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我今天讲演的题目定成这样子呢?我想讲一下西方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生成方面的问题。怕有些人误解我的意思，所以选了这个标题。一会儿讲的内容不是简单的行业协会问题。很大一部分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的问题。城市化运动是指欧洲中世纪，9世纪到13世纪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场非常重要的革命。它算是社会革命呢？还是经济革命？不好说。总之是历史影响非常大的一场革命。当时伴随它起来的是城市自治社会，其中行会组织影响很大。这里说的行会不是现在说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我们现在说的词汇，与以前的行会有关系。当时的行会是城市自治社会组织。这种自治社会组织对以后的西方，乃至于对世界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影响巨大。最近几年，媒体上老是在说，要小政府、大社会，要加强社会中介组织建设。社会怎么个大法？政府小了，减少了功能，是需要加强社会组织。且不知我们古代历史上没有这个传统，而且现在很多人对社会组织理解有很大的偏差。不知道社会组织生成的条件和过程。两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民主党派组织的研讨会，内容是怎么搞好社会中介组织。当时在会上，我就对“中介”两个字提出疑问，我认为社会组织的功能不仅仅是中介的功能。中介也不是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自治。当时觉得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自治社会组织的历史渊源，看看它是如何生成的，我们中国人对此了解得很不够。所以就看了很多书，一直在想这件事儿。今天到此给大家汇报一下思考所得。
自治社会组织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能要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兴起说起。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兴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以前我也不太注意这件事情。城市哪儿都有呀。欧洲有，亚洲也有，非洲有，美洲也有。城市，不就是一大帮人聚集在一起，住在一个地方，叫做城市，跟乡村不太一样。有什么奇怪的？后来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很多西方重要的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对中世纪的城市化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分析。比如说马克斯·韦伯、布隆代尔、汤普逊、，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包括像罗素这些人等，都做过透彻分析。只要一分析西方发展史，中世纪的城市化运动是必然涉及的部分。中世纪的城市化运动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非常关键的一章。同时也是东西方及其他的地区政治、社会结构发展很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产生了关键性变异的地方。学者们对城市的起源，特别是对中世纪的城市的起源，它形成的原因，众说不一，有很多说法，是个谜。然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谜，这个谜吸引了我，我也想吸引大家来对这个问题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为了把问题了解得更清楚，请大家注意两个词汇，一个是Power(权力)，一个是Rights（权利）。这两个词在汉语中发音一样，很多人在使用上经常混淆，我今天就用两个英语单词表述。这是两个重要的词汇，后面我会围绕它们结合东西方城市社会发展史作一个比较。
西方学者，比如像布隆代尔、马克斯·韦伯、汤普逊、伯尔曼这些人，他们认为城市起源有很多原因，有马克公社的原因，日耳曼马克公社，也有贸易的原因，还有农奴逃亡原因，逃离封建领主的领地跑到一个地方来聚集起来，还有教区的原因，商业殖民地原因，好多种原因。但是我仔细想了想，我比较赞同商业殖民地和主教管辖是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同样影响城市形成。贸易的发展和建立商业殖民地大大影响了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形成。
我们把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开始到15世纪文艺复兴前这一段时间称为中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沿着海路和河流，还有一些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很多城市。比如说北部的汉撒同盟，还有沿莱茵河的莱茵城市。现在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德国莱茵河去旅游，沿着莱茵河走，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城堡，隔不远的一个城堡。当时因为德国有很多小邦，也聚集了很多城市。南部意大利和法国的沿岸，也有很多，比如佛罗伦萨、威尼斯，一直到大西洋沿岸的荷兰这边，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当时兴起了很多的城市。这些城市呢，构成了以后西方历史发展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些城市的名称，特别北部的一些城市，都是什么什么堡，汉堡啊什么堡。德语的词尾叫做-burg，包括俄国人那个彼得堡，词尾用的是-burg。-burg这个词尾，表示是城堡，有一些城墙，有一些防御措施。
