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末，西南联大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近几年，尤其如此，差不多凡是谈到民主、科学、自由等等时下流行的词汇时，都会或多或少拿西南联大作为对比参照的对象。西南联大精神，也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尽管见解不一，但无一不带着崇敬甚至崇拜的心情。

西南联大已经离开今天六十多年了。最初对于西南联大的关怀，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集中在革命史、民主运动史领域。看一下最早出版的一些论著、回忆、纪念文集、资料集等，就证明了这一点。

谢泳是国内较早从事西南联大研究的学者，他最关怀的文人学者的命运，可以说也属于政治范畴，只不过他是从批判现实的角度，在西南联大历史中寻找衬托材料。所以，我认为谢泳的研究是文人评论，很难称得上是学术研究。就以他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例，内中对史实的选择，采用的就是实用主义做法，论点也都是针对今天而阐发的。我曾当面对谢泳说：你是文人，不是学者。谢泳很豁达，对此完全接受。

真正对西南联大进行研究的，应该说是文学界和文学史学界。在我印象中，最早的关注点是九叶派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其后，又出现了《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等反映校园生活、学生社团的著作。相反，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目前还非常薄弱。

我从事的西南联大研究

我本人从事近代史研究工作，由于这个便利，我自1986年开始研究闻一多，出版了《闻一多传》和《闻一多年谱长编》两部书。我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就是在收集闻一多资料时萌生的。当时，我在查阅闻一多资料时，看到不少与闻一多相同经历的学术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的论述，当时就决定在闻一多研究结束后，转入这个领域。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上述两部书出版后，便立刻转到西南联大研究上来了。

1990年，我发表的《〈梅贻琦日记选〉书后》，是这项工作的第一个成果。其后，1992年发表了《大江会在美国——兼论“大江的国家主义”》、《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中国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考察之一》，1993年发表了《王世杰与国民参政会(1938－1944)》，1994年发表了《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1995年发表了《国防参议会简论》、《一二一运动中教授群体的考察与研究》、《1944年：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捩——兼论民族工商业者“问政”的原因》，1996年发表了《“国民大会议政会”刍议——抗战时期改革中央政治体制的重要尝试》、《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合大学》、《豫湘桂大溃败与中间阶层的思想剧变》。这些论文，大多刊登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史学界的纯学术刊物上，所以阅读得主要是从事近代史研究和教育的学者，以至影响也只限于近代史学术圈内。

不过，我在研究中，与国外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结识了后来出版《西南联大史》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约翰·易斯雷尔（中文名易社强），结识了日本出版第一部西南联大研究专著《关于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西南联合大学之路》的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结识了从事西南联大研究二三十年的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后来为东洋文化大学）教授平野正、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郞等。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成了很好的朋友。

最近，我完成了一部《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大的抗战轨迹》，同时还在写一部关于西南联大与抗战建国关系的书。在《西南联大的抗战轨迹》中，我既写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历史，如战火燃起时的动荡岁月，三校合一及慷慨迁徙，日军轰炸与对应措施，同时也写到反对妥协投降的态度与行动，写到文人抗战的不同形式（包括戏剧演出、诗歌创作、电台播音、踊跃输捐等），还写到史学、应用科学、国防科技等学术参战，和响应征调、勇当译员、投身战场等直接参加抗战的过程。最后，我还写到了西南联大对中日战争的研究（编纂中日战事史料），写到战时对于国际关系演变的认识与分析（天津事件、英日东京谈判、有田－克莱琪协议），写到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处置原则、损失赔偿、失土收回、日本政体改造等）。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过去基本没有涉及到的，许多史实至今仍被忽略。我的目的，是打算用历史学的标准，对西南联大做以较前人深入一步的探索。在正在写作的书中，我还将对西南联大与中国战时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路线政策，地方服务、边疆建设、行政运转诸问题进行介绍、梳理、分析。相信这两部出版后，会向人们展示人们不大熟悉甚至还较陌生的西南联大的另外一个侧面。

我知道的两何一张

何柄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我最先看到的是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这部书2004年5月出版，当年7月，我到台北出席“近代中国思想与制度学术研讨会”，在书店看到这本书。当时，我就把书中有关部分拍了下来。回国后，我们研究室的雷颐托人从香港买了一部，特拿着书对我说，书中提到你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了，评价很高。他还激动地说：“这是何柄棣啊，是何柄棣啊！”意思是这话是何柄棣说的。其实，何柄棣书中写到闻一多的篇幅不是很长，而且关于他与闻一多的关系，可能也是看了我在《闻一多年谱长编》里记载的访问李埏先生记录，才勾起回忆与联想。可惜的是，我始终未能与何柄棣先生见面。他到我们研究所做过一次报告，当时我在台湾。而我2005年再次到台湾时，他又刚刚参加完中央研究院选举新院士大会后，离开台湾了。

