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外交及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目前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访问研究。
一
2008年圣诞前夕，“全球零核倡议”运动（Global Zero）在巴黎拉开帷幕。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刚好在哈佛Widener图书馆发现一本有趣的小册子——《罗素、赫鲁晓夫、杜勒斯重要书信》，一个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反核和平运动高潮时期的特殊历史文本。
1957年11月至1958年3月间，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先后刊登了五封今天大概已鲜为人知的特殊个人来信，它们的作者包括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贝特兰·罗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代表艾森豪威尔总统）。这几封信随后很快在伦敦集结出版。 编者先是冠以The Vital Letters的书名，在前言中复又称之为“高峰笔谈”（summit letters），以示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两个敌对大国的领导人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论战，这在历史上大概绝无仅有；哲学家兼科学家的介入，更映衬出“身份”与“立场”的强烈反差，凸显政治与伦理的不幸分野，耐人寻味。
窗外大雪纷飞，室内温暖如春；经济危机的阴霾还在各地蔓延，周遭的节日气氛依旧渐趋浓厚。在这种背景下翻阅此书，思绪纷乱莫名，竟有一种阴差阳错的怪异感，今人的吁求犹如前人的回声，似乎半个世纪过去，历史刚好走完一圈，又仿佛时间早已停止，人类不过在原地打转。
二
在现代科学与国际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史上，1955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有三个著名的科学家宣言相继发表。4月12日，18位联邦德国原子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发表《哥廷根宣言》；7月9日，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伦敦公布了由他亲自起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其他10位著名科学家联名签署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7月15日，52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德国博登湖畔联名发表《迈瑙宣言》。
三个宣言的宗旨极其相似，都警告世人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敦促各国放弃以武力作为实现政治目的手段，表达了科学家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一文献直接促成了延续至今的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引发了著名的科学家反核和平运动——帕格沃什运动。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雏形，是1954年12月23日、即圣诞前夕罗素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题为《人之祸》的著名演讲。罗素在演讲中警告，在一场使用氢弹的世界战争中，朋友、敌人和中立者都将被消灭。他呼吁世人：“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他东西”。根据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玻恩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的建议，罗素随后将《人之祸》演讲改写成一个宣言。爱因斯坦于1955年4月11日首先在宣言上签名，几天后便与世长辞。因此这项签名，被视为“来自象征人类智力顶点的人的临终信息”，它恳求人类不要让文明被自己的愚蠢行为所毁灭。《宣言》呼吁各国政府达成核裁军协议，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争端。其伟大之处，在于它极富远见地主张抛开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国家、种族和地域的偏见，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维护人类的共同安全。
1955年也是东西方关系极其微妙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亚非会议召开，其间周恩来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谈判；苏联废除与英、法两国的友好条约；苏东八国签署《华沙条约》；四大国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杜勒斯建议中美进行大使级会谈；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终于举行；阿登纳访苏，苏德建交。后几件事情似乎预示，东西方关系的前景令人乐观。
1955年春，一度很不确定的苏联最高权力结构也大致定型，尽管直到两年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被逐出领导核心，赫鲁晓夫的地位才算完全巩固。苏联逐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并进而提出“和平共处”战略。