然而仅从防御措施来比较城市的形成机制，还不是很有意义。因为我们中国人也修了比西方厚的多的城墙。再看其他一些地区，亚洲一些地区，包括中亚的城市，还有印度城市，都有很多坚固的城堡。欧洲城市有一个特点，呈放射状，它的围墙随着城市的扩大，总是不断在扩展。另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以主教的所在地为城市中心，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主教城市。大家看这个鸟瞰图，就是俯视图呀，城市的中心都是教堂，城市沿着交通要道向外辐射。城里住的是一些手艺人，还有一些商业区。欧洲的城市扩展就是放射性的，欧洲沿海很多城市的特点都是这样的。比如象法国的里昂、马赛、佛罗伦萨。还有威尼斯，因为它建在海边的一个泻湖上，虽然是水城，但是你仔细看它的水道，还是以教堂中心广场向外辐射的。这与中国的城市构成有很大区别。我们中国的城市都是方的，街道是井字型的，城市的中心是官府衙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之处。
中世纪城市出现以前也有城，比如古希腊时期，有城邦。但请大家注意，那个城邦和现在我说的中世纪城市是很不一样的。城邦是建立在一块块，就像我们贵州云南山区那样的一个一个小平原上的，云贵川管这小平原叫坝子。坝子中间有一个小城，周围有一圈开垦的土地种植农作物，这是一个城邦。城邦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种植，主要是靠农业，或者半农半牧。没有大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只有少量的制陶啊，冶铁，少量的手工业。但是我说的这个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兴起跟城邦就很不一样了。中世纪城市主要的构成是：第一，中心是主教的教堂，其次就是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有人做过统计，在中世纪的城堡，这些城市中间，大概有4/5的是手艺人，1/5的是商人。当然也有的城市不太一样，比如像佛罗伦萨、热那亚，还有威尼斯、鹿特丹这些地方都是商人居多一点。这些地区商人比例也没有超过一半，城里主要还是手艺人。这些人聚集到城市以后，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大部分这些手艺人都是农奴。跑到城市来以后，他们慢慢变为自由人，形成了市民阶级。重要的是他们脱离了氏族性质的社会组织。市民这个概念我们理解是很不够的。我们现在常说市民这个词。报纸上一看：北京市民，上海市民，这样的称谓很多，是吧。现在叫什么民多了，农民、市民、公民很多概念，很多民了。但是这几个民是不一样的。西方所说的市民社会在中国古代就没有。欧洲中世纪这个城市市民的概念。第一个是脱离了农奴身份，是自由民的概念。而且呢，这种城市迅速形成了自治城市，城市治理是以自治社会为特征的。这个关键的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什么自治社会。在我们的基层农村，历史上有一些自治的情况，但结构和生成原因与欧洲是很不同的。我们的城市是皇帝，是中央权力派出者控制的地方，几乎是没有自治组织的状态。我后面会讲到晋商、徽商，中国商帮的组织。那是一些秘密结社的组织，不是一个中世纪欧洲契约式的自治社会。
大家可以看一个照片，佛罗伦萨市。这是佛罗伦萨的大教堂，还有周围的城市的边缘。这不是一个鸟瞰图，是俯视的。我在书上找到一张鸟瞰图，只不过印得太黑了，没法看了。这张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教堂前面都有广场。我们的城市，衙门前是没有广场的，皇帝不许百姓随意聚会的。天安门广场是解放后扩建的，是民国以后慢慢形成的一个广场。在封建王朝的时候，你是不能随便跑到那儿随便溜达的。历史上我们每个城市中间都没有这种城市广场的。而欧洲的城市，你们看这个教堂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巴黎圣母院前面也是广场，很多城市广场。威尼斯有圣马可广场啊，还有佛罗伦萨也有很多广场。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米开朗琪罗广场，这是一个大卫像，这是米开朗琪罗塑的那大卫像，就是所罗门他爸爸。我这不是给大家看古建筑规划图，而是通过城市布局研究城市的政治结构。这是一些小巷，它的一些道都是通向这个广场的，有的广场教堂旁边也建了市政厅，有好多市政厅是和主教教堂挨着的。
城市聚集了很多人。由什么人来管理这个城市呢？什么人成为了城市中坚？我看到很多书上把这些人翻译叫作城市贵族。可我觉得叫贵族会产生很多歧义。中国有没有西方那种贵族的。按什么标准来定义呢？我先权且不说贵族的定义吧。反正这个城市贵族，不是那种靠军功获得，国王封的，有封建领地的那种伯爵、公爵那种贵族。他们是城市中间当时所称谓的“好人”集团，拉丁文叫做（boni hominess），也就是拥有资产的商人。之所以称之为好人、善人。就是那些人有钱来从事公益事业。后来，慢慢的这种人就形成为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来代表城市中间的主要居民来进行自治。而且这个自治过程是跟王权有激烈冲突的，打仗的。不仅跟王权冲突，跟教权也冲突，跟封建领主，周围的封建领主也是打仗的，打了好长时间。所以说市民争取权利的时候，就是Rights，他们是使用了各种手段的。当时市民经常讲，如果可能就以和平手段争取，必要的话就用暴力来争取。事实上每个城市的城市发展史都有过很多冲突。现在我们的历史教学非常可怜，只是通史那么一点点东西。城市发展史是非常关键的，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那时候还很大限度依靠了教会的力量。中世纪的学者，无一不是僧侣。中世纪的这些文人、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是僧侣。包括科学家，像哥白尼呀、伽利略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从教会学校获得知识，获得社会地位的。城市的管理者是依靠商业社团支持的。当时的商业团体也是宗教社团，也是“挂靠”在教会下的。教会对城市自治社会影响也是很大的。希望大家以后学西方历史，一定把基督教的发展史好好看一看。
