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历史意义,上面已说。可是现在再来看,还是有需要重新探讨的部分。

比如,在《序言》的末尾,瞿秋白指出鲁迅杂感的四个特征, 作为“非常宝贵的革命传统”, 其内容基本上现在还有重要的价值。但,对于他用“反自由主义”这个词来概括鲁迅的反妥协、反调和精神,我以为还是有为其后的历史留下了后果的侧面。

关于“自由”这个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位置,我自己还没有系统地研究,现在也没有余裕全面地考察,但从严复到《争自由的宣言》(胡适、李大钊等七名。1920. 8) 、陈独秀《谈政治》(1920. 9) ,这个词可以说基本上在“改革”派的主张里占着重要的一部分,没有贬义。瞿秋白却写道: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真正是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

然而他举了具体的例子倒都是“调和”“妥协”的例子,没有“自由主义”的例子。虽然如此,他为什么把反自由主义和反妥协主义相提并论? 在我这次匆匆调查的范围内,查不到确实的资料。

但是,我们能从他的文章的断片里,看得出他思考的线索,他写道:

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五四”的遗产是什么? 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虽然所有这些抵抗的革命的倾向,都还是模糊的和笼统的,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种种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 ——但是,这种反抗精神已经是现在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所不能够有的了。而无产阶级,却不放弃这种遗产的,因为无产阶级是惟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只有它能够反对着资产阶级,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而继承那种极端的深刻的对于封建残余的痛恨, ——用自己的斗争,领导起几万万群众,来肃清这种龌龊到万分的中国式的中世纪的毛坑。(《“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 1932年5 月《北斗》2 卷2 期。《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 卷,1989 ,人民文学出版社)

瞿秋白一方面承认“五四”时期对于封建残余的痛恨,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主张科学和民权这些态度是“宝贵的遗产”,接着说：“这种反抗精神是现在的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不能够有的了”。从“五四”时期即一十年代末到他写了这篇文章的1932 年之间,二十年代后半是“国民革命”,和国共分裂的时代,三十年代初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弹压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抵抗开始的时代。瞿自身在党的中枢,经历了复杂的党内矛盾。还在离开党中央的任务回上海后,也在上海帮助左联的活动,切身看见“左联五烈士”的死,还有接着看了“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等出现。尤其是蒋介石的“四?一二反叛”和三个月后发生的武汉政府的崩坏,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崩坏,对他来说也一定是很大的冲击。前揭的文章就是他作为和他们(主要是胡秋原) 的论争的文章来写的。考虑那一点,我们能一定程度理解他的文章有这样的理由。可是从理论、思想乃至思考方法的角度来看时,还有要探讨的问题。

我曾经考察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员或者党周边的知识分子之思考方法∶他们把国共合作看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混合革命”,可是资产阶级(国民党主流) 和激进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武汉政府派) 前后脱落,那以后中国革命进入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参看拙著《鲁迅和革命文学》,1972 ,纪伊国屋书店,91 - 100 页。这些话主要是引用郭沫若的话)

我们的看法是作为对中国革命之性格的理解也太单纯、机械的,现在要指出的无宁是他们关于革命的性格和思想、理论之关系的思考方法。概括地说他们分析、评价思想、理论的时候,主要是从其阶级性的角度来看。

当然那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他们的看法是否能正确地把握思想、理论和其支持、主张者之复杂关系。

瞿秋白说道：现在(三十年代初) 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不能有五四时期的包括科学和民权在内的思想遗产了。这表示他不是单纯的还原阶级性论者,然而,同时他反复写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种种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等近于痛骂的话。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是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以后还没有经过二十年,瞿秋白也是才到三十岁的年轻革命家,我们已经验了他死后半世纪的年月,其间又经历了围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复杂曲折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认识和思想分析都比较肤浅也是不可非议的。瞿秋白的想法,跟上述的郭沫若的话比较起来,没有那么单纯,我们看得出瞿秋白作为评论家、理论家的本领。叫他写上述那样的文章,就是他由国民革命失败受到的冲击,对国民党反叛的愤激,对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软弱、靠不住的失望。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即使包括中贫农也是) 不能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为胜利就必要广大的“统一战线”。在那过程中,含有弱点的各种思想、想法的互相理解和合作是不可少的。

当然,为了互相理解和合作也需要直率的互相批判乃至激烈的论争。我也知道“说易行难”。重视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在现代中国,这些词语的概念和人们对这些词语的看法一直与历史、政治等有重要的关系,而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里,把“反自由主义”举为鲁迅特点之一,也是惹目的事实。如前所述,瞿秋白使用“自由主义”这个词,关于内容,他举了的例子都是“妥协主义”的例子,没有具体的区别。我们不能随便推测他的心理,但我想,在当时的瞿秋白“, 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事实,不用详细的解释,是明白的既定的事实。

