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具有百余年传统的出版重镇，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世人熟知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最近30年间陆续辑为丛书，至今数量已达四百余种，琳琅满目，蔚为大观。这套积几代人心力而成的丛书，所展现的学术眼光、翻译质量和编辑水准，在学界有口皆碑，已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品牌之一。而其浓郁、高雅的学术品位和斑斓、博大的思想内涵，则为商务印书馆百年品格的象征。

“汉译名著”丛书从1981年结集刊行，至今已历近三十春秋。坦率地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我这样刚走进大学之门的学子而言，这套丛书还不是太适宜的读物。道理很简单，凡收入其中的名著均非消遣性读物，作为人类思想的代表性成果，它所提供的精神食粮，不是初入道的学子尚嫌稚嫩的胃口所能消化的。对我们这一代而言，“汉译名著”丛书的吸引力，与其说在于她的内容，毋宁说在她典雅、大方的外表。每当走进书店，看见装帧古朴、数量逐渐增多的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名著，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它面前止步，拿在手中摩挲一番。即使暂时不买，也有留下一份他日再见的奇妙感觉。

不过，在大学生阶段，买下的丛书类书籍并不多，一是读书水准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二是囊中羞涩，手中拮据，一本书的费用通常就是二三天的生活费，买书并不是轻易可为的事。真正买书多起来是读研究生以后。这主要是因为求学志向已坚定，读书做学问的决心已下，舍得投资，且研究生助学金使我免于向家人伸手，陡然阔绰了不少；再者，随着知识的积累，对于所需书籍的判断力也大为增强；而且读书兴趣逐渐趋于明朗，专业书籍的范围也大致清楚，而收入丛书中的许多著作多与专业有关。扫一眼现在书架上的藏书，购买于较早时期的名著，哲学类有《哲学书史讲演录》、《法哲学原理》、《论灵魂》，政治学类有《罗马盛衰原因论》、《社会契约论》、《遗书》等，历史学类有《法兰克人史》、《查理大帝传》、《路易十四时代》、《佛罗伦萨史》、《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新史学》等，经济史类则有《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等。当然还有后来收入译丛的《西方哲学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等著作。这一时期印象较深的译者有贺麟、耿淡如、戚国淦、何兆武等先生。

我与商务印书馆形成更密切的关系，也源于这套丛书。1990年，我以新手的无知无畏向商务印书馆提出申请，承译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商务对新作者、译者一向持开放态度，并且非常清楚该书的学术价值，所以欢迎我承译此书。但按照商务一贯的传统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我须提交一份试译文字，二是找一位资深的翻译家校对译稿。我交出一份作业，且征得业师郭守田教授同意为我校对译稿后，商务同意我承担此项翻译任务。这是我作为译者第一次与商务打交道，整个洽谈过程使我亲身感受了商务对待翻译事业的审慎态度和严格标准。

《封建社会》的翻译工作因我不能投入完全的精力，竟延宕十年才告完成。《封建社会》出版过程中，有两件事让我感怀不已。

一是请马克垚教授作序。马先生学问谨严，在欧洲封建社会史研究上成就卓著，非常合适为布洛赫此书作序。2003年末我以初出茅庐的后学身份向他提出请求时，马先生微笑答以“看看吧”。我当时理解，这话意味着，如果译稿质量不过关，马先生是不会赐序的。然而，新年伊始再次见到他时，得到的回答是“稿子看过了，译得不错。序言写好了，你看看是否合适吧”。我得到了马先生洋洋七千言的序言，同时也体会到了一个严肃不苟的学者的处事原则：与人为善，但决不做无原则的“好好先生”。

二是商务对该书的安排。据我所知，商务的传统做法是，即使是公认的学术名著，初版一般也多以散版面世，在听取读者意见进行修改后，才将较完善的本子收入“汉译名著”丛书。然而，《封建社会》竟以初版而列入“汉译名著”丛书，这样的安排是不多见的。此又可见主其事的编辑的眼光，而此书在读者中的热烈反响也证明其判断不误。2004年10月初版的《封建社会》，成为当年年度畅销书中唯一的翻译作品。而且初印5000套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内全部售出，再印的5000套在一年内又全部售完。目下各书店在售的是三印，珍藏版是四印。身边的同事向我表示祝贺，善意地取笑说：“凭这本译作你可以‘永垂不朽’了。”我自然不敢相信自己会“永垂不朽”，但可以断言的是，《封建社会》作为学术经典，与“汉译名著”丛书中其他名著一样，肯定是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的。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学术随着改革开放而获得空前的活力。对于中国学术的巨大进步，商务的“汉译名著”丛书与有功焉。于我而言，从丛书的不可计数的普通读者之一到名列丛书的译者名册，我对自己的经历感到荣幸，也为自己和我的朋友能为“汉译名著”丛书略尽绵薄之力感到荣幸。虽然时下学界对翻译作品还往往重视不够，评价不足，缺乏应有的赞赏，但我认为，对于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公正的评价早已生长在广大读者的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