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军是中国军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期的初次尝试，它的出现反映了党在军队中影响的现实，也反映了一种与旧军队相区别的情绪。它为整合国家军政关系、改革军制建设现代武装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完成政治统一诸多问题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

[关键词]国民党；党军；黄埔军校；军政关系；孙中山；蒋介石

“党军”是国民革命时期出现的一个名词，用以代表国民党领导、控制的军队。党军的提法，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最早出自1924年11月14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今廖仲恺为各军校党代表》一文。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国民党所能影响的部队统称为党军，如辛亥革命中的新军、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等，而由黄埔军校师生领导和控制的军队则称为学生军[1]。推究起来，“党军”的出现反映了一种与旧军队相区别的情绪，也反映了国民党在军队中影响的现实。至今为止，有关党军出现的背景、党军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党军的性质及其变化等，还缺乏认真的研究。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得一些新的认识。

一、黄埔建军与党军成立

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资产阶级革命派幻想在袁世凯当权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上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2]（p319）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部分同盟会骨干，则主张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企图通过组织责任内阁，使大总统处于超然地位，来巩固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天真幼稚的革命党人忽略了袁世凯手中的武力，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于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血的事实教育了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他认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3]（p477）力促各省独立讨袁，发起二次革命，但国民党内部妥协空气甚浓，主要领导孙黄意见不一，且在北洋军事压迫下宣布独立的7省，也互不统属，行动不一。二次革命如昙花一现，很快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革命陷入低潮。

镇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势力进一步加强，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竟于1916年称帝，企图复辟封建帝制，建立袁氏王朝。为挽救垂危的中华民国，各种反袁势力汇合在一起，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此时还认识不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竟于袁世凯去世后，认为国家进入了“息纷争，事建设”[4]时期，要求各地中华革命军结束军事行动，解散武装，同时鼓励原国民党议员到北京参加国会，以和平方式改良政治。其本人则着书立说，进行革命理论研究。至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仍实行利用军阀打倒军阀的策略，军阀武装是靠不住的，他们并非真心护法，反而处处破坏，最终孙中山被迫在“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徐有礼等：论党军的成立及其性质的演变貉”[5]（p471）的愤怒中辞去大元帅职务，护法运动流于失败。

回顾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结果是“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列，较前尤甚……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3]（p104-105），究其原因，则为“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6]（p500）。事实证明没有军事力量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而被孙中山认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陈炯明的叛变，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有明了党义之军队及其干部，然后才能服从本党指挥，成为革命的武力”[7]，初步形成了“以党治军”、“以军固党”的建军思想。

黄埔军校即是基于“养成党军之干部”的考量并在苏联影响和帮助下建立的新式军官学校。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鼓舞和启发，“苏俄革命之成功，实赖于取党代表制之红军”[7]（p5），萌发了向苏联学习军事、教育组织等方面经验的念头。1923年8月，孙中山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重点考察苏军和军校的党务及建制，认为有必要“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希望这支军队是信仰三民主义、与革命党共同奋斗的革命军。并与苏联有关方面达成了“关于在苏联和中国为国民党军队培训指导干部的原则性协议”[8]（p274）。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黄埔军校的建制成为国民党建立党军的基础和发源地。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广州商团暴乱，孙中山指令：“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用黄埔学生为骨干。”[9]（p170）9月3日，何应钦筹办黄埔军校教导团，并兼任教导团团长，12月26日，成立教导团第二团，王柏龄任团长。教导团的编制采用正规军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教导团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任各级指挥官和党代表。第一、第二教导团是一支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武装，其训练军事与政治并重，以“党权高于一切”为原则。

1925年4月6日，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73次会议，通过建立党军案，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成立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换句话说，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是完全党化的军队。”[10]（p91）党军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大事，它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以前的部队，多为长官个人所私有，其兵士多来自于同一地区，有强烈的乡土地域观念，其名称也多以省籍、建国军等命名。党军成立前，广州地区就驻有许崇智的粤军、谭延闿的湘军、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程潜的攻鄂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等武装，土客军之间矛盾重重，尖锐对立；党军成立后，一扫旧式武装“拥兵自重，割地称雄”的落后意识，不存丝毫地盘观念，何处有敌人，便向何处进攻，对于“民财各政，军队绝不干涉，完全听命政府”[1]，从制度层面上杜绝了武人干政的隐患，标志着中国新式军队的开始。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定将原一长制的大元帅府改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同时决定整编部队，改建国军、党军为国民革命军。8月26日，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成立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军事指挥系统如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等，直属于国民政府，其成员由国民政府特任或罢免。甚至在名义上，军队属于政府而不是党，党军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成为国军了。

二、党军之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可以补军事工作之不足，是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媒介工作，又是巩固军队，稳定、增强军队核心力的有效手段。所以政治工作于革命军之保持革命性是必须的。党军成立后，即吸取苏军设置政治委员、党组织深入部队基层的经验，建立党代表制、政治部和特别党部，组成党政工作系统，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听命于党。

(一)特别党部。党军“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都不过因其能力成绩而分配任务，并不是权利，任何官长，均可以随时因必要而更调工作”[1]，而军队本身是有等级区别的，自上而下，层层节制。所以，要很好地保证军队是党控制的武力，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党的组织，使军队时时受党的训练和裁制，不仅遵守军纪、风纪，还要受党纪的约束。为此，党军成立后，设特别党部，以加强党在军队的活动。

