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危机下来，“增长”又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压倒性话语。政府保增长，学者谈增长，就连普通百姓也在翘首以盼等增长，似乎只要增长一来（当然要超过8%），我们就可以立马重返刚刚逝去的太平盛世。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保住增长，尤其是8%的增长，中国似乎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没有人这么明说，但政府的表态以及媒体的报道，都给人们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然而，这可能正在构成一种危险的误导。
在一种相当肤浅但却非常流行的线性思维中，去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危机完全是由于外部原因所引起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就将完好无损。很显然，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以及偏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种归因推理是相当诱人的。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痛苦和令人羞愧的自我反省。但真实的情况恐怕要这种简单模型复杂得多。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全球市场体系迅猛扩张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以外贸依存度衡量，在所有的发展中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依赖可能是最大的。对1990年代之后全球市场体系的一个简单图解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而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供消费需求。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全球市场体系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遇到了重大的麻烦。在供给一方，由于劳动力、土地、环境价格的极端低廉，加上各级政府超级的税收优惠，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而在需求一端，则是因为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职位的大量转移以及分配的高度不均，造成了严重的需求不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维持全球市场体系的运转，一种新的循环形成了，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将巨额储蓄转移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并通过各种信贷消费方式来膨胀全球市场体系中的需求，进而消化这个体系中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海量的过剩产能。否则，这个市场将无以为继。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人非常正确地指出，中美这两个看似冤家的国家，实际上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次贷危机不过是以金融泡沫的方式膨胀全球市场体系需求而最终破灭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由次贷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也不独独是所谓金融危机，而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作为这个市场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显然处于体系内部，而不是体系外部。换言之，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无妄之灾，池鱼之殃，而是它本身的危机。事实上，如果不是全球市场体系在需求端率先破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那就是以中国为主的市场供给端首先破裂。其爆发形式很有可能是资源、环境约束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产能无法倾销所带来的大量企业倒闭和经济萧条。在2008年，中国内部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全球资源暴涨，都险些使这个前景成为事实。幸运的是，美国佬先中国人一步不支倒地，让我们摆脱了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否则，今天被全球同声数落的就可能是中国。
很容易看到，在1990年代之后被推展到极致的全球体系扩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在需求一方，以滥发货币、寅吃卯粮以及毫无约束的金融“创新”为主要手段的需求创造是不可持续的；在供给一方，以牺牲环境、透支资源并剥夺庞大底层人民的基本福利为手段的产能供给同样是不可持续的。显然，要重新修复并维持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如果不出现黑天鹅事件，我们显然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必须削减其名不副实的需求，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廉价产能输出国则必须减少其不计后果的环境及资源透支并壮大其内部需求。只有这样，全球市场体系才能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重新平衡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必须忍受经济低迷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但让人忧虑的是，世界似乎正在朝另外一个方向疾驰。我们似乎决意要用一种制造更大麻烦的方式来渡过危机。
在地球的那一端，美国人正在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方式滥发钞票，创造需求，而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国也沿着同样的增长路径狂奔。其主要办法就是不断的增加政府投资，只不过赌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在今年的头一个季度中，中国银行业发放的贷款已经接近5万亿，几乎完成了全年的贷款规模。其中绝大部分都涌向了能够迅速增加GDP但丝毫都不会提升增长质量的项目。其势头已与“大跃进”无异。虽然各级政府高喊保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加上一句“促转型”，但显然后面这一句已经沦为点缀。如此货币创造及信贷投放，是不是真能够保住“增长”仍未可知，但在未来某一天引发无法收拾的产能过剩以及奔腾的通货膨胀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另外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灾难也可能接踵而至，那就是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果真如此，中国银行业可能就会又一次掏空中国纳税人的口袋来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相信，各级政府大手笔支出，各类银行放款，肯定受到了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成功的鼓励。但今非昔比，朱镕基时代的成功刺激是建立在中国基础建设如付阙如，全球市场体系需求旺盛的基础上的，而在今天，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相当饱和，全球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收缩。以老办法来应对迥然相异的新情况，其成功率可能会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以超高的投资率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畸形的投资率在全球市场体系急剧扩张的时期，被旺盛的全球需求所吸收，但幸运并不会总是伴随着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是全球市场需求，还是中国内部市场的需求都明显处于不断的萎缩之中，如果目前这种高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无法被迅速吸收，那么，高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回稳不仅可能是昙花一现，而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前景也将很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持续低迷的组合，当然还要加上财政上的严重困境。届时，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我们相当理解，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有其政治上的充分理由，然而，政治正确并不是总是意味着经济上的可行。对于更加严重的困局，我们可能不得不防。
（本文是为《中国改革》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写于0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