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ndy Beckett; sladh
【编者按】: 自由资本主义的大厦已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轰然崩塌，对左派来说这本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世界仍然在原有秩序下运行，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人思考
Has the left blown its big chance of success?
The collapse of unfettered capitalism should have been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the left. So where did it all go wrong?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2009马克思主义大会”的气氛热烈却并不激烈。
在这个阳光分外明媚的夏日早晨，我坐在从斯托克·纽因顿（注：伦敦北部社区）到伦敦市中心布卢姆斯伯里的巴士上。在首都的这些既古老又有些严肃的地区——从卡尔·马克思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里写作，到70年代公社，再到今天坚定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左翼政治运动得到深入开展。今天早晨的巴士之行没有让我失望。在去参加国际激进左派在英国的顶级峰会——2009年马克思主义峰会的路上，坐在我前面的，是一对穿着整洁体面的男女，他们都刚刚20来岁。男的穿着崭新的Ｔ恤，上面印着：“革命玻利瓦尔那”；女的有个大大的帆布背包。他们在说德语，但英文的 “社会主义” 这个词反复出现。
今天的报纸像往常一样，充斥着有关经济萧条的报道。在 “今天” 这个栏目中，大卫·卡梅伦（注：英国保守党党首）一直在谈论政府紧急削减开支的问题，而某协会的领导则一直在激烈地捍卫公共部门职员的工资。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70年代中期那些令人激动不已的日子——资本主义似乎就快断气了，他们所有的政治请求都被拒绝了。
在尤斯顿站，两个年轻人下了车。我跟着他们，经过森然高耸的英国铁路公司的高塔——在国有化前，这儿曾属于经营混乱的私营企业铁道公司，然后进入到举办2009年马克思主义峰会的拥有众多会议室的综合厅里。不过里面扑面而来的气氛让人感到震撼。今天是峰会的最后一天，也是据称将迎来会议高潮的一天。演讲者都极富魅力，且来自不同的领域：有激进派剧作家大卫·埃德加，工党异见人士、下院议员杰里米·柯比，冉冉升起的年轻协会的头头马克·塞沃特卡。可是，同上世纪后25年英国举办的大多数类似的左翼峰会相比，2009马克思主义峰会并无多少不同。走廊里气氛热烈却并不激烈。参会者像老朋友和同志般相互问候，并没有表现出对转变立场的新加入者的渴望。会场外的人行道上的摊点还算忙碌，像往常一样：反对以色列的领土占领，反对英国国家党（注：即BNP，新纳粹种族主义极右翼党）。
在一张桌前，一个饱经风霜的男人独自坐在那儿贩卖 “时事新闻” 的DVD，同时收集人们的姓名和住址。头顶的天空开始转阴，然后渐渐黑了下来。大雨开始瓢泼而下，可是那个男人坐在那儿没动。当雨水浇透了他的头发和短上衣时，他仍然笔直地坐着不动，他对大雨的蔑视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有点儿荒唐。他名单上的字迹开始被雨水冲走。
过去一年本应是令左派欢欣鼓舞的一年：自由金融资本主义在巨大的全球实验室所做的实验以失败告吹；银行家被社会所唾弃；对富人征税税率上涨；金融报刊的页面上不时透出惶恐不安的氛围；新工党已对自由市场经济失去了兴趣。尤其是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在70年代首次推行的右翼经济和政治观点，终于失去了其坚不可摧的气势。
左翼压力集团（注：指籍大力宣传及开展活动谋求对政策施加影响的政治、工商业等组织）“指南针” 的领袖尼尔·劳森说：“这些为左派证明自己的观点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这些观点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９年以前，从３０年代就有了。” 吉奥夫·摩根——工党前顾问、左派资深观察家，认为：“这个对左派来说应该是难以置信的有利时机。资本主义正在崩溃。你找不到比这更有利的时机了！”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有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今年早些时候，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学术圈以外几乎还不为人知时，出版了《精神的水平：为什么越公平的社会往往发展的越好》一书。书中揭示了像英国和美国等最激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缺陷，包括从肥胖症到暴力犯罪以及心理健康等方方面面。这本书不论在右翼出版界还是自由出版界都获得了如潮的好评。威尔金森说他现在“完全被演讲邀请淹没了：宗教团体、公务员、政府都发出了邀请。” 在学术界，他感到一股思潮正在左转：“在很多不同学科中开始出现对社会属性的人进行基本认知的运动。在神经学、流行病学、社会心理学、儿童发展学领域中，有很多证据证明人类如果协同合作会发展的更好。”