刚开始的时候，基督教没有实行寺院的管理制度。寺院制度是从东方学来的。虽然实行了寺院制度，却没有实行禁欲制度。只有部分寺院禁欲。整个基督教世界还没有对神职人员实行禁欲主义的制度。尼西亚会议之后开始实行严格的禁欲制度。为什么呢？当时教会获得了很多财产，有很多教徒把财产捐赠给寺院，寺院自己不断经营发展，从而聚集了巨大的财产。主教把自己的财产，让他的儿子继承，会助长腐败。同时汇亵渎了教徒的神圣情感。教徒们会觉得太不合理了。这种现象很多。所以当时大家就研究怎么才能不使教会腐败。尼西亚会议以后想了一招，就是实行禁欲制度，不让教士结婚。不结婚你不就没儿子了嘛！教会管理委员会来继承遗产，来管理这些财产。这个不结婚，禁欲主义，很厉害！破除了血亲氏族的基础，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尼西亚会议之后，教会在很多地区基本上了形成这种类似自治社会的教区组织。表面上结构它是主教教区，上面一直到教皇控制。但是在形成这种结构之前，在日耳曼人进攻的时候，世俗权力的统治者，那些官们都跑了。只有这些主教们，带领当地的一些居民在抵抗，以自治组织的形式抵抗。抵抗最坚决的就是罗马主教，所以教皇就从那个产生出来。大家谁也搞不清是从哪一任罗马主教开始叫教皇了，说不清，西方人也说不清，中国人更说不清了。大概是在尼西亚会议，他们尊利奥一世开始叫教皇。就在这个时期之前慢慢形成了自治制度。这是城市自治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人们不断的殖民扩展。说道殖民，咱们想到的就是打仗。当时的殖民过程，还不全是打仗，有打仗的成分，也有很多商业贸易的发展过程。商人的社会的核心是契约社会。最大的契约就是城市宪章。我们到很晚期才知道宪法是怎么回事。其实早期的宪法是在一些联合会中间的共同约定。在早期马克公社和商人行会，还有很多宗教团体都具有誓约公社性质。大家通过谈判共同约定了，一起遵守一个章程。这就是盟誓。城市宪章，社会团体宪章。就是这样的，它是它自治社会的核心。这种宪章约定往往跟王权的统治者是冲突的，是不一样的。它是维护它本地区和本阶层，本地区一些占主要地位的阶层的利益的，跟王权还是有很多矛盾。
当城市宪章通过之后，它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以至于呢，它会保持于市政厅有三把锁和三把钥匙锁在柜子里头，档案柜里头。有时甚至把宪章镌刻在市政厅的墙壁或一所教堂的墙壁上，甚至镌刻在教堂的大门，和那个柱子上。因为你看，大家到广场外面开会，教堂是主教的地方，广场是商人聚集的地方和城市中间召开一些重要政治会议的地方，这个广场聚集呀，所以聚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到到欧洲的南部的一些城市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著名的广场，都会让你去看这个城市的宪章当时是怎么建立的。这是在我们的城市理所没有的，我们没有这种市民约定。这点大家要非常注意。城市宪章一旦约定，城市居民就变成有权利（Rights）的自由市民，市民权就是这样来的。欧洲法律的构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城市法，就是随着这些自治社会的，城市自治社会的建立，城市法就成了继早期罗马法之后发展起来的非常重要的法律。当时中世纪有一句也是拉丁语的谚语是“城市空气使人自由”。因为周围的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等级制度森严，无自由可谈。而城市里，大家都是跑出来的人，有点像闯关东似的，逃出来了自己发展。是这样一种状态。这些地方政权，城市政权，这个词刚才我用得不太准，就是城市这些政权，小的城镇的一些政权，都是由当地的这些议会，当时还不叫议会，是所谓类似议会的议事团体，来任命一些管理机关、立法机关、法院、低级文官来管理这些城市。而不是王权直接控制，不是国王直接派人到哪个城市里去任命某个具体的官。下边这些城镇市民自己来管理。请大家注意看这个公共广场图片。公共广场有很多市民可以聚会。广场聚会可以触发很多事情。像法国革命的网球场宣言那样。这些我都略过去不多说了。
这时候城市中间形成了很多行会。我们现在把它叫行会，我认为翻译都不是太准，其实应该叫联合会。这个词拉丁语叫做（Universitas）。它的词根Uni就是联合、综合的意思。这些组织因为有行业的特征，所以叫行会。其实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联合起来。行会主要是实现自己的rights。一个人的rights他不是能够自己一个人能去实现的，必须通过组织实现。就像工人的rights必须要通过工会来实现，妇女的rights要通过妇联实现，很多人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才能主张自己的rights。
传统的权力历来是通过王权系统、政府系统来实现的。其实行会不仅仅是手艺人、商人的组织，甚至大学或者科研团体，都是从行会发展起来的。这些行会都是从教会组织形式慢慢发展过来的。我上一次在这儿讲到东西方思想方法的走了两条路，其实东西方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也走了两条路。在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方面，在这个城市的形成和功能方面，东西方差异非常大。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我们历史几乎没有rights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古代社会，中间找不到这个rights，也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城市自治社会。我们历史上强调的是power，是等级power制，等级权力的这种结构。而西方人有那样一个东西。它的最基本的来源往远说呢，是古希腊的自由结社组织的精神。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我一直想了很长时间。这要说得远一点了。我在这里也放胆妄言一次，自己瞎想的，说的不对大家可以批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老讲这个天赋人权。人权，Rights，这个好像是自然就有的。我仔细想了一下，实际上这个Rights不是天赋的。Rights是人给定的。不是自然的、天赋的。而Power这个东西倒像是“天赋”的。这种权力等级制，强者统制弱者的情况，除了在人群中间，在生物界也比比皆是。比方你看牛羊，看蚂蚁，看狼群，各种各样的动物，猴子。他们的power权力的等级是非常清楚的。而Rights在动物界中间是没有的，投票表达个体意愿在动物中间是没有的。人的这种power等级制是跟动物界有关系。看摩尔根《古代社会》，易洛魁人的社群关系， power等级的色彩是非常浓厚的。但是很少看到rights这种东西。我们经常听到原始共产主义，好像大家都排排座吃果果，平均分配。恐怕也不完全是那样，由拥有power的酋长主导分配的成分还是多。就像动物界那样子，为王的要多一点，为臣的、次要的、末端的总要获得少一些。
