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4日，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以“本届美国政府关于美中关系的设想”为题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发表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的中文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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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美国政府关于美中关系的设想
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
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主题演讲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09年9月24日
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纳特，感谢你的热情介绍。
我很高兴能再次来到这里参加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这次活动。尽管奥巴马政府（Obama Administration）不遗余力地挖走了你们的每一位精英人物，但贵中心仍能蓬勃发展，我对此深为赞佩，而且从未产生过怀疑。在我参加的每一次会议上，似乎都能见到贵中心如此众多的博学多才之士——不仅有库尔特（Kurt）和米歇尔（Michele），当然还有吉姆·米勒（Jim Miller）和其他很多帮助贵中心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人士。贵中心在短时间内成为华盛顿地区一个不可或缺的景观，的确是一个可观的成就，尤其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如林，我还为其中一些机构工作过，能够脱颖而出实为不易。我认为，今天你们发布的这项研究报告确实体现了贵中心的工作富于创新，善于抓住时机，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然，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们下个星期还会看到很多有关活动，因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当然也是你们将本次活动安排在此时进行的原因之一。回顾这60年，其中一半时间——大约有30年——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好，关系最紧张的时期相互敌对，有很长一段时期互不往来。
因此，从某些方面讲，从决策者的角度和美国的角度来看，意义更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是美国和中国于1979年在卡特总统（President Carter）和邓小平主政时期实现关系正常化30周年。我认为，从时间上讲，这个时期大约也是中国崛起并经历巨大转型的时期，这并不完全是巧合——中国的崛起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两国建立双边关系是原因之一，但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中国根据本国国内形势做出的决策。
我认为，可以恰当地说，尽管——我知道库尔特和米歇尔才识过人，很有远见，但我认为即使他们可能也没有预见到新美国安全中心能有如此良好的发展。同样，我想人们在1979年可能也没有想到中国30年来能取得如此长足的进步。这段历程的确不同凡响。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经常访问中国的人来说，每次去都会看到巨大的变化就出现在眼前，令人赞叹不已。
回首这段不平凡的时期，重温当时的种种决策和美中关系转变的历程及以尼克松总统（President Nixon）为开端，后由卡特总统实现的远见卓识，人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更有利于美国长期利益的不是试图挫败中国的抱负，而是探求中国能否与美国结为伙伴的可能性。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有关决策主要出于对冷战（Cold War）形势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的重点是争取中国的帮助制衡苏联（Soviet Union），但面对今天的现实，重提上述基本认识甚至尤为重要。
国务卿克林顿（Secretary Clinton）最近在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讲话时谈到，有两种不可回避的事实决定了今日之现实。她是这样说的，“首先，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世界上各种挑战”，“其次，大多数国家对共同的全球威胁感到担忧”。
在当今世界上，鉴于目前的这种形势，进行国际合作的理由极其充分。如果我们能够合作，各国可受益匪浅，否则便将蒙受重大损失。但以这种认识处理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不免从根本上面临两难的局面。考虑到中国的实力和影响日益增强，我们尤为迫切地需要同中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然而，中国自身的规模和重要地位也带来了相互竞争与对抗的风险，结果有可能阻挠相互合作。
各位都知道，我是半个学者，因此我忍不住要发表评论，因为自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来的历史学家都指出大国的崛起会引发一系列冲突，结果打乱了旧秩序并对现有权力结构提出挑战，因此中国的崛起也可能导致同样暗淡的前景。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往往悲观地谈到，安全面临的困境可导致各国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安全免受潜在敌人的威胁，但这类行动反过来又会为他们原来希望避免的冲突推波助澜。
今天，这些学术观点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的政治讨论中显然都产生了强烈的回响。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一方面需要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应中国的崛起，适应印度（India)和巴西（Brazil)等其他大国的崛起。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战略挑战之一。而应对这个挑战的关键就是我所说的战略性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
战略性保障取决于一项关键的相互约定，或许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条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已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国的“arrival”（到来），这里借用你们的措辞，很贴切；中国也必须向全世界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的发展及其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作用将不以其他人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维护这项条件必须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战略性保障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强调并增进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同时直接消除导致相互不信任的根源，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
