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仅对全球金融、经济领域产生震动，也对国际政治、安全和社会发展等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推动国际体系转型。中国并不主张推倒现行的国际体系，而是在国际体系的演进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统一。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体系转型
当前，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由经济金融领域向政治社会领域扩散，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涉及范围极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继“9.11”事件后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场危机是秩序和体系的危机，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空前高涨。这再次引发了对国际体系改革的讨论。危机对整个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已初露端倪。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演进反映了推动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并以欧洲体系为基础向外延伸逐渐形成。1648年，欧洲国家结束“三十年战争”，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以独立主权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为后来国际体系的演变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国际体系大致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变化。
国际金融体系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大国力量消长和利益博弈的结果，也是国际形势、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和交织互动的反映。
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从发展演进的轨迹看，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深刻反映了国际力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作用的变化，既是国际体系演变的直接体现，也在国际体系发展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金本位制是英国强势地位的体现。该机制由当时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建立，是以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时期，各国货币比价受黄金平价制约，国际汇率安排具有典型的固定汇率制特征。“铸币—价格流动机制”的存在，使各国国际收支较少发生严重失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随着英国实力的削弱，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发展不平衡趋势加剧，该体系走向解体。
(二)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夺取了国际金融主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44年7月，44个二战同盟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诞生。该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二是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原则和运行机制；三是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资金流动性不足。
(三)日本、欧洲多强并起催生了牙买加体系。美国实力相对削弱，日本、欧洲国家崛起，以及“美元危机”的爆发，逐步撼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达成《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对国际金融体系作出新的规定，认可了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国际金融领域的重大变化，国际货币关系从此迈入牙买加体系时代。该体系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黄金的非货币化，日元、前西德马克、欧元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地位削弱。二是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三是强调国际协调，通过国内经济政策、汇率调整、国际融资等手段，解决国际收支等问题。
二、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社会就金融体系改革达成共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虽然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国际金融体系架构基本未变。进人21世纪，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金砖4国”和“新钻11国”等快速发展，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势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形势发展的不协调性和不适应性日益明显。此次国际金融危机，集中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
(一)国际监管缺失。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缺乏有效制约。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跨国贸易、汇率、投资及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
(二)国际金融组织乏术。特别是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应对全球性金融问题上“失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对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发出警报。面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加速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西方七国集团等事前没有预警，事后束手无策、反应迟钝。联合国、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对解决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应对乏力。
(三)国际金融制度建设滞后。近年，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缺乏全球参与的民主性，长期由美欧等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未能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以及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
面对危难，国际社会在商讨救市举措、反思体制问题的同时，着眼标本兼治，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达成共识。各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纷纷出台。
