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好看"的书，因为它本来不是让别人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真的被人看到，那对作者来说，只能是"罪上加罪"。但是，它却是一个时代的实录，一个受难的灵魂的实录。

当然，在那高唱"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日子里，决不会只有一个顾准，然而却只有他留下了这样一份断断续续的日记，而且正如有人所说，"只因为他的思想变成了铅字"，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本来没有什幺人的日记能有什幺主题，但是时代却逼迫顾准的日记有十分突出的主题。

首先是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请看：

刨红薯，民工过路，歆慕不已，都到地头捡残屑，驱之不去。一个新发明，红薯藤磨粉。（1959年11月13日）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饥饿是可怕的（1959年11月21日）

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陆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一点红薯与胡萝卜吃。（1959年12月15日）

劳动队的肿病一下子在一个月内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1959年12月17日）

（跟公社比起来）劳动队还是天堂。（1959年12月27日）

（蔡璋）说，南山粮多，现在农村流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当媳妇。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来。（1960年1月15日）

死人已知柳之弟、杨之女、刘之父。（1959年11月27日）

附近路倒尸二起。黄渤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个。（1959年12月17日）

够了。"饥饿----浮肿----死亡"这是一条规律，今天四、五十岁上下的人应该都还能记得的。

正因为这样，顾准花了不少笔墨来记自己如何想办法搞东西吃。一条胡萝卜，成了"宝中之宝"（读者要知道，这是斯大林对粮食的称呼）。有几次他吃饱了，就高兴得大写"痛快之至"。其实那个时候，不少人都已到了生物本能的极限，按照生物本能活着。然而顾准却还没有停止思考。

日记的又一个主题是改造。本来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唯一的目标就是"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天经地异的事情。顾准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写笔记"的字样，就是写所谓思想改造笔记。但是那是写了给人看的，被顾准称为"苦刑"。真正的思想改造笔记就是侥幸留下来的这几本日记和后来收在《顾准文集》中的那些笔记、信件和论文。从这份日记中间，后人可以看到改造是怎幺回事。

改造右派的方法是全国统一的，就是"右派斗右派"，正式的名词是"自我改造"，或曰"自我教育"。让你抛妻别子，到农村中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根据毛主席著作，"狠斗私字一闪念"（不错，这话是十年以后才由林彪提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把早在劳改队实行的那一套推而广之而已）。不要怕斗不起来：在每一个人面前都虚悬着一个"摘帽子"、"回到人民内部"的目标；对本来是学员的人来说，还有一个"早日回到党的怀抱"的目标，因此改造不愁没有积极分子。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左、中、右三种人。在人斗人的过程中，谁斗人最狠，上纲最高，谁就是改造得最好，可以被评为"一类"。当然，你也可以埋头干活，缄口不言，然而那样问题更大，叫做"抗拒改造"，得到的反应首先就是"打你的态度"。总之，非要你开口不可，不开口是办不到的，而只要一开口，那一定又有岔子可抓。这样连续不已的斗争就叫做思想改造。从改造本身的逻辑讲，可以说是没有改好的一天的。但是毕竟又每过两年总有一部分人"摘帽子"，"回到人民内部"。这个秘密就是管理右派改造的当地领导的心意。在顾准所在那地方的术语，这就叫做"接上头"，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顾准是很下了一点功夫研究如何能"接上头"的。请看1959年12月8日的日记：

沉（场长）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魇迎人的政策的结果。

我近来每次看到沉必打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但是顾准也未免天真了些。他不但是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曾经当过"首长"的人，要想真的同农村管改造的基层干部"接上头"，谈何容易！只靠笑魇迎人地打招呼顶多只能使改造者一时心理上满足一下而已，至于摘帽子，没有上边的点头，莫说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的改造，就是四清运动时挨批挨斗的村干部要"下楼"，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要"解放"，都是办不到的，这就叫做"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顾准虽然自以为"接上了头"，可是到回北京还是没有摘了帽子。不过，千千万万的右派，又有几人能免于这样的诱惑呢？当然顾准后来也明白了，摘帽子只是一种"政治需要"。

