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
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在这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以汉语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典籍一直流传不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一般所说的中国古文献，实际指汉语古文献，本文论及的古文献，亦沿用此含义。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着不断整理、研究和利用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产生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逐渐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古文献学。中国古文献包括传世古文献和出土古文献，但以前者为主体，因此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涵盖两方面，并且产生了两方面结合、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但历来侧重于前者。两者在古文献学上的内涵基本相同，而出土古文献有其特殊性，即在文字考释和材料拼合上，难度更大。古文献学内涵的不断完善以及人们对古文献学的完整、系统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过程。早在西汉，刘向校理群书有所谓“校雠”之说(《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别录》)，本指校勘。后来演为校雠学，指校理群书、进行编目，已包括校勘学和目录学两方面的内容，见郑樵《通志·校雠略》及章学诚《校雠通义》。
汉代又有“文章”或“章句”与义理相对之说，如刘向《晏子叙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王充《论衡·谢短》：“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可见汉代考据学与义理学已有分野。宋代对此有进一步认识，如本时期古文献学集大成者朱熹考据与义理兼重，言论甚多，如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答孙季和》)又说：“才老(吴械)于考究上极有工夫，只是义理上看得不仔细。”(《朱子语类》卷七八)至清代。
学术史已发展到更自觉的阶段，学者们非常注意总结学术的类别和经验，对于古文献学的全面内容以及考据学与义理学的区别与联系认识得更加明确。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认为治经与治史之法“小异而大同”，均有义理和考据两方面的问题，应以考据为重，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考据又包括校勘和考释的内容，他说：“经以明道，而求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又如戴震，更明确地指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以及考据的具体内容和义理的探讨方法，他说：“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日：‘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龊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氏)》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记)》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乘。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这，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屡已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究，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檠，毫厘不可有差。”(《与是仲明论学书》)这里虽就经书而言，但对古文献有普遍意义。文中所谓的道，属于义理，他认为只有从通晓语言文字人手，并且考清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乐律等具体内容，加以会通，才能求得义理。戴震对古文献的语言文字载体以及内容中的实体部分与抽象义理的认识，可谓已达到科学水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与发展古文献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人对古文献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有关古文献学的著作书名和内容看得出来。从书名看，有的称“文献学”，但内容仅包括古文献学，文献有古有今，单称“文献学”，界说不清；有的称“古籍整理学”，而古籍整理学仅是古文献学的一部分，涵盖不了古文献的研究和利用，因此称“古籍整理学”，如果专讲古籍整理的内容未
尝不可，如果用以称古文献学，有以偏概全之嫌；有的称“历史文献学”，内涵有歧义，有的“历史”与“古”字相当，“历史文献学”即指古文献学，有的则指所讲对象仅限于历史方面的文献，属于专科文献学，同一名称既然产生歧义，则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容易产生混乱；有的称“文学文献学”，专讲文献仅限于文学方面，而且涵盖古今，亦属于专科文献学。从各书的内容看，一般都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标点、注释等内容，个别著作还把文献检索或抄纂(编纂)包括在内，其共同特点是皆未脱离古籍整理的框架。
我本人对古文献学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在长期的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逐步完成的。仅就近2O年来说，也曾有过变化与进展。如1988年完稿、1994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古文献学史》，绪言中说：“概括言之，古文献学是以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个环节如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又说：“古文献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同时古文献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古文献学不仅为研究整理古典文献典籍的专门学者所必修，对于古代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驾驭、精通和考辨。