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人们多次表示一种强烈的担忧：国家干预正使社会主义不知不觉地渗入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一个过去数十载从内部观察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研究者，我想就此发表看法。虽然我研究的对象并非后社会主义地区，而是世界其他地方，但我将以社会主义的亲身经历来审视这个问题。
时光回到1968年，当时我的祖国匈牙利开始尝试将“市场社会主义”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政府敦促国有企业的头头脑脑们增加企业利润。若企业赢利，经理们将获得利润分成，日子就很好过。但即使企业亏损或债台高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此时会有某种形式的救助，如政府通过预算支持，或国有银行可能发放不指望企业偿还的额外贷款。亏损和借债固然令人不快，但这对企业而言并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经理人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救助行动都很有经验，对其企业的存活多少都会有信心。尽管企业面临增加利润的种种压力，但实际上其利润动机仍很弱。如果没有破产威胁，何苦费大力气降低成本或进行创新？企业的财务状况并未对其开支、借贷或扩张形成真正约束，当时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软预算约束”。
软预算约束并不仅限于救助某家深陷财务困境的公司这种特殊情形。如果救助频繁发生，如果经理们开始指望获得救助，该综合征就会出现。这是一种心理现象，一种决策者头脑中强烈影响其行为的预期。
人们往往简单地对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进行比较。事实上，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预算约束。基于对获救可能性的认识，公司决策者感觉的预算约束可能很软、一般软、很硬等等。
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包含保险理论中的“道德风险”现象，但其内容更全面、丰富，描述了一种社会过程和复杂的经济机制。软预算约束理论并非仅仅孤立地考察单个决策者因依赖保险赔偿而未竭尽全力防范损失的现象，而是对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政客等所有系统参与者的动机、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导致管理者不负责任、对风险漠不关心，容易出现过度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这反过来使企业更频繁地陷入财务困境，不得不要求更多救助。换句话说，预算约束被软化了。软预算约束综合征成为一个自我激发、自我强化的过程。
最初研究这一问题时，我将典型的社会主义企业软预算约束与经典的资本主义公司硬预算约束进行比较。后者的决策者能够认识到他们必须靠自己。面对长期亏损和日益积累的债务，他们不指望会得到救助，只能以被淘汰而告终。但即使在我早期的研究中，我也警告尽管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已如此深入、普遍地侵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肌体，它也可能在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出现。后来许多研究者将软预算约束理论用于分析各种经济状况，事实证明我们的眼光不能仅限于社会主义制度。
先来看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无力还债的债务人可能被投进大牢。经营失败不仅在物质上给破产者以致命打击，还会败坏其道德声誉。在资本主义早期，预算约束绝对是很硬的。亏损和债务的严重后果迫使企业家们极其小心翼翼。
然而，财产关系和信用制度的历史发展逐渐带来一些重要变化。有限责任原则合法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股份制公司。管理者的物质利益、道德声誉与其公司的财务状况之间的紧密联系被弱化了。
随着财产和管理的分离，负责实际商业决策的管理者的个人命运、收入和声誉与其公司财务状况之间的联系弱化了。随后，关于企业倒闭的立法为深陷财务泥潭的公司提供了一些保护。这些及其它此处未提到的变化使预算约束趋于软化。当然，软预算约束程度不至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那样严重，但近几个世纪以来预算软化的趋势是清晰可见的。早期资本主义对成功给予重奖，对失败予以严惩。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成功的奖励得以延续甚至进一步强化，但对失败的惩罚减轻了。这种不对称的变化弱化了企业追求效率的动机及其对变革的适应性，还鼓励了借贷、投资和企业扩张方面不负责任的决策。
在分析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时，上述历史观点是值得牢记在心的。软预算约束综合征的扩散是此次危机的原因和结果。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原因，危机是由诸多复杂因素造成的。但我坚信，预算约束软化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去十年、二十年政府连续不断的救助，预算约束普遍软化的趋势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变得更明显。多年来，许成刚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一直指出，亚洲金融危机与之前的救助行动有紧密联系。但这些警告零零星星，几乎未引起注意。
