发生在财富的结构及使用上，如果成功，它就会改变自身以及财富和权力的结构。此外，不可避免要采取一些非舆论的步骤，尤其是当一个新的、发展性地被指派的政体刚刚执政，面对一个急需关注、财富与机会极为不公的烂摊子之时。

革命后1949年的中国以及1959年的古巴就能戏剧性地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几乎所有旧经济制度都被推翻，新制度建立并巩固起来。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非民主国家南朝鲜，虽然那里状况截然不同（尤其在1960年军事政变之后）；同样也发生在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后正式走上民主道路的新加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非洲大部分次撒哈拉地区 ——不管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模式49——大部分地区情形令人沮丧，很大程度上，只能解释为：也许是政治上的无能，也许是不愿采取上面提到的措施。

土地改革就是经济制度中非舆论改变的有效例子，它往往被认为是农村和更广大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就算有补偿，因为土地拥有者无法达成总体上的认同，特别是（按照惯例）其目的是通过改变农村权力和财富的结构来降低贫困时，土地改革很难获得一致认可。50比如在拉美和亚洲，土地拥有者往往会组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合体，并且和主流政党、军队、甚至是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甚至有能力推翻土地改革计划。51这样，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想要成功改革农村财富和权力制度而去制服这些既得农村利益，却行之无效。斐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执政时的菲律宾土地改革以失败告终52；七十年代阿里? 布托(Ali Bhutto) 政权领导下巴基斯坦，土地改革也成了天方夜谭；53印度的民主制在推进国家土地改革方面成效甚微（不过在像克拉拉州这样的地方，相比而言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而南非1994年之后土地改革的缓慢步伐更能说明这个问题，54到2001年，只有不超过百分之二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改变。

政治制度的改变

不可避免，一个国家要发展就要有政治制度的激进转型，这直接反映在（也有助于带动）一种或更激进或更不激进的对权力的重新分配。显著且更具戏剧性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和古巴的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两个国家，政治和旧有统治秩序的制度结构已经完全被取代。而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政治制度结构也发生了戏剧化的改变，这是一场“由上而下的改革”。55 1923年之后在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和1932年之后的泰国也是如此56。这种政治、权力和统治制度的重新洗牌也发生在南朝鲜，一开始是在日本统治之下，随后1945年获得独立，而在1960年朴正熙将军军事行动促发下引起的急剧发展时期，转变更为突出。韩国的这些转变（如其它地区一样）需要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并且为了推广、管理和监控农村以及工业和金融的快速发展，需要专门设立一套官僚机构（特别是经济计划委员会）。57在博茨瓦纳，建立起了一个可以与韩国经济计划委员会相比的机构——金融和发展计划部，但同时，传统权威的力量，比如博茨瓦纳的酋长们，在该国1966 年独立之后很快就被降级，并一直受到压制，其权力也被转让给新的议会和中央官僚体系中新的发展部门58。

这里，所有例子要说明的基本点就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一个动荡的，挑战（并且常常是击败）旧有利益并创造新的利益体的转型过程，这个过程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尤其是那些需要作出努力把增长和发展结合起来的领域）所要求和产生的的制度性变化已经很激进，影响也很深远，并伴随着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等方面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阶级结构和倾向现世主义的总的趋势的变化）。这些改变一经形成就几乎没有获得过一致赞同（就像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大量呈现出的那样），也往往因为宗教、地区、种族或阶级形式等问题而与反对、冲突和暴力联系起来。

并且，随着增长（即使没有发展的话）过程的生根发芽，不稳定也就显而常见，欧洲1850至1950年间的冲突便可说明这一点；土耳其和泰国，乃至很多中南美洲国家在城乡发生不安状态时，总是徘徊于军事和文明统治之间，也是此类例子。这不能算是新见解，几近四十年前，亨廷顿的经典研究里已经有效地提出这一点。59然而，对等的是，无论何处，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要求一条连贯的、持久的、不间断的政策路线，这条路线通常只能由强大的国家通过非民主的独裁统治或者一党专政式的民主方式来造就。60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地方，同样地，无论是民主（比如印度）或者是非民主（比如海地和扎伊尔）国家，结果就是缓慢增长或负面增长，这不能称之为发展。罗纳德?赫林（Ronald Herring）在其对印度将近三十年的评估中已很清楚地提出此点：执政的国大党力求为形成一种“实际上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帝国的大陆政治经济”的发展状态，而“一只手臂被束在背后贡献给了自由民主”，61这样的发展也是一瘸一拐，缓慢前行的，拉杰·克里希纳（Raj Krishna）曾将其描述为“印度增长率”。62

