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必然会给整个政治社会领域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随着失业浪潮、社会分化等问题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积累，社会运动开始成为全球范围内常见的现象。分析和了解各种社会运动的历史和内在结构，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理解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情势下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注意。这本文集的一个中心问题和核心线索即是社会保护运动，虽然其中并没有文章专论社会保护运动。
收于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成于“90年代”（从最早的1994年到最晚的2007年），一些篇什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曾经引发中国思想界的激烈辩论，不过在此前知识界的讨论中，作者对社会保护运动的长期关注，并未引起充分注意。这本文集的篇章安排突出了社会保护运动的中心位置。比如，汪晖在一篇根据与崔之元、周小庄联合调查所写的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之后，还将江苏通裕集团公司职工殷子宏等诉扬州市政府案的部分卷宗列为文章附录。这篇报告和附录跟其他讨论当代思想与社会理论的论文放在一起，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从社会保护运动的线索和视野来看，这篇报告的编入，正是要突出资本的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运动的关系这一重要理论问题。
两种社会主义的区分与当代社会保护运动
曾引起颇多争论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4和1997，以下简称“一论”）以及《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2000，以下简称“再论”）等文，集中阐释了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保护运动及其理论内涵，其中的关键则是区分两种社会主义。
“一论”指出，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和晚清以降中国社会运动的最基本特征。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现代性问题，市场社会的扩展及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必然伴随着自发的、未经计划的社会保护运动，这一冲突构成了19至20世纪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动因，也成为现代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动力。现代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为了克服这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传统形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无法解决现代性的内在危机，而且最终汇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同时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也仍然无法解决这一内在矛盾，2008年爆发的规模罕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最近的例证。
“再论”一文区分了两种社会主义概念：一种是作为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而另一种则是在国家垄断和市场扩张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保护运动，它以反对垄断和要求社会民主为特征。根据《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2006）一文的进一步讨论，前一种可称为“去政治化的”社会主义，后一种可称为“政治的”社会主义。这一区分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且是一直积极活动着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运动，它既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存在于国家政治结构中。传统的作为国家体制的社会主义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后面这种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的衰落。由于伴随着传统社会主义衰落而来的往往是市场社会肆无忌惮的扩张和垄断力量的巧取豪夺，倒是会有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兴起来回应这种扩张和破坏。这一区分在汪晖对“短二十世纪的终结和九十年代”的论述中非常关键，它是理解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要害所在。
在这两种社会主义之间，“政治的”社会主义本身即是对“去政治化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体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保护运动中，既包含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危机的批判，又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力量的主要源泉，即在于“政治的”社会主义这一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在形成80年代末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因素中，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批判性的动员力量，是一个极易于忘却又极为重要的方面。