这里我插进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中国人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实行的是等级power制，等级权力制。这是很自然地延续下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想跟氏族社会有关系，跟血亲氏族社会有关系。我们中国的自然条件，气候、地理，是最适合定居农业生产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在这个方面能与我们相比。看看中国地图，从北向南，松花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有很多的河了，密密麻麻就像血管一样。西高东低，大河向东流。大家去好好研究一下地理和气候，你们会看到，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么适合定居农业的。所以我们在前几千年里，乃至上万年里，我们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然条件相当好，以至于养活了很多的人。经济方面我们一直不落后。我们获得食品很方便。只是到了后面，工业化之后，我们落后一点。但我们这个地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不愿挪动。而我们周围的人，比如伊斯兰世界，中东、中亚的这些民族，都是游牧民族。他们的自然条件适合定居农业的不多。所以游牧民族产生了很多商人。我前两天去了敦煌讲课，特意到了阳关和玉门关看了看。那儿有一个阳关博物馆。在阳关博物馆的墙面装饰上，都是胡人拉的骆驼。我对搞古建筑的设计人员说：你们装饰的对了。这条丝绸之路上很少有中国人走，几乎没有中国人走。都是中亚的商人来运这些货。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是很少出去的。而且你看到了阳关外面有个古董滩。当时阳关关内驻的全是军队和一些官吏，阳关外面是商人住的地方。所以几百年以后，上千年以后，这些商人住的地方没有了。所以他们生活用的坛坛罐罐、家具什么的就成了古董了。为什么商人聚集住在城外呢？因为那些商人都是胡人。
欧洲适合农业的地方就是欧洲的北部，是法、德国、比利时、荷兰这一块。主要是德国、丹麦、波兰这一大块。定居农业的特点就是居民家里养猪。养猪只能适应定居农业的。游牧民族没法养猪，猪赶不走，到处乱跑，不便迁徙。而且猪不吃草，它是杂食动物，要吃农产品的终端产品。所以你看我们汉字的“家”字。房子里养猪就是家。这是咱们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在欧洲，大部分语言说吃“肉”，指的是牛肉，吃猪肉要特意表示。德国人吃肉主要吃猪肉，他们的香肠很有名。还有意大利波河平原、乌克兰的香肠也很有名，那些地区也是定居农业发达的地方。定居农业保留一个什么东西呢？把血亲氏族社会保留下来了。
我们的平原，华北平原，有很多大村子。在飞机上看，或者到村子里看，都非常大。为什么大呢？因为这些村子周围的土地非常的多。完全可以养这么大一个村子的人。有很多土地资源来供这个村子。而在希腊呢？那儿是山区，石灰岩溶岩地形，条件就不太行了。它的城邦非常小，非常非常小坝子（小平原）。几平方公里的小平原，只能养一千来口人。人口稍微一增多，就要向外拓殖。你们看雅典这个地方，古代雅典种粮食都不好。主要种油橄榄树，榨油，靠出口橄榄油为生。所以希腊时期，人口一增多，就向地中海沿岸大规模进行海上拓殖。向欧洲南面几个半岛，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伊伯利安半岛。这些地方山区多，没有多少平原。就意大利有一点，波河平原那一小点。当时向地中海沿岸拓殖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海上拓殖马上就引出来一个问题。在氏族社会中间，人们重视族内的血亲关系。总是先让自己族内的人先获得利益，而对没有血亲关系的人呢就要差点了。但是在海上拓殖的时候在船上发现一个合作问题。人们会发现“有用的同伙比自己的亲属更重要”。比如说在一条船上，有一个舵手不是我这个氏族的人，但他会掌舵，熟悉航路，而我不会掌舵。我的弟弟呢，虽然是我的血亲，他也不会掌舵只会吃。怎么办呢？我就得跟这个舵手合作，让度一部分利益，与他合作。这样就形成了契约关系，Rights这时候就出来了，双方要有对等、适应的权利义务。
海上拓殖最大特点是船随风走，船的容量有限，不能保证整个氏族的迁徙。也就是俗语讲的：随波逐流，各奔东西。顾准先生讲过，我们是牛车文明。我们很少有民族迁徙，而是整个氏族迁徙，或者是士族迁徙。某个大姓，在氏族迁徙时，连爷爷带孙子一块全搬走了。迁徙之后这个氏族社会的关系与结构不会被破坏。而欧洲人的迁徙，家族社会常常被打破了。欧洲人经常奇怪，中国人的姓氏，怎么过了上千年，还能倒来倒去，倒到那个省那个县那个村，还能接上关系，家谱能续下来。他们的那个约翰、亨利呀，早都找不着祖先在哪儿了，根本没法续家谱。
氏族社会一被打破，强调“rights”的这种合作就出现了，人们就有了契约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的人强调自由结社的组织精神，是在于他们的在拓殖的过程种产生了变化。非常重要的变化。刚才讲到欧洲中世纪城市兴起的时候，支撑那些商业团体合作的，也是这种自由结社精神。德国人西蒙勒讲过，：“这项运动，就是城市化运动，是一个经济革命，而我认为比任何后来的革命都更为重要，甚至比文艺复兴运动和印刷术的发明，和罗盘针的发现，或者比19世纪的革命和由此产生的所有产业上的革命，就是工业革命啊，都更为重要。因为后来这些革命只是12世纪到13世纪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化的从属后果而已。”