甚至对一般需要阅读古书的人来说，知道一些古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献学又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这里虽然讲的较全面，不局限于古籍整理方面，但仍未摆脱以古籍整理的环节为主干考虑问题。后来我的认识有了进展，在《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文章中(1996年4月在台北“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宣读，收入《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江苏古今出版社出版)又专从古籍(概指古文献)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按古文献的内在规律，更完整地分析了古文献学的内涵：“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个交叉、兼综的学科。古籍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之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之学。”这样对古文献学内涵的分析与阐述，就更加完整和系统了。此后在讲课中还从古文献利用的角度作了补充分析：古文献的利用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今年5月出版的拙著《中国古文献学》的内容和章节就是根据上述1996年以来新的认识编排的，如第一章绪论(古文献与古文献学)，第二章目录，第三章版本，第四章校勘，第五章辨伪，第六章辑佚，第七章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上)——总说·文字，第八章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中)——音韵，第九章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下)——训诂，第十章古文献的内容考实，第十一章古文献的义理辨析。这样的结构反映了古文献学内涵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无论对古文献的阅读、整理、研究还是利用，都是适用的。
二
前面分析了古文献学的内涵，现在来探讨古文献学的意义。
总的来说，古文献学不仅与古文献整理、研究有关，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与全部古代学科(即传统所说的“国学”，包括古代文、史、哲、经济、法律、科技等)的研究有关，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古代学科的研究必须以相关的古文献为主要材料依据，而凡是涉及古文献，就存在准确利用的问题。如前所述，古文献的准确利用涉及古文献的全面搜集、科学甄辨和正确理解。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古文献学。因此古文献学实为古代学科的基础。
关于古文献学对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指导意义不难理解，前人对不重视古文献学，对古文献乱加整理情况和后果多有论述。如明代科举和王阳明心学酿成的空疏学风，古文献深受其害。顾炎武对此痛心疾首，说：“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日知录》卷十八“科场禁约”)又说：“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他鄙弃八股文和抄袭元人’沣而成的科举读本《五经大全》，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卷一八《书传会选》)。他一再指斥与空疏学风相伴的臆改古书之风，说：“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又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日‘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自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日周)。其时废中宗为卢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日‘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日：‘圣老字奇!’……??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日知录》卷一八“改书”)又同卷“勘书”一条说：“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日‘环绪倚组’，乃‘环堵’之误，注云：‘绪疑作琨；‘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世，虽有善读书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清代校勘名家顾广圻亦深叹后人妄改为书籍之厄(见《思适斋书跋》卷一《经典释文》校本卷首跋)，其《礼记考异跋》也说：“校雠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本失窥作者大意，道听途说，下笔不休，徒劳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瘐。二者殊途，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矣”(《思适斋集》卷一四)近人鲁迅亦曾尖锐指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当然对于明人刻书、清人纂修《四库全书》、今人标点古书均不能一概而论，是非功过尚须具体分析，但是鲁迅所指出的严重错误倾向确实存在。忽视古文献学，对古文献乱加整理而古文献亡，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已为古文献整理史无数事实所证明，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引以为戒。加强古文献学的修养，不仅可以提高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水平，而且可以端正古文献整理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因此如前所说，是否重视古文献学，古文献学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古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优劣，甚至关系到古文献本身的存亡，这实属客观必然之因果联系，绝非危言耸听之空话。
关于古文献学对古代学科研究的意义，前面已经笼统提到古文献学是古代学科的基础。现在按古文献学内涵的各方面逐一具体分析：
