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 像小学生就是好学生

想了20多年，将来退休后我要去当中学老师。回到了祖国，今天先去了儿子的学校当了回小学老师。儿子昨天几次问我是否准备好，今天也提醒我该什么时候到。他还怕我和他一样是插班的，不知道小学上课前学生老师怎么开场。

五年级的孩子们，很开心、很活跃。一堂课从头到尾欢欢喜喜。孩子们提问非常踊跃。不到一个小时，我们讨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老虎那么厉害，互相打起来了怎么办？老虎怎么建设和谐社会？”“婴儿看不见、听不到，怎么吃得到奶？”

我用幻灯片展示果蝇，我还没有解释，一个孩子已经发现我用的不是正常果蝇，触角上还有一个小眼睛。我告诉他们现在科学家已经可以用基因在果蝇身上制造出多个眼睛，希望他们中有人长大了能做人的器官。

我问：“是单养的动物长大打架多，还是群养的动物长大后打架多？”孩子中两种意见都有，而且都提出了道理。我们看实验结果知道动物单养长大的打架更多。

从孩子们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很动脑筋，大大方方，无拘无束。小学的孩子们，本质上，中国、美国没有差别。如果谁还有疑问，说中国人没有原创性、不活跃，让他们到中国的小学里看看。我们的教育，应该避免把知识枯燥、刻板化，不要让他们变成低头背书的人，可以多发挥他们的天性。我认为，不管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像小学生就是好学生。

如果比较国内大学的学生和美国的学生，有一个差别是国内学生不少显得比较被动、压抑、无特色。我纳闷：同学们怎么丢掉了小学时代的优点？是否还能重新展现？

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2009年元旦晚会上，博士生可以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女高音合唱西洋歌剧；本科男生可以用女高音、用中英日三种语言唱“苏三起解”；6个大男生可以跳“雷舞”……而演员都不是艺术系的学生，是生物系的学生，令人欣慰。整台节目，都是学生主导，结果比老师主导要好得多。

原来，学生的优秀潜质都还在，需要的，是学校、老师提供环境，鼓励学生发挥他们的潜力，不要误导或磨灭了他们的优点。

不要老担心考试，被动地适应环境要求，甚至为了让家长和老师高兴而学习；要主动寻找自己的喜好，并为进一步追寻喜好而做准备。不要在老师面前唯唯诺诺，要保持不卑不亢的心态，自然地交流。不要老低着头，忧心忡忡；要高高兴兴、乐观对待生活，为自己制造幸福和快乐。不要怕没有特色、怕显示特色，要不断发现自己的特色、发挥特色，使自己能够为社会贡献一些特有的东西。

我建议：同学们不妨天天保持过年过节的心态。

只注重培养“好学生”是不够的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国际领先的，没有什么可以向国外学习或借鉴的。须知，50年前，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模式大部分是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引进的。而在过去50年中，中小学教育缺乏国际交往，从内容到方法与50年前没有本质的差别。50年后的今天，非常有必要，也必须再去了解一下国外的教育现状了。创造能力和个性品格的培养，中国目前是有显著缺陷的。

缺乏对创造能力培养的重视，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中国传统教育重视“读书”，“读书人”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传统社会对青少年的奖励是“学而优则仕”。即便是现代父母、学校和社会，对中小学生的褒奖也是说谁“读书好”、“学习好”，国家也通过高考规范化地以“学习成绩”为唯一标准来要求和检验中小学教育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的教育严重缺乏对创造能力的重视。这样造成的问题，在中小学教育完成后的短时间内不会显示出来，而到大学、研究生学习阶段，创造性能力问题明显暴露出来后，中小学教育系统又不能得到反馈信息，或者认为是大学的问题，却没有认识到根子在中小学教育体系。