然而，到了1957年，美苏战略态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尽管美国仍然拥有总体战略优势，但正在丧失不受攻击的地位。1957年8月26日，苏联宣布成功试验“多级远程洲际弹道导弹”。10月4日，又宣布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1月2日又发射了第二颗。美国朝野受到强烈震撼。在部分不明就里的公众眼里，东西方战略力量对比似乎一夜之间倒过来了。国会要求对美国安全状况展开调查，民主党指责共和党政府玩忽职守，并要求增加防务预算。一时间各种应对方案纷纷出笼。
面对核军备竞赛席卷全球之势，身处冷战夹缝的欧洲人苦不堪言，反核和平运动于是在夏秋之际达到高潮。这年7月，首届帕格沃什会议在加拿大召开，东西方科学家首次就核战争的危害性得出一致结论：核试验尘埃将对全球所有国家、所有人构成影响；一定数量的核试验尘埃将导致基因突变，其影响将延续好几代人；而一场核大战的影响将比核试验尘埃大几千倍，数以亿万计的人将被爆炸、高温和电离子放射一下子杀死，全球放射性尘埃还将导致大范围的基因和其他各种伤害。这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唤起了公众的核安全意识；乔治·凯南在BBC的年度“里斯讲座”中大谈在西德等北约国家部署核武器的危险性，也引起轰动；几乎与此同时，西欧民众又得知成天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的美国战机携带着氢弹，更是大为恐慌。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指令错误而成为核屠杀的牺牲品。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除非美苏两个超级盟主决心停止对抗，否则一切都无济于事。但此时联合国裁军谈判已经破裂，舆论普遍期望的东西方首脑会晤的前景也很不明朗。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新政治家》于11月23日发表了罗素写给美苏领导人的公开信。罗素的目的很明确，他想奉劝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承认一个事实：在核时代，美苏两国的共同利益其实远远大于分歧。例如，两位领导人一定都希望人类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人类的生存已经由于东西方对抗和核军备竞赛而处于危险边缘；他们必定都希望把科学所创造的力量和资源用于满足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而不是用来强化他们对原子浩劫的恐惧；美苏还有一项共同利益，那就是防止这个世界因为更多的国家拥有或追求核武而陷入极端的无序状态。罗素还指出，如今的战争已无胜利者可言，分别以《独立宣言》和马列主义为依据的两种敌对意识形态，可以继续走各自的道路，但没有理由、也不可能通过战争来分出高下。有史以来的霸权图谋，无论军事霸权还是意识形态霸权，无不以灾难告终。腓力二世的企图使西班牙沦为一个小国；路易十四耗尽了法国的国力并导致了他无疑并不乐见的法国革命；就在不久前，希特勒想用他的纳粹哲学统治世界，同样可悲地完蛋了。
赫鲁晓夫的答复发表于圣诞前四天。这位苏共领导人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罗素的观点；对罗素有关东西方和平共处和举行首脑会晤的倡议，更是“心有戚戚焉”，因为这与苏联新近确立的外交姿态不谋而合。不过，赫鲁晓夫毫不客气地将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世界。
赫鲁晓夫承认，人类的“理性”与“良知”与核战争水火不容，因此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军国主义的犯罪政策”浪费物质资源，败坏道德人心，助长仇恨与恐惧。因此，只有完全禁止并彻底销毁核武器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核战危险，苏联也曾在联合国提出若干建议，但美英法却无动于衷；苏联一直主张有核国家不要输出核武器，尤其建议英美苏达成不向两个德国输出核武器的协议，但美国却在西欧盟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甚至还打算在西德部署。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国家正尽其所能防止核扩散，英美却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的同伙拉进核战争的深渊。赫鲁晓夫威胁说，美国的做法恰恰会对这些国家造成致命威胁，因为，按照“无情的战争逻辑”，一旦有人破坏和平，为美军提供核基地的国家将遭到“落花流水般”的报复，并特别警告美国的“头号帮凶”英国，如果其基地被用来启动核战争，将遭到“摧枯拉朽式”的报复性打击。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说：“相信我，这可不是吓唬你们的百姓”，“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深知现代战争手段的威力”。
据外交史家研究，艾森豪威尔一向不喜抛头露面，宁愿以其“看不见的手”在幕后操纵。不出所料，美方出面作答的是杜勒斯。杜勒斯的论点异常简单：美国的政策是基于“道德律”，因此除了自卫，反对一切战争；而共产主义从不讳言信奉暴力征服。“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列宁教导说，无产阶专政意味着‘基于暴力而非法律的无限权力’”；斯大林宣称，“只有通过革命和暴力行动，才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苏联在芬兰、东欧、朝鲜和匈牙利的做法更是铁证。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还自我揭露，这种残酷的暴力在苏联内部同样适用。由于克林姆林宫只相信暴力，无视基督教道德原则，同它讨论任何问题甚至达成任何协议都是徒劳的。除非苏联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否则不可能与之“共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杜勒斯告诫说，如果西方“因为赫鲁晓夫的催眠曲而放松自己”，那就太蠢了！总之，在杜勒斯看来，世界已分为正邪两派：光明的力量正在奋力抵抗黑暗势力，护卫上帝的王国。