战略性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持续对话得到实现。人们不应该忘记，几天前基辛格国务卿也提醒我，当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与周恩来经过长达约25个小时的交谈，我们才打开了对华关系的新时代。进行广泛对话的重要性是我们决定促进和拓宽美国与中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核心。战略性保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通过提高透明度实现。
为了我们的努力切实获得成功，不能只靠言辞，必须见诸于有保证的实际行动。我们必须各自采取具体步骤，处理和解决彼此关注的问题。在执政的前8个月，奥巴马政府主要以前任进行的重大努力为基础——我需要强调保持美中关系连续性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重要阶段——有力的事实说明，应该有理由相信这种方式能够产生实效。
今年2月，国务卿克林顿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出访中国，着重表明我们坚持这个目标的立场。今年4月，奥巴马总统和胡主席在伦敦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承诺为建设21世纪的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共同努力。通过随后的一系列会谈，包括不久前在纽约举行的会谈以及总统拟定的中国之行，我们都看到我们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厉。
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为美中两国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合作带来的实际利益提供了明显的例证。中国和美国实施了有史以来两个规模最大的刺激经济方案––两国互相协调并与全球其他国家的政府互相协调。中国已率先恢复增长；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世界许多地区正开始出现好转，而且还开始看到，为保证危机不再重演，人们正在进行新的努力，寻求更高层次的全球性机制。关于我们谈到的恢复国内秩序的问题，中国认识到，中国必须尽其努力，成为全球消费一个更重要的来源。共同的义务要求增长应有更坚固的基础，我们将在匹兹堡的讨论中看到这一点。
当然，这方面的努力不仅要求美国和中国付出共同努力，所以我们的全球合作也非常重要。然而，没有美国与中国的有效合作，成功的前景将会更暗淡得多。美国和中国认识到两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为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相互合作，我们正逐步发展类似的合作。我们美国一方承认，废气排放造成了气候变化的危害，对废气排放承担着我们的历史责任，因此应义不容辞地在国内采取有力的措施，同时也需要尊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乎实际的发展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也日益认识到，中国必须寻找方法，降低继续寻求发展对气候造成的影响。两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了一项共同承诺，要求扩大在低碳增长方面的合作，同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成功地达成一项国际协议，我们将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会议期间共同努力实现这项目标。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胡主席在联合国气候问题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共同承诺的精神。
我们的合作还为应对北韩最近的导弹及核试验建立共同战线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与六方会谈的伙伴进行合作，我们达成了一致立场，随后促成安理会在北韩进行导弹试射后发表主席声明，另在北韩进行核试验后，又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874号决议。自从该决议通过以来，我们为实施更强硬的措施进行了有效的合作，我们希望将有助于恢复六方会谈，敦促北韩重新承诺无核化的义务。
同时，我们有必要表明，为了通过五常加一（P5+1）的模式处理伊朗核计划问题，应该有同样的可能进行合作。中国还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与巴基斯坦及阿富汗接壤的西部边界的安全与稳定。我所说的不仅是中国已进行的经济投资，如对艾娜克（Aynak）铜矿的投资。中国还在训练阿富汗人及伊拉克人如何排除地雷，并为鼓励巴基斯坦政府打击危险的极端主义分子尽自己的努力。
中国向非洲之角派出驱逐舰打击海盗活动，表明愿为保障全球共同利益发挥建设性作用。
我们已为消除跨国恐怖主义的威胁共同努力。中国以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为开端，开始为支持国际不扩散体制付出更大的努力。我们继续为此进行努力，并鼓励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等措施。显而易见的是，近年来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与我们有着共同的关注，并开始为解决这些问题承担更大的责任。
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令人赞叹。然而，必须认识到我们既不能忽视，也不能淡化继续存在不信任和分歧的领域，贵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重点谈到了其中很多方面的问题。
消除疑虑在军事活动方面尤为关键。我认为，在听了前面的一些讨论后轮到我发言正是时候。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其全球利益的扩展，其军事开支也很自然地有所增加，中国在海上、空中和太空的实力都有所增强。在某些情况下，实力的增强还伴随着相应的行动，中国要求对专属经济区（EEZ）行使权利的范围过宽就是一个例子，已引起美国和中国的邻国对中国的意图提出质疑。
中国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有权保障自身安全，但其实力和行动也要求增强自身的责任，向其他国家承诺发展军备不构成威胁。我们已经重启高级别军方对话，这是一项积极举措。我希望这能有助于我们缓和目前的某些紧张状况，例如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活动。我们之间的这类磋商必须稳步、持续地进行，不应该轻易受到分歧的干扰，成为时断时续的对话。
我们还在敦促中国提高其军事透明度，从而消除亚洲和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对其意图的疑虑，避免其周边地区出现不稳定和紧张状态。我们对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积极对话感到高兴。我们鼓励中国和台湾都寻求有助于信心建设的措施，增强台湾海峡两岸的联系和稳定。