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领域内有着激进的、转换的、渗透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发展过程要求的也是其促生的，但是它们与民主发展所要求的变化是很不同的，笔者此处想要指出的是，民主本质上是一个保守的权力系统，它只适应稳定的环境，而不适合变化。

民主制度

为民主而产生的正式制度

在此，笔者旨在说明，民主最好被认作是一套制度、规则，政治游戏由此得以展开（尽管它通常被标准地定为一件好事，也许它也确实如此）。然而，就像“发展”一样，“民主”的概念也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柯里尔（Collier）和列维特斯基（Levitsky）在最近的研究课题中发现，“民主”的概念有五百多种形式。63同样，其制度形式也多种多样64。但是无论是联邦制还是一元体，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无论是建立在部分选举制还是大多数选举制系统上，无论是一党专政，还是两党、多党的竞争形式为先导，似乎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可简化的正式制度，此制度明确了选举制民主的最低运行要求。

举“自由之家”方案来说，选举制民主的这些正式的制度性特征本质上具有以下几点：（1）一种竞争性的（也是多党派的）政治体制；（2）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全体成年人的投票权；（3）定期竞选，进行自由和公平的保密投票选举；（4）政党都可以通过媒体和广泛公开的政治竞选有效公平地获得进入选区的机会。65在自由的民主制度下，这些选举的特征总体上可以由范围广大的制度化的公民权以及公民的自由权来补充，包括言论、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法律治理；个人权利和人身自由（尤其包含财产权利）；等等。如果没有制度来设法遏制国家行为、保证其透明度和职责，自由的民主就不会存在。

详细的对比研究已经不断地表明，为了让选举制民主和自由制民主的正式制度得以存活和兴盛，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能够推行规则的法治国，还要有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以保证执法严明公正。民主与“发展”一样，都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66但是问题在于不同类型的有效的国家要求各不相同。对民主来讲，有效的国家就是能够保持竞争民主制度，能够预测特殊的舆论竞争型的政治，这种政治制度可以产生和维护一个国家的立法体系。67这就必须允许和鼓励各种利益和倾向（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达到可能的最大限度，以便在与国家有关的正式游戏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内，保持竞争优势，达成协议，组成联盟，接受妥协。没有这样的国家，正式的对民主制度化的要求不仅将无法维护，而且很快将腐败。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要求发展的国家如果要促进且达到国家的发展目标，就需要政权与权威能够不时获取一些部门利益（无论是来自地主还是商会），而且要取舍有度。

杰出的美国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Przeworski）将民主化上升至理论高度 ：民主化是“一个对不确定性进行制度化，让所有利益都顺从于这种不确定性的过程”68。 严格说来事实就是如此：定义上，没人能知道政治选举的结果。这也许在理论上可行，正式规则（如上）也当然允许其发生，但实践中却不甚可行。要理解为何如此，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些非正式民主制度，这些制度旨在减少不确定性、把一种绝对保守的偏见灌输给民主政治。

非正式的民主制度

有两种极其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于稳固的民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不似发展）使民主与快速变化形成敌对状态，尤其是与发展内部急剧转型式的变化（在此理解为增长加上分配）形成敌对。并且，这种均衡的、二元的、非正式运行的民主政治制度让民主成为了一种保守的权力系统。首先，作为一种规则，失败者必须接受政治游戏的结果，因为他们知道在宪法规定的一段期限内他们有权力再次参与其中。如果要建立民主，且允许其生存，失败者就不能也决不允许诉诸枪械、游击战，或者炸药（如果他们在民主化以前所做过那样的事）。简而言之，正如我们所清楚的班纳德·克里克爵士（Sir Bernard Crick）为政治学所作的更广义的解释——民主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规则形式，为了追求共同目的人们凭借它经由一系列制度化的过程来共同化解分歧，中和相异利益和价值观，制定公共政策”。69

