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实事求是，怎样解放思想。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实际，才谈得上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这两个“弄清楚”，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为思想路线问题，从来就是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发作是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而理论创新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一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涵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有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一是把中国的丰富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提炼，使之理论化、马克思主义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28年中，我们党做了一篇“结合”的好文章，实现了“结合”中的第一次飞跃，集中表现为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年，又做了一篇“结合”的好文章，实现了“结合”中的第二次飞跃，集中表现为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曲折，历程艰辛，经验弥足珍贵，教训也很深刻。我们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界，把它分为前后两个30年来具体分析，作全面客观的回顾、反思和梳理。
一、前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这期间，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方针，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革命的改造，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1956-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这期间，党的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两部光辉著作中。一是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它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如何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个关系。毛泽东同志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强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的话，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能走。这与他不久前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的要以苏为戒，制定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要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部著作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二是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它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必然性；构建了比较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与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主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相应地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方针。上述种种重大创新，使这部著作成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奠基之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阶段。这期间，出现一系列“左”倾理论观点，这些观点被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报告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引发了一场“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大动乱大灾难。应当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果当作一般政治哲学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相吻合的。问题是这一命题被赋予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特定含义，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再搞这样的大革命既无经济基础也无政治基础，因而只能陷于荒谬和造成浩劫。再者，从这个命题中必然导出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既是一个理论，也是一个方针，它是与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地增加产品数量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坚持这样的命题、理论和方针，就偏离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严重挫折。
总的来说，在前30年中，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有很多创造，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前进，但前30年也经历了十分复杂和曲折的过程。
二、后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入新境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这期间有几个主要关节点：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作的主题报告和全会公报，首次尖锐指出我国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深刻阐明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吹响了重新探索“第二次结合”的号角。二是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提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对“中国情况”、“中国式道路”的特点和内容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思想政治前提作了深刻阐发。三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教训，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概括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主要点”。四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就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战略部署，尤其是在理论上首次对社会主义特征进行系统描述，使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的进步，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首次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为新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总方向、总目标、总思路。五是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生产力标准理论，把以往9年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理论成果梳理为12个观点，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宣布我们党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报告还首次对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完整表述，把它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十三大在理论上有突出的创新和建树，是邓小平理论基本形成的重要阶段性标志。
(二)从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这期间也有几个主要关节点：一是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阐发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作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结论，并且提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形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二是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从九个方面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阐述，初步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对其性质、特点和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三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载入党章，进一步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实现了指导思想上一次重要的与时俱进；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从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层面全面阐明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四是2000年春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关于“三个代表”的论断，其后经过2001年“七一”讲话和2002年“5·31”讲话的系统深入阐发而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五是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三)党的十六大至今。一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经过党的领导人的多次阐发，逐渐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思想理论体系。二是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接着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的一个重要讲话中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三是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和谐社会建设的诸方面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系统阐述，特别是作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正式形成。四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深入地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作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的重大论断。五是2008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党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积累的“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实际上是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继续深化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总的来说，在后30年中，我们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线和主题，联系历史和现实，沿着科学的轨道，继续探索如何进行“第二次结合”，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体现在理论上，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一言以蔽之，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大推向前进了。
三、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启示
回顾、反思、梳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很有必要认清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关于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历史联系。首先，前30年理论创新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后30年理论创新主要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它们之间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这不仅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还因为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坚持和继承。有些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片面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长达27年，在如何建立、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过许多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给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次年十二大党章在其中的“中国革命”后面加上“和建设”三个字，此后党的有关权威文献都沿用十二大党章的表述，足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所以决不能忽视更不能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
其次，有些同志虽然肯定毛泽东同志上述两部著作的理论价值和重大意义，但认为在他的晚年，理论上就只有错误，而不再有值得肯定、更没有称得上贡献的东西了。这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即使他步入晚年，陷于“左”的迷雾之后，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反思“大跃进”、“共产风”的时候，还是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关于对我国国情和国力的估计，关于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利用价值规律，关于学习外国，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等，提出过许多闪光思想和独到见解，后来都为邓小平理论所吸纳，从而与邓小平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或相同，或相通，或相似，或相辅相成，只不过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罢了。所以，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应当忽视对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部分的肯定和研究。
据此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所作的积极探索和提出的正确理论观点，为后30年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准备了前提，打下了基础。当然，他晚年的严重失误和错误，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从反面对后30年有借鉴和警示意义，使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一定要历史地看问题，把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党的理论创新看成一个整体，要看到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历史联系，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不能用后30年去否定前30年，更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
(二)关于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第一，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同层次又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则是整体、基础和本原。所以，只有首先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才能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只有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会有科学的社会主义观。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这可以从各个层面和角度作出说明，但是从精神实质上来理解，才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把许多“左”的观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为主要是甚至等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才会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种种失误和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严重挫折乃至倒退。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一历史教训，于80年代初、中期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最注重”、“基本原则”三个定语，都把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到发展生产力上，揭示了从总体上和终极意义上如何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真谛。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抓准生产力这个核心问题构建的新马克思主义观。以此为指导，合乎逻辑地逐步回答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怎样从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出发。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根本前提。前30年我们发生的种种失误，无不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有关。尤其是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把现实社会既与过去的过渡时期混同起来，用过渡时期的一套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来对待和处理新时期的各种重大问题，又与以后的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等量齐观，勉强去做将来才能做的事情，但殊途同归，造成的共同结果是“左”，是严重脱离实际。正是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冷静下来重新全面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重要判断，在党的十三大上进而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这就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一切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这一理论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准确地确定了历史方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到了立足点，为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设了必需的前提条件。
第三，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实事求是，怎样解放思想。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实际，才谈得上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这两个“弄清楚”，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为思想路线问题，从来就是关键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也讲实事求是、讲解放思想，但不善于把它们统一起来，所以既不能真正实事求是，又不能真正解放思想：一方面，离开实事求是讲解放思想，使解放思想失去了正确方向。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下发起的，在运动中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躁冒进，急功近利，甚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另一方面，离开解放思想讲实事求是，使实事求是异化为停滞保守。比如，尽管天天背诵老祖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却不愿正视国内外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想问题办事情往往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列的本本和“语录”出发，导致全党上下处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把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放在首位，并把解放思想纳入进去，其后邓小平同志还作出“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经典式论断，以解放思想为实事求是的前提，以实事求是为解放思想的准则，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后30年，就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精神实质，来分析、研究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重大问题，这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境界，出色地写就了“结合”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