何兆武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前辈，我也只见过一面。我写完《闻一多传》后，由于收集到不少罗隆基的材料（闻一多与罗隆基关系很密切，他们在清华学校同窗九年，后在美国一起发起大江会，回国后又一起办《新月》月刊），打算研究一下罗隆基。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像今天这样解放，罗隆基的右派问题使人们对他的研究，不免有些畏惧。记得那是参加清华大学举行冯友兰先生纪念会后，我见到刚从社科院调到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便对他谈起我的打算，问罗隆基是否可以研究，他当即回答“可以研究”。后来，我们研究室设计课题时，郑大华提出两个课题，一是罗隆基，一是张君劢，因为我已经确定研究罗隆基，于是郑大华决定做张君劢研究。可惜，我的这项工作一直没有进行，倒是郑大华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张君劢传》，并成为国内知名的张君劢研究专家了。

说到张世英先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张世英的爱人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彭兰，彭兰也是湖北人，父亲是前清翰林。闻一多家乡观念很重，彭兰是西南联大湖北同乡会会长，闻一多自然对这位同乡倍加关照。彭兰家乡已经沦陷，一个人飘泊在昆明，视闻一多为自己的家，于是认闻一多为干爹，成了他的干女儿。由于这个缘故，彭兰与张世英结婚时，闻一多以家长身份担任彭兰的主婚人。

解放后，每年春节彭兰和张世英（还有北大中文系季镇淮、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范宁），都必来家里给奶奶拜年。彭兰叫奶奶干妈，我们这一辈也一直叫彭兰为姑姑。这样算起来，张世英就顺理成章成了我们的姑夫。我在北大读书时，彭兰住在中关村，她的家成了我改善伙食的地方，隔不了多少就去一次。当时，她家里只有小儿子张小崧在北京，于是我们俩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张世英的女儿张小梅是老大，在湖北工作，我是离开北大前才见到她的。彭兰、张世英对我深关心倍至，张世英还曾把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弟弟的女儿介绍给我，他弟弟的女儿在北大食堂工作，我们历史系正好在那个食堂吃饭，每次盛饭时，她都特别照顾我，弄得同学们都很奇怪。彭兰是1988年1月逝世的，她生病时住在八宝山附近的一家医院，我特意到那里探望。彭兰逝世后，北大在中关园盖了一片教师宿舍，张世英一家搬到那里，住在一幢楼的一层。我去过几次，以后事情多了，来往也少了。张小崧开始在工厂工作，后来调到《中国青年报》，研究生招生后，他考取我们社科院研究生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科技日报》工作了一段时间。小崧的爱人在《光明日报》工作，他们结婚后住在我们研究所对面的一个胡同，是他爱人家的房子，我去过几次。今年夏天，张小梅给我来电话，说他们已经搬到首都机场附近了，和张小崧住在一个小区，是小崧给他买房子。

三书在西南联大回忆录中的位置

西南联大校友写过不少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笳吹弦诵在春城》、《笳吹弦诵情弥切》，以及《难忘联大岁月》，都是回忆录式的文集。自1984年以来，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每年发行两期的《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刊登的也多为回忆。

作为西南联大校友的回忆文集，我所看到的最早者是1989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冯至的《立斜阳集》。作为学生的最早回忆文集，有一部是1996年11月三联书店出版的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从到巴黎大学》。这两部书对于西南联大的记载，份量不是很大。

何柄棣、何兆武、张世英的回忆，是近几年出版的，但影响好像过去业已问世的同类著作要大些。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原因，即以前的回忆多适应了政治形势需求，内容多属于革命史方面。而两何一张的书，则围绕治学道路、学术历程，并提供了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情。可见，从这个侧面入手，加入个人成长的感受与评论，的确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这说明目前人们对西南联大的关注点，已经出现了新的移位。

三书的共同之处

这三本书都是学术大家的回忆，作者都是高龄老人。一个学者，大概只有到了晚年，才有时间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也只有他的学问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肯动笔回顾和总结自己一生的体验，才有资格对前人和前事进行自己的评判。

这三本书的一些共同点，尽管已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值得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更年轻的一代人思考。

