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话本小说常描写某主人公去拜访不相识的人家，先要投名刺，也就是送上自己名片。我曾忽发奇想，清代李渔的名刺上大概有一连串衔头，比如著名诗人，著名历史学家，著名小说家，著名戏曲家，著名戏曲理论家，著名出版家，著名文学活动家……
李渔在他的时代是很烜赫的一个名士。名气也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或工具，所以，他与当时的许多名士们结交，扩展自己的名气。同时，也攀附那些权贵官僚们，奔走于殿阁公卿及封疆大吏之间，游荡于翰苑谏署与司道县丞衙门，四处能打到秋风。他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本身的复杂性，有其猥琐鄙薄的一面，又有辛酸痛苦的另一面，却是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政治风云变幻联系一起的，与中国文人的天生软弱性更是难以分开的。
从隐居到出山
李渔，字笠鸿、谪凡，号笠翁、笠道人，祖籍为浙江兰溪。其父李如松广有资财，后来赴江苏如皋经营药材店。明万历三十九年，李渔就生在这个药材商人的家庭里。其父很希望他的次子李渔能够靠科举飞黄腾达，他将八岁的李渔送入一所私塾就读。年少的李渔自小就有文学天赋，尤其喜读司马迁的《史记》，还创作了一些诗歌。他还读过李贽的《藏书》，深为钦服书内历史批判的尖锐锋芒。过许多年后，他对一位朋友幽默地说，只要一看那些理学家的书籍，他就会动“膀胱气”。他以后所著的小说、戏剧、随笔集，都可以看出李贽反礼教、倾向自由学说对他所起到的深远影响。
明崇祯八年，25岁的李渔赴金华应童子试，他已掌握了应付考官的一些方法，明白“八股文”这样刻板、公式化的文体，其内容都是枯燥的道德说教，考官阅读时也必定头疼，考生能否考好的诀窍在于讨考官的高兴，以奇句夺目，以媚语摄魂，便可高中。这个办法很灵，府试发榜公布录取名单，李渔果然高踞榜首，试官还将李渔的试卷刻印出来，作为范文提倡。但是，以后的几回乡试，李渔均未考中。明代的科考有许多奥秘，结党营私，交相排挤，明争暗斗，也包括贿赂公行，这更与晚明的朋党之争有紧密关系，仅仅靠华丽文采而炫才自荐是不够的。李渔以后多少明白一些此中关节，对举业越来越心灰意冷。而父母之命却又逼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应考。他的母亲病重，仍然不许他回来照看，惟恐儿子荒废了学业。逝世前，老人临终遗嘱希望他参加科举考试，皇榜高中，光耀门楣。可是，此时已是大明王朝临近覆灭的日子了，就连歌舞升平的江南地区也是报警频繁了。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军溃败。清朝接管了北京政权，满洲铁骑迅速征服了中国土地。李渔所处的江南地区也是变乱不已，先是一个名叫许都的儒生在金华揭竿而起，企图造成地方割剧势力，但是被官军镇压下去了。然后，又是福王在南京登基，打算制造一个新的南北朝局面，可是清军挥戈南下，南明军队筑守的长江防线瞬间就土崩瓦解。
李渔少年时代就有投笔从戎之志，专门锻制一把钢剑，时不时练习舞剑。国破君亡的危急局面，又激起了他报效国家的责任感。那时金华城里有个文人圈子，一些士人们常聚集一处议论时局，李渔是其中一个出色的角色，对军事局面的急剧变化很敏感，慷慨任侠的意气使朋友们很倾倒。可这种情形未支持多久，很快金华被清军攻克了。紧接着，浙江全境也都沦于满人的铁蹄之下。城破后，李渔只好带着一家人随着大批难民躲进深山里。起初，他也颇想当一个大明朝的遗民，不问政治，隐居息影，采取与清王朝的不合作态度。他在祖居之地夏李村，精心设计与构建了名为“伊山别业”的新居，门前有挖凿引来的河水，宽阔庭院内种植了花草，还计划在后院养鸡和养蜜蜂。他甚至还为自己制定了起居时间表，严格规范自己的作息制度，确定每日必须钻研的书籍，就在这段日子里，他写下了《论史》中的一部分文章。山居生活是枯燥冷清的，而李渔的性格又是难耐寂寞的，他发现自己关于礼法、气节等认识过于理想化了，自己甘愿为逝去的明王朝守节的想法也是可笑的，满清统治者并不在乎他这么一个小小的遗民，许多明朝的大官僚不也是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权贵了吗？况且，满清统治者一道“薙发令”下来，自己不也是只好乖乖剃去前额的头发，在后脑勺留一条长辫子吗？于是，山居隐居不过数年，他就跃跃欲试想出山了。