今天我讲这些，是提醒大家注意研究这些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大家比较注意文艺复兴以后的事，科技上的革命呀。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没有前面的城市化运动，后面这些几乎就不可能出现。比如说当时的佛罗伦萨，我还专门看了一下佛罗伦萨史，佛罗伦萨有七个大行会，有大概四十四个小行会，这是把七个大行会罗列了一下，大家以后可以研究一下佛罗伦萨史，比较有意思。
行会的出现是适应城市化发展的结果。行会结盟是广泛的。我先举一个行会的例子。当时欧洲最早的有两个大学，一个叫波伦亚大学，在意大利。还有一个就是巴黎大学。这两个大学很不一样。先说这个波伦亚大学。波伦亚大学原先是个教会的法律学校。有一帮求学的学生组成了一个Universitas（拉丁语），与现在大学的词根是一样的，就是联合会的意思，社团的意思。在此之前，学校都是怎么教学生的呢？是一个老师或一两个老师带一帮学生。跟我们的古代很相似。孔子就带孔子的学生，他不会带韩非子的学生，当然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了。假设这个墨子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我的学生，孔子的学生就学孔子的，墨子学墨子的，决不会学别人的。当时呢，波伦亚的很这个学生联合会呀，他们也交费请老师。他们希望在自己花钱请到不同见解的教师来教他们，建立这么一个学校，这样子就有了这样一个波伦亚大学。前身是个法律学校，因为法律界当时有很多各执一方观点的学者。学生们觉得这样学习在应用方面是有意义的。既然是我们学生掏钱嘛，我们就要听很多老师讲课。这样就打破了一个教师带很多学生的程式，从此综合性大学就出现了。但是当时是非常非常原始的，以至于原始到什么程度呢？学生挑老师，老师可能上了两三天课，这学生可能说我不愿听你的，你走人吧，那老师上了不到半两月就走人了。一个老师连一个学期都教不下来了，由学生摆布。后来老师们急了，老师也搞了一个教师联合会，就是教师行会。他们与学生行会开始进行谈判。最后，主教出面了，他们决定由他们签发的毕业证书才有效。教权控制的学校。但学校的师生自治的形式有很大程度保留下来。谈好了才把这个课上下去。所以我说，北大这个教改，参考参考这个中世纪大学发展过程可能不无裨益的。
早期巴黎大学是主教们控制的。这时期的学校都是从教会学校发展出来的。都是些不满意教会学校僵死的教育的学生闹的，但巴黎大学很快被教权控制了。巴黎大学的第一方校印，1252年，刻的中世纪拉丁文，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Parisiensium，“巴黎师生行会”。到了 1261年才改名叫巴黎大学。原来叫巴黎师生行会，就是教师和学生两个组织对掐了很长时间，结果是以后大家联合商量办事。后面的布拉格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牛津、剑桥，很多大学，都类似上述学校的发展过程。
现代大学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这些学位是模仿中世纪商人、手工业同业行会的成员等级而确立的。行会的成员等级分为三等：艺徒、会员和师父。有很浓厚的行业色彩。我们讲这个大学的这个词－universitas联合会，大学就是这样的团体。大家注意这个词，很重要。当时，它是一个罗马法的术语，是具有法律人格的联合会，现在的术语就是社团。
我再举个科研方面的例子。上次我讲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问题。17世纪的英国，有一个格雷山姆这样一个商人。他很有钱，但是没儿子。死之前，他立了一个遗嘱要用遗产办一个格雷山姆学院。这个学院所教授的课程与其他大学不同。当时，中世纪的大学里教所谓七艺，前三艺是拉丁文、修辞学、逻辑，后四艺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还有神学是主要课程。这个商人，格雷山姆的遗嘱上说，除了教这些课以外，还能不能教一下望远镜怎么使用，六分仪怎么使用，能不能教一教一些有利于航海的技术。遗产是拿来干这个事情的，不仅仅只是教神学所用的。他没有让主教去执行他的遗嘱，而让伦敦市政厅和商会来执行。那么伦敦市长执行了这个遗嘱，请来了最优秀的人组建了格雷山姆学院。威尔金斯、胡克，以至于后来牛顿、波义耳这些人，都到这个格雷山姆学院来了。后来国王的近臣发现在伦敦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国王把学院改成皇家学会。虽然改成皇家学会，但实际内部管理机制还是用商会和市政厅那套自治社会的管理机制，管理着皇家学会。近代史上，大量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造，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都出自皇家学会。这就是皇家学会的历史，就是这个行会，自治社会发展的历史。海峡对面，法国也有个科研中心－巴黎科学院。法国巴黎科学院是国王付工资的，他们一些研究项目就是让皇家喷水池怎么喷的更好看一点。反正都是讨皇帝的喜欢，皇帝想要要干的事情，他们都去研究。所以他们的研究就很局限，很窄。路易十六之后，法国革命了，一度这个学院被取消了，到了拿破仑时期才大大被改变了，因为拿破仑要打仗，拿破仑要改变这个事情，拿破仑自己当时他还兼了巴黎高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兼了巴黎高等工业学校校长。这些工业学校都是为战争服务，所以功课专业才得以进入大学。