一、浓厚的国家观念

两何一张的书中，都从不同方面诉说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

张世英的书里，多次提到他父亲对他的影响。说他父亲“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影响了他的一生。如武汉沦陷后，“（以下第3页）日伪维持会派人预送薪金，请父亲出任伪职‘维持会教育局长’，父亲坚拒不就”，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以下第4页）情操和民族气节”。（《归途》第3至4页）后来，张世英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也是因为认为“经济是济世救民之道”。（《归途》第15页）。在西南联大，他前后转了四次系，而离开经济系的原因，也是由于他觉得经济系的课程讲的“尽是些‘生意经’”。张世英的书中写到金岳霖时，说金先生认为“哲学之所以值得学，也不在于它的答案，而是在于问题本身，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能丰富我们的想像力，让我们能展望事情的各种可能性，而不受各种习俗偏见的束缚，从而扩展我们的思想境界。”（《归途》第53页）这里他说的虽然是金岳霖先生，但也反映了张世英对最终选择哲学的原因。因为当时的社会，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需要回答，哲学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渠道。

张世英的认识，说明当时的师生们，都结合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都在思考个人前途的同时，也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国家观念是种近代意识，即我们常说的爱国思想或爱国情绪。何兆武先生在书中写到他对幸福的理解：“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上学记》第101页）。这一点对他来说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在另一处禁不住又说：“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上学记》第127至128页。）

何兆武在书中特别提到一家名叫“不怕炸”的牛肉馆。（182页）这个饭馆，在文林街街，离钱局街很近。西南联大附中就在钱局街，日本轰炸昆明最疯狂的那些年，我们家搬到昆明东北郊的龙泉镇，闻一多每个星期来学校讲两天课。当时，我的伯伯闻立鹤、父亲闻立雕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每次闻一多进城时都要带着他们俩到这家饭馆吃馆牛肉面。为了省钱，闻一多不吃，只是看着两个孩子吃。“不怕炸”牛肉馆很早就拆了，1986年我去昆明已经不存在了，但这家饭馆的名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不怕炸”三个字，体现了当年人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它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说：那时“总的来说，并没有士气不振，也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气氛”。（第182页）

二、学术自由的宝贵经验

关于学术自由问题，多年来人们谈的已经很多了。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取得辉煌成就，很多人都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校园内处处充满了学术探讨的自由气氛。这一点，在两何一张的书中，也表现的十分突出。

何兆武书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说到他在政治学概论课上，听到年轻教师周世逑解释政治学概念时，认为孙中山所说的“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是官方定义，是错误的。（《上学记》第109页）

张世英的书，也反映了这种自我评判的意识。我在北大读的是历史系，而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历史需要死记硬背，对他不适合。那时，他倒没有说过对历史不感兴趣的话，但在《归途》中，则说到使他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联大的历史　课使他兴趣索然。他特别说到吴晗（张世英是1941年秋入学，历史课是“大一”时的必修课，而1942年历史系只有吴晗一个人姓吴，直至1946年也没有第二个姓吴的人），说他的中国通史课“讲课语言干瘪，一上讲台就拿起讲稿遮住自己的脸，一直照念到下课，下课铃声一响，他卷起讲稿就走。念的内容又尽是些官制史之类的东西，一点故事情节也没有，他把一个本应是生动活泼、发人深省的课程讲得枯燥无味，令人生畏。”（《归途》第20页）张世英的这段评论，很可能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他敢于冒着对老师“大不敬”的指责，说出自己的真实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对学术自由的一种脚注和诠释。

学术自由的具体表现之一，即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是笼统地提出来，而何柄棣则认为西南联大的“兼容并包”具有新旧两种意思。即旧意是“新旧并包”，新意是“中西并包”。（《读史》第153页）这种分解的观点很有启发，把人们一般只是挂在嘴上的“兼容并包”，具体化、解析化了。它反映了当年在这所学校生活过的师生们，对西南联大精神和成功经验的再度反思。

与学术自由相伴生的是批判精神，这也是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表现之一。何兆武记得在一次课上，冯友兰坦然指出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在思想史上的价值，至1927年就结束了，因为胡适“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上学记》第100页）其实，不止是冯友兰，陈序经当年也有过类似表示。1943年5月，陈序经在一篇评论五四运动的文章说：“我们都知道五四文化运动的领袖是陈仲甫与胡适之两先生，可是他们以及一般的拥护这个运动的人们所主张的西化，大致上，不外是民主主义与科学精神。”从他们两人主张西化问题上看，“他们所要接受的不外就是德赛两先生”，但“除了德赛两先生以外的东西，或是与了德赛两先生有了关切－－密切的关系的好多东西，如哲学，以至宗教，他们并没有明白的提倡接受，我所以说他们所主张的西化，并不见得彻底。”（陈序经：《五四文化运动的评估》，《自由论坛》第1卷第4期，1943年5月15日。）