作为备忘，这里列出近年来政府救助的时间表。
1980－2008年发达国家大规模公共救助实例
年份 国家 金融部门 非金融部门
1980 美国 第一宾夕法尼亚银行
互助储蓄银行
克莱斯勒
1981 荷兰 抵押银行：WUH，FGH
1982 意大利 安保信银行
1983 美国 债务危机中的破产银行
1984 美国 伊利诺伊州大陆国民银行 林木业
1989 美国 储蓄贷款危机
1992 瑞典 瑞典银行业危机
1993 法国 里昂信贷银行
日本 日本银行业危机
1994 墨西哥 墨西哥危机
1995 英国/法国 欧洲隧道
1996 法国 房地产信贷机构， CIC， GAN
意大利 那波利银行
1997 东亚 东亚金融危机
1998 俄罗斯 俄罗斯危机
美国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1999 奥地利 布尔根兰银行
巴西 巴西危机
2000 泰国 泰京银行
2001 阿根廷 阿根廷危机
德国 菲利普·霍尔兹曼股份公司 （建筑）
美国 航空业
土耳其 土耳其危机
2002 意大利 菲亚特（依维柯）
英国 铁路
2003 法国 阿尔斯通（工程）
2004 法国 布尔（IT公司）
德国 柏林银行股份公司
2006 奥地利 BAWAG
2005 法国 国家印刷局（印刷）
2007 德国 IKB银行, 萨克森州立银行
英国 北岩银行
2008 比利时 富通集团，德克夏集团， KBC
法国 德克夏集团, 东方汇理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巴黎国民银行
德国 西德意志银行， IKB银行，巴伐利亚银行，德国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银行
爱尔兰 爱尔兰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
卢森堡 富通集团，德克夏集团
荷兰 富通集团，荷兰国际集团
瑞士 瑞士银行
英国 劳埃德TSB， HBSO，英格兰皇家银行
美国 美国国际集团，美洲银行，贝尔斯登，花旗集团，高盛，美国富国银行以及其他25家机构每家获逾10亿美元的救助 克莱斯勒，通用汽车
迄今为止，我并未提供一系列建议（后面将涉及），我只是预测，而不是开药方。未来救助行动的规模和频率难以准确预测，但全球救助运动的涉及面和规模必将大于以往任何时候。不论人们喜欢与否，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将会持续，实际上还会强化。如果企业陷入困境，企业领导者将更有信心获得救助，尤其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确信它们一定能够苟延残喘。如果资不抵债的非金融企业在经济中占据关键地位，或与掌控救助决策的政客关系良好，它们也很有希望获得救助。多数情况下，对银行的救助意味着无法偿债的企业间接地得以逃生。
在从预测转向实际经济政策问题之前，我们简要讨论一下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世界上那些从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地区是否正转向社会主义？答案不是简单的是与非。
经过有机成长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自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随着资本主义形态在经济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商业对政治的影响增强了。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逐渐渗入沙皇俄国或“二战”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得以夺取政治权力、掌握国家机器，随后依靠国家力量在社会强行推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无情镇压等每一种手段都用上了。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始于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从这一角度看，无论多少救助，无论预算约束软化到何种程度，都不会有回归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民主已根深蒂固的美国、西欧及其他发达国家，担忧出现社会主义是没有必要的。与较为平静、繁荣的时期相比，有时公众的不满会更强烈、更普遍，但只有那些自我蒙蔽的顽固革命分子才会相信人们的不满能颠覆资本主义的基础。一些人这样预言，说明他们不理解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
但是，在未实行民主或民主尚未扎根的国家，革命的危险更有威胁。对那些其民众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以及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抱有幼稚想法的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或许在一些拉美国家，或是其它地区，公众的不满可能导致爆炸性事件发生，甚至社会主义者夺取权力。在有真正威胁性风险的地区，经济决策者和商界应努力消除公众不满的根源，甚至不惜牺牲未来的效率和经济成就。在面临革命威胁的地区，不应试图从根本上去硬化预算约束。
