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先生是一位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家，新中国经济学执著求实的开拓者。他生于1904年，至今已实足百岁高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在1959年就当过薛先生的助手，1980年代又在他的领导下朝夕相处地工作过，特别尊敬这位经济学界前辈。当吴先生得知我有拜访薛老的想法，便介绍我去谒见了这位共和国杰出的经济学大师。
那是1995年6月24日上午，我来到木樨地薛暮桥先生家里，他的夫人罗琼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罗琼老人1930年代即投身妇女运动，有多种关于妇女问题和工作的专著，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我在《新华文摘》上读过她撰写的回忆文章。
罗琼老人告诉我，薛先生在1990年代初期不幸患了帕金森症，虽然病情稳定，但腿脚无力，难以行走，执笔也非常困难。所幸的是脑子尚好，思维清楚，凡书报、文件都由家人、秘书念给他听，他都要表示自己的意见，或提出建议。近年来他一直坚持锻炼，目前正在指导助手修改回忆录。罗老让我先在薛先生的书房稍候。不一会儿，她搀扶着薛先生进来了。薛老先生坐在藤椅上，很谦和地微笑着朝我拱拱手说“欢迎、欢迎”，我也立即拱手鞠躬向他致敬。他用带有无锡乡音的普通话和我随便交谈；我抽暇为他照了很多像片。他执著求实、可敬可亲的形象，在我的照相胶片上定格，同时也在我的记忆中深深地“定格”。当时，我心想：我面前是一位1927年入党的老革命，一位长期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导部门工作的高级干部，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而他却是如此平易亲切，使我有“如坐春风”的感觉。
说起现在与他同住在一个大院、又是他步入经济研究领域的领路人陈翰笙老人，薛先生高兴地笑了起来。早在1932年初，薛先生在南京民众教育馆编辑《民众周报》，当时接到原无锡第三师范同学来信，要他到设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去参加农村经济调查工作，该所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具体负责的就是副所长陈翰笙。就这样他在陈翰笙直接指导下，帮助整理对无锡和保定两县农村调查的资料，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研究生涯。
我曾在《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里读过他写于1932年的《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这篇以无锡西北乡礼社镇经济状况变迁为具体内容的中国乡村调查，用大量纪实的材料对“天灾、人祸、内乱、外患，仍随时随地予农村经济以重大威胁”进行了详尽叙述和剖析，并重点介绍了该镇以薛姓家族集团为主体的盛衰过程，礼社农民的地租捐税负重和遭受城乡高利贷的盘剥。由于礼社是薛先生的家乡，他对这个江南小镇的来龙去脉写得特别生动可读，笔调也极具穿透力，如在分析薛氏家族衰败时指出：“然自身已成腐木，决不足以支此将倾之巨厦。惟有坐待狂飚勃起，以结束其风烛残年而已。”
我素来对前辈们佳作诞生的背景，抱有浓厚的探究兴趣，因为这往往是听来既感亲切温馨，而又使我激动不已的回忆。曾听说这篇文章当年写成后，就是陈翰笙先生推荐发表的，连富有深刻意味的标题也是陈先生给取的。对此，薛先生是这样回忆的：“那时我们的社会活动太多，引起国民党党部的注意。1932年底，他们下命令把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到南京去，缩小编制，我被裁减（我是编外人员，用办公费作工资的）。陈翰笙为维持我的生活，教我学写文章。我回礼社作了一个月的调查，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陈为这篇文章写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的题目，送当时的进步刊物《新创造》发表。这时我正在学习日语，常到内山书店去买日文书籍。有一次突然发现日本进步刊物《改造》翻译了我的这篇文章，真是又惊又喜。”我查阅了薛先生自撰年表，虽然在此前他已有文章发表，但薛先生却把这篇文章视为自己的处女作。我想，这应该也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
薛先生谈起从陈翰笙先生问学的往事，总会动情地赞叹道：“陈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的先驱，也是我国研究世界历史学科的开创者。”我听后忙说：“我听陈翰老说，是他为您改名薛暮桥，是吗？”
“是啊！当时我在徐州民众教育馆任职，寒假回乡探亲路过南京，就到社会科学所去看望陈翰笙先生和几位老朋友。陈先生见我就说，你来得正好，刚才我接到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杨东莼校长的来信，要我介绍一位‘农村经济’教员，我想你去最合适。我说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怎能到大学里去教书？陈先生说不要紧，我为你假造一个履历，为此就改名叫薛暮桥，上海劳动大学毕业……”
“为何取名‘暮桥’？”
“记得是1933年1月，一个冬天的傍晚，南京正下着满天大雪，陈先生大约是望着窗外远处的雪景，有感而发吧。”
“我听陈翰老说起过，‘雪满过桥呀’，无锡口音里‘暮’与‘满’是谐音。据讲这就是您名字的来历。”
薛先生又笑了起来。
