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一些有独特性、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包括：“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
【关键词】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交特色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可谓成果颇丰，在内政领域摸索出一个极具特色、效果显著的中国模式，在外交领域则造就出一系列有独特性、创造性的做法和理念。
一 相辅相成的三大保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第一，全力保障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尤其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民生活的改善。这中间既要努力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要学会在新的市场化环境下与发展中国家实行互利共赢的往来，适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国内转型，也适应与外部关系的不断调整。第二，在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和海洋国土以及历史上和现实中同十余个国家存在各种各样主权争议的情况下，努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为世界繁荣与稳定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在自身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民的国际意识不断增强的前提下，适时增加对地区和全球事务的介入程度和贡献力度，使中国的成长和中国人的自觉努力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在新时期进步与发展的源泉之一。
概而观之，“发展”、“主权”、“责任”三个范畴各有侧重、互有制约，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之相辅相成、动态均衡的“三大目标”，亦是这一时期中国各种外交倡议、行动及动员过程的三种来源。这些年来，中国外交始终围绕“三大目标”展开服务和保障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们之间持续的复杂互动和平衡关系，既是复杂的外交决策处理的对象，也是国内外研究者有兴趣观测的内容。
公众和社会对于外交政策的期待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目标的排列组合、目标次序的确定以及资源的相应配置，都事关重大政治决策：各国情况不一样，目标的排列也不会一样；大国和小国的目标不会相同，大国之间也有重要差异。[1]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自己的外交目标，而且这些目标的多样性是很多大国不可比拟的。从实际结果看，在邓小平思想的引航下，中国外交政策目标与从前相比，在大国关系上显得有取有舍、重点突出、目标明确；曾经兴盛的“世界革命”目标逐渐退隐，而“三大目标”已经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外交的优先关照对象；“自身发展”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便处于重心位置，始终占据着某种主导地位；“维护主权”从来没有被忽略，但在不同时期的优先次序却有所调整；“国际责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并未被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却受到高度重视。聚焦“三大目标”，既有得也有失。但从效果看，利远大于弊，得远多于失。
长期存在的“三大目标”复合体，既是中国外交思想的特色，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难点。需要研讨之处在于：从长远看，它们相互促进，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相互制约，处理好三者关系有很多难处。邓小平为当代中国确定的最大目标是“发展”，外交工作确实把保障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但从不同的人(如军事家和外交官) 、在不同时期(如在平常时期与中日海洋权益纷争或台湾问题凸显的阶段) 、从不同领域的利害关系考虑，主权目标和发展目标之间并不存在何者绝对优先的问题；加上近些年来，内有日益增强的责任感，外有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压力，责任目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外交保障目标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进一步增强，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如何把握这些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更加困难。因此，我们现在应做的一项研究工作是：通过经验分析和比较外交分析， [2]鉴别出我们外交目标的某些不足(如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仍偏少，主权纠纷解决方案的前瞻性探索不够，发展目标在新时期内涵的调整方向有待明确) ，摸索三大目标在不同条件下的均衡点，勾勒出中长时段的动态均衡曲线，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二 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
在外交风格上，中国这30年的外交一直信守邓小平所要求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在国际事务中奉行不对抗、不结盟、不扛旗的立场，在综合国力和外部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始终保持低调、冷静、平和的处事态度，与某些大国的霸权主义或强势作为(如美国的强硬单边主义和俄罗斯的咄咄逼人政策)形成明显反差，也与此前30年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外交形象有明显的区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中国在长期面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尤其是在“台独”势力嚣张可能导致军事对抗的情况下，不但对外一直保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温和形象，而且对内有效地遏止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韬晦”方略的成功推进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外交工作者心血的结晶，也是邓小平拨乱反正、重拾优秀历史传统的一个贡献。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和平崛起、实力日增的背景下，针对如何定义和更好地实现“有所作为”的问题，中国内部存在着各种争论和不同主张，甚至出现了放弃“韬光养晦”战略的声音。对于外交决策者和研究部门而言，如何根据新情况界定“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内涵，以在整个“战略机遇期”(未来15～20年)保持温和的进取姿态，将是一个巨大的新挑战，因为“韬光养晦”在国内外战略学界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中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解读：有人认为它表达了中国不称霸、不对抗的意愿；有人觉得它不过是中国不够强大时的暂时忍让。而“有所作为”的界定更是见仁见智：在哪、何时、怎样作为，在学界与操作层之间和内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与取向。另外一个问题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种微言大义式的政治表述，并不能代替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员和外交学界人士对于短期、中期、长期战略的精致规划与系统说明。但是如果缺乏对国家利益和总体目标的深刻了解，再精巧低调的外交手法也难以持久。那么，什么是新时期的国家利益? 总体目标内在的逻辑与层次如何划分? 策略与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怎样保持? 中国目前所奉行的不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抗的原则，或者中国在与邻国的主权纷争中所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立场，究竟是自身实力不够所致，还是新的世界观和政治哲学观使然，抑或是受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政治文化对于“韬晦”方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一个社会在政治方面普遍、长期和基本的实践与态度，这些东西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哪怕暂时受到抑制而没有表现出来) 。[3] 它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一是民族的历史经验，也就是塑造一个国家与公民的所有事件与态度的总和。比如，美国历史上很少遭遇入侵，而中国多次遭受外敌入侵，这种差异必然导致美国人和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大相径庭。美国人很难理解为何中国人容易产生被包围的感觉，也不太理解为何中国人对于主权如此珍视。中国一向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相关权益上，而美国所具有的移民大国的特质，导致其滋生出“世界警察”的心理素质。其二是民族的信仰体系，也就是民众持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伊朗的什叶派教义、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俄罗斯的强国自豪感乃至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天下观和朝贡思想， [4]这些倾向在各国看待自己和决定对外政策时都发挥着这样或那样、公开或潜在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家和军队将领不大可能像普京那样“秀肌肉”、赞美军队的国际进逼行动。恰恰相反，中国即便在不得不反击的时候也多半是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中国人看重国家间的理解和相互尊重，也比较有耐心；而美国人重实利，说话办事风格非常直白。[5] 当然，不同风格各有利弊。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肯定和坚持“韬光养晦”谋略的同时，不可忽视它潜在的消极面。广义上，所谓“战略文化”和“外交文化”范畴相同，它们亦有类似“政治文化”的含义及作用，但这些概念还有赖于中国的研究人员结合外交实践做进一步深入分析。[6]