让我们回到发达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无需担心会出现社会主义制度。我认为，通过暴力颠覆现有政治结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我确实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并得以巩固。只有从这一意义上说，软预算约束这一社会主义体制或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才可能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出现并得到强化。
迄今为止，实证分析和预测并不能推出以下简单、规范的结论：停止救助，不惜任何代价硬化预算约束。拉里﹒萨莫斯曾挺身而出，在一篇文章中反对“道德风险原教旨主义者”。我对此是赞同的，在这里也不想为原教旨主义传经布道。有些人建议，凡是不能挺过危机的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就应该破产。我与他们的立场有很大不同。我也不想断言应在何种情况下，救助哪些金融机构或企业，而只是陈述几点观察结果和意见。
我感觉公众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一场争论,即如何迅速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必然是关注的焦点。但至少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从几个世纪历史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是有益的。
我不是政治决策者。作为一名研究分析人员，我的工作有如医疗顾问，诊断病例并寻求可能的治疗方法。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如同某种无法完全治愈的疾病，患者必须有知情权。他们有可能带病活下去，甚至病情会减轻。可以考虑若干治疗方案，医生有责任客观地报告每种方案的效果，指出其疗效及副作用。那些片面解释救助方案及其他政府经济干预手段的经济学家是在逃避责任。
一些流行的经济观点使人们充满幻想。这就像医生给无法治愈的患者以完全康复的希望。现在人们对监管就有这种奇迹般的预期。尽管监管松驰是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于此是不恰当的。加强监管并不能阻止预算约束软化导致过度借贷、不负责任的冒险以及扩张冲动。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其后期、更复杂阶段的经验表明，即使最好的监管也无法替代恰当的正向或逆向、奖励性或惩罚性的激励。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下生活过的人深知，即使是最具匠心的监管也能被规避，每个监管技巧很快就会被破解。匈牙利能够输出一大批善于玩转规则的人才。实行更好的监管显然是必要的，但对此不能抱太大希望。
我认为这场争论缺乏客观性。一些人支持救助是对的，但他们只谈救助的必要性和益处，闭口不谈本文提到的有害后果。再用前面的举例，医生在向急性炎症患者介绍类固醇疗法时，有责任指出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其副作用趋于复杂，存在诸多危险。当然，医生仍会推荐使用这一疗法。我们经济学家也应如此要求自己。
争论的另一方也有类似偏见。他们要么恰当地表达担忧，要么常常夸大其辞，但从未提到如果未能防止某些金融机构或企业倒闭，就可能发生灾难性后果。
这场争论被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分界--左派或右派，保守或自由，共和党或民主党—所困扰。对许多人而言，其基本立场预先决定了他们将倾听哪些反对意见，对哪些意见则置若罔闻。
尽管我不是非常了解日益频繁的救助计划的细节，但这些计划都有一个通病：对责任人没有充分追究。必须让那些把企业或机构拖入财务困境的人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如果不能实行真正严格的预算约束，“胜者获益，败者受损”的原则不再自然而然地起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试图让这一作用发挥出来。有些人给银行或公司带来严重损失，居然还名头闪亮，受到众人追捧，大把大把地挣钱，或找到其它美差，这些都是不应发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在经济精英们的职业生涯中，无论提拔还是降职都不取决于经营业绩，而是关系和政治利益。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众所周知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大行其道。应通过法律诉讼、立法，以及官员和政府监管机构的个别干预，确保企业经营好坏与管理者的职业成败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应针对经济从业人员、专业机构和团体以及影响公众观点的媒体，建立更严格的行为规范。这不能消除软预算约束问题，但可减少其副作用的破坏性。
（林艳红、王信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