大家看到了，这个自治社会对科技的发展促进是很大的。大家知道大学里的工科专业，理工科专业，原来是根本没有进入大学的。大学里的是教神学、修辞学、法学这些东西。怎么进入大学呢？就是在这个皇家学会的处置下，而且也是由于拿破仑战争不断的技术的发展。巴黎大学有四个学院，后来加进一个药学院。这个医学院就和药学院顶着干，坚决不授药学院的学术职位。药学院就跟个行业协会似的，都是一些做药的人。而且当时假药很多，弄得药学院老抬不起头来。最后呢，还是通过很多次的斗争证明了，你医生治病最后还是得和药打交道，和制药工业打交道。药学院的作用显示出来了，由国家支持算，是第一个进去大学的工科专业吧。可是英国呢，技术发展比法国早的多，但牛津和剑桥也是坚决不让这些技工学校搞工科的，玩车轱辘的，跑到大学里来。坚决不干。但是技工学院做出很多非常漂亮的事，使数学教授们不得不叹为观止，最后工科专业也终于进入了牛津和剑桥。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其它地区的城市，中东的城市都是比较低矮的房子。阿拉伯社会是一种power，权力社会体制，没有rights，没有盟誓公社的形式。他们用很强的权力统治城市，是非常庞大的军队驻辖地。城市中心是军队和皇帝派出的总督驻辖地，不允许随便聚会。城市是这样的，没有聚会的地方，就没有自治社会。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拉丁美洲。我是指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之间的地方。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领的这些地方。当时大部分的城市都是以军营为中心，都有炮台，大家到那去旅游都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他们的军队驻扎在自己的城堡里，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印第安人，防止受到袭击。那些地方也没有什么像南意大利这种自治社会的组织。它有教堂，但是教堂都盖在城堡里头。以至于你要到巴西，你看看巴西、玻利维亚，南美的很多城市在地图上，都是某某某上尉堡，某某某中尉堡，都是这样标有军衔的地名。基本是武装占据的，实行这种权力式的城市。几乎没有我刚才说得这种欧洲中世纪这种自治社会的出现。
在北美的情形就很不一样。英国人和荷兰人，还有一部分法国人新建的这些城市，他们继承了欧洲自治社会的传统。而且城市是不断扩展的，边界是不断扩大。要说自然地理条件，当时针对适合于当时的拓殖者生存来说，南美洲更好一点。气候呀，种植条件，都比北美还更好一点。可是呢，现在看北美和南美发展史，大家看得很清楚，北美就发达多了。自治社会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当然我说自治社会并不是说没有power了，始终这个power，王权呀、政府始终是存在的。我是在很多事情上政权要与自治社会协调发展。今天老讲小政府大社会，你把政府缩小了，那些事儿谁来管呢？你得有东西撑着这个社会呀，自治社会就可以撑着。
顺便讲一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国家需要有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一般是国有的。可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却是12家私人银行组成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美国原来没有中央银行。1907年以前，只是有一些私人银行，比如说摩根呀，还有其他几家银行，他们都是私人银行。当时摩根是最有钱的。1907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找到摩根，对他说，你得投资呀，你们银行家如果不投资，不输血，这个社会就要塌方了。经济上就要更萧条了。摩根就把11家银行的朋友找到他家，要求他们投资救市。摩根让保镖把下面的门都锁了，让这些人坐在楼上，说你们不签约，就不要走。把这11家银行憋了一天。最后大家不得不签了这么一个约。大家一共出了2500万美元救市，摩根在其中出了500万美元。挽救了美国岌岌可危的经济。救下来之后，摩根就跟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不能老用绑票的方法把大家弄到一起干预国家经济吧。最后想办法使这12家搞到一起，搞了这个联邦储备银行。集中起来，把钱集中起来，调整国家货币政策来用，这就是联邦储备银行的生成经过。虽然是国家的，很重要的金融power，它组成的集体带有很强的自治社会的特点。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家族。很多人都认为金融投资是跟权力挂在一起，钱跟权挂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犹太人始终没有掌握政权的。犹太人在欧洲，在中世纪以后，一直就没有权力。但是他们经营的银行却很发达。为什么他们搞得这么好呢？他们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就是国家碰到困难，社会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利用他的聪明能力，能干的分析能力，利用自治社会组织的杠杆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银行刚开始也是带有自治性质的。包括在自治社会中间的低级税率，就是这个最末端的税收，银行、股份制公司都跟自治社会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是在荷兰、鹿特丹、还有法国的尼斯、意大利的威尼斯，在这些港口城市不断发展起来的。罗斯柴尔德的例子原来我讲过，普法战争的时候，法国被打败了，法国要还政治赔款。罗斯柴尔德出来说，我替你还一半。但是法国北部的矿山我来开采，法国人当时同意了。他开采北部矿山赚的钱比他替法国赔款还多很多。趁人之危。