“政治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力量并不仅仅活跃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区分了两种并不相同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第一种产生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观察，用柄谷行人的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参与性民主，它不仅是在政治选举的层面上，而且也是在生产关系的实际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第二种在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这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立法行政体制之间的必要区分和张力逐渐消失，一方面导致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另一方面则使得政党与大众的距离日益扩大。这样就带来了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国家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的条件下，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进而使国家成为一种包含着参与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也即包含了自我否定趋势的政治形式？
汪晖认为，“文革”初期的一个特点是，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毛泽东当时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但这一政治实验以众多悲剧性事件和失败而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政治实验本身包含了“去政治化”和自我瓦解的倾向，包括重塑等级关系的社会主义体制与打破等级关系的社会主义诉求之间的冲突，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压抑。
在汪晖看来，因为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思潮无法充分理解“60年代”包含的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因此它作为针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思潮，也就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改革开始之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矛盾，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理解以反对垄断、特权和争取民主为取向的社会保护运动。
社会保护运动与市场扩张运动的冲突
汪晖在“再论”一文中指出，“九十年代”的知识界和学生群体对“60年代”和80年代社会运动中包含的“政治化”的社会主义层面缺乏必要的认识，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后果，即对于80年代末社会运动做出的解释，恰恰朝着有利于那些主张激进私有化的利益群体的方向发展。
汪晖认为，主张激进私有化的利益群体在各种场合把自己塑造成“对抗者”的形象，事实上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以真正的“激进改革者”的身份掩盖了它与国家权力、国内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全世界面前将自己展现为通向世界市场和民主的进步力量。在现代化和改革的名义下，国家权力机器的不同方面全面地卷入了经济范畴，其主要形式是不平等的“产权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利益重组。
主张激进私有化的利益群体在不同的时期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市场扩张运动塑造成“反体制”的“对抗者”，也可以模糊和掩饰自己与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区别和冲突。“再论”一文通过对八十年代末社会运动中不同群体的历史分析，指出了80年代末社会运动内部构成的复杂性，一方面，包含了对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的自发反抗，对于推动改革过程的国家、全能主义国家及其统治模式的批判；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广泛好处的一些利益群体，试图推动国家进行更为激进的私有化改革，表达对正在到来的调整政策的不满。这两种改革诉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但这一冲突在当时并没有充分地被理解。这种冲突在近年来则体现为围绕发展模式展开的激烈社会辩论。
近年来随着执政党“更加注重公平”、注重民生、强调“科学发展”等一系列对改革的自我调整，现在几乎人人都主张社会公正（汪晖在2000年出版的《死火重温》的序言对有关“新自由主义”论战的焦点的归纳还是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界已经超越分歧结成共识。主张市场自律的知识分子强调社会公正，目标不是社会公正本身，而是为实现市场自由和私有化寻找新的理由。比如，就农民工问题而言，一些人认为公正就是让农民工有权利自由买卖自家土地，他们关心农民工铁路春运的奔波之苦，但并不关心住进城市贫民窟之苦，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又比如，就垄断国企问题而言，有的人一改此前以反对吃大锅饭、拉开分配差距的效率至上原则追求国企私有化，转而通过高倡“公平”、批判垄断国企工资待遇太高来要求垄断国企的私有化，同时认为市场机制所形成的不平等无论有多么严重都是合理的。
通过这种借用策略，利益集团的市场扩张运动不仅与国家权力纠缠在一起，也与社会保护运动纠缠在一起。市场扩张运动在需要利用社会保护运动的时候，就宣称自己是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在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表述结构中抹掉社会保护运动的痕迹；需要压制社会保护诉求（比如保护工人基本权益）的时候，则可利用国家权力内部的分歧，与部分权力建立密切联系，并以“反改革与改革”之类二元话语来排斥甚至压制社会保护运动，推动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决策。
但是这种纠缠的紧密程度决定于市场扩张运动与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冲突程度。无论用什么名目，市场扩张最后的目标都是进一步拉大利益集团与社会公众在各方面的不平等，两种运动的诉求最终都是直接冲突的。如果这种冲突变得激烈，不仅前者利用后者的空间变小，而且国家权力从执政地位和基础的角度着想，也必须更多地顾及社会多数的诉求，更积极地与社会保护运动互动，对改革进行调整。在这个时候，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权威和精英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张（称为“新权威主义”）的努力就会受挫，意识到国家权力越来越倾向于保护社会、遏制扩张和调节市场，就会更多地依赖跨国资本和国内资本的力量进行扩张，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批判国家权力的干预。同时，市场扩张运动也会转而重新寻求利用社会保护运动的机会，将社会保护运动诉求和市场扩张诉求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诉求揉合起来，并将这一运动表述为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利用社会运动迫使国家权力沿着激进市场扩张的轨道转变。这也是市场扩张运动参与1980年代末社会运动的形式。用汪晖的说法，这是“新权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不断变奏、相互纠缠的历史秘密。
