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河边的中国》写的是“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也是现代中国转型时的一个面相。作者通过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如何走向现代化，以及地方政府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进而对现有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但是，作者所持方法论立场与实际分析似乎存在脱节。

《黄河边的中国》写的是“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该书的副标题)。与一般性的学术性著作 不同，这种 “观察与思考”是以日记体裁来加以表达的，其用意是 “引领读者进入调查者的所观、所听、所谈、所思、所虑 ，或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全书根据作者的两次下乡经历而分为两编：“初人中原”(1996年 5月 12日一6月26日)和“再人中原”(1996年9月6日～1 1月 21日)。在逐 日的描写中，作者将我们带入了黄河边的乡村中国，“目睹”那里所发生的世事百态：家庭承包制下农民生活的改善 ，农业发展的后劲乏力，地方财政窘境、政绩工程、基层行政的运作机制、官场腐败、权钱交易、农民负担、干群关系、能人现象、村霸、瘫痪村、传统社会关系的复制、信仰危机、人与土地和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等等。借用时钟的针尖，作者挑开了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当代中国的另一个面相。

在某种意义上，作者观察到的图景与其调查的进人方式有关。这是一次动用官场中的关系网络而进行的“学术私访”。与 “官场”的亲近使得调查的进人成为可能 ，而私人关系使得调查能够切人实际，避免官样文章的假大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 “纯正”的生活原汤 ，这里不需要官场味精的兑勾，也不需要媒体宣传的着色。正是基于 “赤裸裸 ”的现实 ，作者提出了一些值得反思的理论问题以及值得检讨的政策措施。

在这本六十万字的调查手记中，作者魂系心牵的乃是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道路。这一主题通过两个问题表现出来：第一个问题是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如何走向现代化? 第二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作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深入的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如何走向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其政策潜台词是如何看待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要不要搞规模经营，最终向集体经济飞跃?到目前为止 ，人们对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也许并非经济学家之故 ，作者没有系统涉及这一问题 (因而电绕开了可能的意识形态之争)，但从实际的调查感触中得出了农民必须走联合之路的结论。作者认为，“在业已分化的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基础之上，通过平等协商形成共同利益，并建立各种合作组织来实现共同利益，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页 196)因为分散的小农“只有走联合的道路，才能减少市场风险，才能得到农副产品加工及销售利润”。(页499)联合“是承包制下的独立小农得以最终摆脱贫困落后 ，摆脱 自然灾害的侵扰，摆脱地方贪官污吏的剥削与压迫，减少市场风险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手段。”(页 767)

需要予以强调的是，在作者眼中，这种联合不是简单的“归大堆”，不是原先集体经济的恢复与重建，而是在家庭承包制长期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农户的平等协商而建立起来的契约性组织。正是在这个地方，作者遇到了一个两难困境的问题。一方面作者坚信 ，让干百万村民学会 自我组织与 自我管理 ，是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作者承认分散性与不善合作是小农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由于缺乏共同利益的意识，农民无力在各 自利益的基础上 ，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合作组织 ，并解决他们的共同事务。很大程度上，这一特征不但是小农经济基础的反映，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格局密切相关。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随着农户生产职能的恢复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 ，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得到了迅速的扩张。人们采用传统的手段——讲亲情、拉关系、开后门、通关节、请客送礼等——去解决不断面临的新问题。差别性的、特殊性的私人关系网络依然深深地编织在日常生活之中。显然，在这种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上无法建构起新的、适应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组织形式。于是，农民“以什么样的组织原则结合起来”遂成为作者在书中反复论述的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 ，克服小农“马铃薯”式 的分离似乎有两种途径 ：一是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来组织农民，人民公社是这种方式的一个典型；一是依赖村庄“能人”的出现 ，河南的“四朵金花”、深圳的万丰、江苏的华西、天津的大丘庄等便是现成的例子。然而，人民公社的实践失败了；能人模式又不具备推广的价值。严峻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走出历史和现实的悖论?