三 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
新时期中国外交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方面，既不同于毛泽东时代那种激进的革命造反观，也绝非没有原则地依从现有体制和西方大国；它所采取的立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精心选择。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经过江泽民时期直至今天的胡锦涛时期，几代领导人主导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国际秩序观，坚持了既有原则又温和克制的改造方针。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过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他多次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和干涉企图，但同时又非常重视并大力推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全面深化与发展，视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时期的中国外交，坚持了邓小平不搞对抗的方针，同时大力倡导国际新安全观和全球政治多极化理念；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之间多次发生严重危机( 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2年的中美撞机事件等) ，中日政治关系也由于各种原因起伏不定，但中国外交并没有因为同西方主要大国的麻烦而陷入自闭和僵硬状态，相反，却开展了多种多样、有声有色的活动(包括倡议) ，加强了与俄罗斯和德、法等西欧大国的战略协作关系，在保障中国自身继续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进程。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在指导中国外交工作中，更加注重全方位和均衡的方针，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这些战略方针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成长，也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再思考、再塑造和再推动。
不难发现，中国外交的国际改造观主要有以下内涵：首先，它坚持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在主流与支流、大局与局部、和平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诸多难题及挑战之间保持辩证认识，这为中国主要运用和平的外交方式反对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的做法提供了依据。其次，它强调依照事件本身来判断国际关系的是非曲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坚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再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具有三大特征：突出和平、重视合作、追求共赢。它显然有别于历史上那种扩张式的崛起方式，是一种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方式。最后，它特别强调：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这些逐渐清晰的内涵，已经被当代中国外交官内化，成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时直面困难和挑战的基本指导方针。这种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基础，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与其他大国的某些重要分野。
辩证地讲，中国外交的这一重要特点，也带来新的挑战和理论难题，需要深入研讨和不断充实。例如，当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国际场合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时，有不少国家和外界人士认为，这是“中国要求重新分割国际权力”的另一种说法，是新近崛起的强大国家对传统格局不满而发出的一种挑战。尽管同样的话可以用于俄罗斯、印度等国身上，但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使得中国承受的质疑要比任何其他新兴大国强烈得多，因而其对中国外交的潜在阻力也非同寻常。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并没有随着冷战格局的终结而消失，反而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而日益加剧。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理念，对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不同期待，对南北关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根源的不同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人类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演化方向，同时制约着不同国家的兴衰成败。中国希望在现有国际体系内保持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特性，发挥独特而有效的作用，使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理解、接受乃至欢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把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理念和国际秩序改造观看成是它们自己目标的一部分。实在地说，这洵非易事。而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概念，外人可能会问：它到底具有什么含义? 体现在联合国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解决地区热点冲突、防止核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领域，“民主”如何实现? 有什么建议? 中国怎样表现?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又有什么联系? 二者是相互推动还是相互制约? 是同步推进还是先后推进? 相似之处和相异之处有哪些? 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外交理论研究与时俱进。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大国提出国际秩序理念和改造观的不少，但真正做到的不多，而失败或受挫的事例却不少。提出这类理念，是非常严肃重大的事情，绝非仅仅为了对外宣传，而是在倡导特定阶段的国际纲领，因而对于外交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从这样的高度看，中国外交理论工作还有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 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