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题目？我认为当前中国面临五大问题。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中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化运动。十几亿人的城市化。这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我建议大家看一看布隆代尔的《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他讲了很多西方城市化的过程和缘由。还有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也讲了很多。当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整个社会结构将大大的改变。我说的改变不是管的吃饭穿衣服，或者居住条件、收入工资，是政治结构大大的改变，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家要仔细考虑一下的。这种自治社会的呼声是很高的，我不是说自治社会代替了全部的power的这种结构，政府权力结构。但是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这一步，这方面的研究而仅把当作社会中介组织是不够的。这个布隆代尔说了：“每个复苏时期都有两个赛跑者，国家和城市。（我把它叫做“power”和“rights”），通常是国家赢了，于是呢，城市隶属于国家，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欧洲最初的城市繁荣的奇迹在于城市遥遥领先，赢得了这场比赛。至少在意大利、佛兰德和德国如此，（佛兰德就是比利时和荷兰这一块）相当长的时间内，城市充分体验了独立生活。这一重大的起源还没有研究清楚，但是它产生的重大后果十分明显。”起源没有研究清楚。我今天在这里说起源，布隆代尔说，虽然欧洲突然这么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市化运动的起源搞不清楚，但是它产生的重大效果是很清楚的。我认为他们没研究清楚是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参照系。要有两个以上参照系呀。对照看看中国的这边就清楚了，看看中国怎么回事。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自治的市民社会组织，我们农村即便有些自治也是受氏族社会影响很深的，血亲氏族社会的色彩非常浓厚，跟这个西方不受氏族社会影响的城市市民社会组织是很有很大的。我们中国人在管理国家最重要的人是“士” ”。上次讲东西方思想方法观我说到我们跟西方有个非常大的区别。在早期的，就是古代的时候，当人们开始能够记住历史的时候，有一种官吏叫书吏，就是写字的。这种人是最接近权力拥有者的，接近祭司，近军事贵族。为什么呢？他们能书写，因为当时字都是象形文字。在西方，字母化了之后，书吏阶层一下子就没饭吃了。当时书吏职务还是父子嫡传的，因为最好的资源是不能让别人继承的，让自己的儿子继承最好。氏族社会的特点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书吏阶层一直保留下来了。识字不识字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槛了。在中国，知识分子是整个官僚群体构成的最主要部分。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句，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老说我们历史上国家不重视知识分子，那是胡说。中国是最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中国的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充当。除了王朝更替的时候，有一些军事贵族占据一些职位。像什么张飞、关羽这样的人，暂时当两天军事贵族，用不了几天全部权力都得交给知识分子，交给仕来管。
说个小例子吧。故宫，天安门有五个城门洞。中间最大的城门洞，只允许一个人出入，那就是皇帝。还允许一个人一生进去一次，允许一个人一生出来一次。允许一个人一生进去一次的是谁呢？皇后。迎婚大娶的时候可以从中门进去。出来的是谁呢？状元。别人右偏门皇亲国戚，左偏门文武百官。这还不重视知识分子吗？还怎么重视你呀？这里说的知识分子就是士。你看士、农、工、商里，农、工、商有这个权利吗？其他阶层始终是受贬抑的。总是知识分子在掌管大权。汉朝的盐铁官营，就是当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仕就出来了，控制重要的经济资源。历朝历代都是由官来控制，由士来控制。由官来控制。在中国古代，商人争取这种rights，几乎成为不可能。像后来有了大运河，有了这样一个包括重要的经济资源全部都控制在官手上。他这个管理结构是power式的。
咱们上次也讲到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再重申一下。曾国藩当时平定太平军以后，他也看到了船坚炮利，他也看见了机器之厉害，是不是？他并不是说把这些束之高阁，他也想用。怎么办呢？但是这些事情交给谁来经营呢？是交给官来营呢？还是交给民来营？也就是交给商来营。他想来想去，他觉得不能让商来营。让商人来经营就会产生自治社会，产生一个所谓的第三等级、平民阶层、市民阶层，到时候就会跟你与皇帝论短长。这件事还得交给最忠于皇上的那些士，也就是官来经营。交给我们读书人，什么左宗棠啊、张之洞啊、李鸿章啊，让他们来经营。洋务运动，大家别光看重那些官僚睁眼看世界。那实际是一场官营运动，它跟城市运动比起来，是一种倒退。那些仕经营的企业没有一个不赔本，没有一个不贪污，全部垮台，就是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来看跟它几乎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萨摩藩、长州藩倒幕之后，也出了些领导人。大久保利通呀、西乡隆盛呀、伊藤博文这些人，他们没有直接去经营这个国家的商业。他们革新成功以后，没有一人当个大资本家。反过来把这些重要资源交给谁来营呢？交给了那些倒幕时期的随军粮草商人，什么三菱、三井、川崎，交给岩崎弥太郎这号人，让他们去经营。这样国家就发展起来了。日本跟西方不一样，日本是直接把这些国家资源交给三菱、三井、川崎这样的财团，是通过power直接给他们的，所以形成了这种日本特有的大财团特色。这种结构也很有意思。大家看社会发展，一定要看它怎么长出来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日本发展很快，它的资本主义工业很快就发展起来。这就是“以政带工”与“以商带工”的区别。
现在的官府下去了解情况是用调研的方法。你想想，你是一个官，要去下边调查一个事情的话。你再调研，你有商人直接用皮肤去感觉的那么深吗？是不是呀？你调研三天，你调研一个月，你也不如人家直接做事的那些人最明白呀。你去调研农民，了解他的痛苦。你去当他么二十年农民试试，就知道了。他的痛苦比你知道的多得多，是不是呀？你调研得出来吗？只有他自己组织起来，他用自己的经历来表达他的诉求，比你替他来说要强的多，要准确的多。