目录是治学的门径。由于我国传统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其在读书、治学方面的指导作用犹为突出，前人对此多有共识。如唐毋更说：“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流，甄明科别，则先贤遗事，有卒代(即世，避讳改，下同)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旧唐书·经籍志》总序引《古今书录序》)宋郑樵说：“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通志·总序》)又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清代学者有关言论更多，如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方能得其门而人。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而下，讫明之焦弱侯(蚍)一辈人，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伪谬也。”(《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条)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同上书卷七《汉书叙例》条)章学诚认为目录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卷一《互著》)。又说：“目录一门，不过簿录名目之书，原无深义，而充类以求，则亦浩汗难罄。合而为七略四部，分而为经史百家，副而为释道二藏，其易言耶?……故日学问贵知类，知类而又能充之，无往而不得其义也。”(《章氏遗书补遗·史考释例》)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曾就我国古代目录的创始之作《别录》、《七略》说：“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龚自珍全集》第一辑)这里把目录比作指路明灯。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其《鲭轩语·语学篇》“论读书宜有门径”条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人，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另外目录可藉以考察版本的源流，确定校勘的底本和校本，鉴别古书的真伪，考察古书的存佚、完缺和辑佚的线索，等等。
版本学涉及文献文本的考察和鉴别。读书、治学应选择版本，依据可靠的善本。如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研究古代学科，需要具备版本学的知识和技能，不仅要懂得版本的鉴定，还要懂得版本源流系统的考证。特别是版本源流系统的考证，为一般版本学著作所忽略，而对版本的选择和校勘来说非常重要，尤为古代学科研究者所应该重点掌握的。
校勘是借助有关的理论和知识，运用相关文献比对、综合考订的方法，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校正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错误，包括字句的讹误、篇章的舛乱等等，以期恢复文本的正确面貌。校勘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取得正确文本的重要手段，是读书、治学存真求是的先决条件，诚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因此研究古代学科，必须具备校勘的知识和方法，能独立校正古书的错误。
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辨伪仅指关于书籍本身包括名称、作者、年代等方面真伪的考辨；广义辨伪除此之外，还把关于书籍内容真伪的考辨包括在内。辨伪是一项鉴别史料的基础工作，诚如清人崔述《考信录提要·释例》所说：“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然后圣人之真可得，岂得尽信以为实乎?”又说：“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因此对于古代学科研究来说，辨伪是一个首要的环节。否则会误用伪书，如现传《尚书》的25篇伪古文，有人竟当作真书引用。又如过去因为疑古过头，把真书误判为伪书而加以摈弃。至于对书中的伪事、伪说不加考辨，轻信援据，也屡见不鲜。
辑佚是从传世的有关文献中钩稽、辑录已经散佚的整部古书或现存古书中部分遗失的内容(包括完整的篇段和残章断句)，前者称辑集，后者称辑补。辑佚不仅是古文献整理的重要课题，也是古代学科研究的需要。就某些方面而言，辑佚甚至可以说是整理或研究的先决条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如《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书很多，而且有不少大部头的书，如一百五十卷《旧五代史》、二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又如鲁迅写《中国小说史》，先辑编《古小说钩沉》。再如研究古代诗文作家，没有别集传世的，要重新辑集；即使有别集传世的，也还有补辑集外佚作的问题。前人热衷于补遗，目的正在于此。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为例，建档诗人近一万家，其中有集传世的仅有六百多家，被称为“大家”；无集传世的占百分之九十四，被称为“小家”。“小家仅存零篇断旬，散见于各类文献当中，他们的诗作几乎全靠辑佚所得来编定。“大家”的集外诗，也靠辑佚来补遗。明嘉靖间吕槽编《张子钞释》，文集仅一卷，其中所收诗悉自《宋文鉴》出，清乾隆间刊《张子全书》沿之，遗漏甚多。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广泛辑佚，从吕祖谦《宋文鉴》、邵雍《伊川击壤集》、吕本中《紫微诗话》、阮阅《诗话总龟》、吴曾《能改斋漫录》、赵与时《宾退录》、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金履祥《濂洛风雅》(以上宋代)、《永乐大典》残本、《诗渊》、朱存理《赵氏铁网珊瑚》(以上明代)以及清汪景龙《宋诗略》辑得80首，又从晁说之《晁氏客语》、吕本中《童蒙训》、《紫微诗话》、王应麟《困学纪闻》、陈景沂《全芳备祖》辑得零旬9则，编为一卷(见《全宋诗》第九册)类似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即使有集子传世的作者，辑补佚诗也很重要，如唐代诗人高适的集子《高常侍集》，世传版本不少，但敦煌遗书中所存集外佚诗很多，这些佚诗对于诗作的校勘和高适生平行事的考证，均具有重要价值，详见拙著《高适集校注》及所附《高适年谱》。辑佚又往往服从于校勘、辨伪等方面的需要，如不少他校材料，得靠辑佚搜获；辨伪有时也靠辑佚，因为古人作伪，往往依傍有关书籍的佚文，如果能辑得有关佚文，就容易发现作伪者是如何借助这些佚文妄加增益的，如前人辨伪《古文尚书》就是这样做的。至于辑佚与古代学科研究的关系，如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十章《经学复盛时代》在谈到清代经学的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其首，次为“精校勘”、“通小学”。由此可见辑佚之重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谈到辑佚书时，在肯定清代辑佚成绩的同时，还流露出对辑佚工作的轻视，他说：“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辑佚是繁复的考证工作，无论佚文材料的搜集、甄辨、拼合，还是材料出处的准确注明，都离不开翔实的考证，决非如梁氏所说“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居于基础地位。