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推倒现行体系，称“不能再用20世纪的国际经济管理工具管理21世纪的经济，不能再用过去的观念考虑今天的世界问题。”英国首相布朗认为，要增加金融机构应对风险的刺激措施，改善金融市场透明度，对所有金融机构和市场进行适当管理，确保金融机构维护经济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提出，欧洲“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普遍认为，要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对象征旧国际金融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金融机构进行改革。日本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全球金融结算体制，实现美元软着陆，继而考虑如何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呼吁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维持稳定，更多发挥新兴大国的作用。亚洲主要经济体呼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并提升亚洲区域合作机制的作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代表性。
美国虽不愿触动其霸主地位，但认识到自身势单力薄且现行体系不可持续，态度出现变化，主动提出在华盛顿举行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不得不邀请包括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内的20国共同应对，并将原来由各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G20会议级别提高到国家领导人峰会。
根据有关倡议，目前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方向和重点主要是：
(一)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国家虽在国际金融监管的领域、范围、对象、主体及程度等方面存有分歧，但已基本就提高金融活动透明度，强化金融风险监管、整合金融市场、实现金融体系有序运行等问题初步达成一致。
(二)完善国际金融组织职能。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应改进职能、提高效率、强化预警机制、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发挥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应重订资本充足标准、信息披露及会计、风险管理准则等。要建立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形成国际协调合作新机制。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加强对全球金融市场跨境监管，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金融部门进行监管，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
(三)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有序发展可避免单一主导货币内在不稳定性带来的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稳定的汇率机制还可限制投机炒作行为，规避外汇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为此，要逐步改变美元霸主地位，打破美元长期垄断国际货币发行利益的局面。加强主要货币间协调，探索建立稳定的汇率协调机制。
(四)切实反映新兴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地位。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经济影响力上升、参与全球金融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提高，要改变它们长期处于体系外的地位，赋予其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平等参与权和共同决策权，使国际金融体系趋于均衡，结构趋于合理。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了新一轮国际体系转型的序幕
国际金融危机已不仅仅是全球金融、经济领域的危机，也对国际政治、安全和社会发展等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既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带来震荡，同对又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华盛顿G20峰会的召开，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切入点，位开了国际体系改革的序幕。
(一)国际机制创新的设想层出不穷。国际机制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其兴衰变迁是国际体系变革的具体体现。当前各方面已经认识到，20世纪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已不再适应21世纪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有关国际组织的结构与职能已跟不上新兴国家不断崛起及全球威胁不断变化的新趋势，机制创新和改革势在必行。各种国际政治领域的机制创新方案应运而生。西方国家提出多种在G8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机制的设想。法国总统萨科齐主张在G8基础上吸收五个发展中大国组成G13。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主张在G7基础上吸收主要新兴大国组成G14。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提出将G8峰会扩展为G16峰会，其中增加的“核心小组”为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再加上3个穆斯林国家，初步考虑是土耳其、印尼和埃及。由于G20峰会成员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0%，国际贸易额的80%，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在成员构成方面相对适应当前形势变化需要，特别是新兴国家整体实力增强的现实，因此在各种机制、倡议中先行一步，可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发展模式的调整和竞争同步展开。这次危机表面看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造成的，进一步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危机显示了迷信市场、自由放任经济的恶果，迫使美欧重新审视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的关系，不得不对众多金融机构实施“国有化”，有形之手甚至伸向部分非金融企业。国家干预不仅在美国，也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兴起。萨科齐声称“动用国家力量干预金融体系运作的合法性已毋庸置疑”，要求建立“新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也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关于发展模式的深刻思考。照搬西方模式不可行，必须在甄别、学习先进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努力进行发展模式的自主创新；对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也要保持同样的“扬弃”态度，既要认真学习研究，选择借鉴，又不能盲目崇拜，照抄照搬。
(三)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辩论再度活跃。法国总统萨科齐称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认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复兴崛起，形成一个新的大国“合唱”的多极世界。俄罗斯有观点认为，多极化世界已成为国际关系现实，主张主要大国“集体领导”。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齐普曼提出“无极世界论”，认为当前的国际格局不是多极的，也不存在任何一极。美国“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哈纳提出“第二世界说”，认为美国、欧盟、中国是当前国际体系的三强，俄罗斯、日本、印度等数十国属于“第二世界”，具有决定未来国际秩序力量平衡的战略地位。
(四)多极化趋势呈现阶段性新特点。金融危机推动影响国际体系变化的主要力量实力对比发生新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将遭遇战后第一次负增长，相伴而来的还有需求急剧下降、资金外逃和资源价格下跌。而2008年之前对世界经济起重要拉动作用的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将放缓。