清顺治五年，李渔进了一次金华城。让他惊奇的是，这座城市又繁荣起来，街上店铺生意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似乎比起前朝更为物阜民安。他拜访了以前金华文人圈子里的一位朋友李芝芳，是较早投降满清政权的一位官吏，如今已是金华府的执政长官了。他也告诉一些其他朋友们的消息，那些曾经激烈主张抗清的儒生们，有的已降清，在新朝下讨得一个职位；也有的朋友正准备去参加清朝举办的科举考试，跃跃欲试，以期在新皇朝中金榜题名了。此时，李渔内心一定感慨良多，从《笠翁诗集》的几首诗也可以看出他心理的复杂变化，似乎很少提亡国之恨与忠义之情了，“岂无身后句，难向目前誉”，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前看了，若是再这样无声无息地隐居下去，就真会成为一个山民乡巴佬，“此身无所往，久系欲成匏”，也就是孔子比喻的挂墙上的“匏瓜”了。次年秋天，李渔迅速出售所有田产，变卖了刚居住两年的新别墅“伊山别业”，带着全体家人离开了夏李村，前往省城杭州，他希望在那里做一番事业。
创作小说和戏剧
李渔迁居杭州后，最初住在武林门外接近郊区的偏僻处。屋外有个池塘，夜晚可听到阵阵蛙鸣。他很满意这个地方，可以躲避市区的喧嚣，静心下来写作。他开始了短篇小说集《无声戏》一集的创作，尝试着步入了文学领域。大概也与他的经济状况拮据有关，变卖田产住居的钱并不很多，可他要养活三个妻子，两个女儿，一大家子的花销给他很大的经济压力。他必须尽快赚钱养家糊口。于是，他想到了写小说。晚明时期，由于“三言”、“二拍”风行一时，小说创作也火爆起来，有一些书商愿意刊刻出版。他自己也有所计划，小说倘若流传开来，又可以取小说中的故事再创作成戏剧，而“南戏”正在杭州等江南城市流行，许多剧团正急需新剧本，又可以得到一笔收入。
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初集和二集接连出版，获得很大成功。有现代学者认为，这两部小说集是中国文学史上继“三言”、“二拍”之后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白话短篇小说作品。目前，此二书在国内已佚失不传。但在日本尊经阁还藏有伪斋主人序的顺治刊本《无声戏小说》共有十二回，据日本伊藤漱平教授考证，即是《无声戏》初集。《无声戏》初集和二集在顺治十六年前后，曾经出版了多种版本，还有二集的合刊本。但是，顺治十七年浙江布政使张缙彦因出资刊刻此书，遭人弹劾而被察处，受到革职、流徙的处分，《无声戏》即被禁毁。康熙年间，有些大胆的书坊将其改头换面，更名为《连城璧》重又刊刻，由于书商们心存顾忌，发行量不大。此书据说现在的日本佐伯市立图书馆尚有足本留存。
清代时期，封建道学的文化气氛越来越浓厚，李渔的不少作品屡遭禁止，在那些道学家看来，这些书籍都是坏人心术的淫词亵言。《无声戏》初、二集体现了晚明早期启蒙思潮左派王学及李贽等人提出的“好色”、“好货”的思想，描写人们追求欲望的满足，流露出明显的市民平等意识，封建社会有地位的上层人物往往是遭鞭挞的形象，而另一些下层社会的卑贱者却是值得赞扬的，其中有追求恋爱自由的戏班女旦，有仗义的乞丐，也有忠心的义仆，在艺术上都很有特色，作品构思巧妙，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一些人物性格也写得传神生动。《无声戏》初、二集相继刊刻出版后，李渔又将其中的四个短篇小说故事改写成戏剧《奈何天》、《比目鱼》、《凰求凤》和《巧团圆》。以后，这成为他的创作特色。在小说题目下时常标有“此回有传奇（戏剧）即出”或“此回有传奇嗣出”字样。这说明了，他的小说题材本身包含了戏剧性，就成为剧本创作的某种准备。《无声集》初集甚为畅销，他趁着名声正盛时在浙江东安、金坛、南通游历一番，通过金华时的好友丁澎的介绍，结识了一批名士如陆圻、孙治、汪然明等人。那一时期，清统治者对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们采取怀柔政策，文化氛围较为宽松，结社讲学又兴起，李渔趁机也认识了一批名士文人。