任何大国，除了中央(或联邦)一级的外交之外，都有其非中央的或次区域形态的对外交往形式，有相对独立的内容，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外交”(侧重点在于美国面向太平洋的交往) ，德国的“巴伐利亚外交”(历史传统赋予该州税收、警务、政党及对外交往的特殊地位) ，俄罗斯内部的所谓“边疆外交”、“近邻外交”、“远东外交”等。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大国，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历史上各地区便有很强的自治传统和对外交往方式，这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尤其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布局和外交部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至更下层的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在配合和落实国家外交全局的前提下，推进了形式多样、色彩丰富、务实有效的地方外事工作，形成日益鲜明的“次中央外交”特色。[7] 例如，西北地区各省份配合“上海合作组织”的议程及工作重点，在与中亚和俄罗斯的合作中，重点打击三股恶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渗透及对我国民族团结的危害；东北三省的外事工作则以朝鲜半岛及整个东北亚(涵盖俄远东地区)为重点涉外区域展开，在边贸、移民、边界管理及敏感物质管控等方面加强对口合作；西南地区各省份主要是与东盟一些国家接壤，近年来也面临着类似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贩毒、走私、海上犯罪、非法武器买卖、跨界河流水资源短缺等) ，因此正努力推进在这些领域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省毗邻的东南沿海各省份，一方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率先与外部合作，另一方面承受着外部一些消极影响的渗透，因而外事的重心和当地政府及智库的应对均有相应的内容。[8] 归纳梳理这些来自次区域的经验(及某些教训) ，将其上升到理论和思想高度，有助于丰富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层次性，有助于拓展中国的外交理论。
上面是纵向的分析。从横向观察，类似分析可应用于外交部传统渠道以外的某些职能和动向的发展，也即通常所说的“外事工作”或“大外交”的开拓。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以外的很多部委建立或强化了具有自身特点和需求的对外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青、妇组织和民间团体(如外交学会、联合国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 ，往往被很多海外研究者称为中国特色的“非政府组织(NGO) ”。它们也有越来越多的对外交往。[9] 媒体大量报道的“体育外交”、“军事外交”、“政党外交”、“学术外交”、“媒体外交”、“教育外交”、“经贸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概念和故事，是现实生活中生动活泼、层出不穷、效果日增的中国各部门、各领域对外交往的写照。须特别提到的是，改革开放的这些年，国防部、公安部、中联部、商务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等部委外事部门，在某些方面对外交起到了拾遗补阙甚至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各自的信息渠道、人员培训、财政资源和交往方式，也与外交部有所不同。另外，党中央国务院对台工作系统、港澳工作系统以及侨办系统，也有大量的涉外交往与合作，它们分管的范围与外交部的典型功能有别，从不同侧面代表着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对外交往方针，影响着海外各界人士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与支持，也影响着中国民众海外事务的印象与关切。此外，应当提到的是，中央外办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直接助手，在外交决策中(比如中长期规划方面)扮演着枢纽角色，它与外交部之间有分工有协调，有特殊的指导与配合关系，还有不同现象和内容在此无法一一提及。总之，它们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关系的画面，很能反映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特色。
对以上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 [10]许多概念还没有厘定清楚(尤其是“广义外交”与“狭义外交”的联系与区分) 。国外研究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必然形成“多轨外交”格局，包括通过传统外交方式缔造和平的政府(一轨) ，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机构和人士的活动(二轨) ，通过各种经贸交流机会促进和平的商业方式(三轨) ，通过个体参与缔造和平的个人(四轨) ，通过专项的研究、培训和教育缔造和平的学习过程(五轨) ，通过社会运动和倡议推动和平的社会方式(六轨) ，通过宗教庇护和非暴力信仰的灌输引导和平的宗教活动(七轨) ，通过提供资金和其他资源实现和平的基金会等(八轨) ，通过信息传递实现和平的媒体方式(九轨) 。这九轨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对一个国家外交的影响及作用方式也大相径庭，它们组合后的复合外交形态，是解决冲突、增强外交效果的有效手段，预示着国际关系的新动向。[11] “多轨外交”的上述分析值得借鉴，尤其应当联系中国实际加以思索。理论上讲，各方都关心外交和参与外交，所有单位和层级都希望把自己的对外交往事务与“外交”的称谓挂钩，其好处毋庸置疑，除前面所提者外，笔者认为它也构成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具外交形态的基础。然而，不加约定和规范，上述趋向也可能造成“外交”术语的泛化，令外交的职权范围变得模糊。对于外交学研究者而言，由此带来的一大挑战是，能否把国家体制内部向外投射的所有事务都视为对外政策?[12] 是否应当继续鼓励“外交”这个篮子越做越大，其边界在哪? 在什么条件下、哪种行为体的什么样的对外交往不应纳入“外交”范畴? “外交”与“外事”的联系和区别何在?[13] 在外交理论方面，它也提示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外交中的要求和作用的研究项目。[14] 这与国内非传统安全研究面临的困惑是类似的：近年来，“非传统安全”概念成了受追捧的热门术语，好像安全研究不谈它就太过时、太老套。与此同时，这一概念存在泛化趋势，不仅有“金融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非典威胁”、“恐怖主义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颇有道理的“非传统安全”界定，还出现了“性别安全”、“基因安全”、“文化安全”、“教育安全”、“移民安全”、“语言安全”等相当模糊和难于把握的“非传统安全”定义。甚至有人把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交通拥挤带来的一些麻烦、赈灾抢险遇到的一些困难、渔业纠纷碰到的一些难题，统统归入“非传统安全”序列。这造成的结果是，有关决策部门在配置资源、确定优先顺序时，面对的是一张无穷尽、难以满足的需求清单。研究界也常常感到无从下手，各说各话、互不协调。因此，研究“外交”的经典定义、它的合理扩展、它的必要界限、它与重大政治决策的相关性、它与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的“对外交往”的异同以及不同单元的利益和要求对于“外交”的影响，是一项亟须的理论任务。
五 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
在与世界各大国的比较中观察中国外交及其指导思想，还能发现一个重要特点，即我们的外交决策部门在处理与世界主要的大国关系、与周边邻国的复杂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关系、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多边机制的合作关系这样“四条线”上，努力保持着协调、统筹、并重、共进的状态，在不同时期重点和矛盾经常变化的情况下，始终不偏废任何一个方面；既不为其中一方的诱惑所打动，也不对其中一点的压力感到惧怕，更不为其中一处的乱象所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四条线大体形成了“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15]，从而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出了持续有利的外部机遇及条件。公允而言，中国在有全球影响的主要国家里，可算是把这“四条线”“缝合”得比较精致的一个。美国在多边机制中遭遇的孤立和批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各种麻烦，日本的第三世界战略之较低“性价比”，印度与南亚邻国(尤其是巴基斯坦)关系上的磕磕碰碰，都与中国外交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形成鲜明反差。中国的经验值得梳理，并将之提升到外交学、战略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
“四条线”结合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上的一大特色，即中国并不拘泥于单一的身份定位及意识形态尺度，而是在国际间各种“力量圈”和集团之间纵横捭阖、灵活参与，从而为自身赢得了战略主动和广阔的腾挪空间。我们的领导人和外交官经常讲：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忘记第三世界的众多兄弟，中国永不称霸，也绝不背信弃义，将坚持对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成分的批评与抵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核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及人类共同进步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应当在全球和地区重大事务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中国还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经济发动机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对外部资源、环境和稳定性的需求与日俱增的情况下，理应在维护和建设好地球这个人类的共同家园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最重要的在于，中国拥有当今世界人口的1 /5，人均所得在国际上的排名仍相当靠后，需要先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在面对国内外重大事务时不受干扰地制订议程。