现代平等政治危机与民主问题
问题是社会保护运动能否解决市场时代的社会矛盾？
卡尔·波兰尼和布罗代尔虽然同情社会保护运动，但他们认为，社会保护运动对市场扩张过程的反抗，既可能缓解社会矛盾，也可能导致社会的解体。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对社会保护运动与市场扩张运动之间冲突的前景是悲观的。
波兰尼所指的冲突的灾难性前景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政治危机？汪晖认为，当代世界最为深刻的政治危机恰恰表现为主权国家呈现了内在的分裂，它无法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国家的公共政策深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一政治危机也是现代平等政治的危机。如果说现代社会必须以平等作为自身社会体制的合法性条件，那么，平等主义政治的瓦解，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今天，社会重新分化为阶级，而阶级话语本身又趋于消失，现代平等政治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汪晖认为，在合法性危机的条件下，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暴力机器（军队、警察、法律体系等等）或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社会稳定将是脆弱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之所以不至于那么快垮掉，社会主义传统不会在瞬息之间消灭，恰恰在于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事实上并没有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暴力机器或经济发展。汪晖在其他地方曾指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一个相对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在改革中它也不是一个简单地倒向一个利益群体的国家。在市场条件下，它反而比任何一种国家类型更加中立。改革的正当性完全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代表的普遍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有不同力量，特别是左翼从干部、思想文化到社会等领域有所制衡。
在这个意义上，汪晖在“一论”和“再论”等文中肯定了崔之元等学者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和“新进化论”中汲取资源解释和发展中国已有制度创新的努力。这一有关政治民主的混合制度（即国家、精英与大众的“三层结构”）的解释模式，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政策，从而抑制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抑制新的贵族制度。汪晖认为，重点是如何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民主机制阻止国家擅权和地方集团的腐败，普通公民能够发现与他们日常生活安排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形成公共空间，而不是一般地依赖国家监督新贵阶层。
在汪晖看来，当今中国的左与右的根本分歧正在于民主问题。问题的核心不是抛弃政治自由的基本诉求，而在于必须赋予政治自由以实质性的内容。普通公民的参与是民主和自由的诉求获得其具体内容的途径，也是避免将民主和自由转变为激进却没有实在内容的口号的重要方式。那种以扩大国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为预设的市民社会概念，将社会民主理解为一个非政治化的自发过程，恰恰会瓦解社会动员与制度创新之间的积极的互动关系。
不过，虽然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包含了克服现代平等政治危机的条件，但国家权力（存在内在分歧）与利益集团的深度纠结、市场扩张运动与社会保护运动相互渗透的现状，提醒我们必须谨慎分析社会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方向。如汪晖所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将社会保护运动浪漫化和理想化，而应该对各种社会思想或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条件进行分析，这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运动进行判断的基本根据。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保护运动包含着激发新的政治的可能性，但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去政治化”过程，它们或者陷于有限的经济目标之上，或者沦为国家机器的延伸物，或者完全受制于各国际基金会项目的要求和逻辑之中，不但提不出关于发展、民主、参与的不同理解，而且在运动中转化为各种国家的、超国家的机制的齿轮和螺丝钉。
社会保护运动所面临的“去政治化”危机，并不会随着对两种社会主义的区分和对社会保护运动和市场扩张运动的区分而消解。社会保护运动对平等和公平的追求，不仅时刻受制于各种社会建制所形成的不平等秩序，而且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内部就包含了向“去政治化的”不平等的秩序发展的动力，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在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必要（或者是不得已）的公共制度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张力？是否有必要将平等政治这一现代性追求也纳入反思的范围，展现平等问题的复杂性？
面对未来，汪晖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阶级概念以否定性的方式（即消灭阶级差别）界定了平等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平等政治将以何种形态获得自身的活力？他认为，要克服现代平等政治的危机，关键在于从“去政治化的国家”向“具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的国家和社会”的转变，从阶级再度分化或形成的社会向非阶级化的社会的过渡。这是“六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课题，在今天仍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中探索。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汪晖著，三联书店，200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