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湖南溆浦县环保局被曝严重超编，引起舆论声讨，该局局长向长进赶紧向媒体鸣冤：与林业局、国土局相比，环保局的人是相当少啦……
向局长的喊冤相当于将一个脓包的口子撕得更大，让人更触目惊心，展示地方治理混乱到了何等地步。然而这也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数字景观，倘若深入探究数据是如何膨胀起来的，超编入场的都是些什么人，那就如同将整个冰山露在世人之前，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很显然，行政机关的高保障、高福利，以及高稳定性，是吸引人们进入行政机关的重要原因，但是最终形成机构臃肿，则是缺乏制约的权力自我繁殖的结果，只不过，县、乡级政府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罢了。
在授权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下，县、乡级政府十分特殊，来自上级的约束鞭长莫及，来自同级的人大、司法监督及表不及里，来自舆论、民间的声音十分微弱。如此，权力的运作极容易失控，致使某些官员进行“权力圈地运动”，把自己管辖的范围当成自己的私产，有意无意地扩大“领地”，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权力繁殖。
这个追求的过程同时有着成本、风险的考虑，为将成本和风险降至最低，自我繁殖往往变成近亲繁殖。就是说，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通过“破费”进入行政机构的，要是交一两万元就可以，很多人都拿得出这个钱，只有关系、人情才是硬通货。机构臃肿的过程，一定是与权力关系最亲近的攀附得最紧。
就如同生物的繁殖一样，繁殖得越多，就需要越多的食物来养活，养活不了，就繁殖不成。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本就窘困，为什么一些行政机构养得起那么多人？其实报道已经给出了答案：经费出现严重缺口时，就出现了越权违规搞钱、超标收费，为其繁殖群体谋利益，也促成繁殖群体越来越庞大。
如此，作为公器的公权力已异化，丧失其公共性，其维护公正的能力显然值得怀疑。恰恰在县政这一级，制约和消除权力自我繁殖的力量更为薄弱，县、乡民间社会是真正的底层社会，绝少非政府组织，无力跟行政机构谈判，权力繁殖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让“消肿”变得更为紧迫而困难。
（来源：长江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