彼此不信任的风险在战略核武器和太空领域尤为严重，在网络空间也日甚一日。在上述领域实现相互保障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但我们已从冷战中汲取了教训，深知这是避免灾难性的对抗和误解的关键。双方都必须以创造性的思维考虑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
资源竞争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中国增长迅速、人口众多，对油、汽和矿物资源的需求急剧上升，但资源重商主义不是适当的应对手段。中国的这种倾向已经引起了合理的关注，不仅来自美国，还来自我们的其他伙伴和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问题不仅在于中国的重商主义倾向扰乱了市场，还在于这种行为导致中国同伊朗（Iran）、苏丹（Sudan）、缅甸（Burma）和津巴布韦（Zimbabwe）等国进行有问题的接触，破坏了中国作为一个愿为地区稳定和人道主义目标做出贡献的国家的形象。
美国和中国在保障稳定的、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方面拥有共同利益。我们决不会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同时还迫切希望争取中国的帮助，以便今后建立正常运转的市场并增进我们共同的能源安全。与此同时，中国必须表明，中国将作为一个建设性的参与者进行努力，不会为保障自己的能源需求而损害他人的利益。
另一个往往导致关系紧张的领域是我们的经济关系。我们的双向贸易和投资使我们两国受益匪浅，我们的增长和繁荣都有赖于此。但贸易也不免造成了关系紧张和误解。这就是我们在两国对话中如此重视双方经济关系的原因。我们正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例如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双边投资协定，与此同时中国正采取步骤，争取成为WTO等全球经济体系的一名建设性成员。
我想谈谈最近发生的有关轮胎的争端。这场争端突出地反映了双方经济关系中的某些风险。有关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的预言和贸易战一触即发的评论数不胜数。但同样很明确的是，这是一种最坏的估计，绝非不可避免。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的确同中国政府持不同意见。因此，总统做出了他的决定，我们依照这项决定加征了关税。
但重要的是，这都发生在美国和中国所接受的WTO的框架内，也没有超出两国双边谅解的范畴。我坚信，美中双方都要求防止这一特定的分歧引发贸易战或保护主义的蔓延。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将归功于我们已经建立的合作与对话的良好渠道，使我们能在全局之下处理这些争端。
有人说人权问题与我们的战略关系毫不相干，因此不应在我今天讨论的问题之列。不仅如此，中国有些人士甚至认为我们关注人权、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问题，用意在于削弱中国，因此与我一直在谈的基本精神不符。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毋庸置疑，我们捍卫人权，因为正如奥巴马总统所指出的，人权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本质。但我们也认为，一个尊重法制和国际惯例的中国可以打消别国的疑虑，相信中国能为本国人民促进稳定和增长，同时在国际上也将采取同样的行为。
如今，战略保障不仅涉及中美两国关系。我们的合作夥伴，尤其是亚洲的合作伙伴必须能够同样确信，中国的作用日益强大，不至于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这不仅需要美国维护其本身与各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与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等主要盟国的关系，而且需要我们发挥主导作用，改善和加强某些对中国实现发展的环境产生影响的地区性和国际性机制，使其变革具有建设性，而不至于导致不稳定。
奥巴马总统称这个新时代是相互接触的时代。我们正在调整和加强在亚洲的地区性合作。正是因为如此，国务卿克林顿最近宣布我国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 (ASEAN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我们在为地区性对话与合作发展新的渠道的同时，还将坚持维护与我们主要盟国的关系。这符合我们与中国关于亚洲和平稳定的共同构想。
在涉及国际体系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确保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能够在交往中采取适宜的姿态，不至于引起恐惧或不信任。这要求促进有关机制的广泛性，使其充分反映今日世界的实际，不再逗留在1945年或1970年代。这还要求提高这些机制的效果，有助于我们共同解决相互依赖带来的问题。我们在采取这些政策的同时，将欢迎中国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希望看到中国提供保障的迹象和表示。中国如果准备采取适宜的姿态，必须明确发出这些信号。
面临不确定的状况，任何政府的决策者一般会做最坏的打算，高度警惕未来潜在的威胁。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有必要这样做。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做最坏的打算的同时，也不可忽视积极的结果；我们欢迎产生积极的结果，同时避免坠入自以为是的惊恐。你们的报告援引我的前任里奇·阿米蒂奇(Rich Armitage)的话说：“任何人，包括中国领导层，都不能断定将来的结局。结局如果不好，对我们也不利；结局如果很好，对大家都有利。我们必须为此努力。”副国务卿是一位智者。(笑声)
奥巴马总统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指出：“我所相信的未来是：中国是国际社会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一员；届时我们的国家将不仅是出于需要而且也是出于寻求机遇成为合作的伙伴。未来并非一定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进行像今天即将开始的对话，并基于我们听到和学到的内容行事，这应当是一个能够达到的目标。”
奥巴马政府将坚持美国在对话中采取的立场。我们准备接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领域，我们已经对此表示欢迎。中国也同样有必要表明，中国将履行自己的义务，使美国、亚洲邻国和全世界相信，我们不必对中国的影响扩大有任何疑虑，北京方面也认同我们有关地缘政治的新构想，要求以双赢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再陷入你死我活的争斗。有了这一战略性保障和建立以互信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共同承诺，我坚信我们不仅能成功地采取共同行动，而且能够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这对我们大家都大有裨益。谢谢诸位，现在我准备回答你们的提问。(掌声)
（回答问题部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