时任浙江布政使张缙彦读了他的小说剧本，极欣赏他的才华。两人经朋友介绍，一见如故，也成了好友。可是，张缙彦在诸多降清官吏中名声十分不好。《明季北略》记载他与太监首领曹化淳开城门迎降李自成的军队，并在大顺朝中当官。张缙彦则一直否认他自己主动开门迎降李自成的，称他打算上吊自杀殉节未成。可以看出来，李渔是比较同情张缙彦经历的。明清易代是一个重大历史变化，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又是复杂的，仍然对故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怀恋。张缙彦与李渔交厚，得知他正筹备出版《无声戏》二集，慨然应允为此书作序，并赠送一笔银两作为出版经费。张缙彦还鼓励李渔完成了《古今史略》一书，此书可称一部小型通史，用编年史体例记载许多历史事件，以明史和当代史料为篇幅最多。其中甲申之变的多数史料都是张缙彦提供的，他特别冀望借此书洗清自己的污名。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17万水陆大军攻入长江，所过州县纷纷归附，兵锋直逼南京，但郑成功终因骄傲轻敌而失败。清统治者注意到江南地区的士大夫老百姓仍然怀有民族情绪，因此通过制造各种案件对汉族官吏、士大夫们有计划地进行多次打击，为阻遏反清复明思潮采取一系列严酷的镇压措施。清廷对张缙彦案件的处理即是杀鸡儆猴的一个举动。他们选择张缙彦，是由于他因投顺李自成而在汉族知识分子中名声很臭。清统治者则恼恨他总要为自己洗清辩白，以示忠于崇祯帝，有意无意地散布民族情绪。清廷先将他从浙江调回北京，任工部右侍郎。不久，又诏命调张缙彦为江南徽宁道，这次降级调用也是对其政治打击的信号。四个月后，就有湖广道按察御史肖震上疏弹劾张缙彦，其中主要罪状就是资助李渔刊刻《无声戏》二集。事情爆发时，恰是李渔将《古今史略》的手稿刚刚交付书商，于是，他即刻又把书稿收回，防止自己被进一步牵连。或许，这是一个因祸得福的明举，否则迫害就会加在他的脑袋上。半年之后，张缙彦一案被判决，张缙彦被革职流徙至黑龙江省宁古塔。李渔的小说《无声戏》二集也因此案而被禁毁。本来他已托友人杜濬挑选，欲将初集与二集合编为《无声戏合集》，此事也只好搁下了。后来，过了数年之后，将《无声戏合集》改名为《连城璧》，才又在市场上流通起来。
政治漩涡一个接一个。他的另一位好友丁澎也被牵涉入“科考案”中，受到革职和流徙的处分。清朝文网已经越来越密，并随着其政权的巩固也越来越严厉了。顺治九年，清世祖诏令严禁“琐语淫词”，“违者从重究治”。小说当然属于“琐语”的范围。以后，从顺治到乾隆时期，清廷一直注意查禁通俗小说和戏曲。一方面从道学的角度出发，以为小说、戏曲有“蛊心”作用，不利于“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另一面小说、戏曲中常有涉及民族矛盾的题材，也使他们尴尬与恐惧，所以清廷后来连《说岳全传》也禁止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渔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更难以专心致志于文学写作了。
四处打秋风
在杭州，李渔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又结交了如“西泠十子”等许多名士，互赠诗文，彼此酬唱。他还主编了《尺牍初征》及《尺牍二征》两书，这是名人的书信集，又与一批著名官僚士大夫有了书信之交。《尺牍初征》的序言是专门请吴伟业撰写的，李渔专程至江苏太仓的“梅园”拜访了这位名震一时的诗人。在同年六月，他还见到宿儒钱谦益与其夫人柳如是，钱谦益也曾经给《尺牍初征》赐稿，与李渔有着书信往还。那一次，他们的交谈很愉快，钱谦益文雅又充满机趣，给李渔以不少指点，他俩的联系后来长久保持下去。八月，几位朋友还邀请李渔与一位有“儒将”美名的清军将领周云山聚宴，他们乘舟游览了富春江，飞觞引酒，谈诗论文，也结下了友谊。此次游宴归来，李渔写了一篇散文《严陵西湖记》，文中有着较为复杂深沉的意蕴，曲折地体现了他对严酷政治氛围的不安，还有着某种徘徊、惆怅与痛苦的心理。