古文献是用文字记载的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说古文献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因此要了解古文献的内容，必须从弄懂语言文字人手。这样就决定了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的基础地位。语文解读包括认字、读音和释义，涉及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所谓传统小学，狭义指文字学，广义则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一般用其广义。从汉代起，小学就成为经学的附庸，小学著作被着录在“六艺略”中。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既是服从于研读古文经的需要，又是为了纠正今文家对文字的穿凿附会的解释。不仅许慎，汉代的古文家多兼小学家，王国维有《两汉古文家多小学家说》一文，举张敞、桑钦、杜林、卫宏、徐巡、贾逵、许慎等人的事迹为例，结论说：“由此观之，两汉古文家与小学家实有不可分之势，此足见其所传经本多为古文。”(《观堂集林》卷七)中国古文献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以小学为中心。这个传统属于科学的认识和实践，反映了古文献学与语言文字学密不可分的客观规律，从而确定了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的基础地位。就古代而言，清代是中国古文献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传统小学发展的高峰，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因此清代学者对小学在古文献学中的地位，认识得非常清楚。例如，顾炎武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按，指文字)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0”(《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这里把读古书与考订文字，考订文字与通晓古音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确。又如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戴震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这里不仅强调了小学在古文献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说明了文字、音韵、训诂密不可分的关系。纪昀对戴震的小学成就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评价很高，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考工记图序》)钱大听也是小学成就极高的古文献学家，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小学考序》)与顾炎武的观点完全一致。又如王念孙师从戴震，其子王引之又家学相承，都是以精通小学见长的古文献学家，龚自珍在《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中曾转述王引之的话：“自珍爰述平Et所闻于公者日：‘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日：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龚自珍全集》第二辑)“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准确道出了王引之古文献学的特点；如果把“经”扩大到“经、史、子”，那又是王念孙古文献学的特点；而“用小学”属于方法，则是他们父子的共同特点。阮元《经义述闻序》说：“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全赖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皆由于声音、文字、假借、转注未能通彻之故。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高邮王文肃公以清正立朝，以经义教子。故哲嗣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先生，经义之外，兼核诸古子史。哲嗣伯申继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训，引而申之，所解益多。着《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除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日：‘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这里作者立足于所生活的年代，把从清初到乾嘉时期以小学为中心的古文献学历史，总结得相当精要。至于其后晚清的古文献学也是如此，例如著名的古文献学家俞樾、孙诒让，都是继承乾嘉传统，特别是以继承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相标榜的。俞樾重视小学，以小学校释古书，其《群经平议自序》说：“本朝经学之盛，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余幸生诸老先生之后，与闻绪论，初识门户。尝试以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思过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诸老先生惟高邮王氏父子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所著《经义述闻》，用汉儒读为、读日之例者居半焉。或病其改易经文，所谓焦明(鸟名)已翔乎寥廓，罗者犹视乎薮泽矣。余之此书，窃附王氏《经义述闻》之后，虽学术浅薄，倘亦有一二之幸中者乎。”孙诒让继承乾嘉传统，以小学治古书的指导思想也很明确，他说：“年十六七，读江子屏(藩)《汉学师承记》及阮文达(元)公所集刊《(皇朝)经解》，始窥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认为“我朝朴学超轶唐宋”，十分景慕“乾嘉诸先生”，“深善王观察《读书杂志》及卢学士(文)《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窃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寤”(《札适序》)。不仅如此，他在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考释上更超越前人，对《说文解字》多有补正，而且把古文字资料与传世古文献互相证发。他研究古文字的目的有二：一是“证经”，一是“说字”。如其《古籀拾遗序》说：“考读金文之学，盖萌柢于秦、汉之际。《礼记》皆先秦故书，而《祭统》述孔悝《鼎铭》，此以金文证经之始。汉许君作《说文》，据郡国山川所出鼎彝铭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说字之始。”他继承了“证经”“说字”这两个传统，并大有创获。总之，如王力先生所说：“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韵(字音)、训诂(字义)看成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基础知识，那是很有道理的。”