中国外交这种复杂的身份及应对是与中国自身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国内政治制度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因此对外政策必然要同改变这种原则的各种压力进行斗争，必然要同第三世界保持精神上的“同盟者”关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市场化和对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也令中国人在消费趋向、市场走势及社会层面与欧、美、日等国家有所趋同，这也是中国在外交上改善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成千上万中国人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外部对中国发展的各种评价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强与弱，开始具备国际意识，要求提升中国的地位；国际国内的积极互动，逐渐加深的多重依存，不断更新的公众观念，政治家及决策层的统筹考量，形成了不断调整的中国身份，带来中国的多层次参与和灵活立场。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上述多重身份和定位，同时也是中国既强大又脆弱、既充满生机又潜藏麻烦状态的折射。这种看似矛盾、有时模糊的界定带来的好处与问题值得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界探讨的一个议题是，行为主体如何保持“两面下注( hedging) ”策略，以有效规避复杂而不确定形势下的损失。这也是一种“博弈术”。理想化的博弈论基础不仅包含信息论、系统论和博弈学说本身，它也包含理性选择理论、认知理论等相关理论，还涵盖了外交体制对多元因素和行为体全面深入的应对以及外交理论所提到的多元启发学说[16]和外交民主思想等。过去的30年，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实践相当出色，外交思路也灵活有加，外交家们熟练运用了有高度技巧的博弈术；另一方面，相应的外交理论则显得单薄欠缺，譬如说，与美国人在博弈论方面的丰富研究相比，我们就缺少对不同国际力量集团的实证研究，缺少对国际规则制订过程的熟练掌握。理论工作者对于实际外交的复杂运筹(尤其是不同领域、不同部委、部门内不同司局之间的磨合过程)的知识不够，很多研究成果在操作层面的人看来如“隔靴搔痒”。除了上述缺失有待改进外，学界还有相当重要的任务。外交实践的不断发展提示了前瞻性研究的必要，其中有些内容是实际工作者缺乏足够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究的，需要学界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且，这些研究不能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层面。比如说，当中国逐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时，尤其是当人均收入不断增加时，我们与发展中国家在新阶段的理解与合作关系，究竟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是传统的“全天候友谊”? 还是市场等价交换原则? 抑或是地缘战略和安全利益? 假若答案是“各种要素的组合”，那么它们各自所占的比重应有多大，会发生什么样的衍变，组合的规范与导向又有哪些? 用什么尺度对外部世界、也对自己的人民解说“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还有，外交官们在新的时代应当如何提高自身素质：仅仅依靠个人实践经验的累积和对博弈术的掌握以及部内的动员与训练? 还是必须从社会进步过程中汲取知识养分(如对全球气候变化政治的了解，对国际伦理作用方式的观测，对国内法治深化趋势的掌握，对国家安全“高边疆”的洞察，乃至外交角色和外交定义的变革等) ? 认真思索起来，这些都不是简单易答的问题。
还可以追问：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怎样朝着既斗争又合作、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和而不同”及“斗而不破”的方向推进的?面临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领土领海等主权权益之争，在自身综合国力不断壮大的情况下，中国何以尽量增信释疑、谨慎低调从事，成功化解(或缓解)与诸多邻国这方面的矛盾，在建设“安定的周边”、“合作的周边”与“繁荣的周边”方面取得逐步进展? 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一些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全球化、市场化、与西方关系改善以及中国国内变化的新形势下，努力实现调整、深化和共赢? 中国在看待和对待联合国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人权组织、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国际气候变化公约(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等有全球性影响的国际制度的问题上，是如何经历从“拒绝者”到“消极旁观者”，再从“一般参与者”到“重要建设者”直至“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转换? 又怎样比较成功地将角色转换载入外交和政治文本，凝聚成执政党和社会公众的共识? 在讨论外交政策的这些进展及不足时，已有答案和分析工具显得比较简单，现在需要多层次、多学科、多动因的综合性探讨， [17]需要有“尝试、反馈、再检验、再说明”的理论假设之循环往复过程。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关系的理论假定，在中国进入WTO之前和加入之后就有重大修正；人们预期和担心的一些后果并未出现，实际产生的某些问题却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中国与某些邻国成功缓解主权纠纷的方式不一定能援引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的先例，可能不得不另辟蹊径、另找思路。这两个例子算是某种提醒，让我们懂得理论假设的重要与局限。总之，“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在中国的形成，确有不同的导向及动能，有自身的特色与创意，有假说的修正与完善。
六 “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
邓小平最重要的外交遗产之一是在国际事务中不搞对抗，一切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建设。江泽民主政的年代，中国发展了新安全观和国际合作的思想。中共十六大以来，也即大体上进入新世纪后的这段时期，在继承改革开放前些年基本方向的基础上，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又延展出新的线索。其中之一是，中国向国际社会郑重地提出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倡议，它与同一时期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在国内倡导“科学发展观”和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要求相一致；更确切地说，两者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反映出中国新一代决策层的意向。这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了反映，相信对未来中国外交方略的制定有指导性意义。国际上的一种看法是，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倡议，主要是为了反击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它是中国崛起背景下的策略手段。这种看法是消极的，也是缺乏洞察力的。真实原因必须从中国自身成长在新阶段面临的“瓶颈”中寻找：高速发展、急剧壮大的中国，内部面临着各种新的矛盾与紧张关系，如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道德感失衡、政治改革压力增大等；这些矛盾与紧张虽然目前还不至于扭转中国的升势，但假使遏止不力、任其加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日子”很难维持与发展下去。所谓“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说到底，所要求的是更加均衡的、可持续的成长(“又好又快”的发展) ，是对上述各种矛盾与紧张的统筹处理与积极应对，是通过法治而非人治手段、用进步而非倒退办法消解症结。同理适用于分析“和谐世界”的倡议：这种倡议的背后，是对现实世界里缺乏对话与理解、甚至充斥威胁与野蛮等现象的深切忧虑，是对用建设性态度和合作对话方式、而非强制甚至武力解决麻烦冲突的认真承诺。它与解决中国国内矛盾与紧张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循着这样的逻辑，人们将会发现：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会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解决分歧。按照这样的分析教育，中国公众和舆论的意识将被引导至被期待的方向，即对自己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在国际场合的宣示更有信心。应用这样的角度观察，世界也能逐渐意识到，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中国人所提倡的“和谐的周边关系”、“和谐的亚太格局”、“和谐的大国关系”乃至“和谐世界”，绝非是政治人物和外交官的“障眼法”，而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本质需求的体现，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熏陶而自然形成、有深厚基础的世界观。