作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反映了思考的复杂性。一方面作者认为，“只有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民众自己所创造的方法，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知识分子的责任仅在于发现它。”(页 633)他相信一个精神尚未衰老的民族一定会面对挑战而找到有效的应战办法。“现在尚未出现的应战方式，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出现 ，

或许有些已经出现，只是我尚未看到，或看到了，但 尚未理解。”(页 633)另一方面 ，作者又认为小农的生产方式 ，世代繁衍而形成的村落集居方式，使得血缘地缘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村民行为方式将长期发挥作用。即使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方的，以私人产权、个人主义与社会关系普遍化 、契约化为中心的 “市民社会”。尽管传统的行为方式将会改变其形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 ，但其内容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这一论断意味着 ，农民的保守性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力”来打破。转了一圈之后，作者最终走向了这一结论：“囿于传统习惯的中国小农 ，单靠自身的经验与力量 ，看来无法走向自发的契约联合。这就必须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页766)在作者看来，“合作本身是一场革命，一场观念上、组织上、制度上 ，或说中国小农生存方式上的一场革命。然而这是一场缺乏内在动力的革命 ，除非我们通过农村合作学校 (这需要创办)，培养出大批既懂得合作方式，又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去帮助那些深陷于 ‘分’之习惯中的广大农民。”(页 499)用制度主义的话语来说，这是一场由政府发动的、自上而下进行的强制型社会变迁。作者提出的具体办法是：(1)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2)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3)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支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4)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5)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 ，但坚决让他们 自己走路。(页 766)

如果说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主要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理想，那么，在第二个问题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成为作者倾力着墨的对象。“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这一问题其实包含着若干不同的要素。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作者涉及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功能 、农民负担以及地方政府的独立化趋势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 中，依然沿袭 “指令习惯”的内地官员在适应市场经济方面似乎有着颇多的困难。目前内地的经济发展可称之为 “行政驱动下的赶超模式”，与当年的大跃进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高指标，总体性动员，漫天口号，瞎指挥，浮夸风已经浮现。有人戏称这是“用行政的手段搞经济，用经济的手段搞政治”。不同之处在于，以前是用政治和行政手段搞计划经济，如今是采用行政手段搞市场经济。对于内地来说，发展经济的压力主要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由于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因此任务压力更多地通过行政渠道诸如责任制，乌纱帽与政绩挂钩、层层检查、一票否决制等等。这些 “富民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领导人的发展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一旦脱离了实际情况，其结果却常常是事与愿违。用行政手段搞市场经济，必定是“行政经济”(临时杜撰此词)，上面逼下面(下指标、检查与考核、奖惩手段)，下面逼百姓 ；上面来检查 ，下面忙应付(接待上做文章，虚假统计数字，样板工程等)。在财政收人有限的情况下，各种政绩工程的资源只能从内地农民身上汲取 ，于是农民负担遂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难题。对此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 ，然而，实际情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蛋糕 ，地方财政用于 ‘吃饭 ’、‘办公’尚且拮据 ，遑论 ‘办事 ’。恰如陷人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 ，徒消耗能源而已。”(前言页 4)

在这一立场的观照下 ，作者对内地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作者看来，单纯的赶超战略 “几乎成为各项劳民伤财的达标战略”，它是一条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死胡同。内地应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发展 目标和经济政策 ，彻底摆脱“急运行”的被动局面，将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注重内涵要素的培养 ，而不是外在指标的炫耀。这里一个重要的认识前提是，内地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运动的办法在短期内腾飞。具体到财政方面，必须将“量人为出”作为地方政府的最高原则，不能为了官员任期内的政绩而竭泽而渔。在对待农民方面，应该引导农民致富，而不是逼民致富。

应该指出，对现有发展模式的反思与质疑，并不意味着作者否定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许问题不在于地方政府要不要发挥作用，而在于地方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相比于其他方面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不是很多，在作者提出的建议中，地方政府 的角色语焉不详，能够确切辨析的有两点：一是引导农民合作起来的事情不能由地方政府与官员直接去做；二是为此专门设立的独立的领导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间接的，它只接受地方财政的支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页 766)是否作者在调查过程中看到太多负面的东西，而怀疑地方官员的角色?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设计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值得商讨的。