但是，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背景下，贫困和不平等（地区性的或是整个社会的）时常加重，长时间的紧张对峙以及（民族的、宗教的或者地区性的）冲突既没有灰飞烟灭，也没有被遗忘；并且（从历史学角度讲），对国家的控制能让胜者或者他们的追随者一饱私囊（比如在扎伊尔，海地，巴基斯坦）。那么为什么任何政党或团体，即使明瞭失败将意味着可能发生任何事——比如：他们，或者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即使不是完全丧失，也会损失颇重，甚或为这样的失败慌恐担心，却还愿意遵守民主选举的规则及制度呢？按照普沃斯基指出的（至少理论上）：如果民主涉及对不确定性的制度化，如果这些团体或利益方相信或者恐慌选举失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他们立刻被从政治上或其它方面驱逐出局，那么就没有谁愿意参与到民主制度当中来了。简单来说，在输赢赌注定生死的地方，谁愿意冒不确定性的危险呢？

那么，为稳固民主，两种非正式且平稳运行的制度中的第二种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简单说来，用来弥补第一个规则（被打败者接受失败的现实）的条件就是获胜的一方必须要受到节制。可以说，他们不能无法无天。民主选举的胜利并不等于说获胜者拿到了损害、攻击或者削减失败一方致命利益和资源的通行证；相反，对于他们如何行使刚刚赢得的权力应该有明确的限制，而且他们也必须同意这样做。此规则意味着民主政治因获胜执政党的权力受到限制而得以持续，尽管经常会有重新洗牌的诱惑出现（有时是出于发展和平等的需要）。这就是说，如果新政府没有过度或者过快追求那些容易引起争论的政策，新生或者重生的民主就更有可能巩固和繁荣，尤其是当这些政策严重威胁其它主要利益方时，无论这些政策是经济的（比如土地的改革，征收或国有化），还是财富分配上的（比如税收和社会在分配），或是社会的（或许与信仰、语言、性别有关的事件）。的确，这种被认可的对政策变化的限制通常是在民主化完成以前建立起来的，即对游戏规则讨论的过程中建立的，因而也是这种过程自身的一部分。70

委内瑞拉的情况可以恰当地说明这一点。1958年，两项专门的“协议”，《工人-雇主合约》以及《蓬托菲霍协议》，由三个主要政党（包括共产党）签订。71这些协议（“经过协议的”民主）划定了政策改变的方向和界限，并有效地将主要政党凝聚起来，在发展性政策选择的广度限定上达成共识。他们同样也提出了对权力的共享，将近三十年来，这为委内瑞拉的民主提供了持续保障，这在同时期的拉丁美洲非常罕见。能够做到此点主要是通过保证主要政党在政府里都有一席之地，以及保证他们及其支持者在选举失败时都不会损失太大。有时，这些对政府行为的限制还有被写入了宪法。事实上，1994年南非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形成了新宪法也是这样的举措。尽管国家制度中的政治力量发生了转移，却仍然存在一个清晰的共识——财富的基础结构和所有权的不应受到挑战——这也是在1994年之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中确保的一项策略。有争议认为此策略可能对政治民主是一种有价值的暗指，但对发展以及减少从种族隔离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问题来讲也是令人担忧的暗示。72与之相对，正如穆斯塔格·汗（Mushtaq Khan）所说，巩固了巴基斯坦民主进程（只是有时候）的一致意见（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是在松散的党派联合体之间形成的，这些联合体设法使用国家权力目的是要满足时常进行的腐败及原始积累，根本不是为了发展73。

如此有一件事情应该很明确了：没有正式的制度和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实行它们，就不会存在民主。但是这样一个可以维持正式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一经建成，在其中扎下基础的非正式的制度——输者服输，赢者受限——会在根基上破坏国家积极发展的主动性，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国家采取转型措施，肯定会损害某些相关利益群体，因而很可能就引起民主进程中的倒退现象，甚至是更糟糕的情况发生。