研究“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内在联系，要求研究者对于当今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的总体变化趋势有深刻的认知。从外交学原理看，有关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客观环境因素分析，是透析一个国家外交演化过程的必不可少的环节。[18] 这类分析向人们揭示：为什么“地球村”的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不可能出现，在冷战终结之前也不大容易成为国家的中心议题；为什么单一的世界市场会逐步形成，它有哪些好处和消极面；为什么外交的、和平的方式，比武力威胁的、强权政治的方式，有更好的前景；为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口号会从罗马俱乐部最初的几份报告，变成联合国多数成员的共识；为什么会涌现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界的关注会从国际关注的边缘地带朝着中心位置逼近；为什么人权议题会冲击着主权国家的传统威严、重塑主权国家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比过去有力；为什么一批非西方世界大国的和平崛起有助于当代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演进等诸如此类的国际环境因素。有关环境的历史比较分析还教会人们理解资源、人口、移民、代沟、成长模式、发展阶段、空间概念、传染病链条、地区一体化的壮大过程以及不同文明圈的融合(及冲突)等全球性现象， [19]更好地看待外交得以发生和施展的场景。对于中国外交的研究人员和教师来讲，结合对这些关乎中国和全人类现象的探索，思考“和谐社会”动员与“和谐世界”倡议之间的联系，研究和教学工作就不会失于空泛。
七 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外交思想及实践的另一重大进展是：中国在坚持各国之间平等相待、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同时，适应国际社会的呼吁和全球化的新形势，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大国的态度，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和多数国家的愿望以及在尊重当事国主权尊严的基础上，对于一系列涉及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大事态或危机，采取了更加主动和建设性的介入立场，减少了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军事干预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使传统的不干涉原则有了新的发展。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东道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积极作为和创造性态度，对于缅甸局势走向稳定的推动， [20]对于达尔富尔问题的缓和所做的各种努力，均属于近期的典型事例。在此之前，中国对于联合国柬埔寨特别事务的贡献，对于东帝汶维和部队的参与，对于海地社会稳定所提供的保障力量都是类似的例子。中国已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提供维和兵员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在与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发展，并非某些外国媒体和政客指责的那样，只有经济因素的驱动和狭隘的战略利益。事实上，中国注意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以及各自国家内部民众的基本需求取向，重视“共赢”、“进步”、“民生”和“改革”等理念。
据笔者的观察，中国所倡导的不干涉原则的新内涵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强调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全球化时代必然出现的多样性与民主协商原则，强调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反对大国强国把自己的意志和办法强加于人。二是提出国际社会在情势不得已时的有限干预，须以联合国多数成员的赞同和安理会的决议为合法性的基石，还要尊重当事国政府和民众的意愿及国情。三是国际介入应当主要是和平的、合作的方式(个别情况下借助经济贸易制裁的手段) ，最大限度地减少武力威胁和强制实行的做法。四是把对此类措施的考量，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国际变革与人类进步的趋势、中国与世界关系良性互动的总体战略等因素联系起来。中国对待不干涉原则的创新与发展，或者说“建设性介入”学说，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进程的“外溢效应”，反映出富足起来的中国人基于自身经验教训和对未来世界进步的预期，对动荡的现实世界的强烈关切和积极介入。中国对不干涉原则的灵活应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正在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它也同少数西方大国强硬野蛮、事倍功半的干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这里面并非没有问题和困惑，比如，面对那些敏感、冲突热度高、后果严重的区域或国家，中国这样有多重身份的国家如何介入? 外交部门仍有很多工作待做，外交理论仍有很多难题待解， [21]中国的贡献离国际社会的期盼与国民的要求有一段距离。
八 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
在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近一时期中国外交部门在探索落实“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理念上做了很多努力，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口号和思路。这里提出若干线索供研讨： 第一，它受到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解决在前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失衡及矛盾的总体要求思想的直接启迪，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方针在外交工作中的体现。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对民生高度重视并直接过问，外交部门没有理由不把“民本”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没有理由不提出“让外交褪去‘神秘色彩’、让公众有更大的知情权”的口号。[22] 第二，它更是目前阶段中国外交人实际工作状态的一种折射。众所周知， 2007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次已达到8133万人次，是改革开放前30年出国总人数(28万人次)的200多倍，而且现在与过去不同，出去的绝大多数人并非公干，而是留学、经商、务工、旅游之类的私人活动；与之相应，中国外交官的保障目标也自然从以元首外交和礼宾外交为中心内容的方位，转向这类工作与处理大量公民的海外领事引导和保护工作并重的轨道，“人民是外交的基石与后盾”、“外交部是全国人民的外交部”、“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更好地为中国的老百姓服务”之类以民生为上和至重的要求应运而生。第三，“民本”观念的形成反过来推动了外交工作朝着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前进。看看今天的中国外交的各种议事日程，就不难懂得它有多少内容必须受到媒体的“拷问”，受到广大公众的关注， [23]受到各地方、各领域的制衡。第四，中国外交犯大错误的几率越来越小。一个重要的决策往往经过很多程序，是各种利益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平衡的结果，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便是在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外交转型过程中受益最多的广大民众。
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面， 20世纪既是一个充满战乱和动荡的时代，一个充斥各种重大意识形态试验及对抗的阶段，一个延续近代以来“战争与和平”主题变奏的复杂时期，也是一个所谓“外交民主化”和扩展“公众外交”的时代， [24]一个朝向进步、发展和更加尊重人的价值的阶段，一个“高政治”(战争、和平、国家以军事事务为中心)受到“低政治”(发展问题、经贸问题、民生问题、环保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强烈冲击的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变化，并非偶然、孤立的事态，而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主流变革进程的组成部分，是国际范围内外交方式演化的共同趋势的折射；只不过中国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中国的变化又是如此显著，因而“民本”色彩的增强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格外引人注目，带动的进程更有普遍意义。比如说，它体现了非西方世界新近显露的重要性。在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和源于欧洲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世界的主宰地位，自然也是全球外交的主导者。在它们那里，不难见到从君主专制制度到君主立宪制度、再到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型，与此相应的外交体制功能也由国王特使处理王室对外事务到国家中心和安全至上的对外交往、再到注重经贸关系和民生国计以及安全保障的综合目标的转变。