陈序经的文章，我是在撰写明年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论文时看到的。当时，我马上想到的问题是，陈序经真大胆，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中，竟连胡适也批评起来了，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其实，这恰恰说明西南联大的批判精神，不管是什么大人物，只要认为有缺陷，就明明白白指出来。冯友兰、陈序经正视客观的态度，不仅给当年学生们，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细节，通过潜移默化，深入学生们的心里，影响到他们一生对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其作用可以真是终身受用不尽。

再举一个例子。何兆武书中写到一次纪念五四座谈会上，曾昭抡和华罗庚都谈到民主与科学的关系，何兆武一边听一边思考，认为两个人的出发点和结论虽然并无不同，但推论的过程却不一样。（《上学记》第169页）在因如此，曾、华两人的演讲，在何兆武那里就不是简单的政治说教，而是能够引起他对“科学、民主到底有没有联系”这个问题的思考，所以印象才能非常深刻。

不知是不是巧合。张世英在书中批评吴晗，何兆武也在他的书中直书吴晗当二房东。（第153页）这说明他们都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西南联大的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正是给了人们一切尊重事实，一切实事求是独立作风。

三、不同特点的写作风格

写作风格，是一个人思维方式在文字上的表现，也是作者审美观念的外在形式。两何一张都是大学问家，阅读他们笔下叙述的事情，就像听故事一样，没有一点说教意味，让人读起来没有距离感觉，就像和你聊天一样。何兆武的书是口述历史形式，文字经过记录者文靖的整理加工。何柄棣、张世英的书，是他们亲自执笔完成的，所以处处字斟句酌，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这三部著作，都围绕个人的治学体会展开，书中对西南联大的回忆，不是为了回忆而回忆，而是与其想表达的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过去的往事很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写面流水帐，只能挑选那些个人感知最深刻事情。因此，三位作者写这些书的目的，是不简单的往事回忆，而是为个人经历最深刻的经验作引子，作铺垫。我们只要稍微翻阅一下本部书，就会感到他们在个人生活长河中印象最深刻的认识。这种风格，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奏效，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和锻炼。 我以为，本部书中所说的一些治学、人生道理，肯定在很多场合下多次讲过。现在汇集在他们的著作里，对多数读者来说，可以起到如同学生听课一样的效果，以最便捷的方式，吸取很多有益的营养。

三书需要强调的另一个价值

今天，尽管人们能够津津乐道地说起西南联大的许多往事，但是，仍然有不少应该流传入史的人物和事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两何一张的中，就介绍了这样的一些人物。

相比之下，张世英书中写的都是对他成长影响最大的几位教授，涉及其他人很少。而何柄棣的笔下，则有好几位值得怀念的“小人物”。

何柄棣书中写到陈体强，使我第一次对这位前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十年前，我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国民大会议政会”刍议——抗战时期改革中央政治体制的重要尝试》。具有议会制模式的《国民大会议政会》草案，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唯一有形成果，它是在文干、张奚若、罗隆基、钱端升、周炳琳等昆明九教授参政员草拟之《国民议政会》基础上，正式提出来的。蒋介石对这个方案极其反感，导致这样一次有限的政治改革方案最终流产。当时，社会上对这个草案也有许多议论，其中正在西南联大行政研究所的陈体强，也发表了批评意见。我虽然引用了陈体强的评论，但对这个人却一点也不了解。后来，尽管在哪部介绍中国的国际法研究的书里，得到了一点信息，但都不如何柄棣的书介绍的详细。可见，何柄棣的书，对开阔目前人们对西南联大的认识，是有帮助和意义的。