可是，在英国及大多数类似的国家，左派并未在蓬勃发展。而是极为相反的情况。布朗政府的微微左倾致使其政府支持率下降。在7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左倾党派，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在欧洲大陆纷纷惨败。相反，人们把票都投给了主流保守党或极右翼和反移民团体。整个夏季更为广泛的政治辩论，尤其是在英国，已经指向同一个方向——“金融市场的危机已变成了公共消费危机——这太不可思议了！” 左翼杂志《红辣椒》的编辑希拉里·温赖特说。“对公共服务开支申请的审查一个字都不会漏掉，而银行家在花掉从政府得到的一百万之后才需接受审查。
左派失去翻身的机会了吗？激进派美国作家瑞贝卡·索尔尼特认为恐怕是这样的。“感觉好像去年10月份（银行业恐慌高峰期）是提出替代性前景的黄金时机，” 她说。“令人气馁的是左派几乎没有相应的反应。” 劳森怀疑，是否是因为金融危机突然展现的大好政治机会使左派手足无措：“所有的圣诞节一下子一起到来了，而我们却不知如何应对。”
在2009马克思主义峰会上，早上参与度最好的环节是“激进左派何去何从？”。主讲人是艾利克斯·卡利尼科斯，他几十年来一直是社会工人党（SWP）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这个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奋斗的英国边缘党组织了这次大会。在空气不流通的主会厅里，讲台背景布的前方写着“资本主义失效了！”，卡利尼科斯，穿着干净利落的黑衬衣，发表着极为悲观的讲话。“激进左派在欧洲的前进步伐已停顿了，” 他说，“我们所处的形式可以说非常艰难......这并不符合经济萧条或衰退的局面。葡萄牙左派集团在欧洲选举中只获得了10%的投票率......可是统治阶级正拼命地抓住凯恩斯理论的片段不放。因此当凯恩斯学说成了主流，左派的某项基于凯恩斯理论的经济政策，就失去了其力度。
这一主题——各地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都借用了左派用来驯服资本主义的传统工具，这是偷走了左派的衣服——在这次大会上被反复提及。对此说法听众表现出无可奈何，但又不情愿的满足表情。对会议厅里的这些人来说，“统治阶级” 的极度狡诈和左派面临的巨大困难都是上天注定的。2004年，索尔尼特出版了一本倍受赞誉的书《黑暗中的希望：未揭示的人民力量的历史》，该书质疑了许多左派人士的天生悲观主义。“很多活动家，” 她写道，“专事使人失望之事。” 现在她又加上了：“绝望是件黑色皮夹克，谁穿上都好看。希望是件粉色褶边连衣裙，使你暴露出膝盖。
实在很难想象乔恩·克鲁达斯穿着粉色褶边连衣裙的样子。当我们在威斯敏斯特（注：英议会所在地）见面时，这位杰出的来自伦敦东部达格南未开发郊区的左翼工党议员没穿西服没打领带，仅仅是穿了一件衬衣，而且他的握手充满力量。不过他却是英国社会主义者中仍然将经济衰退看作仍存的政治机会的一员。不管左派是否处于危急关头，他本人的政治轨迹似乎是上升的：2001年他被选为下院议员，六年后，他在工党副领袖竞选中赢得了最多的第一优先选择票（最终哈里特·哈曼借第二优选票胜出），他被看作潜在的工党领袖，如果工党——这很有可能——在一次普选失败后真正左转的话。“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的那一天，将成为世界的转折点，” 克鲁达斯以其特有的自信开始了我们的谈话。“布莱尔和卡梅伦的所有政见看起来更像温和时期的产物。” 不同于某些左派人士的立场，克鲁达斯支持对二级银行进行救助——“你不能让整个体系崩溃”——他并不认为涉及各类衍生工具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的改善，能使社会回归到一如往常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这是这次危机大爆发前的滴答计时声。你在各地仍然有数万亿英镑的欠债。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他匆匆朝经过的下院议员们点了点头）我们随意地修补了这个经济系统，然后重回到持续了60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农村，人们知道这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往的经济现状一去不复返了，人们急需的是政治策略。我之前帮忙制作了一本关于经济危机的电子书，花了250英镑，放到网上后，下载量达到5万——整整好好。网上有个专为一项大众左派政治活动开设的空间，内容围绕着（反对）身份证和三叉戟飞机，围绕着税费，公平征税——一年前可没有这么个空间。