康熙元年，李渔决计带领全家移居南京。他在南京武定门外的金陵闸附近买下房屋，即“芥子园”，寓所及新开张的书店都在此园之内。他在杭州开始编书，有不少士大夫和高官拜托他出版诗文集，其中的确有不少好作品。而他自己的一些作品出版时，也常常受到书商们在经济上的盘剥，甚至被盗版。于是，他一直谋划着开一家书店，由入赘他家的女婿沈因伯作为经营助手，同时也把书籍出版事业搞起来。自明代以来，南京的印刷出版业很兴盛，附近的宣城是优质纸产地，徽州则是名闻天下的“徽墨”产地，南京城中已有数十家书店了，城里还有许多书摊，秦淮河上也有不少出租书籍的书船，文化气氛非常浓厚。
开办书店，需要大笔资金。当时的书坊印刷技术，仍保持手工业特点，制版、雕版、印刷，每道工序要花很大人力。李渔希望在同行中崭露头角，专门聘请一位刻字高手，决心拿出最精美的书籍。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原来的预算已大大超支。他只好跑到扬州，通过熟识的一些官僚向盐商们拉赞助款，谓之“打秋风”。这也是李渔的第一次“打秋风”，他拜访了一批官员，由于他们的文稿被编入《尺牍初征》、《尺牍二征》及《资政新书》中，都很买李渔的面子，有人直接出银资助，也有的人找来喜欢附庸风雅的大盐商捐助，终于使李渔满意而归。以后，李渔“打秋风”的本领也更高明了，除了为官员们润饰、编辑和出版文稿外，也为那些高官豪绅提供一些文化咨询，比如怎样设计宅中的家具，案头的古董摆设，花园中的布局，修建亭台池水，堆砌假山奇石。还有讲故事，说笑话，弈棋赏画，吟诗酬唱等，李渔在这些方面都是高手。他还有比那些普通清客更高的本领，就是知道怎样享受一种富贵而精致的生活，会制作与品尝各种美食。比如，吃蟹就有多种方式，有蟹黄鱼翅、蟹黄肉包、雪花蟹斗、清燕大蟹等等，他甚至在家雇了一名专门制作各种风味螃蟹的厨师。在《闲情偶寄》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美食烹饪、园林建筑，花卉养植等各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确实在生活美学史上可有他的一席之地。其实，这都为他做清客、打秋风另辟了一条新径。他多才多艺，就使得他的谈吐颇有文化修养，那些阿谀奉承之词可以多拐几个弯，不显得过于鄙陋低俗了，而且都能恰搔到主人的痒处，让他们在嘻笑之中掏出资助银两来。
“芥子园”书店的生意颇旺盛了，很快出版不少畅销书籍。长篇小说《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在当时市面上风行一时，李渔又出版了这些书的评点本，他用生动的笔触指出作品思想文化、艺术技巧和人物性格等各方面的精彩之笔，是古代人一种特殊的文学评论方式，李贽、金圣叹等人都做过此事。这些李渔的评点本小说，再加上李渔自己写作的一些作品成了“芥子园”书店的一个很大特色。他还开发了许多项目，比如一种信笺，除了有生动新颖的图案，还有各种层次的套色；并且，书店还可由顾客自行设计喜爱的图案，由其代为制版印成信笺。李渔的许多别出新裁的招数，加强了书店在同业中的竞争力。
康熙五年春天，李渔沿着大运河直上北京城。他希望能结识到更多朋友，攀附到达官权贵，也打到更多的秋风。他与龚鼎孳结下了较深的交谊，龚鼎孳担任礼部尚书，亦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他向许多高官推荐李渔，还专门领李渔去拜访了内阁大学士魏裔介家。魏裔介是道学之士，甚至对《西厢记》也很不满意，认为张生与崔莺莺的自由恋爱不合封建道德伦理，而且搞来一份《崔郑合葬墓志铭》的史料，说是崔莺莺并未嫁张生，而是遵照父母之命嫁给郑公子。他要李渔另写一部戏剧以正视听。李渔此人大概又要暗动“膀胱气”了。可是，为不冒犯这位大人物，他很委婉地拒绝大学士的要求，只说钦佩魏裔介渊博学识，自己才疏学浅，写不出能与《西厢记》相对抗的作品。李渔以圆熟的世故手法避开了尴尬局面。