[25] 必须承认，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历史演变，一方面，对于新兴大国有一定的启迪和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有其特有的发展路径，有适应不同国情和需求的民主化方式。例如，印度曾经被一些西方评论家嘲弄为“西式民主的不合格学生”，但印度现在的成就(包括它的复杂变动画面)却令很多发达国家刮目相看和困惑不解；俄罗斯在普京执政时期创造的“主权民主”方式，使这个一度严重衰败和动荡的国家快速复苏，为社会赢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也因而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拥护；巴西目前是南美第一个独立建成浓缩铀中心的大国，也是这一地区最有竞争力的安理会候选常任理事国，其总统卢拉曾是一位不被美国喜欢的中左派政治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由于邓小平路线的引航，更有着不同于传统欧美现代化、民主化的增长道路，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效和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随着“金砖四国”(BR ICs，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国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强势崛起以及“眺望五国”(V ISTAs，即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崭露头角，非西方世界在当代国际事务中的影响逐渐增强，对于全球力量格局的塑造作用更加明显。在外交事务中，新兴大国和转型国家的崛起，也在欧、美、日主导的国际议事日程上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使外交关系朝着更符合“国际社会”和“全球村”要求的方向过渡；它也同时意味着占世界人口多数的这些国家，把它们独到的民生、民主、民享、民本的理念和实践，带入了新世纪初期国际关系的再造过程。依此角度透视，分析者会对中国外交变化的社会基础及这种变化的国际意义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九 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的指导方针
在对中国三代领导人重大外交思想、战略和策略原则的研究中，至少以下两方面值得研究者关注：首先，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至胡锦涛之间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继承性。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基本方针的奠基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现在仍处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仍以他揭示的方向为指南，江泽民和胡锦涛各自所处时期的创造与发展仍属于邓小平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正是在邓小平伟大理论和精神的引导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始终高举了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始终保持了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合作，始终把自身的发展建设视为全人类共同进步与繁荣的一部分。中共十七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初始点，界定为20 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这一进程目前仍在延续和深化之中，包括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战略机遇期的很长时段。这一界定有着全面的指导意义，对于外交研究工作同样不可忽略。它是对极“左”和极“右”的不同思潮倾向及要求的坚定拒绝，是关于“走什么路”、“扛什么旗”等大问题的方向指南。
其次，中国三代领导人之间也存在某种差异性，或者说有不同的代际特质与创新。[26] 邓小平直接掌舵时期，是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终结的年代，也是经济全球化浪潮波峰乍起、各种主要意识形态混杂呈现的年代，他对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的敏锐而重大的判断(如避免大战的论断、时代特征的判断、南北关系的判断、东西矛盾的判断等) ，对这种形势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自己道路的基本论述，牢牢把握了当今时代的大趋势和中国成长的必由之路，指明了中国外交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方位。江泽民主政的13年，把中国从一段特殊的艰难区域带向充满生机的地段，尤其是改善和稳固了一度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中国与各主要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中美、中俄关系) ，倡导了世界发展的多样性理念以及在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建立新合作观和新安全观的思想，对于中国外交在这段时间站稳脚跟、开拓新局面功莫大焉。胡锦涛成为中国第四代领导核心的这些年，也是我们国家在新世纪和全球范围高歌猛进、影响日增的时期，是大国间战略对话与协调迅速发展、成效显著的时期，中国全方位的外交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重大理念，还在保障新阶段国内改革发展方面建立了新的机制和要求(如强化海外领事保护制度和对外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外交对民生的关注更加细腻、深入。总之，体现在三代领导人那里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也即哲学意义上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研究中国当代外交史不可遗漏的重要内容。
用严格标准衡量，中国学界对于不同时代外交风格差异的讨论，对于不同年代和特质的领导人外交思想的比较(特别是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外交的实践) ，数量偏少、深度不够。这里面，除了一些不由学者自身能够决定的体制性因素外(如某些外交档案仍然没有解禁，对领导者个人风格的比较分析仍有一定的限制) ，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研究工作仍存在某些盲区和弱项。人们很少见到有关政治代际问题的理论介绍，同样很少见到对于体制决定和角色发挥的不同规律及特点的研究性作品，尤其是有关如何评估中国政治代际差别研究与这方面一般理论分析范式的相似与不同，基本上没有得到研究。须提醒的是，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变革及相应的外交指导方针的调整，发生在中国这个拥有全球1 /5人口的大国和在改革开放的飞速变动时期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它同缺少这种改革背景的其他大国是不一样的，与有着不同价值和社会制度的西方大国更不可比。西方在这一领域公认的优秀著述，未必能够适用分析中国的特色。[27] 反过来观察，中国近些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政治人物和外交家的回忆录或传记，较从前的封闭状态有了突破，但它们很少被理论工作者和专业研究人员纳入教科书，更谈不上形成独有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指导思想和风格之差异性的理论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比外国学者还要弱。其实，对差异性的研究有助于发现创造性形成的根源，从而推进中国外交的进步。
十 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
综合上面所有要点，本文形成了一个总的研究命题，即：极富特色的中国外交转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30年不过转眼一瞬间，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年，却实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外交革命：从国际范围看，它把中国从30年前一种边缘的、抗拒的、革命者的形象变成了趋于中央位置的、具备建设性与合作能力的负责任大国；从中国国内视角观察，中国外交由原先那种富有神秘色彩、主要“高政治”和“大战略”的内容，转向民生为重、发展优先、更加透明的过程。这一转型的实现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没有出现外交关系的剧烈变动和周边环境的紧张不安，没有树立新的敌人和简单否定现有的秩序，更没有强制平民百姓适应这种转变，没有影响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中国特色的外交转型，既有与全球化时代各国外交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的形态与内涵。它适应了中国内政从革命年代朝着和平建设时期的过渡，适应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大趋势。