可是,在现在的我们来看,不能把“自由主义”简单地看作“资产阶级”的思想。我现在没有准备全面地解释、分析“自由”的概念,但至少可以说∶“自由”这个词本来含有复杂、多面的意义。诚然,法国革命时提出“自由、博爱、平等”口号的是“市民阶级”( bourjgeoisie) ,然而当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达,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明白地分化。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在后来的历史上“, 自由”这个词的用法也有各种各样,其政治性格也是多样的事实。“自由”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是资本主义国和社会主义国共同的口号,只看中国国内,言论、出版的自由是三十年代文化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有时候那是被利用为资产阶级主张自由地追求利润的口号,在资本主义国攻击社会主义国时是最方便的工具。甚至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国家崩坏以后,美国“新自由主义”政府把“自由和民主”举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观”,作为攻击他们不喜欢的国家的武器。根据我个人的感觉,至少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围绕“自由”的利用竞争,支配者比被支配者巧妙一点。“在社会主义国里没有自由”的说法,一直有不能无视的力量。

这些力量对比为什么成立,而且保有了相当大的力量? 当然其理由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解释。现在我想从思考方法的角度来考察一点,随便举一些例子。

1.在中国和日本,原来有一种传统(或者习惯) ,“自由”这个词含有贬义,也就是一种违反共同体的规制的感觉。我不熟悉中国社会的实情,不敢断定,但日本确实有那样的倾向。比如,日本败仗,非军国主义化开始了“, 民主”“自由”被高唱的时候,我读着初中二,老师中比较保守的老师们给我们常常反复说∶“你们千万不要把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规律比自由还重要”等等,使我们抱了反感。

2.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其不小的一部分) ,过度信赖其进步性、科学性、体系性的结果,有对马克思以前的学问、思想的探究不够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以前的思想的弱点,被马克思主义容易克服,那优点也被扬弃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里,要尽量客观地、科学地研讨以前的学说的态度是难产生的。

甚至于有时候,要认真研讨旧思想、旧学术的人受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确信不足”等的批判。其实,作为自明的常识通用的想法里头,还没被证明的也并不少。

3.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即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往往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中存在的矛盾、问题看作一时的、过渡的。结果,有了对新发生的问题,不灵敏地反应的倾向。

4.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的主要力量是由成员的思想一致成立的巩固的团结。为维持团结就需要思想、理论的一致。但如果一致的要求太强,作为其前提的活跃的讨论不充分,那就容易僵化。适应新的现象之发生的见解往往被看作“异端”结果,成员为避开那种批判不敢开口了。

当然，我不是全面否定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我认为:虽然它犯了不小的错误,如果没有俄、中两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成立，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一定会更加使人类难受。“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上述的各种弱点也可以说是它的优点的反面。我不过是说∶在二十一世纪,如果社会主义要恢复应该保有的活力，重新实现它的理想,就不能避开严格地回顾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错误和弱点。而且我以为那些课题中,怎么看“自由”也是特别重要的课题之一。尽管“自由主义”这个词在过去有多面性,有时候也有逆着进步的政治作用，在二十一世纪,人们对“自由”的欲求一定日益增大,这时,瞿秋白看“反自由主义”作为鲁迅杂感之四个特点之一,我们不能置之不问。

我曾经就建国前夜的所谓对“自由主义者”的斗争写了一篇短论,承认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共产党警惕“自由主义者”的动向,有可能人民对“第三路线”的幻想也有道理,附言如下:

当时中国的(从某一方面来说,又是世界性的)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起了作用;根据这一“常识”,就会从忽现于“自由主义者”的言论中的“自由”等词,立即抽嗅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气味,于是站在思想的“本质”这个立场上来抓问题。不能否定,其结果,就不能充分容纳“自由主义者”所渴望的“民主主义”和“自由”的含意了。即使在这里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然而反过来,会不会有这一想法被固定化的一面呢? 即所谓在任何场合下,一切选择都是二者必择其一,没有中间可言。(中略)

倘若我这样的想法包含着一方面的真理的话,那么也许应当说,以《斥反动文艺》为首的一系列批判所留给萧乾的创伤,不仅是对萧乾而已,而是给以后的中国也留下了的创伤。(拙著《鲁迅?革命?历史》,2005. 11 ,北京大学出版社,249 - 250 页)

二十一世纪,“自由”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分量越来越大。

特别的思考的自由没有充分的保证的社会,不能引出人民的活力和创造性。“自由”即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单纯、机械的想法是站不住的。我想,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就鲁迅用的“反自由主义”的说法,还是需要重新研讨。

二十一世纪是刚刚过了二十分之一。三十年以前发了胜利宣言的资本主义也开始暴露其弱点。加之,人类的面前出现了没有经验的复杂的问题群。我想∶在这样的时候,鲁迅的经历和思想,尤其是他的不依靠现成概念的思考方法中,留着我们还没有充分受容而非常宝贵的很多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