“国际诉讼律师”杜勒斯这番近乎蛮横的指控，遭到赫鲁晓夫另一封长信的全面驳斥。从战争的根源到和平的途径，从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诲到当代苏联人的活学活用，从西方社会的腐败堕落到苏联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从洲际导弹、外层空间等具体问题到共产主义全面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洋洋近万言，真个是思及千载、视通万里，一副必欲将杜勒斯的“谎言、歪曲和误导”批倒批臭而后快的架势。其中大多是我们极为熟悉的逻辑和语言，读来当可会心一笑；而如果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许多说法今天看来又不免有些滑稽。
赫鲁晓夫首先诉诸历史，他指出，远的不说，自基督降生人类已存在1957年，马克思主义只有百余年历史，苏联才不过40岁，战争从来都是基督徒发动的，与共产党人何干？国际共产主义的兴起，并非依靠暴力，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历史进程。资本家过去发动了无数殖民战争，如今仍乐此不疲，例如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而苏联在匈牙利不过是“应邀”镇压“反革命”。他质问，当美国资本家屠杀印第安人，发动内战、美墨战争、美西战争，干涉中苏革命，入侵危地马拉时，杜勒斯所说的“道德律”又在哪儿呢？接着他又说，苏联早已表示愿意进行彼此有份的裁军与军控，但决不会再上美国的当——他指的是美国要求“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陷阱，在他看来，其实质不过是要限制苏联发展美国碰巧未能掌握的洲际弹道火箭。
老谋深算的杜勒斯，认定苏联人无孔不入，除了借机宣传自己，瓦解大西洋联盟的凝聚力，未必有认真讨论问题的诚意。因此每当盟国呼吁召开东西方首脑会晤，甚至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跃跃欲试时，他总是大泼冷水，甚至告诫总统，即使不得不与苏联人合影，也要“表情严肃”。在他看来，东西方紧张关系一旦松弛，那些原本就三心二意的欧洲盟友就会与美国离心离德（这与赫鲁晓夫称美国靠制造紧张气氛支配盟友异曲同工）。照此逻辑，他一定不会继续与赫鲁晓夫纠缠下去，否则就太“抬举”苏联人了。美方果然再无下文。
正所谓“立场决定观点”，两位只顾自说自话，全不管罗素提出的问题。争论的结果并未使两位“角斗狂”的立场有丝毫靠拢。在最后给他们的复信中，罗素指出，两人的口气异常相似，却都完全不着边际。没有一方能够哪怕暂时超越集团利益与意识形态，从“常识和人道”出发，正视人类面临的共同危险。“如果没有人能活下来，谁对谁错还有什么要紧？”以英国人特有的讽刺与幽默，罗素总结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世界上有AB两个大国，A纯洁无瑕，B十恶不赦；A追求自由，B强化奴役；A热爱和平，B崇尚战争；A匡扶正义，B恃强凌弱。他们唯一的分歧是：到底谁是A,谁又是B？
假若罗素的公开信是一份试题的话，赫鲁晓夫和杜勒斯的答卷肯定因为严重“跑题”而不及格，或许还会因为其中太多言不由衷的陈腔滥调而被多扣几分。
赫鲁晓夫连篇累牍的自我辩护，有一个明显的逻辑矛盾。他先是承认，核战争将摧毁“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接着却又宣称共产主义将取得最后胜利。他想说的是，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如果没有战争，共产主义将因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而更为轻松地取胜；如果发生战争，物质文明将倒退几百年，但即便有数百万人死亡，共产主义的核心力量将劫后余生。他补充说，无论如何，苏联还是有理由追求和平的，而垄断资本主义却在策划战争。赫鲁晓夫似乎有意忽略了一个近在眼前的事实，即洲际导弹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美国也成了“容易受伤的人”，它同样害怕战争。赫鲁晓夫没有戳到美国的痛处，让《新政治家》的主编金斯利·马丁很不过瘾，他不无揶揄地指出，赫鲁晓夫据说并不那么教条，为什么不将他的马列主义升级为最新的版本呢？比如谈谈美国在军备、经济和就业等方面捉襟见肘的两难处境。
如果说赫鲁晓夫关于殖民战争、列强干涉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对当代西方大国的看法，杜勒斯的历史比附更是不伦不类。他总是担心苏联会搞一场新的珍珠港事变，因此不仅反复鼓吹“大规模报复战略”，还扬言要给某些盟国配备核武器。实际上，大多数盟友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对付自己的邻居，而不是苏联。巴基斯坦要对付的是印度，阿拉伯国家想除掉的是以色列，南韩、日本、台湾甚至法、德，都各有各的算盘。按照凯南的说法，战后苏联未能乘势在西欧站住脚跟，也并非原子弹的功劳，而仅仅是因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未能顺利夺权。更何况，如果美国可以给盟国装备核武器，难道苏联就不能这么干吗？所幸的是，至少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美苏已洞悉其中利害，开始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联系起来。
事实上，斯大林之后苏联的内外政策正在发生变化，苏东集团的内部紧张也远远超过西方的想象。杜勒斯早年曾仔细研读过几本苏联的马列教科书，如《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之类。他曾宣称，斯大林的书对于共产党的意义，就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对于纳粹党的意义一样。这位冷战意识形态的旗手其实心里非常明白，苏联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利益，而不是推广共产主义。然而此时他似乎有意将课本上的教条与苏联领导人实际奉行的政策混为一谈。这就怪不得西欧人说他是“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唯一不变的固定点”。