以上提示了反思历史、指向未来的中国外交理论这一项重大研究课题，即中国外交转型的基本趋向、目标、阶段及其特征。第一，中国外交的深刻转型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文革”阶段结束、改革开放时代启动的交替点，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推动国内外革命为主要宗旨的政党”向一个“指导国内长期和平建设及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政党”之重大转型的组成部分。第二，中国外交的转型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国内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建设现代化的小康社会为中心任务、从计划经济到有调节的商品经济再到全面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在对外方针上的自然延伸。第三，中国外交转型的主要内容是：适应全球化时代“进步”、“发展”、“和平”、“合作”的主题，使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心逐步朝着“体现国内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于人本与民生”、“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与斡旋”、“增进各国间的信任与理解”的大方向调整，使中国从当代国际体系相对边缘和造反者的位置，朝着主流的、引导性的、中心地带的和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位置过渡。第四，中国外交转型的初始阶段，包括目前我们所处的时期，主要是通过各种改革和制度创新措施，建立起适合新形势需要的外交人员队伍和外交工作体制，其中，与国内的经济重心相一致，外交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是这一阶段不可避免的中心内容；转型的中间阶段，重点是在中国“树未大先招风”的环境下面，继续为创造有利于发展和改革的外部环境而努力，同时适量、适时、适度地增加国际贡献度，建立“发展”、“主权”、“责任”三大需求之间新的动态平衡；在中国成功实现和平崛起、综合国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未来阶段(它也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外交将把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有更多的作为，为人类持久和平及各国共同繁荣的时代打下中国的印记。第五，对不同阶段内容和特点的研究，应当是中国外交学在未来探索的一项中心课题。不难察觉，中国外交转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有的内涵与要求，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出现某些非连续性变化，在特定量变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质变。其特性和动因值得中国外交学界人士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细致观察、追踪及研究。例如，关于中国外交风格的低调特点、中国外交进取的渐进特点、中国外交口号与内政主题的切合性、不同领袖人物及外交指导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中国现阶段外交进步的国际动因等，都是有待探索、有待深究的研究项目。
总体上讲，中国这些年的外交思想和理论，坚持了邓小平强调的“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向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对所有方向开放) ，坚持了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外交方式的根本原则。中国外交的深刻转型，无愧为当代世界的历史性进步之一，也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
注释：
1. 英国新近出版的一本外交政策著作提到，大国外交通常有七个方面的目标： (1)保护海外公民； (2)塑造海外身份； (3)维持稳定，或是防御外部威胁，维护领土完整和社会和谐； ( 4)促进繁荣；(5)就海外干预做出决定； ( 6)达成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 ( 7)保护全球公共事物。该书作者的母国(英国)及其外交传统显然是他内心深处考虑大国外交时的范本之一。参见[英]克里斯托弗·希尔著，唐小松、陈寒溪译：《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46～47页。
2. 例如，可参见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 r.JamesM. Scott，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影印版，尤其是第二部分Patter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23 - 147。
3. 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年版。
4. [美]约翰·罗尔克编著，宋伟等译：《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9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08～113页。
5. 一位美国外交研究者认为：“非西方人认为美国风格过于坦率，缺乏耐心，不敏感，喜欢掌握主动，喜欢视问题为危机等等。美国人则认为非西方风格对于形式重视过多，对原则的重视超过对问题本身的重视，谈判中采取不合作态度以及未达成协议就结束会议等”；“对文化的相互忽略会影响到协议的达成，而对文化的相互了解和欣赏则有助于谈判的成功”。这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导致的问题。转引自[美]康威·汉得森著，金帆译：《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4年版，第204页。
6. 国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哈佛大学的江忆恩教授)对于中国特有战略文化的讨论，比较注重从中国古代兵书和战争文献里挖掘素材，但他们从自己的思维方式出发，对于类似“中国战略文化到底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问题始终困惑不解。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 trtegic Cultureand Grand S 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95。在这里，“战略文化”范畴更多是从军事安全和军事外交的角度设定的。广义地讲，“外交文化”则包括了从一个国家的外交传统、外交习俗、外交方式到人们对于外交制度设置的看法、外交官身份的具体要求在内的所有观念和意识，它虽然更多体现在“外交圈”里，但实际上延伸和内化至更大、也更难界定的范围。
7. 例如，可参见陈志敏对沿海省份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的讨论。陈志敏：《沿海省份与中国对外政策》，载郝雨凡、林 主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社会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246～266页。
8. 一般都认为，上海是除北京以外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人才集中之地，而且上海学界和智库的看法通常比较温和、灵活，在外交政策方面很少有强硬派的极端声音。这也许同上海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受惠于国际交流甚多以及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有关。参见朱志群：《中国对美政策中的地区性影响：上海及汪道涵的作用》，载郝雨凡、林 主编：《中国外交政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第267～286页。
9. 国外对此有一种说法，叫做“微型外交部门的普及”。见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第92页。
10. 复旦大学的陈志敏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于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期间，便开始关注和研究“非中央外交”现象，并积数年功夫写成了一本专著《次国家政府与对外政策》。它可能是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创新之作。参见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政策》，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1年版。
11. “这九个轨道的每一轨道本身都代表一个世界，有它自己的哲学和观点、目的、语言、态度、活动、多样性、文化及成员。同时，这些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都存在于与其他世界的相互关系之中。在这些小世界中，有许多重叠、协作、互补的活动空间；相互间的关系包括从亲密和天然的盟友到对手等一系列不同的层次；交流和相互支持的不同开放程度。”见[美]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著，李永辉等译：《多轨外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4～5页。
12. 希尔关于“对外政策分析面临的挑战”的讨论，参见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第14～17页。