在危机发源地的美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将降至-0.9%。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的《全球趋势2025：转变的世界》报告称，美国将不再独掌世界经济和政治，其地位将有所下降。美国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潭，又遭受金融危机打击，虽然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实力地位严重削弱。硬实力方面，美国世界金融、经济霸主地位受损。金融危机改变了华尔街神话般的历史，使美国经济面临一场罕见的衰退，美国正陷入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交织的困境。软实力方面，美式发展模式光环魅力减弱，与自由经济一脉相承的民主自由体制遭到质疑，榜样的力量一落千丈。
英国经济明显衰退。作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英国第二季度增长意外停滞，第三季度降幅达到1990年以来最高水平。有报告显示，2009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为199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且在2010年前不会出现复苏迹象。
欧元区前景黯淡。欧盟一体化进程困难重重，多年来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此次受金融危机拖累，己有的经济社会问题加剧。主要经济体德国、意大利、法国经济发展都出现收缩。根据欧盟委员会预计，2008年意大利、法国、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1%、1%和1.8%。各国还纷纷降低了对2009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日本经济增速低于预期。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结构性调整步履维艰。政府更迭频繁，重振经济乏力。出口下滑、投资放缓、食品燃料价格上涨等削弱了投资者信心。就业前景恶化、通货膨胀超过工资增长速度以及股市暴跌等因素缩减了国民财富。日本央行预计，2008财年日本经济将增长0.1%，增速大大低于该行此前预测的1.2%。
新兴大国虽呈现出因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导致外需减少，出口下降，股市市场下挫等问题，但所受影响主要是国际环境变化引发的金融波动和经济增长压力，群体性崛起势头未减，继续带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将同时陷人衰退，而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经济增长率仍分别可达9.3%，6.9%，5.5%和3.5%。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8%上升到2008年的16%。
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推动下的国际体系转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体系进人冷战结束以来最全面、最深刻、最活跃的调整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和平性显著。近现代史上历次国际体系的转型，都伴随着大规模战争和冲突。国际体系基本是“强者制定规则”。在条约和文书的谈判中，大国、强国通常处于主导地位，发挥决定性作用，最终确立的体系，也基本代表强者利益。特别是体系形成后，权力分配往往严重失衡，新兴国家经常受到来自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防范和遏制。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条件、外部环境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际体系转型有本质区别。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也释放和扩大了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疾病传播、人道主义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性问题的增多，都成为威胁人类经济、政治安全的共同挑战。这些问题跨领域、跨地域，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具有鲜明的关联性、突发性、跨国性特征。全球性的问题呼唤全球性的合作。和平、合作、协商解决问题渐成共识。合作共赢共同应对挑战，渐成各国选择的唯一正确途径。
(二)复杂性突出。主要力量参与塑造国际体系演变的进取意识增强，都在着眼最大限度维护既得利益，拓展战略空间，在国际体系改革进程的博弈中争取战略主动权。各主要力量围绕改革的斗争激烈，利益角逐复杂，改革之路不会平坦。
美欧争夺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之间对国际体系主导权、国际规则制定权之争。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争夺的实质，是新兴力量与既得利益者之争，是新兴力量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参与权、话语权和决策权的进程。同时，南方国家逐渐分化形成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发展较快的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缓慢国家、停滞不前国家。一部分发展中大国经济快速增长，本质上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已具备了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呈现“亦南亦北”的双重性。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趋恶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基本一致，但发展差距拉大，在资金、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竞争加剧，南南矛盾和摩擦增多，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出现分歧。欧美发达国家利益有差别，发展中国家诉求不一，步调难以一致，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国际体系改革的复杂性。
(三)曲折性、长期性不能低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始发地在美国，但财富损失和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地区似乎并不是美国。以证券市场为例，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面对高风险，投资者们纷纷从新兴证券市场撤资，使之比成熟市场遭受了更多损失。而在“成熟市场”中，欧洲传统大国又比美国遭受了更多损失。多个国家的主要股指跌幅超过50%，冰岛股市跌幅近90%，居全球股指跌幅榜首。在金融危机引发的资金抽逃风潮中，拉美百强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近半市值蒸发。日本股市日经指数从2007年2月的历史最高点跌至26年低位，法国巴黎股市CAC指数，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分别达49.5%，40.4%，42.59%。而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跌幅仅为35.68%，明显低于全球股市平均跌幅。
再比如，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直接涉及美元的霸权地位。但多元化存在诸多困难，最大难题是缺乏替代美元的货币。亚洲没有区域性关键货币取代美元，欧元尚不具备国际主导货币的条件，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因此，虽然诸多力量加速崛起，改革现行国际体系势在必行，但在短期内，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以及国际体系内的主导地位仍难以取代，国际体系改革将是在艰难探索和斗争博弈中不断推进的长期过程。