其实，何柄棣所介绍的人物，还只是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西南联大还有一个人物在何柄棣的书中也出现过，这个人说是王信忠。可惜，何柄棣提到王信忠时，只是说他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房子，是1947年王信忠转让给他的。然而，王信忠（他的文章常用的名字是“王迅中”）是西南联大早期非常活跃的人物。他是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生，后来到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政治学学位，对日本政界十分熟悉。西南联大到昆明的最初几年，王信忠发表过许多关于日本的评论，特别是凡是日本内阁变动时，他便如数家珍地介绍这届内阁成员的历史源流、所属派系、人脉关系，并由此推测这届内阁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方针。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最早创办的政论刊物是《今日评论》，其后是《当代评论》。而王信中是这两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也是当年在昆明各报刊上发表日本评论最多的人。（仅我掌握的资料，王信忠发表的时评和政论文章，就有《南进声中的日寇诡谋》、《三国同盟与中日》、《十年来的中日关系》、《日本军部与元老重臣》、《欧战爆发后敌国外交的动向》、《敌国内政外交的动向》、《日本外交政策的检讨》、《日本新阁的动向及对欧战的态度》、《日本内阁的更迭与今后的政局》、《论日苏关系》、《日本参加欧战问题》、《近卫第三次内阁》、《阿部新阁的出路》、《卷土重来的日寇对华攻势》等等。）1943年8月10日，王信忠离开昆明，他启程的前一天，《云南日报》特发表了一则消息，题为《王迅中教授赴美考察》，内称他“奉令赴美考察”，“出国期间约两年”。此后，这个人就像蒸发了一样，再也得不到他的任何信息了。我也是在研究西南联大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时，发现这个人的。但是，前两年我去西南联大的后身云南师范大学，向该校西南联大研究同仁问起王信忠时，他们竟然不知道西南联大还有这么一个人。不过，如果今天我们研究西南联大的日本观察与研究，无论如何不可能绕开王信忠。何柄棣介绍的陈体强，以及我提到的王信忠，不过都是一个例子，它说明真实的西南联大，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西南联大，还有一些需要而且应该缩短的距离。

何兆武的书里，也写到何佶（吕荧）、殷福生（殷海光）、王浩、陈良璧、郑林生，以及袁可嘉、孙念增（清开大学士孙毓汶的孙子）、王民嘉（蒋介石的外甥女）、谭申禄（其父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虽然何兆武写他们时，大多是着笔于解放后他们的遭遇，但这些大部分很难进入正史传记的人物，也是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西南联大是一个整体，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希望今后在有关回忆中，能多介绍些这样的人物。

何柄棣、何兆武、张世英的三部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体会的地方，相信会有许多人对此发表感想。

三书对闻一多的回忆

由于家庭背景，我对三部书中关于闻一多的回忆十分留心。三部书中，都提到了闻一多。三部书中，都把闻一多列为单独章节，可见他们对闻一多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这三位作者，与闻一多来往最多的是张世英，其次是何柄棣，然后是何兆武。

张世英与闻一多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书中写到的很多事，他以前就告诉过我。但是，经过他的文笔描述，就更加具体，更加生动了。书中关于闻一多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哲学与文学的联姻”——闻一多先生和他的高足彭兰女士促成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一节中。当年的张世英，的确如他自己所说，是属于中间派。就拿1945年3月很有影响的《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时局的主张》来说，在上面签名的有342人，其中闻一多经常来往的联大学生中，王瑶、范宁、孙昌熙、程流金（程应鏐）、萧荻、李埏等，都签了名，却未见张世英之名。1946年1月13日，昆明各界联合发表《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代电》，闻一多和他身边的何善周、王瑶、季镇淮、范宁、康伣，以及何柄棣书中提到的李埏，张世英书中数次提到的汪子嵩，均榜上有名，而且彭兰也签了名，可仍然没见有张世英的名字。张世英与彭兰是四个月后的1945年7月22日才举行婚礼，可见婚前的张世英，对实际政治还是有些疏远。在我掌握的材料中，张世英第一次在政治宣言上的签名，是1946年6月25日的《为呼吁和平救灾号召万人签名运动》。这次，彭兰、张世英的名字，先后出现在签名者中。由此可见，张世英确实是由于通过彭兰受到闻一多的影响，才逐渐开始过问政治。

不过，闻一多并不以政治关心度划线。彭兰领他到闻一多家中接受“审查”的事，正如张世英在书中所说，是顺利通过了。这件事我祖母印象也很深望，她生前对我说，审查张世英时，是把他叫的另外一间屋子，单独和他谈了一阵子。彭兰也对我说过当时她心里很紧张，担心通不过。其实，闻一多对张世英还是很满意的，把自己器重的学生嫁给他，是信得过的、放心的。