(二)党代表制。党军是党的武力，欲使其党化，必于军队各级中委派党代表，使其训练士兵及监督军事行动，于必要时可以直接指挥军队。党代表设于军、师、团三级，并要求在军、师两级设立政治部，营、连设政治指导员。1926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党代表条例》中，宣布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的目的是：“为灌输国民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条例还规定党代表的主要职权为“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但须副署之”；“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和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11]（p44）而担任军事工作的人，未必一定是党员。这样国民革命军军队里的长官，只有治军的“能”，而党代表却有管军的“权”“，权”、“能”的分开，将军权集中在党的掌控之中，使军队服从于党而不会沦为私人的工具。党代表制度是保证党对军队领导的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革命军精神的凝聚力，还是在各连的党代表，一切士兵的生活、卫生，通通要党代表去料理……在战场上有党代表，就可以增加战斗的能力”①。

(三)政治部。是国民革命军中执行政治工作并受“党的指导，根据党的主义、政策去训练士兵和民众的特设机构”[1]。政治部虽无权干预军事长官的行政权力，但在理论上控制着各军、师、海军局、空军局、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及总参谋部和军需部中的所有党代表。军中的所有党、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工作都要在政治部指导下展开。它在鼓舞士气、提高部队作战能力、联系军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强有力的党政工作系统及相应的制度，对于中国国民党于短短数年间便打倒了北洋军人政权，完成了全国行政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国民党党军中的政治工作很不完备，多偏重宣传，在党的队伍建设方面没有切实举措，党权对军权的影响浮于表面，经不起冲击。理应是党军基本制度的特别党部、政治部及党代表制，实际上很不完善，且在实际运行中多强调其监督作用，权限也被控制在政治思想训练、军风军纪和后勤方面，真正的指导作用尚难谈及，更毋庸论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掌控了。这使得党军的政治工作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却难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

三、从以党治军到以军制党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离开了武装斗争，任何革命任务都无法完成，因此，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装开展军事斗争以夺取政权，就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借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即是孙中山联俄师俄的一大考量。党军初建，确是“武装起来的部分国民党党员，开始向军阀肉搏的急先锋”[1]，是党的武力。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相当长时间内，国民党内部没有一个令全党慑服的法理权威领袖，党的影响下降。其后，借口“中山舰事件”，并在苏俄使团“蒋介石比党更强大，或更确切地说，党比蒋介石更软弱”[12]（p281）错误认识的纵容下，蒋介石清洗了第一军中担任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辞退了季山嘉等苏联顾问。汪精卫的权威受到挑战，负气出国，其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的职务被取消。在军权做大的同时，以党治军的模式遭到破坏，政治工作不再受到重视，党军机制开始动摇。

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实为党军由党之武力转变为私人武装的关键一步。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使革命阵营内部围绕政治权利中心的北移问题展开了争议。迁都武汉之议原由蒋介石提出，早在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而武昌未下之时，蒋介石便致电张静江、谭延闿“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13]（p677）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蒋介石对此表示赞同，但不久他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14]（p1）。随后，蒋介石又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电告武汉：“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15]（p272），公然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党军成了向党叫板的工具。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姿态使国民党中央产生了危机感，意在抑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提高党权运动”应时而起。党权本是至高无上，既要提高，说明党权已受到军权的侵夺和挑战，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对党有不能指挥枪的险境有着切身的体会：“现在我们的军队，已经生出危险的现象，好像有点各自为谋自由行动的样子……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这都是完全因为军事机关离开了党的缘故”[16]（p109-110）。军事机关离开了党，党不能指挥枪，党军也就失去了“党之武力”的初衷，而成为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反共，之后不久，军队里也展开清党。4月25日，南京的黄埔同学会成立清党委员会，军内清党引起军心动摇，党军机制趋于瓦解，虽然到7月22日就宣布停止，但党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已受到严重冲击，党军里的党代表制度和政工系统形同虚设，或者干脆取消，政治部成了军事长官的幕僚机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对军队已没有丝毫的约束力。“武装同志之间，亦有忸于一时感想，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对党有反对之表示……亦有以为吾侪只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但不必一定需要党”[17]。党军已完全蜕化，不为党所能控制，所谓“党权高于一切”实际成了一句空话。以党治军，几乎演化成了以军制党。

四、结语

从黄埔建军到四一二政变，党军由“有主义、有纪律、士气高昂的革命武装”蜕变为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孙中山“建立一支由革命党人完全控制的武装”的愿望破产“，民国成立，军焰熏天”的梦魇重现。尽管如此，党军的出现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它的存在为之后中共人民军队的组建提供了近距离的参照和借鉴，是中国军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期的初次尝试，从而保障了近代中国军政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平衡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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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第10辑[C].影印本.第2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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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一[C]，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

[11]宁凌，庆山.国民党治军档案[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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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14]刘长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刘继增，毛磊.武汉国民政府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16]蒋永敬.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M].台北：正中书局，1981.

[17]蒋总司令的重要谈话[N].中央日报，1928-09-03(2).

注释：

①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丛书《精神教育》第一辑第180页，1925年广州印制。转引自黄道炫《蒋介石与黄埔建军》，见《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