不过，冷战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双方的夸张言辞往往都带有心理战宣传战的目的，不能完全当真。还是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针见血：“冷战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世界大战的立即威胁其实并不存在。尽管双方大言滔滔，两个超级大国的政府却已默默接受二战结束之际全球武力分布的事实，互不越雷池一步。”“双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备战姿态，被对方误以为真。”然而奇怪的是，“正因为双方都深信对方无意打仗，自己也从不打算按那致命的按钮，反而越发虚张声势，动不动便以核武器相威胁以达到谈判的目的，或借此在国内达其政治企图” 。
时过境迁，冷战这场席卷全球，耗尽无数人力、财力的无谓争斗，总让我联想到莎翁的一个剧名： Much Ado About Nothing ——《无事生非》或者“瞎折腾”。
三
无独有偶，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1957年也出版了他的系列文章，法文版名为《希望与恐惧》，英文版则为《论战争：原子武器与全球外交》。 在核军备问题上，阿隆认为有三种人：乐观派认为从此“战争将终结战争”，人类因恐惧而走向和平；悲观派担心发生核浩劫；他自己所属的“现实派”则认为，技术诚然对核时代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构成了影响和制约，但并未改变其根本性质，结果大体不过是维持“恐怖平衡”。阿隆认为，乐观派与悲观派都低估了人类的才智，都未能认识到“原子世界的逻辑”。要用大规模报复手段威慑每一个敌人或侵略者，从而遏止一切战争是不可能的；两个超级大国也不会让自己陷入总体战，它们才不会这么傻呢。总之，在非暴力与无限的暴力之间，各大国可以找到许多中间道路。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限制战争的暴烈程度。这种折中调和的思路，与两年前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对知识分子爱走极端的“法兰西病”的解剖，如出一辙。
理论家喜欢用复杂玄妙的理论颠覆、更多的时候是重复或“搅浑”人类原本清明的常识。遂有沃尔兹的“越多越好”与萨根等人的“越多越糟”的争辩。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沃尔兹当然并非原子狂人，他的“理论”其实有两个基本前提：首先，它是基于核武器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完全根除这个许多人都会同意的悲观判断。所谓与其“垂直扩散”，不如“水平扩散”，亦不过是退而追究其次的逻辑游戏；其次，其理论基石是关于人类理性的假设：核武器之遏阻战争的威慑作用，来源于人类总是在乎自身利害得失的本能，（在正常情况下）有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至于理性与非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联系与区别，那不是“科学”、“纯粹”的理论要回答的问题。
核武器的存在被认为是制衡战争的一种“必要的恶”，这种被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想法，正是废除核武器的最大障碍。认为核恐惧不会导致核战争，或者认为随着核武器数量的削减，核威胁程度也随之降低，实际上都是想象多于依据。问题在于，如果各大国不能就联合控制核能达成协议，仅靠“恐怖平衡”来维持的和平到底能延续多久呢？只有天晓得！
培根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而终于信仰。”不幸的是，现实主义的真知灼见在某些人那里已经蜕变为僵硬的政治教条，甚至未经任何批判分析便过早地成为一种信仰。更要命的是，在某些保守派政治集团或利益群体那里，它早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相形之下，那些主张“不仅求真、还要扬善”的科学家们显得更为可敬。帕格沃什运动的科学家们认识到，在国家之间互不信任和军事霸权竞赛的局势下，科学已偏离其根本目的。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显然还意识到，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包含着价值判断和价值因素。这并非科学的缺点，而恰恰是其深远意义之所在；科学也并非万能，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乏就绝非纯粹的智力可以补偿。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力的身躯，但却没有人性。它不能领导，而只能服务；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
科学家们的努力并非一无所获。帕格沃什运动在诸如1963年核禁试条约、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1972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和生物武器协定等军控协定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因此名至实归，获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
反对核武器的呼声，至少还有助于唤醒人类的“共同体”意识，加深各国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一切将人或人类本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之所谓“政治伦理”，本质上仍不过是“政治”，与“伦理”无关。然而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事关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政治权衡与伦理抉择实际上已不可分割。核战争不再可能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暴力）的继续，因为政治本身将随着文明的毁灭而被取消。