中小学系统会自豪于有多少毕业生都读了国内或国外的研究生，殊不知国内研究生大多因为思维方式已定，创新性研究能力短期难以得到培养；到国外留学的研究生，很多在创新能力方面也有明显不足，常常只能在别人指导下做研究，而不能独立工作或领导一个实验室开创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也就是说，由中国中小学教育提倡、培养和选拔出来的“好学生”的心态、习惯和行为模式，在进入到科学研究前沿时，将暴露出很大问题。这还只是从与教育紧密相关的科学方面来说。从更广泛的社会需求来说，只会做“好学生”很难适应社会需求。中国要在全世界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求得较快发展，只注重培养“好学生”是不够的。

健全个性的培养是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行教育模式对此很难说是全面重视的。教育系统对学生片面灌输竞争成功感，给几代学生走上社会后带来困惑和问题。教师对学生的关注，过分依赖于学生在校的学习成绩及其“听话”的程度，实际上鼓励了学生片面发展，而且不重视甚至阻碍有其他特长的“不听话”学生的正常发展。学生“听话”也许一时方便了教师和家长，可是对国家和社会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在旧中国的封闭社会里，培养很多驯服的人，也许对行政管理较方便。但在现在和将来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强调单一才能、阻碍其他才能的教育方式，岂不是制造长期落后的根源？学校过分强调尊重教师，而对学生的自我价值尊重不够，使教师责骂学生的行为被推崇为教育的好方式，而学生因此丧失学习兴趣或自信心受打击则不被充分考虑。一个人如果在年幼时被摧毁了自信心，其行为由害怕失败而驱动，即便成功了也难有幸福的感觉。一个由缺乏自信心的人组成的社会，与一个由从小接受自我尊重教育、自信心十足的人组成的社会去竞争，难道不是自己制造了底气不足的缺陷？

对于教育，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水平要比改进科研水平需要的资源少，可是长远的效应更大。学院目前在教育、科研、行政体制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大力提高科研水平是必须的，不过这对资源要求比较多，而教育水平的改善是我们花时间、动脑筋就能搞好的。同时，教育不仅影响学院、学校，还有可能影响国际科学界或者因学生转行而影响其他行业。

北大生科院每年大约有110名本科生、90名研究生毕业，10年就有2000名学生毕业。如果我们能把10%的学生培养成优秀者，那就相当于培养了一批能产生很大影响的人。

所以，我选择回到北京大学。能在北大教书育人，我，乐在其中。

大学的“名气”并不能直接影响人的关键发展

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名气”，而且学生常常很在意大学排名。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作为衡量自己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于是乎，任何人成长与其所受的教育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不能决定其一生，这个本来浅显的道理，好像在华人社会里不容易畅行。

我先得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觉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1985年到美国就读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简而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我却没有去过不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验证常识：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我再从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举一些例子。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大陆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德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社会一般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中国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生命科学家，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成就在中国很突出，而不是靠他们的大学学历。比如，王志新和饶子和都是工农兵学员，陈竺“文革”期间读的是医专，裴钢大学是在沈阳药学院，张旭大学在第四军医大学。上海有一位人类遗传学家孔祥银，大学上的是山东医科大学，没有研究生学位，却发现了两个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有两篇《自然•遗传》的论文，是成就和学历比最高的生物学家。

我绝对不是说中国名牌大学没有优秀毕业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研究生，他近年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工作很突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我觉得他的专业成就是他自己能力决定的，和科大少年班或者布兰迪斯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有在许多学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环境，骆利群都能凭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长，因为他主要是自己决定自己。

就是在美国，哈佛大学里也不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过的来自多个学校的学生中，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来自哈佛。

中国大学里，有极少数教师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们对学生进行直接辅导，有可能造成和其他学校的重要差别。不过这样的教师在大学里面本身很少。在很大范围内，许多大学的教师教学比教科书好不了多少也差不了多少，那么学生通过自学书籍就很容易消除教学的差别。如果学生自己有能力，加上努力，是不难超越学校教育的深度和广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