尽管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普遍建立了良好的民主政治，并且这些国家各主要政党都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相关制度有着广泛的共识，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关于正式和非正式的民主制度还很难达成共识。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发展制度与民主制度都受到了阻碍。必要的共识很难达成不仅因为存在阶级、地区、宗教或民族的严重分歧，还因为政治团体的增多。比如在非洲很多地方，在盛行的新兴正式民主环境下，已注册的政党马里有91个，埃及有10个，乍得有73个，尼日利亚有30个。尽管他们其中很多的力量都很弱小，高度个人化，没有流动资金，暂时性很强，但数量众多；由于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很难就规则达成一致意见74。

而阿富汗的局势显然更糟。处在军阀统治之下，缺乏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强劲的地方自治（和军事武装）力量及地方统治制度，再加上不断地“依靠暴力来解决争端”75，很难想象这种民主制度（有正式的，特别是还有非正式的）能够建立且维持，甚至最松散的联邦民主能否短期存在也是问题。一个发展势头强劲（并不一定是民主的）的国家，如果其政治秩序的基础不是公众提供的武装力量，而是私人暴力，那么它的发展前景一定很渺茫。76索马里、苏丹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经历的危机就是此类情况，这些只是非洲许多令人沮丧的例子中的一小部分77。

结论：

此篇论文令人不安，这样读者现在才能体会到笔者为何提出民主（尤其是，但又不仅仅是，以这样一种受到内在限制，又几乎在全球实践过的，效仿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设定模式的代表形式）是保守的权力体制。毋庸置否，民主以激进而又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了许多原则及惯例，如极具价值的人身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但是，正如我前面暗示的那样，从一种更基础和更繁琐的意义来讲，或者至少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民主可以被认为是“保守”的。为何如此呢？

正式制度，尤其是置于其基础中的非正式制度的本质使然，民主很难采取快速且影响深远的步伐来减少财富结构的不均匀，新建的民主政府（如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或者是重建的民主政府（如巴西和菲律宾），无论是建立在阶级、肤色、民族、宗教、抑或是所有因素混合的基础上，可能仍然会存在这种不均匀的问题。总之，民主政治要求及代表的权力体系与制度在控制、积累、分配、或使用财富方面几乎不能推动激进变化的政治，而这特别对于谋求发展动力的“后发展地区”来说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就经常发生的尖锐的利益冲突的最初范围来讲，新的民主几乎不具备大卫·阿帕塔（David Apter）很久以前所提及的那些特征，比如“动员”体制，以及与之相对的“和解”体制。78的确，过去十年的民主空间扩张或许严重恶化了这些问题，而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和发展制度之间的关系通常存在诸多棘手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发展或多或少地需要制度推动激进的积累、变化和转型时，就需要来维持和巩固民主的制度，使之成为那种推动政治调和、妥协和集权的典型。因此，民主的政治逻辑在它所带来的变化当中，总体上说是舆论性的、保守的、渐进的。对很多人来说，那是民主之长处；但是对另外的人而言，那正是民主之短处。

注释：

1.详情请看世界银行《千年发展目标》.

2.《永久性危机下的非洲经济与政治》（作者：Nicolas van de Walle,剑桥大学出版社）

3.《寻找繁荣》(作者：Dani Rodrik,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3版).

4.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04年年鉴》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版第三章) ).

5.《为什么在情况危急的国家我们需要更有效地工作》(伦敦: 国际发展部门(DFID),, 2005年第5页“最近垮台和失败的国家政府包括索马里、苏丹、阿富汗、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失败与衰弱的国家占更大的比重，包括从海地到塔吉克斯坦，从乍得到缅甸的范围。”)

6.《恐怖时期政府的失败与软弱》(编辑：Robert I. Rotberg，华盛顿D.C.:布鲁克林斯研究所出版社, 2003年版); 《当政府失败时》(编辑：Robert I. Rotberg，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4版); 《当代非洲政治上的不安全以及政府的失败》（作者：Robert H. Bates,国际发展中心,哈佛大学,2005年1月）.

7. 第一个是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2015年的全球趋势》(华盛顿D.C, 2000年)；第二个是总理战略部门和内阁办公室的报告《一项管理不稳定风险与改善危机反应的国际战略》 (伦敦：战略部门, 2005年). 也可以见国际发展部门（DFID）报告第五点.以及《治从乱生》（出自《经济学家》2005年3月刊）.