闻一多对学生不以政治关心度划线，但对同事，特别是认识时间较久的同事，还是很讲政治的。张世英是在贺麟先生引领下走进哲学的大门，但他的婚礼却没有请贺麟做主婚人。因为当时在进步人士眼里，冯友兰、贺麟，在政治上都是倾向国民党的。冯友兰既是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长，也是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长。抗日战争期间，闻一多从1940年至1946年上半年，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直接在冯友兰领导之下，故两人往来颇多。后来，我们两家同住在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而且还是同一幢房子，两家关系一直不错。记不得哪年，我去看望冯友兰，他翻箱倒柜找出一阳一阴两方印章给我看，那是在昆明生活困难决定售字时，闻一多特地为他刻的。尽管如此，闻一多并不隐瞒对冯友兰的不满，他晚年的诗作《九教授颂》，就是想对九位教授各作一诗，做以评价。冯友兰即其中之一，是作为批评对象对待的，只是由于写过《政治学家》（张奚若）后，张奚若不同意发表，故未再写下去。闻一多与贺麟来往不多，他们俩在清华学校是同学，但比贺麟高几班。至于对贺麟是不是像张世英书中所说“很不满意”，我想还不致于，可能只是彭兰的一种担心吧。我写《闻一多年谱长编》时，采访过贺麟，他对我非常友好，非常热情，这正如张世英说的“贺先生很大度”。

闻一多与何柄棣的接触有限，这一点何柄棣也承认。但是，他对闻一多的印象却是深望的。何柄棣在书中《读史阅世六十年》第十一章《师友丛忆》中，专门写了闻一多一节。这节里，他提到与闻一多的交往，主要是引荐闻一多到昆华中学任教事。这件事在我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已有记载，其根据是1986年　李埏先生对我的谈话。那年，我于纪念李闻死难四十周年大会后，留在昆明查阅资料，特去拜访李埏。李埏对我做了详细介绍，而此前我对这段历史可以说闻所未闻。不知是不是由于我的访问，后来李埏把这段事写成文章发表。何柄棣可能是看到《闻一多年谱长编》，方引起他的回忆，遂对这段过程做了重要补充。于是，我才知道当年闻一多去昆华中学，最早是对何柄棣提出的。那时，何柄棣与李埏都在昆华中学兼职，李埏是云南人，战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在云南地方上关系较多，所以担任了昆华中学教务长。本来，何柄棣偶遇闻一多时，只是提出请他到昆华中学做次讲演。闻一多接受了，但提出他想找一个兼职，条件是有两间房子，以便把家搬回昆明。何柄棣做不了主，便对李埏说了，李埏也做不了主，于是转告校长徐天祥。徐天祥很高兴，满足了闻一多的要求。这样，闻一多才成为高三年级两个班的国文教员，全家也搬回昆明。

何柄棣在书中还写到请何吃饭事，这也是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提到过的。通过何的记录，使我看到闻一多对能到昆华中学兼职很高兴，也很感谢为此搭桥的何柄棣。何柄棣说那次闻一多和高真为他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宣威火腿炖母鸡。（《读史》第182页）昆华中学不仅当时，今天也是云南全省最优秀的学校，现在改名为昆明市第一中学。前年我在昆明时，正好赶上建校一百周年校庆，我看到大标语就自己去了，结果被学校知道，还请我父亲给全校师生做了场报告。

何柄棣记述这件事的，还使我想了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由于没有确切材料佐证，我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将闻一多到昆华中学的时间，置于1944年五月。何柄棣在书中说“由于我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不久即将出国，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读史》第183页）这说明闻一多搬到昆华中学的时间应该在第六届庚款留学名单公布之前。据《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五卷，第六届庚款留学名单是1944年8月公布的，10月6日又公布了入美学校及研究计划。何柄棣于1945年秋飞印度候船赴美，因此闻一多请何柄棣的这顿晚餐，最早当在1944年8月。考虑到闻一多在昆华中学安顿好后，不可能隔太长时间再答谢何柄棣，故闻一多到昆华中学的时间，可能比《长编》所系的5月要晚一至两个月。

这里顺便提一下，闻一多在昆华中学的情况，过去没有披露，在我的《闻一多传》和《闻一多年谱长编》出版之前，有关闻一多的所有传记，也没有提到任何蛛丝马迹。我对闻一多到昆华中学的原因，是从李埏那里得到的，但闻一多在昆华中学的活动，则是王明先生告诉我的。

那是1986年，我到昆明参加过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后，留在昆明查找资料。一天晚上，一个人到我住的昆明军区招待所找我。这个人叫王明，原名王子伯，是当年闻一多在昆明中学任教时一个班的班主席，还是全校班联会主席。他给我介绍了当年闻一多在昆华中学的许多事，并且为我联系了其他一些健在的昆中同学。这样，我才知道闻一多在昆华中学动员学生参加救济贫病作家的募捐工作，知道闻一多还支持王明、林华昌、张家兴等昆华中学同学办了一份名为《今日文艺》的刊物，而闻一多生前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章《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就刊登在《今日文艺》1946年6月10日的创刊号上。

