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构建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对转型时期中国各省市区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进行了测算和比较。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由三级指标体系构成，包括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49个三级指标，从制度、结构、行为、绩效等方面反映了行政力量对于市场竞争的影响。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的编制和测算，为判断各省市区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及其动态演进提供了客观依据，为竞争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作为一个评价体系，还能够用于分析各地区在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进程和区域政策效果等方面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地区间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ISCP框架；测度

*于良春、余东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反垄断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50100，电子信箱：Lcyu @sdu.edu.cn，ydhwz@sdu.edu.cn.本文系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转轨经济中的反行政性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研究”（批准号06JZD001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李真、王常雄、王进、刘玉刚、付强、孙宁、许开国、谭鹏、王青、李丽等参加了课题调研，张昕竹、戚聿东、范爱军、侯风云、张伟等参加了课题讨论并提出了意见。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但文责自负。

一、引言：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测度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全面进步，居民收入显著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主要商品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初步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时期“，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交错，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有些现象和问题已经成为发展和改革的掣肘。地区性行政垄断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政府力量影响和限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典型经济现象。

地区性行政垄断是指地方政府运用行政力量限制或排斥市场竞争的行为，造成了市场的非整合状态（金碚，2005）。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危害性很大，它阻碍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削弱了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不利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和形成专业化分工，也不利于获得规模效益，往往导致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地区经济结构趋同等问题，还是市场无序竞争的主要根源之一（于良春，2008）。地区性行政垄断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研究上，其中对地方保护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危害程度等方面的定性研究较多，而对地方保护程度的测量和地方保护对资源配置扭曲程度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金煜等，2006）。在本来不多的实证研究中，关于中国国内市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程度及变化趋势的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程度是趋于上升的，即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下降（Young ，2000；Poncet ，2002，2003；郑毓盛等，2003）；而部分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虽然中国国内市场还存在着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程度是趋于下降的，中国国内市场处于不断整合之中（Naughton，1999；Xu，2002；Fan and Wei ，2003；白重恩等，2004，2006；李善同等，2004，2006；陆铭等，2006）。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实证研究，出现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降低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可信度和决策参考价值。另外，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只是地区性行政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仅仅测度地方保护程度难以全面反映地区性行政垄断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和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方法论创新，形成取长补短、相互映证的方法论体系，对地区性行政垄断及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亟需对地区性行政垄断进行全方位的量化测度，得到可资信赖的研究结论，从而为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治理和规制提供决策依据。

对行政垄断的测度是一个对制度性现象进行计量的问题，而这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上都是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尤其是行政垄断所涉及到的一些无法用变量进行替代和验证的软信息，使得人们难以直接对行政垄断进行测量，只能根据行政垄断的定义所确定的范围，在真正找到行政垄断的表现特征以及所造成结果的角度上来对行政垄断程度进行一种间接的测算。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构建了ISCP研究框架（见图1），并以此框架为基础构建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用于分析和测量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ISCP研究框架与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 范式具有较大差异。在地区性行政垄断的ISCP框架中，I（Institution）表示行政垄断得以形成和持续的制度性因素；S （Structure ）表示反映行政垄断程度的市场结构、产权结构等结构类因素；C （Conduct ）表示政府和厂商的行政垄断行为；P （Performance ）表示具有行政垄断特征产业的绩效，包括微观层面效率、产业层面效率和宏观层面效率。

在ISCP框架下，我们通过设置三级指标体系构建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用于测度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在研究的第一阶段，我们构造了相对简单的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并进行测量，然后将实际数据进行返回测试，并修正和细化各类指标，经过几次反复，逐步形成完善的指标体系，最终测算出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指数。三级指标体系中，不同的指标对不同地区的行政垄断的测算具有不同的代表意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赋予不同类别指标不同的权重。此外，每一类指标内的参数也赋予不同的权重，并最终将不同测算单位的参数都转化为分值的形式来对不同地区的行政垄断程度进行度量。各指标赋权的依据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专家测评。我们征求了本领域专家的意见，对不同类型指标的权重进行了问卷调查；二是主成份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对下一级指标进行主成份分析得到其相应权重。在综合考虑两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四、结论

我们以ISCP框架为理论依据，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行政性垄断指数，编制了测量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的指标体系，测度了1985—2006年中国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通过对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的测算和分析，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1985—2006年，全国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呈现出下降的总体趋势，其中1992—2002年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下降最为明显。2002年以后，由于一些软性地方保护措施的抬头，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有小幅回升，但是总体水平仍然低于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区域经济相互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将逐步出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步伐加快。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将进一步下降。

2.1985—2006年，东部省市区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下降幅度较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省市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差距不大。随着改革的深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经济竞争能力显著增强，在国内的竞争优势逐步凸显，因而其实施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必要性显著下降，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3.1985—2006年，中部省市区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下降幅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的波动幅度较大。随着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中部省市迎来了新一轮的良好发展机遇。可以预见，随着中部地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中部省市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将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

4.1985—2006年，西部省市区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下降幅度较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西部地区的相对劣势并不明显，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本持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地区在竞争能力上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因而其实施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必要性显著增大，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下降趋势并不是十分明显。由此可见，实施适当倾斜的区域政策，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竞争力，提高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是降低中西部地区的行政性垄断程度的重要举措之一。

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是一个由众多指标构成的复合型的指标，从制度、结构、行为、绩效等方面反映了行政力量对于市场竞争的影响。从理论价值上说，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的测算可以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工具和基本手段，可以丰富和深化垄断与竞争理论的研究。从实践价值上说，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的编制和测算为判断各省市区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及其动态演进提供了客观依据，为竞争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作为一个评价体系，还能够用于分析各地区在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进程和区域政策效果等方面的差异，以及造成地区差异的原因。

在后续研究中，一方面，我们将对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进行细化和跟踪研究，深入分析各省市区的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及其变动的原因，从源头上分析各省市区之间的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将利用转型时期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对地区性行政垄断的资源配置效率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