与赶超战略同时并存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机构的日益膨胀与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作者在所到之处听到的故事几乎雷同：机构人员的臃肿(内地工商机会少，政府机关是最肥的单位，因此稍有一些门路的人都将 自己的子女或亲戚塞进机关吃皇粮)，与本地经济水平和官员收入不相称的现代化办公条件和楼堂馆所，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政绩工程的背后常常有着惊人的幕后交易)，为弥补财政漏洞而摊派的各种杂费，等等。作者敏锐地指出 ，“各级地方政权存在着 日益脱离社会 ，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用现代通行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官僚化与特权化的强大驱动力。”(页 767)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干群关系的紧张。“五六十年代是鱼水关系；八十年代是油水关系；九十年代是水火关系”的顺口溜反映了干群关系的历史演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作者提出的对策是我们熟知的：精简政府机构(以及中小学教员和后勤，因为教育负担在内地地方财政中占将近60％的比重)，减少办公费用，尤其是吃喝招待费用；改革干部制度(乡村两级可由村民直选)；将各种税费归为单一的土地税(按亩计征，税率为十分之一，长期保持不变)等。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两个核心问题并非彼此独立，互不相干，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在现象上的共时并置，也反映了一种复杂的互补关系：一方面，小农缺乏内在的创新动力，需要来自政府力量的推动，另一方面内地的基层官员缺乏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素质，需要来自更高层次政府的推动。由此方可理解官场中语 ：“不给你们压力 ，你们就不做事 ，给你们压力吧，你们又难做出事来”(页 557)用作者的话来说，“要么不动，要么乱动，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现行政治体制下，在行政管理上的两难处境。”(页507)看来， 如何处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关系，以达致国家 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个相对平衡的格局，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基本任务。

行文至此，在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精彩作品的同时，又有若干疑问跃上心头。第一个问题与研究的方法论假定有关。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每一个“视点”又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这里 ，“外”是指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概念术语 ；“内”指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是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由外向内看”是指借用西方的理论概念 (所谓“译语”)来观察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上”是指中央以及传递 、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下”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 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谓“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方的政策语言(所谓“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与第一个视点的两种视角相对应，“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则意味着立足社会生活本身，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基层实际出发来考察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过程。作者坦陈曾经历了一个由第一种研究视点向第二种研究视点 转换的过程。《黄河边的中国》可以视为这一转型的一个产物，他要做的事情乃是试图将“译语”与“官语”笼罩下的农村现实“还原”出来，显其本来的样式。

由此产生的理论问题是，“上下内外”这四个维度在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方面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的，还是相互对立或冲突的?通观全书，作者对其处理的方式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立的。对西方“译语”的讥讽以及对 “官语”的批评 ，是作者进入农村调查的一个认识前提。这一批评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四个认识维度之间是否只存在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这值得认真思考。与此同时，尽管作者竭力想摆脱“译语”的束缚，但能否做到这一点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都是值得追问的。在我看来，作者所持的方法论立场与实际分析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例如在解析传统社会关系模式，以及确立农村现代化目标等方面作者显然深受 “译语”的影响。当作者提出要导人新的结合方式——契约组织 ，以及用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来辅助这一农村最为深刻的革命时，不是折射出了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译语”在认识中国现实中的作用呢?

与此相连的第二个问题是 ，如何在传统之树上嫁接现代枝苗，使它结 出理想之果?作者设想的农村合作化道路显然缺乏足够的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撑 ，依靠“外力”，经由“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组织农民，会不会最终导致南橘北枳的命运?当年孙中山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搞革命 、建党，但在新的组织形式中，传统人际关系的烙印依然清晰可见；而且为了保证足够的号召力甚至不惜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做法。这种“悖论”现象在新中国诞生以后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指出(也颇令人“尴尬”)的是，这样一本深入实际生活写出来的好书，本身却是动用传统关系资源的一个结果。作者在调查当中是充分意识到了这一 “悖论”，问题是它会不会导致政策悖论呢?

第三个问题想打一发横炮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民组织不起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农民天性分散，缺乏组织力 ，还是存在妨碍农民组织的体制性因素?导致农民涣散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是不可克服的吗?我们是否应该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在政策上给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一点空间呢?

但愿在2l世纪我们能够获得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感谢曹教授 ，他为我们的探索铺下了一块有意义的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