要应付天天晚上的改造会，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顾准不能不想出一些可以供批判又没有太大危险的"话把儿"，以免"冷场"反而招致"斗态度"。他给自己选定了两个"话把儿"：一条是"架子"，一条是"人道主义"，说实在的，这也是当年许多右派分子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大致可以过去，前后也能一贯"（见顾准59年11月10日日记）。

照常理推想，顾准这样出身贫寒，做过地下工作，又曾在解放区长期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一旦成为人下之人，应该是没有多大的架子了。事实上，他早就明白自己的地位，下放之初就说过"我根本不鄙视"其它右派分子，"因为我也不过与他们处在相同的地位而已"。但是他现在是"北京来的干部"，历史上还当过几年"首长"，这个"架子"就像他鼻子上的眼镜一样是永远脱不下来的，哪怕他下定决心始终"笑魇迎人"也罢。但是这总比"抗拒改造"、"腹非时政"----反对三面红旗的罪行要好多了。

顾准给自己留给人家批判的另一个"话把儿"是"人道主义"。从日记中看不出顾准是怎幺检讨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然而不难想象无非说自己心肠软，斗人不够狠，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而已。比如说，明明饿死不少人了，但是还是要肯定"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见顾准1959年1月14日日记）。如果倒过来说，那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这样的改造给予顾准的是时时袭来的"心头一阵阵绞痛"。请看：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一套。（59年11月10日）

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魇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59年11月23日）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60年1月15日）

何（祥福）学好了，还是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59年1月15日）

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幺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

下放干部是有许多人学好了，这是他套社会责任感的宗教仪式的效果，其背后也有客观的物质基础。他们是外来者，他们来此是朝圣式的消除肉欲。城市式的生活方式在等待他们。否则，饥饿也会促使他人相食，卖×，说谎，拍马屁，害人自肥的。

真是心头一阵阵的绞痛。

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付出的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补偿。（59年1月15日）

小组通过思想总结，六个右派中，彭楚南和李宝仁二人未通过。彭楚南是不暴露思想，李宝仁是顽固。李宝仁的顽固是不相信丰收。这个姑娘很愚蠢，然而是可钦敬的愚蠢。（59年1月16日）

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59年1月16日）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过与顾准相似的经历。然而，许多人甚至不敢如实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笔直书，经历史留下一点记录。这是中国的耻辱，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早在1959年在商城的日记里，顾准已经下定决心要下十年功夫，研究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弄明白人类的命运是怎幺回事。这个计划当然过于庞大而不能完成，然而我们还是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在把顾准和他的通信结集出版的时候加了一个题目：《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当然是正确的，顾准通过痛苦的改造放弃了对他曾经是神圣的"终极目标"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他说："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他又说："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但是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切合他思想实际。他在1960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已经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结论：苛政猛于虎。"

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顾准是孤独的，因为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就是要"孤立"他。即使到临死，他想与同在北京城里相距咫尺的九十老母见一面而不可能。在顾准的日记里唯一引为同道的是宋庆龄。他在1959年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宋庆龄的和平、进步、正义是正宗的，目前的妖魔邪气何能持久？"

顾准可谓"时穷节乃见"的典型，但我更希望什幺时候，中国能甩掉"时穷节乃见"这个被视为可贵可敬，其实却是可怕可怜的民族传统，让人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时代早早到来。1960年以后的调整时期，1978年以后的农村改革，都已经证明，只要稍稍多给人一点说真话的自由，中国虽然人多，吃饱饭还不是办不到的。希望中国今后不要老是以"时穷"来考验她的子女的智能和良心。

总之，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记，它不属于顾准这一个人，而是属于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一段痛史。

199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