在北京逗留几个月，他到山西境内游历一番。山西官场已得知李渔在北京那些高官显宦家里很得优遇，都很热情地接待他。平阳知府程质夫甚至买了一个姓乔的姑娘赠送他做妾，还找来剧团上演李渔所作的剧本《凰求凤》，当地缙绅官吏也纷纷设宴摆酒，馈赠银两，他所获甚丰。从山西又进入陕西，李渔到西安先拜见了兵部尚书兼陕西巡抚贾汉复，他们以前在北京曾经见过面，贾汉复很欣赏李渔的才华，盛情款待他留住了四个月。由陕西又至甘肃兰州，甘肃巡抚刘斗等一批官员都已久闻李渔大名，得知他可自由出入殿阁公卿的府第，风头正健，也很想结交他，当地几位士绅共同出钱又购买一位姓王的姑娘，送给李渔。后来，山西的乔姬与甘肃的王姬都成了他的小妾，也是他的家庭剧团的重要演员。乔姬扮旦角，王姬饰小生，李渔在旅行的路途上训练两人一首首演唱昆曲，待他们一行人南返至徐州时，这两个女孩子已经能够公开登台演出了。整两年，李渔从北京又至西北，大大游历一番。所到之处，衣食住行，皆由官员士绅提供，还赠与他两个姬妾，得到大笔银两，尝到了打秋风的好处。
凄凉的晚年结局
李渔的小说创作越来越少了，似乎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剧本写作和研究上。究其原因，是当时江南地区南曲盛行，各地都有许多职业剧团演出，广受人民群众欢迎，官吏们也不敢禁止，况且他们自己也要娱乐享受一番。也有少数迂腐的卫道之士以为“有乖风化”，可他们也无可奈何，只有魏裔介之类希图创作一些符合理学观念的“好戏”，不过，我们想像得出，真写出这样的戏来，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看得下去！康熙十年冬，李渔写完了他的杂著《闲情偶寄》，随即由“芥子园”书店刊刻出版。这是在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一部书，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戏曲理论。明清戏曲繁荣，也有一些文人如梁辰鱼、徐渭、吴伟业等，也总结出戏曲理论的一些精辟思想，却从未像李渔那样有系统、全面地论述过。 李渔的戏曲理论就在当今时代也是有参考意义的。可惜，他的戏剧创作并未完全照自己理论去做，某些剧作的词过于粗俗，某些关目为求奇异而趣味低级，某些插科打诨还有着淫亵意味。总而言之，不少学者认为，李渔的创作远不如其戏剧理论有价值。其实，这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更是与他自身思想的矛盾和软弱性难分的。当那个时代的文人，自然做清客更舒服。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则要忍受清苦生活，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李渔选择前者，因为他不愿意离开成群的美姬，也不能脱离日日的美味佳肴，就不得不趋奉权贵豪门。他的骨头硬不起来，他的文学作品就难以避免思想和艺术内容的严重缺陷。
“芥子园”书店毕竟收入有限，李渔的生活颇为奢侈排场，要维持数十人大家庭和众多妻妾的生活，不得不想办法再去打秋风。这次是去福建，靖南王耿精忠手下一位幕僚出面邀请李渔带着他的家庭剧团去福州一游。李渔在几年间对这个小剧团进行精心的导演排练，尤其是乔姬与王姬两人，成了两个最主要演员。他对这两人的个别辅导和指导最多，空余时间还教她俩识字，以提高她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家庭小剧团的演出果然轰动了福州，许多官员争相接待李渔，还为他举办了六十岁生日的庆典，他借此又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馈赠。李渔也志得意满，忙碌地在那些官吏和富绅间周旋着。不过，这次福建之行的“打秋风”也成了隐患。后来“三藩之乱”时，靖南王耿精忠也起兵叛乱，李渔立即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他费很大力气才洗清自己。
