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新闻媒介连连报道了各地图书馆“读者日益稀少，偷书、损书却日益严重”的异常现象。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称这是一种“社会公害”，并认为原因在于“读者缺乏公德”。读书人何以会“日益严重”地“缺乏公德”，是否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也有某些关系，记者未予置评。只有常去图书馆亲身体验、观察，才能明白一二。下面试记叙一下读者你在图书馆可能遇到的情况。

假定你是某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要去北京图书馆查阅港台报纸。

北京图书馆门口，冷峻的保安人员象把守国务院大门一样一一检查读者的“有效证件”。你拿出居民身份证——中国公民的首要证件，门卫却把你挡在门外。国家图书馆是靠公民的税收维持的，公民无所谓高低贵贱，但我们的图书馆却不对所谓的“无业人员”开放，8亿多农民和数千万个体户都被列入“无业人员”之列而没有进图书馆的资格。

幸好你还有学生证证明你是大三年级学生（大三以下，包括中小学生，禁止入内），它帮你进了馆。

找到报纸阅览室，你向管理员说明想借阅的报纸。她一面要你在“读者登记簿”上登记，一面要查验你的“有效证件”。当她发现你只有学生证，就说：“这证件无效，借港台报纸要凭单位介绍信。”

于是你白跑了一趟。

第二天，你回校开了经济系的介绍信。

管理员瞥了一眼介绍信上的公章，反问道:“你们系是司局级机构吗?港台报纸要凭司局级以上机关的介绍信才可借阅。”

你又白跑了一趟。但幸运的是你学校在京城，而且大学正好是“司局级”，想方设法还能开到“司局级”的介绍信。如果你是从外省、外县、小单位来的，仅这一条规定，就可叫你打道回府了。

十天后，你费尽周折，在校长办公室开来一张盖有五品衙门大学校印的介绍信。

管理员认可你看报的资格了，说:“去报库找组长审批吧。”

你拿着介绍信到楼下报库找到“组长”。他问:“你要看哪几种报纸?”你说 A、B、C、D、E报都想看看。

“不行，最多三种，”他很严肃地说，在你的介绍信上批示:“借A报、B报”，如果他高兴，可能也会加上“C报”。

你持着批示回到阅览室，填写借阅单，管理员每次为你取一种报纸。

你看完A、B、C报之后，感到还须看看D报、E报。

“不行，组长只批了A、B、C报，你回去再开一张介绍信来吧。”

这是报纸阅览室的情况。

期刊阅览室如何?假定你想借阅《读者文摘》（中文版）和香港中旅集团出版的《中国旅游》杂志，则你必须去“港台期刊阅览室”，这里的借阅手续与上述借阅报纸的手续相同，你在重复上述经历的同时，不妨（而且应该）查看一下他们的“读者登记簿”。你会惊讶不已：国家级期刊阅览室，每年有幸入此阅览的不过三四十人次！这是全国港台期刊最多的阅览室啊，竟被他们封得这么严、管得这么死！

你再跟踪一下进口新书（包括外文新书和港台新书）的编目、上架周期——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购进到编好目录，一般需12个月；读者凭借书证想借到外文新书，大约需18个月。港台书是不外借的，只供阅览；“反动书刊”或“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如储安平之类的“反动人物”的作品仅供特定人员作“研究”“批判”之用，不对读者开放（图书馆大厅里有一长溜目录柜，注明“凭蓝证阅览”，就属此类。一般读者根本不知“蓝证”是什么）。

你还不妨去找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他也许会告诉你许多故事：北京图书馆曾如何给他电话，通报那些“经常”到北图查阅西方画册的师生的名单（你明白“读者登记簿”的用处了吧），要学院领导注意这些人的“思想倾向”，“加强政治教育”。

这是国家图书馆的情况。省、市级图书馆“官气”不象北图这么大，借阅手续稍宽容，但乱象却一个比一个严重。兹以中上水平的湖南省图书馆为例。你去该馆报纸阅览室借阅一周前的《中国机算机报》，管理员会要你“四个月以后再来”，为什么？因为该报“只订了一份，要装订成册以后才对外借阅”，而装订的周期是三个月。你觉得慢吗？这还是快的，期刊合订本要“装订”七、八年呢。笔者最近（1995年）几次试图在该馆阅览1987年的《经济学周刊》，得到的回答都是“在装订”。你再到该馆的外文期刊阅览室去看看。进门你首先会发现若大的阅览室空荡无人，四五个青年男女管理员坐在借阅台前一面嗑瓜子，一面翻杂志；接着你会发现期刊柜里的百余种原版外文期刊中，稀有文种（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的美容、时装、编织、室内装璜杂志竟然占了80％！谁对这些杂志感兴趣？你看看管理员们聚精会神在翻些什么——他（她）们正嬉笑着在这些杂志中翻找模特儿的新装和半裸照呢——这就是他们拿国家宝贵的外汇订购这些“天书”的唯一原因，也是这些昂贵杂志的唯一用处！

《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曾说过图书馆“门可罗雀”的原因是“经费不足，买不起书，吸引不了读者”。但当你在图书馆屡屡有上述体验，你就会问：象湖南省图书馆这样订购杂志，给的钱再多又有何用呢？象北京图书馆这样管报纸，订的报纸再多又有何用呢？

图书馆本是开民智的地方，文明社会无不重视。但在我国，“堵耳目”、“塞民智”的制度却仍在大行其道。傍着这个制度偷闲躲懒、敷衍塞责者更是比比皆是。图书馆变成书刊的牢狱（如北京图书馆）、愚昧的冷库（如湖南省图书馆），已非一日之寒。各地图书馆“读者日益稀少，偷书、损书却日益严重”，正根源于此，读书人是不可能“越来越严重”地“缺乏公德”的——否则，就真是“书读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亦永远有理了。

(原载《南方周末》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