8.《非洲冲突的起因》(伦敦: DFID, 2001年，第20页).

9.《外来援助和政治限制条件：高效和持续的议题》（作者： G. Crawford, 出自《民主化》第四卷第三章第69页至第108页，1997版); 《援助和政治限制条件：核心议题与艺术状态》,（作者：O. Stokke, 出自《援助和政治限制条件》第1页至第87页伦敦：弗兰克 卡斯，1996年版);《发展着的民主：迈向统一》(作者：Larry Diamond, 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999年版);《非洲的民主实验》(作者：Michael Bratton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存在不稳定风险的国家：风险因素与不稳定动态》, (作者：Nick Donovan, M. *art, Magui Moreno-Torres, Jan Ole Kiso’ and George Zachariah,出自《总理战略部门背景论文》伦敦：内阁办公室, 2005年).

11.《为非洲良好管理而争》(作者：Addis Ababa: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 2004年).

12.《肯特,自由遗产和外国事务》（作者：Michael W. Doyle, 出自《哲学与公共事务》, 第十二卷，第三章，第1983年)

13.见LICUSpercent20Brief.-doc>, 以及《世界银行在局势紧张的低收入国家的集体工作：一份任务效力报告》( 华盛顿 D.C.: 世界银行, 2002); DFID (note 5).

14.见《统治事务》（作者：Daniel Kaufmann, Aart Kraay and Pablo Zoifo-Lobato′,出自《政策研究工作报告2196号》，华盛顿D.C.: 世界银行, 1999年);也可以见一篇特别有趣的论文《占领这个国家，占领这一天：国家俘虏，腐败，和过渡时期的影响》（作者：Joel S. Hellman, Geraint Jones and Daniel Kaufmann,出自《政策研究工作报告2444号》华盛顿D.C.: 世界银行, 2000年); 《民主化与顾客至上主义：为什么年轻的民主政权都管理不善？》(作者：Philip Keefer, 华盛顿D.C.: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2003年); 《关于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告诉我们了什么，或者反之亦然？》（作者：Philip Keefer,出自《政治科学年度回顾》, 第七卷，2004年）

15.《建立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的一致意见》第一篇.

16. Hellman, Jones and Kaufmann (第14个标注).

17.《民主与发展》（作者：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出自《政治体制和世界安康1950-1990》,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18.《政治的组织基础》（作者：James March and Johan P. Olsen,纽约: 自由出版社, 1989年). 特别要看《体制》（作者：Douglass C. North, 出自《经济视角期刊》第五卷, 第一章，1991年); 还要看《体制，体制变化与经济表现》，以及《体制与经济增长：一个历史性的前奏》第17卷，第9章（作者：Douglass C. North,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0年).

19.《经济是怎样遗忘历史的》（作者：Geoffrey M. Hodgson,伦敦：Routledge出版社,2001年).

20.《体制，体制变化》（作者：North, 如第18个标注).

21.《公共体制改革和管理强化》（世界银行，华盛顿D.C., 2000年).

22.《英国政府与政治》（作者：John Kingdom,剑桥：政治出版社, 2003年).

23.《增长战略》（作者：Dani Rodrik,未出版稿件）.

24.《体制和经济发展》（作者：Christopher Clague，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997年).“比如说，英国国际发展部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都在资助关于如何建立和改变体制的重要研究。”

25.关于“旧的体制主义”可见《政治科学中的体制理论》（作者：B. Guy Peters, 伦敦: Continuum出版社, 1999年). 关于美国政治科学历史的详细情况可见《政治学悲剧》（作者：David M. Ricci,康涅狄格州，新海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4版)；想看看英国的规则情况可见《英国政治方法：自贬规则的黎明》（作者：Jack Hayward,出自《二十世纪英国政治学研究》，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26.《大学里的政治学研究》(作者：Michael Oakeshott,出自《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伦敦: Methuen出版社, 1967年).

27.《显示统治意义——来自十六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据》（作者：Goran Hyden, Julius Court and Kenneth Mease,伦敦: Lynne Rienner出版社, 2004年).

28.见《现代加纳的社会与》（作者：Robert M. Price,加利福利亚州，伯克利: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 1975年).