13. 希尔教授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全球范围观察，传统外交官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面对了四类新的竞争对手，如军事部门、对外经贸部门、情报机构、主要领导人身边的智囊团队，这四类对手各有其优势(如不同的信息渠道、资源和工具、决策权力等) ；由于国际上的“复合相互依存”，也因为国家内部的发展趋势，“许多国家现在面临着对外关系中的‘平行分权’，也就是在对外问题上，外交部对国家官僚机构的其他部分失去了控制。从更宽泛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看，统一行动的难题意味着，联系的机会有可能在国际谈判中丧失，局外人可能利用内部的分歧或混乱，而且长远的战略规划几乎不可能实现”(参见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第94～97页) 。但他同时认为，从年轻专业精英中培养和挑选出来的外交家仍然不可替代，外交部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始终履行着关键的、核心的作用(如收集日常信息、制定具体政策、建立备忘档案机制等) ，有着相当的自主性和不受国内其他政府部门干扰的“硬壳”(参见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第89～94页) 。他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今天对外政策决策者面对的挑战是，依靠外交部的独特能力，理解一个国家的活动从外部看是什么样的，判断一个联合阵线在多大程度上是所需要的，而且确保传统对外政策与各类国内政策的国际层面之间不会出现鸿沟。建立平衡并使国家主要部门彼此保持和谐，是对现代政府的重大考验”(参见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第97页) 。
14. 一本在国外很有名的国际政治学教科书这样分析利益集团问题的紧要性：“在任何民族国家中，不同的个人、群体和阶级的利益不同。……于是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谁的利益在某一特定政府的政策或行为中得到了反映? 哪些个人、群体或阶级对政府决策最有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是否随着时间或因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中如有多个个人或群体，而且愿望和利益各不相同，这些问题就绝对无法避开。与现实主义者的假设相反，国家并不是什么一元的行为者，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在一项单一的决策之中调和了多少不同的利益；对这一点我们若不清楚，就不可能知道最终将会得出一项什么样的具体政策。若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迄今为止的关于国家的目标和目的的讨论就都必然失之片面”。参见[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著，王玉珍等译：《世界政治》(第5版)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第164～165页。
15.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78页。
16. 韩召颖、袁维杰：《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载《外交评论》， 2007年第6期，第75～83页。
17. 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学科发展与前沿问题》，载王逸舟主编：《国际政治理论与战略前沿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98页。
18. 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第223 ～228页。
19.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158～193页。
20. 参见新华网2007年11月16日电讯稿：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14日至16日对缅甸进行了访问。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15 日会见了王毅。缅方介绍了国内情况，表示将根据全体人民的意愿， 采取积极、务实举措， 加快推进七点路线图计划。同时， 他们向中方表示将继续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推进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努力。中方重申在缅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支持缅甸政府和人民实现政治和解、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 希望缅甸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加快国内民主进程。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顾问斡旋努力， 希望国际社会按照国际关系准则对缅甸提供积极和建设性帮助。中方真诚希望缅甸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早日实现长治久安。”参见http： / /www1 news1xinhuanet1com /newscenter/2007 - 11 /16 / content _7089863. htm - 27k。
21. 关于新形势下如何运用不干涉原则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已开始涉及，参见刘乃强：《中国外交——重新理解“干预”》，载《南风窗》， 2007年12月号，第62～63页。中国外交主管部门虽然鲜有关于不干涉概念再思考的直接说明，但从有关官员对中国积极介入国际调停过程的赞许式介绍里，让人清晰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气息。参见宋爱国：《关注达尔富尔——组合行动推动妥善解决》，载《世界知识》， 2008年第1期，第24～25页。宋文里提到的“组合式”的外交干预行动，是指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配合国际社会的要求，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与苏丹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国家，对于解决国际上关注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所做的调解努力。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劝和促谈，既劝告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维和方案，也劝告西方大国不要动辄施压或制裁；二是支持发挥非洲联盟、联合国和苏丹政府“三方机制”的中心协调机制的作用，主张国际上的维和行动与当事国自身的政治进程“双轨并进”；三是通过联合国及一系列多边会议，推动各方达成共识和展开合作；四是设立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积极展开斡旋行动；五是派兵参与达尔富尔地区的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已经派遣多功能工兵先遣分队进入该区域) ；六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七是促进苏丹国内各主要政治派别和力量之间的对话，邀请有关人士访华，同时中方还参加了当事国政府与反对派复谈的国际会议。
22. 尽管从实际操作过程观察，外交信息公开与机密范围的保持之间如何划分，是一个不易确定的难题，对于所有国家(即使是标榜最发达、最“民主”的国家在内)也概莫能外。外交的“民主化”、“透明化”必然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完全无视传统外交的某些基本规则(如重大而不确定谈判的保密守则，小范围“拍板”的必然性，精英个人经验和接触圈的不可取代，专业素养与外交语言的特殊要求等) 。参见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第44页；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 ，第135～136页。
23. 参见郝雨凡、林 主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第三章“媒体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第86 ～117页) ，第四章“网络舆论与中国的外交决策”(第118 ～137 页) ，以及第七章“中国对外政策公共讨论的空间及影响”(第170～195页) 。
24. [英]杰夫·贝里奇著，庞中英译：《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5. 罗尔克关于“外交的演变”的讨论，参见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336～347页。
26. 在以往学界的研究中，对于老一代革命家、政治家外交思想的研讨比较多，而对改革开放以来三代领导人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则很少。可参见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7. 例如，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对中国领导人的描述，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某些政治人物对于中国革命时代英雄伟人的评价，却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之后新型的中国政治家形象。参见[美] 理查德·尼克松著，尤勰、施燕华等译：《领袖们》，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3年版。美国学者比亚勒关于苏联精英代际差别的著名作品，也很难套用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参见[美]塞维林·比亚勒著，普尔译：《苏联的稳定和变迁》，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年版。类似阿考斯等人著述的《病夫治国》及《病夫治国》(续集) ，只能给人以类型学的若干启发及线索，而无法适用于讨论精力充沛、活力十足、充满创造性的中国政治群英。参见[法]皮埃尔·阿考斯、皮埃尔·朗契尼克著，何逸之译：《病夫治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年版； [法]皮埃尔·阿考斯、皮埃尔·朗契尼克著，何逸之译：《病夫治国》(续集)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