我提到这件事，不是只是为了说明闻一多在昆华中学的活动，而是想说闻一多之所以能与中学青年打成一片（这一点在闻一多后期历史上十分重要），内中有何柄棣的关系。当年何柄棣为闻一多联系到昆华中学兼职时，肯定没有想到他竟为闻一多的晚年提供了一个扩大民主运动的重要环境。从这个角度说，何柄棣对闻一多晚年的民主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

何兆武书中，也在第二章的《几个难忘的人》一节中，写到闻一多，而且还放在第一个位置，并用了“一包热情的闻一多”为标题。同章《战火芬芳》一节里，也有“一多先生被刺”的独立小节。何兆武与闻一多的接触不多，但我以前还不知道闻一多被刺后抬到云南大学医院后，何兆武先生闻讯便赶到医院，而且听到尚钺先生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的话。自李公朴殉难后，昆明的政治空气就十分紧张，甚至有一个女疯子还三番五次到我们家住的联大西仓坡宿舍，拿着一本圣经，指指点点地说：“‘多’是两个‘夕’字，闻一多你要命在旦夕了！”所以，那时我奶奶的压力特别大，以至闻一多去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最后的一次演讲》就是在那里做的），事前都不敢告诉她。李公朴在战前就是著名的七君，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外围，1946年春在重庆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时，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因此，一些人对李公朴的死，并不那么感到意外。

但作为著名诗人、学者的闻一多被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要不然美国领事馆为什么还会把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等人接到馆里保护起来。闻一多被刺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用风声鹤唳形容也不过分。最明显的，就是潘光旦、费孝通两人，在闻一多被刺善后问题上，没有一点勇气。当时，费孝通在云南大学还担任着教授（费最初是云南大学教授，后调到西南联大，但仍在云南大学任教），闻一多被担架抬到云南大学医院时，医院不免害怕，开始不肯收，说学校的医院只收学校的人。这时，费孝通正从校医院旁边的一个小胡同走过来，我奶奶忙上前对他说，“一多被刺了”，可费孝通一见就畏惧的不得了，马上转过身子，匆匆忙忙就离开了。这事我奶奶生前给我讲过好几次，1986年我和姑姑参加昆明纪念李闻殉难四十周年时，姑姑带我到当年的云南大学医院，还指着费孝通走过的那条胡同，对我说起这件事。

与费孝通相反，尚钺先生就不一样。尚钺是云南大学教授，也是云南民盟盟员。他到医院时，闻一多的尸体还在担架上，放在房子外面的一个花圃旁边。尚钺知道医院不肯收，就对医院的人说：“我是云大教授，我作保。”这样，闻一多才被抬进屋里。这件事也是姑姑对我说的。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从北大毕业，我姑姑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清史研究所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尚钺也住在那里。一次，清史研究所举办报告会，我去听讲，会后姑姑带我一起看望尚钺先生，回家路上，姑姑对我说起这件事。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纪念尚钺先生座谈会，我父亲还在会上讲了这件事，才使出席座谈会的尚钺夫人和她的女儿知道了这段往事。

当年到云南大学医院看望闻一多的人，还有楚图南先生，他也是云南大学教授，也是云南民盟盟员，西南联大复员前，选举他担任云南民盟主任委员。据我所知，当年云南民盟负责人到云南大学医院去的，只有楚图南，尚钺，可能还有冯素陶。到云大医院去的多数是学生，何兆武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书中写到：“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立即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第197页）何兆武看到闻一多的尸体还在院子里，这说明他去的还比较早，至少与尚钺差不多同时到医院的。

顺便说一下，前面提到冯至和许渊冲的两部书，也都提到了闻一多。其中冯至的书中记录了他们一起在昆明为邻居，一起到防空洞里躲避轰炸的情节。许渊冲的书里，提到1939年5月25日他听闻一多关于《诗经》“采薇”篇的讲解，说闻一多的讲解对他启发很大，后来他还把这首诗译成英文和法文。

我之所以在这里说到冯、许的书，是因为西南联大回忆中存在着一个现象，即无论什么人，不管什么意识形态，只要写西南联大的历史，就会多多少少涉及到闻一多。今天的时代早就变了，闻一多也早就走下了神坛，但为什么还会不断提到他呢。西南联大校友与闻一多的接触，因人而异，认识也会有些不同。但他们提到闻一多，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对于人生的价值标准。所以，他们并不是必须写闻一多，而是通过对闻一多，解剖这类人的典型，借以表达他们对人生的理解。