(《汉语音韵·小引》)就现当代而言，一些著名的研究古代学科的学者，也都是以精通古文献为基本功底；他们精通古文献，十分强调传统小学根柢，也是从掌握古代语言文字学人手的。例如章炳麟是著名的小学家，并用小学治古书，培养了不少知名弟子，影响很大。王国维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就古文献方面而言，他既精通传世文献，又精通出土文献，并且提出了科学的“二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传统小学，把小学视作古文献学的基础。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皆有著述，并且多有创获。关于章、王二人，详见拙著《中国古文献学史》第七章第十四节。罗振玉也十分重视小学，最早汇编了《高邮王氏遗书》。又如陈寅恪，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一文说：“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见《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冯友兰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说：“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1)精其选，(2)解其言，(3)知其意，(4)明其理。”(见李常庆编《北京大学教授推荐我最喜爱的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所谓解其言，就是懂得语言文字。冯先生在同篇文章中继续写道：“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到这一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做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闻一多也是如此，他是诗人，又是卓有成就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但是笔者曾听季镇淮先生讲过，闻先生非常重视传统小学，总是把《高邮王氏四种》(《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放在案头，经常阅读，还对他所指导的研究生们强调说：“这是经典之作。”
古文献的内容考实就是指对古文献具体内容各个方面诸如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的实事求是的考证。古文献的内容考实直接关系到对古文献的正确理解，前引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因此内容考实是古代学研究中准确掌握、利用文献的前提。
谈到古文献的义理辨析，首先要明确义理与文义有别，文义是平常所说文献语言的字面意思，是语文解读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则指通过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属于文献的内在意义，是义理辨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辨析作为古文献学的内涵，属于最后一个环节：即首先取得可靠文本为依据，然后对文本进行准确的语文解读和内容考实，最后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对古文献的内在意义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只有完成义理辨析这一环节，才算得上对古文献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完全理解与掌握。传统义理辨析的成果，穿凿附会者多，实事求是者少。古人对如何探求义理，提出过很好的见解。如孟子曾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里《诗》指《诗经》(也可以用以泛指文献)，“文”指文字，“辞”指语言，“志”指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以意逆志”指以读者之心去揣摩作品的思想。孟子认为在作者表达或读者理解时，都可能在语言文字和作品思想之间产生矛盾，因此读者阅读时不要受语言文字的局限，要心领神会去了解作品的思想。这一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是“以意逆志”决不可摆脱语言文字，否则易陷于主观附会，孟子的实际做法正流人此弊。又如戴震说过：“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是仲明论学书》)除了语言文字之外，他也强调内容考实，认为属于义理的“道”亦依附于文献中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等具体内容，所谓“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檠，毫厘不可有差”(同上)，“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因此只有考清具体内容之后才能明道。关于训诂和考实为推求义理的先决条件，他还说过：“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同义理)，确有据依”。(同上)戴震认为探求义理必须从理解语言文字人手，以考清文献的具体内容为前提，但他具体做起来仍难免陷入主观附会，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名义上是疏解《孟子》书中的某些字义，实际上是借题发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历史局限。当代有的学者号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古文献的义理，实际陷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又歪曲了古文献的义理。面对复杂而深奥的思想内容，没有正确的人文、社科理论为指导，不可能准确地分析其义理。前人义理学的失误，归根结蒂是理论上的局限。人文、社科理论发展到现代，成果极其丰富，应该博采众长，用以指导具体研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必须善于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去剖析古文献中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结合其存在的历史现实基础，揭示其真实含义。发展科学的义理学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勇于探索，是会不断取得新成果的。
综上所述，古文献学的意义十分重大。现在人们常提国学，国学指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实际上可用以概括全部古代学科。传统正是把古文献学包括在国学之内的，不过我们还要强调一句，古文献学不仅属于国学，而且是国学的基础。以前我经常说：治学要有根，根深才能叶茂。古文献学正是国学之根。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