不过，克鲁达斯说人们要想看到这类政治活动具体化还需要些耐心。右翼观点牢牢掌控着西方政治经济领域如此长的时间，所以现在可能正是其慢慢失去控制力的时候。“这将持续好几年。从1929年华尔街崩盘到新政（左翼阵营对危机的最快有效反应）的出台有一段长时间的滞后。” 同时，他警告人们，“会出现新的不同形式的政治斗争，更多平民参与，更加危险，更多像BNP（注：新纳粹种族主义极右翼党）一样的法西斯党派。” 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克鲁达斯唯一一次算是卖弄文采的地方是，他引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20到30年代的一篇著名文章的内容：“老的就要死去，而新的却无法降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致病的征兆出现了。
对于那些不像克鲁达斯般乐观的观察家们来说，正是左派显露出了“致病的征兆”。摩根说“很多左派文学作品给人感觉只是在堆砌词语，只是在堆砌修辞。（某些组织比如说）指南针不想成为现实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同之前的一代人相比，有极大的差别。
直到完全进入撒切尔时代，英国左派都是一个纯粹且昂扬向上的政治团体，它在工会和工党中有大批成员。它是信赖和感召力的化身：甚至当权派报纸，像泰晤士报，都要畏惧它，而且要时不时地向托尼·本（工党左翼领袖）或是全国矿工工会表达敬意。而且它从敬爱的葛兰西、马克思和凯恩斯那儿获得了强有力的观点。所有这一切从８０年开始被腐蚀掉了；但现实还不像左派观念中的经济状况一般无可挽回，尤其是鉴于这次金融危机。
“左派只是不再对经济抱有希望，” 经济学家保罗·奥梅罗德说，他是左派事业的同情者。“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影响力太深远了。左派格言浩如烟海，‘它们都躺在旧主人那儿睡大觉。’ ” 马克思1883年去世，凯恩斯1946年去世；到20世纪80年代——有人说比那还要早得多——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他们的某些观点不起作用了。另外，从那时起，根据奥梅罗德的说法，左派更加关注其他问题，像种族、性别、性等。劳森认为：“那一代是左派经济思想家缺失的一代。
奥梅罗德说从80年代开始，右翼经济学家“已经控制了全世界的国库和中央银行”。西方大学也变成了生产右翼经济学毕业生的流水线，而且在这些流水线上生产出的毕业生，甚至不认为对自由市场的完全信任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同时，左派遭受了更广泛的信任危机：就像劳森所说的，“我们在智力上被打败了——这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这是二战后社会主义的失败。”
进入21世纪后，即使是内容新鲜、获得成功的左翼书籍，像纳奥米·克莱恩的《休克主义》，或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芮合著的《帝国》，也在假定全球资本主义是极其强大的，依克莱恩的话就是资本主义“正在征服最后的疆域”。像多数其他政治学派一样，大多数左派都没能发觉2008年金融体系大崩盘的迫近。直到经济开始衰退，左派都没能亮出本应属于他们的竞选王牌——“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的。”
索尔尼特认为这种左翼集体退却的场面太灰暗了。她看到了来自巴拉克·奥巴马政府释放出的激进主义的信号，像环保问题。她指出，遍布西方的反全球化团体和左倾的环境保护团体仍然积极活跃并富有创造力，而且其中有些团体已经注意到了经济问题。“我确实觉得好像出现了很多可能的小小机会：社区农业、人们通过物物交换过日子、不使用电。从60年代起这场革命就开始了，它是量变的，要慢慢来，现在正在继续。” 在《黑暗中的希望》一书中，她批判了那些 “期望” 左派对重大政治或经济事件作出 “即时反应” 的人，以及 “把没能做到这一点视为失败” 的人。政治的作用，她写道，“可不像因果关系那样简单”。
在2009年马克思主义峰会上，偶然发现，左翼政治观点仍有潜力。在大会的书店里，一本只卖1英镑，内容简短，更富有远见的小册子，在极大程度上结束了怀旧书卷——《光荣夏天：1972年英国阶级斗争》的历史使命。《伟世通工人如何占领工厂并取得胜利》讲述了今年夏天，工人们是如何占领汽车零件制造商——伟世通位于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工厂的。这本小册子具有惯常夸张的党派风格——“现在，我们有了奋起反抗的榜样”——不过这也说明左派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反应可能并非一无是处。