(四)新旧机制并存，交替发展将可能成为常态。一方面，将现行国际体系推倒重来的作法不现实。以国际金融体系为例。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关联度、依存度深。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6000亿为美国政府国债，日本、欧洲、新兴经济体也有类似现象。面对美国“感冒”，世界各国就要打喷嚏的现实，如果彻底推翻现行体系，可能导致国际金融体系混乱，最终殃及世界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体系本身存在自我强化机制和历史发展惯性，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美国主动邀请G8和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华盛顿峰会，共同商讨应对时艰的大策，同时谢绝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纽约总部为全球峰会会址的建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表明，美国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寻求国际合作。同时，也表明美国不会放弃领导地位，坚信任何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包括重要国际合作共识的达成和实现，最终还要回到华盛顿来。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西方将更多着眼于将新兴大国纳入到现行国际体系，分担责任，承担义务。新兴大国虽暂时没有实力在现行体系外“另起炉灶”，但成为“关键的少数”，在现行国际体系中获得战略新支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解决全球化问题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参与，进一步加大了对南北问题特别是非洲发展问题的重视和投入。发展中国家重新占据大国互动的重要位置，主要大国重新争夺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议题，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
此外，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将成为国际体系演变的重要平台。国际条约等硬性束缚减少，论坛或非正式倡议作用增大。国际道义、国际伦理、普世价值观等的重要性上升，以“国际责任”为代表的软约束作用明显。国际组织日趋网络化，对国际体系演变的协调作用增大。各国借助国际组织平衡关系、解决争端的方式增多，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牵制将增强。
五、中国是国际体系转型中的积极力量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面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转型，中国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深度与广度快速拓展，成为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国，参加了300多个多边国际公约，较全面地参与了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军控、环保、人权等各分支体系，越来越多地与国际体系实现了融合与互动。中国在国际体系内享有应有的权利，也认真履行应尽的义务。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公正公平、平等协商的原则，为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中国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加人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忠实履行承诺，为地区和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坚持维护核不扩散机制，是唯一公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中国批准、加人了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20余项国际人权公约，并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研究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参与中国与东盟、东盟与中日韩、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二)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中发挥了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通过金融、贸易、信息等多种渠道影响中国，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企业发展、财政收入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了以“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为核心内容、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促进经济发展政策。这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做出的最重大经济决策，也是继美国和欧盟后，全球第三大规模的政府救市行为。
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不仅有利于中国扩大内需，优化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将给发达国家带来广阔市场，对以原材料出口为经济支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福音。在国际金融合作中，中国呼吁建立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加强国际合作的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赞扬中国正在通过帮助自己而帮助全世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认为，中国政府将可以帮助全球经济降低下行风险，渡过艰难时期。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姿态，通过采取有利于稳定亚太经济，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对世界经济、亚太经济的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面对当前仍在不断发展和蔓延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再次以实际行动，发挥了负责任的大国作用。
(三)客观认识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利益、责任、形象的关系。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仍是一个经济总量领先而人均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收人2007年为2360美元，在世界各国中排在100名左右。中国还不是国际政治、经济等主要国际体系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十分有限。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多边事务和国际热点问题的影响力仍有限，无论从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从外交技巧的运用方面，仍显不足。远洋海军力量薄弱，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仍待提高。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中国办好自己的事，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是在国际体系演变中发挥主动积极作用的根本。这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最大的国际责任。同时，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的理念，展示“达济天下”的大国情怀，树立开放、公正、民主、进步、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在国际体系的发展演进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实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统一，中国人民利益福扯的提升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和谐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