因此，有人指出，反对核武器与战争的呼声，并非纯然是伤感情绪的流露，那恰恰是重视生命尊严的一切人类的正常思维，是人的最高理性的体现。核武器所具有的本质，就是要剥夺人类生存权的一种“绝对恶”。这种肆意支配他人的利己主义的暴力体系，却经常以似是而非的所谓政治的“自主性”、含糊其辞的“国家利益”或者多半语焉不详的“国家伦理”等标签为自己的道德护身符。然而，有什么政治原则或价值标准——无论它们在特定的范畴内多么有效和必要——可以凌驾于人类生存原则与共同价值之上呢？
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请容我为“普世价值”一辩。据说这个概念如今颇遭非议，但我以为其中的道理原本很明显，根本无须论证。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反之亦然。如果某些大人先生非要假装忘记自己过去惯用的辩证逻辑，硬说那不过是某些西方势力的话语霸权，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不啻是说，人类数千年的文明累积与交流史，只不过证明人这一物种在天性、本能、生存状态、生存环境与基本需求等方面毫无共通之处——那自然是无话可说。难道我们真的已享尽特殊价值的好处，又或过去饱受的是普世价值之苦？还有几代人将不得不在成年以后才开始学习常识呢？
四
从1954年罗素发表《人之祸》至今，正好54年。其中冷战后的18年，核裁军谈判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核扩散也仍然困扰国际社会。
历史的真正教训似乎就是人们从不接受任何教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们经常并不满足于维持均势，按捺不住自己谋取战略优势、追求绝对安全的欲望，殊不知安全永远是相对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造成与他国的“安全两难”。苏联的军事学说一度宣称要“打赢”核战争，哪怕是“在废墟上取胜”。美国至今仍在不断强化其核武器的实战态势，甚至将核打击的矛头指向非核国家。这几乎等同于鼓励其它国家抛弃自己的条约义务。尽管美俄签订了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两国的核武储备数目仍然惊人，双方的战略核武器一直处在战备值班状态，还不时举行核战演习，研制新式战术核武器，强化核威慑战略。
而与此同时，核武器早就扩散到了其他国家，一些潜在的核国家正致力发展自己的核军备，非国家集团极有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作为“廉价原子弹”，更是容易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利益集团、极端组织或政治狂人所掌握。此外，当局部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超级威力的炸弹和类核武器时，例如美国在伊拉克、科索沃和阿富汗大量使用贫铀弹、集束炸弹和热压弹，谁能保证真正的核武器最终不会被使用。
面对种种危险，新一轮国际核裁军呼声的高涨乃情理之中。实际上，近些年来，已有不少非政府组织和政治人物多次呼吁“无核武器世界”的口号。2007年1月和次年1月，美国4位前政要舒尔茨、佩里、基辛格、纳恩曾两度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有关“无核武器世界”的文章，呼吁各国减小对核武器的依赖，阻止扩散到潜在危险分子手中，从根本上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并认为拥有世界近95%核弹头的美俄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
这次“全球零核倡议”，由100多名国际政治、军事、商界知名人士发起，其成员结构比50年前更为广泛。签署倡议的国际知名人士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前巴西总统卡多佐、英国商业巨头理查德·布兰森、英国前外交大臣贝格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米西拉、巴基斯坦前陆军参谋长，等等。该运动的目的是推动各国达成全面协议，做到可通过核查消除所有核武器。近期目标则是推动重启美俄核裁军谈判。
很显然，除非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和国际政治的竞争本质发生根本改变，否则，只要核武器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为少数国家长久垄断，其扩散就始终是一个现实问题。走向无核武器世界的道路无论多么漫长、艰难，终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帕格沃什运动领导人罗特布拉特说过：“在任何时代，总有希冀正义的声音存在，哪怕只有一点。但是，与其它时代相比，现在更需要这些声音能脱颖而出，凌驾于暴力与仇恨的噪音之上。”
没有人能够真正预知未来。核竞赛与核对抗如同赌博，无论赌徒们如何精明，如何理性地算计，最终结果多少还得看运气。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肯尼迪及其“出类拔萃之辈”通宵达旦讨论对策，虽然最后决心冒险对苏采取“强制性外交”，对结果却谁也没有把握。无怪麦克纳马拉在回家的路上，周身冒着虚汗，心中嘀咕：“不知道一觉醒来，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主要内容原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
【注释】
The Vital Letter of Russell, Krushchev, Dulles,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58.
Raymond Aron, Espoir et peur du siècle. Essais non partisans, Paris: Calmann-Lévy, 1957; On War: Atomic Weapons and Global Diplomacy,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