李渔在趋奉权贵豪门时也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康熙十一年春天，李渔带着他的家庭剧团去武汉，应汉阳太守纪子湘的邀请在那里呆了较长一段时间。演出日程排得满满的，从春天一直到夏初。他最宠爱的乔姬刚生过孩子，身体很虚弱，也不得不强撑着病体，参与演出及应酬活动，最后病情加剧而躺倒，病逝于武汉。李渔非常哀恸，带着家庭剧团扶乔姬灵柩回南京。他充满悲愤与痛苦，这回打秋风未如所愿，没有得到多少钱财，反而失去了他的宠姬！他去一些官员士绅家演出，那些人看戏时十分快乐，掏银子却十分吝刻，有人还故意看白戏！更令他恼火的是，汉阳太守纪子湘竟恬不知耻提出，问是否愿意出售乔姬与王姬？说他身边有那么多美女，少一个也不算什么。李渔当即拒绝了。纪子湘很不满，他俩的关系也搞僵了。这使李渔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些人心目中终究是一个清客，一个篾片，一个精致的取乐对象。一部分好友也冷淡疏远了他，不利于李渔的各种流言蜚语很多。有人说，他靠身边的那些美女设“仙人跳”局，引诱良家公子，以此来敲诈钱财；还传说他勒索过“衍圣公”。这大大损害了他的名声。
回南京后，他由龚鼎孳、陈学山安排，又第二次赴北京。可到北京不久，龚鼎孳即病逝了。陈学山虽然替他周旋，也带他去拜见了一些达官权贵。可北京官场的许多官员们大概听到了那些流言，都对李渔敬而远之，大都是略略寒暄几句就端茶送客，使得李渔无秋风可打了。并且，他的另一位宠姬王姬也病逝于北京，更让李渔的心境非常悲凉。更重要的是，那一段时间，政治局势也发生重大变化。“三藩事件”终于爆发了，吴三桂首先发动叛乱，耿精忠、尚可喜随之响应，战争烽火在南方几省迅速蔓延。李渔回到南京不久，立即就有人告发他与“三藩”有勾结，说他曾经是耿精忠及吴三桂女婿王长安的座上客，李渔编的《资政新书》还收入吴三桂的好几篇文章等。李渔得知消息后惊恐万状，这是朝廷与“三藩”的战争时期，随便一桩罪状就可以置他以死地。李渔只好为平息此风波而奔走，去求见旧友李芝芳。李芝芳已晋升为兵部侍郎，负责东南前线总指挥，他答应尽力为李渔辩白。李渔又陆续拜会了一系列官员，终于消弭了这一事件。他也明白了“树大招风”的俗语，知道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嫉妒，只怕是此事平息，接踵又会有其它的什么事情生出来。他已经年近七十岁了，只想安安稳稳过个散淡的晚年。为避祸计，他决定卖掉“芥子园”别墅，书店的生意交给女婿沈因伯去做，自己与家人重新搬回杭州。
康熙十六年新年过后，李渔与全家人又迁回杭州居住。他又在杭州东北面的铁冶岭建筑了两层小楼，名为“层园”。他搬到杭州不久，因为心情的抑郁与苦闷，就大病一场。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除了病愈后曾经到湖州一游，尽览太湖风光，又饱尝了螃蟹，以后也就再无精力旅游了。在杭州层园，他写了一篇文章《上都门故人述旧书》，是写给北京官场故友的公开信。此文似乎是玩世不恭的口气，内中则含有深深隐痛，能感觉出封建社会制度下一个文人的辛酸与抑郁。他们是作家，不仅没有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甚至没有经济上的生存自由，只得依附于豪门权贵打秋风，哪儿有条件写出具有深厚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我们由此可以想像到，在五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为何只会产生曹雪芹、关汉卿等寥寥几位伟大作家？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华古国为何却拿不出更多、更优秀的小说和戏剧作品来丰富世界文化宝库？
迁居杭州三年后，也就是清康熙十九年的新年，李渔病逝于层园寓所。临终前使他颇为欣慰的是，女婿沈因伯从南京赶来探望他，携带了印好的部分《芥子园画传》样张，五色套色彩印的画幅，刻工甚为精妙。李渔强撑病体，给《芥子园画传》写下序言：“余平生爱山水，但能观人画，而不能自为画。今一病经年，犹幸湖山在我几席，寝食披时，颇得卧游之乐……”他想起了曾游历的那些湖光山色，也必定回忆起数十年的浪游生活，最后心情大概是复杂微妙的。他是一个剧作家，也是一个戏剧理论家，但是，在历史老人这位永久的观众面前，自己一生的“无声戏”，到底会得到什么评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