29.《去政治化发展》（作者：John Harriss,伦敦: Anthem出版社, 2002年).

30.《流动的民主制（序论）——当代社会资本的进化》（作者：Robert D.Putnam and Kristin A. Goss,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年)

31.《社会资本》（作者：David Halpern,剑桥:政治出版社, 2004年).

32.《中国的腐败和社会主义的转型》（作者：Gordon White, 摘自《法律和社会期刊》第二十三卷第一章，1966年).

33.《中国的非正式体制和外商投资》（作者：Hongying Wang,摘自《太平洋评论》第13卷第四版2000年).

34.Peter Ekeh有两篇对这种那个现象及其历史由来的出色分析,比如：《殖民主义与两个大众群体：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第7卷第1章，1975年); 以及Bruce Berman的《民族，资助与非洲国家：非民权的沙文主义政治》（摘自《非洲事务》, 第97卷第388页，1998年).

35. 《发展中的立法过程：新旧政府的变化动态》（作者：Joel *ith and Lloyd D. Musolf 北卡罗来州，Durham:杜克大学出版社,1979 年).

36.《南太平洋没有发展的民主》（作者：Peter Larmour,剑桥：政治出版社, 1996年).

37.没有比Charles Tilly 能提供更好的例子了,《从990年至1992的高压统治，资本与欧洲政府》(马塞诸塞州，剑桥：Blackwell出版社, 1992年).

38.Mick Moore最近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贡献《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政府构成与管理质量》（摘自《国际政治科学评论》第5卷第3版，2004年).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可以参考Margaret Levi的《统治与岁入》 (伦敦: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 1989年).

39.《踢开梯子》（作者：Ha-Joon Chang,伦敦: 颂歌出版社, 2002年).

40.《将政府理论化》（作者：Adrian Leftwich，摘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年),“‘富国强兵’是日本自1870年来的明治公式.”

41.Tilly (如第37个标注).

42.《发展的各个阶段》（作者：Adrian Leftwich,剑桥:政治出版社, 2000年).

43.《迈向发展的新阶段：造就良性全球化》（作者：Joseph Stiglitz,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3年).

44.《自由的发展》（作者：Amartya Sen,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45.《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年).

46.《发展的意义》（作者：Dudley Seers, 摘自《国际发展评论》第11卷第4章，1969年).

47.《印度采石场》（作者：Barbara Harriss-White, 摘自《经济与社会小品文》,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

48.《人类：狩猎者》（作者：R.B.Lee 和 I. de Vore ,芝加哥: Aldine出版社, 1968年)，“!Kung是一群非常信奉平等主义的人，并且他们还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习惯来保持这种平等，首先是通过让那些傲慢自大的人懂得分寸，其次是帮助那些不走运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以及《The !Kung of Nyae Nyae》（作者：Lorna Marshall, 马里兰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6年).

49.《非洲赤道地区的市场和国家》（作者：Robert Bates, 加利福利亚州，伯克利: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 1981年); 《非洲经济停滞的政治理论》（作者：Richard Sandbrook,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5年); 《非洲经济复苏的政治理论》（作者：Richard Sandbrook,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3年); 《解读非洲经济表现》（作者：Paul Collier and Jan Willem Gunning,摘自《经济知识报》第37卷，1999年三月刊).

50.《关于土地改革的理论》（作者：Michael Lipton, 摘自David Lehman编辑的 《农民，地主和政府》，纽约: Holmes & Meier出版社, 1974年).

51.《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政府及其它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作者：Solon Barraclough,日内瓦: UNRISD, 1999年).

52.《自从马科斯行动以来的菲律宾土地改革》（作者：B.J. Kerkvliet, 摘自《太平洋轶闻》第47卷第3章，1974年).

53.《Zulfikar Ali Bhuto 与巴基斯坦的“清除封建制度”》（作者：Ronald J.Herring,摘自《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第21卷第4章，1979年).

54. 《重新发明印度》（作者：Stuart Corbridge and John Harriss, 剑桥： Polity出版社, 2000年);《南非的土地和地产改革》（作者：W.D. Thwala,约翰内斯堡:国家土地委员会, 2003年) ).