三月，随着汽车制造业的瘫痪，福特前子公司——伟世通，突然关闭了位于英国的工厂并解雇了所有工人。据说，全体员工接到命令——“六分钟” 收拾好行李走人，而且解雇条款远不如福特9年前创立这家公司时向他们作出的承诺。凯文·诺兰，来自伦敦北部恩菲尔德区的伟世通工厂联合工会的职员，也被解雇了。
“我一直都属于中间派工人，”他说。“虽然我一直都投工党的票，可是我不认为我是过于左倾的。” 但是这次大裁员使他顿时变成了激进主义者。“我开始思考，我们已经开始明白一些事情。这个公司已经决定要利用这次经济危机把我们一甩了之。起初我们想开车撞开工厂前门，后来发现工厂后面有个大门就开着呢——没有人比工人更了解工厂了——我们就这么走进去了。” 一进去，诺兰便和恩菲尔德的大约1/3到2/3（具体数据不确定）的工人用塑料箱封锁了工厂所有入口。他们爬上屋顶和防火梯，宣布他们会一直占领工厂，直到得到满意的解雇条款。
诺兰和他的许多同事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罢工，但他们用硬纸板作床，就在睡在了车间冰冷的地面上。当地人，有的和这家工厂毫无关系，给他们拿来了食物和毯子。安全工作压力组织的成员来了。诺兰说：“我对他们说，‘我过去一直以为你们是一群疯子，’ 但他们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 恩菲尔德占领事件染上了一抹革命的色彩——“不需要政客，不需要老板，工人当家作主，” 占据着电视和网络新闻最显眼的地方。
伟世通的静坐抗议引起了福特经销商的罢工，福特工厂也受到罢工威胁。五月份，经过不到五个星期的罢工运动，伟世通承诺向工人们支付与他们原来要求相近的解雇金。
其他英国工厂占领运动接踵而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威斯塔斯公司位于怀特岛的风能涡轮机厂。可是如此宣传到位的地区性事件也还远远不具备恢复左派持久声势的能力。在过去20年里，已经断断续续出现了左翼斗争浪潮——比如90年代声势浩大、活跃的反全球化抗议。然而英国及类似国家的根本政治设想却还是继续向右迈进。近代左派的内部评论家说，左派已经变得太分散，太不切实际，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太格格不入。温赖特问道：“左派的基础将由何种社会基本力量组成？在20世纪中期，是工厂的工人及工会成员，但现在人数已经很少了。” 索尔尼特说：“我没发现左派圈子里有什么好办法在流传。”
别人觉得左派已经黔驴技穷了。“这种左派 ‘ 没辙了’ 的看法仍旧普遍存在，” 威尔金森说到。“实际上，我们的社会随处可见确立组织时进行抉择的情况”——他列举了基于道德投资建立起的合作银行这一成功案例，——“但是左派迫切需要一套成熟的思想体系......对社会的准确分析。” 70年代，上一次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的信任危机时，英国右派们拿出了一套补救办法和另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就是后来所谓的撒切尔主义——他们有备而来，几十年来一直在酝酿，就等这一刻。尼尔·劳森进行这段令人愤恨的评论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早期撒切尔支持者政治和智慧 “才华” 的羡慕。
这一次，对这种摇摇欲坠的现状产生真正挑战的或许根本不是左派。“环保组织和左派有很多相同的看法，” 摩根说，“不过他们并未和左派联合，他们不信任左派。” 气候变化也许注定会使环境保护论更有势力。“在未来10到20年里，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 摩根预测，将不再是银行业和房地产业，而是“环境，健康，教育。这种变化将对左派有利。”
也许吧。但是左派过去更愿意以改造社会为目标，而不是等着社会发生改变。不到一年前，银行家们似乎将要面临着快要灭绝的境地，对于他们来说，和摩根所说的资本家比起来，他们失去在西方经济体系的统治地位还需要更长时间，这或许看起来还不算坏。
在2009年马克思主义峰会的闭幕式上，主会厅的空气依然污浊但所有座位都被热切的听众坐满了，安全工作压力组织的全国组织者马丁·史密斯中断自己的讲话，朗诵了一首美国激进派作家兰斯顿·休斯的短诗——《延迟的梦》。这是个临时的，却又令人激动的插曲，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大厅里完全安静了下来；正值中年、身形魁梧的史密斯从及其华丽的修辞念到模棱两可的双关——休斯的诗篇，一半充满失败主义，一半又在进行抗争——“被延迟的梦怎么了？/......或许它只是沉沦了/像个沉重的负担/要不然就是爆发了？” 但史密斯念得太快了，时间就这样溜走了。
来源: yeey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