三书对闻一多的评价

两何一张对闻一多的回忆，尽管着眼点各有侧重，但整体评价上，则有一致之处。

张世英的书没有说多少对闻一多的评价，但他在好几处强调闻一多“走出象牙之塔”的话，对他印象很深。张世英说，“走出象牙之塔”是联大同学中早巳流传的进步呼声。而彭兰领他到闻一多家“面试”那天，他第一次从闻一多口里亲自听到这个呼声，“更感到其意义之沉重”。临别时闻一多送给他一本《海上述林》，而这部书正是闻一多经常读的，且是常常晚上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偷偷读的。《海上述林》是瞿秋白编译的一部译文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和高尔基的一些作品。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后，鲁迅将这些译稿搜集起来，并编辑成上下两卷，于1936年5月出版。这部书好象是闻一多认识的第一个中共高级干部华岗送给他的，精装、绒面，书名是烫金的。我父亲还记得这部书，因为祖父也让他读过，后来到哪儿去了，我也不清楚。不过，我估计这部书是借给张世英看的，象这样珍贵的书，一般不会轻意送人。能把这部书送给张世英阅读，说明对他的信任和期望。所以，张世英说那天走出闻一多家的大门，便“深深感到，我将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从这个角度讲，闻一多还是张世英的政治领路人。从此，张世英“逐渐走向现实，走向革命”，“一步步踏上了‘走出象牙之塔’之后的旅程”。（《归途》第58页）于是，张世英说以后他“经常到闻一多家，聆听他的教诲。不知不觉之间，我的交往圈子扩大到了一些进步人士的边缘，地下党和来自延安的声音，也时有所闻”。全国解放后，接近而立之年张世英自然成为“算是先走出一步的青年‘进步分子’”。（《归途》第60页）当然，一个人的成长，不仅来自外部因素，更取决于内身因素，对于每一个热爱祖国，向往现代化的人，都会自学不自学地接受进步思想，最终汇入时代的主潮。而西南联大的自由环境，也为这一趋势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本保障。

其实，闻一多本人也是在时代潮流影响下，才过问政治的。张世英在写闻一多这节的最后部分时说：闻一多本是个学者，“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把他逼出象牙之塔的”。1946年7月10日，张世英和彭兰离开昆明前夕，向闻一多告别。那天，闻一多对他们说了将来还是要回到书斋的话。张世英说：闻一多的话，“显然表白了他的意愿：在未来他所理想的环境里，他仍然要回到象牙之塔，‘不问政治，一心做学问’。我相信他的那几句话是严肃认真的，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在遇难前，虽有学者、诗人和民主斗士‘三重人格’之称号，但他当时想回到象牙之塔的理想和愿望表明他依然书生本色，是一个并没有彻底走出象牙之塔的纯粹学者。”我认为张世英的这个分析是对的。30年代，闻一多的确不大过问政治，即使在昆明的前些年，也同样连报纸也不看，只是一心教书治学。旧政协开幕后的一天，他和住在对面的吴晗有番长谈，意思也是等国家政治走上正轨，他就要回到书斋。这番谈话，吴晗写入了他对闻一多的回忆。可见，闻一多本质上还是个学者。

张世英对闻一多的认识，和何兆武的认识有相同之处。何兆武虽然与闻一多没有多少私下交往，但他的感受却带有普遍性。他认为闻一多“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上学记》第141页）我非常赞成这个评语，而且我们全家也持这种认识。我叔叔闻立鹏就曾用“追求至美”来形容闻一多思想的内在动力。

何柄棣用了一段很感慨的文字，评价了闻一多。他说：“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认为闻一多的这一学术成就，是“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同时他双说：“即使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还是不免被他多才多艺、多姿多彩、轰轰烈烈、光芒四射、悲壮结束的一生所部分地遮掩了。”后面，他紧接着说：“闻先生自己留下的学术、艺术、社会、政治活动的记录、清华学堂和大学以及联大档册中相关的记载、老在同寅和无数青年学生对他的回忆，再加上子女们在父亲身后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懈地搜集闻师的大小事迹，都说明现存有关闻一多资料之丰富，在近代学人之中，或仅逊于胡适。”随后，他特别提到我的那部《闻一多年谱长编》，说：“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宇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读史》第183至184页）我那部书出版后，曾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被四十多位学界大家评为向研究生推荐的古今中外六十部必读选读书目之一，曾被闻一多学界认为是《闻一多全集》第13卷（新版《闻一多全集》只有12卷），而治学严谨到苛刻程度的何柄棣也做出这样的肯定，对我自然是又一次极大的鼓励，也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说明：本文为2008年12月22日在《新京报》学术沙龙上的报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