使我意想不到的是，被学界尊为“经济学大师”的薛暮桥先生，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在今天看来，那是多么不可思议！——没有“学历”，就等于没有机会（报上的招聘广告都写得清清楚楚）；没有“文凭”，哪里还能升职啊（有关规定更是明明白白）。在他十六岁时，因家道衰落，生活贫困，不得不中止学业，去杭州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谋生。1927年初，薛暮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薛暮桥被捕，关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在监狱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刻苦自学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研读了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还掌握了英语、世界语。他根据自己狱中亲身经历反动派杀害革命同志的事实，用世界语写成《牢狱生活中的一夜》，因为监狱看守不懂世界语，所以这篇文章作为他学习的毕业论文，通过看守之手寄给了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世界语学会把它在《绿光》杂志上发表……所以，1970年代末，当一位美国教授问起薛暮桥“毕业于何国的何所大学”时，他坦然而又诙谐地答道：“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牢监大学！”
自从1930年代初，薛先生参加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长期主编《中国农村》月刊，由此形成了他那严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1938年他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省政府工商局长、实业厅长起，就长期从事经济部门领导工作；新中国建国后，出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全国物资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我们大家的眼中，他是位对1920、1930年代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体验的学者，又是位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的领导者。他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学界公认，他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而他的开拓秉持着一以贯之的执著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有一次在吴敬琏先生家里，我听他感慨地说起，薛先生给自己的最大感受，是那种超乎寻常的严肃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所具备的基本品质，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永远学习。吴先生曾详细介绍薛先生的事迹：“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建设，他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可他的理论总是与现实状况紧密相连，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最了不起的是在七十开外的高龄，仍然坚持调查研究，不断汲取新知识，更新自己的观念。1978年开始，当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调整阶段，他亲自赴安徽、江苏、山东等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掌握了大量实际材料和数据，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用以指导实际工作。直到八十六岁那年，他不顾高龄，仍然风尘仆仆地赶到老家无锡考察乡镇企业。即使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薛先生内心很不平静，不顾年事已高，决心把自己的有关意见表达出来，毅然写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著述颇丰，我曾见到过一份他主要著作的目录，从1934年出版《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至1996年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多达三十余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那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可此书并不是在安静的书斋里撰写的；他开始动笔时，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有人记道：“他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写，在干校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铺上写，自己复写，自己装订，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裹着那一摞摞的手稿。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这显然是一部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书稿。他执著地写着、改着，他曾对女儿说：‘我相信这本书即使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出版，我死后也会出版。’……”然而，幸运的是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979年，他就欣然看到了这本凝结着他的经验、思考和心血的著作出版；而且使他料想不到的是，此书一版再版，供不应求，竟然累计印行了1000万册。就如今的学术出版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由此，这部专著在经济学界以及金融业广泛流传，我身为一名银行职员，在前辈老师的热情推荐介绍下，也曾经“赶时髦”地阅读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