55. 《自上而下的革命》（作者：Ellen Kay Trimberger, 新泽西州，新布伦斯威克:公报, 1978年); 也可参考K M. Panikkar的《亚洲与西方权威》(伦敦: George Allen & Unwin, 1959年).

56.《土耳其的政府与阶级》（作者： C? ag?lar Keyder,摘自《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伦敦: Verso, 1978年); 《泰国：官僚整体的现代化》（作者：Fred Riggs,夏威夷州，火奴鲁鲁:东西中心出版社, 1966年).

57.《政治经济的高增长从何而来？韩国“发展状态”的日本血统》（作者：Atul Kohli,摘自《世界发展》第22卷第9章，1994年); 《转变的速度》（作者：Jung-en Woo,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1年); 以及Peter B. Evans的《可以转变的榜样？对东亚经济政策的体制先决条件的再探》（摘自《发展研究学报》第34卷第6章，1998年); 《韩国再转型时期的经济管理：惯例危机与韩国资本主义的未来》（作者：Hyuk-Rae Kim,摘自《韩国观察者》第31卷第4章2000年).58.《为发展而工作：处于发展状态中的博茨瓦纳》（作者：Ian Taylor,摘自 Graham Harrison 编辑的《全球冲突》Basingstoke: Palgrave, 2004年).

59.《变化中的社会的政治秩序》（作者：Samuel P. Huntington,康涅狄格州，新海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8年).

60.我已经用Adrian Leftwich的《民主发展国家的形式：民主习惯和发展能力》一文较为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摘自Mark Robinson and Gordon White 编辑的《民主发展国家爱》,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61.《被植入的死忠论：印度失败的发展情况》（作者：Ronald J. Herring, 摘自Meredith Woo- Cumings 编辑的《发展状态》，纽约州，Ithac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9年).

62.Corbridge和Harriss (见第54个标注).

63.《带有形容词的民主制：比较研究里的概念创新》（作者：David Collier and Steven Levitsky,摘自《世界政治》第49卷第3章，1997年).

64.《民主模式》（作者：Arend Lijphart, 康涅狄格州，新海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9年).

65.《自由之屋，2004年世界上的自由》华盛顿D.C.:自由之屋, 2004年) ).

66.《可持续的民主》（作者：Adam Przeworski等,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5年); 《发展民主，走向统一》（作者：Larry Diamond,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9年).

67.我已经在《经济政治的互相矛盾性》一文中更加详细地讨论了立法的形式问题（摘自《新政治经济》第7卷第2章，2002年).

68.《民主转型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作者：Adam Przeworski, 摘自G. O’Donnell等编辑的《对独裁统治的转变：比较的视野》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9. 《作为统治形式的政治：政治，公民资格和民主》（作者：Bernard Crick, 摘自Adrian Leftwich编辑的《什么是政治》剑桥： Polity出版社, 2004年).

70. 《国家如何民主化》（作者：塞缪尔.P.亨廷顿, 摘自《政治科学季刊》第106卷第4章，1991年2月刊).

71.《委内瑞拉的政府与民主和解》（作者：Jennifer McCoy,摘自《发展中社会学报》第4卷第2章，1988年).

72.《关于南非双倍转型中的阶级和解：讨价还价的自由化和民主制的巩固》（作者：Edward Webster and Glenn Adler,摘自《政治与社会》第27卷第3章，1999年). 详细情况则在Patrick Bond的《南非的精英转型：从种族隔离到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有尽述。（伦敦: Pluto 出版社, 2000年).

73.《民主和解中的基本紧张状态》（作者：Mushtaq Husain Khan,摘自《新政治经济》第7卷第2章，2002年).

74.《为非洲良好管理而争》(Addis Ababa:非洲经济委员会, 2005年).

75.《前方的路：阿富汗的政治和体制重建》（作者：Alexander Their and Jarat Chopra, 摘自《第三世界季刊》第23卷第5章，2002年).

76.《繁荣与暴力》（作者：Robert H.Bates,纽约k: W. W. Norton, 2001年).

77.《当政府失败时》（作者：Rotberg）见第6个标注.

78.《现代化政治》（作者：David Apter，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5年).

原文为“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s There Institutional Imcompatibility?”，选自《Democratization》2005年第12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