这就是自治社会的道理。我们是等级power，核心问题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过（我不指现在啊，不要给我扣帽子）没有rights。没有表达、主张rights的那种组织。重要的原理是，rights这个要通过组织来实现。我们也有些组织，比如帮会、晋帮、徽帮。我讲了，关公崇拜，哪天我建议你们找胡小伟先生来讲一讲关公崇拜，他讲得不错，把这关公研究透了。
我们很多行业协会是二政府协会。充斥了各级退休干部。有的协会30几个退休的副部级干部。全都是退休的官当了协会的头脑。它们不是企业或商家自己组织起来的协会。所以没有生命力
一个协会要有哪些基本的功能呢？第一个要有内部谈判的功能。自治怎么治啊？大家坐在一起打哈哈，聊聊天就自治了？虽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会员之间还是会有不和谐的地方，有各种冲突。这就需要内部要有很好的谈判机制，有话好好说，有什么话先说出来。是不是？有博弈才能综合。我举三个臭皮匠的例子说明这个道理。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甲臭皮匠买皮子，乙臭皮匠缝皮子，丙臭皮匠卖皮货。三个人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互补，凑到一起就是诸葛亮水平，大皮货公司。如果三个臭皮匠都是缝皮子的，或三个都是卖皮子的，和在一起就是格大臭皮匠，不可能有诸葛亮的水平。同时还可能产生负效应，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反到不好了。这种协会就自治不了了。内部谈判是一个综合过程。内部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妥协的过程，妥协对自治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功能是制定原则与标准。实际以前的宪章就是原则。大家讨论以后，确定标准，方可准确行事。可以根据这个标准检测认证会员的行为和产品，甚至公证或树立优秀品牌。现在一说什么是好品牌，就是上电视台拿广告费堆出来的。那种品牌，没有根基。优秀品牌首先应该是在你自己行业内受到同行的尊重和认可。比如一个建筑品牌，建筑协会的会员，大家都去看看你盖房子盖的怎么样。都是内行，再加上使用者的评判，综合起来，才称上是一个好品牌。其中，行业协会对会员企业的认证和公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这个，现在行业协会，由于不是自组织的，落魄的二衙门，只会发牌子。你给我钱，我就发给你优秀品牌的牌子，你就是中国最伟大的企业。那不是瞎扯么！是不是啊？这件事非常重要。
再有就是培训的功能。我们现在经常把一般教育与培训混为一谈。我认为一般的教育，是解决一般的、普适的问题，而培训是解决特殊的问题。一般教育解决一些常态的问题，而培训解决综合适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素养，由一般的教育来完成。我们讲准备，则由培训解决准备。假设我们准备登山、准备去钓鱼。要登山我们准备登山鞋、绳子。准备钓鱼我们就要准备鱼杆呀、水桶这些东西。培训是解决学校毕业以后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到了深圳看到有清华研究院、北大研究院，包括香港科大等，很多研究院都看看。深圳这个新兴城市非常需要培训很多的人适应经济发展。这些人希望大学能帮他们的忙。我后来发现现在的大学教师作不了培训。培训的人要在一线干过的，要掌握一些最新、最清楚的信息，这样的人作培训才行。学校的教师只是把原来在大学教课重教一遍，那叫什么培训？吧基础课重教一遍是根本不行的。刚才我讲了格雷山姆学院为什么要教那些新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北大教改，要搞末位淘汰。我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说你首先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其次是怎么教？后面才是谁来教？最后才是给老师多少钱的事。老在琢磨给多少钱，是不是教改的方向？培训这个事情在中国开展的还不是太好。培训搞得最好的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得适应性非常强。协会要组织第一线的优秀的企业里最了情况的人，来做培训老师。
再下来一个功能就是搜集交流信息。一线信息从哪来呢？从协会来。而我们现在的协会是没有这个能力。自治社会中间的信息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比官府派来的人更明白，就是他接近一线信息。图书馆要被快速的大量的数据库所冲击。当然图书馆也是很重要的事了。那么这些交流信息从哪来的？各种协会将会带来很多一线变化的信息。
协会的功能再下来就是与外部的行业谈判。我举个例子就是这回SARS出来了，餐饮业倒霉了，没人敢去吃饭了。可是餐饮业的对头是谁呢？是房屋租赁业，租房子那伙人。餐饮这儿都没人吃饭了，租房子的一分房价也不减，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不调整个行业就完蛋了。如果餐饮业协会与房屋租赁业协会谈判，同时向政府建议。最后把房租减下来，这样就平衡了。是不是呀？包括很多行业之间，有上游行业有下游行业，有做得顺利的不顺利的。国家的扶植政策、调整政策靠什么？靠你整个协会来进行调整。谈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功能。很多的组织在作这个事情，教育、组织、纪律是冰山下的4/5，非常重要的。这个外部谈判，对媒体进行公告，解决相邻的行业中间的一些问题，协会是最有说话权的。现在有一个协会，大家非常重视呀，就是消协。买点东西有毛病了，就去找消协，一不行就要找消协去。消费者协会代表了你的rights，它可以替你在媒体上公告。经常宣扬一家伙，谁谁怎么了。。。消协就公布这个，哪个不合格了，谁的质量又不高了，谁又赖帐了。了不得，很厉害。
关键还是跟政府谈判。税收和一些政府的行业扶植政策要与行业协会谈判之后再确定，就会科学得多。税务局也只能靠调研来了解各行业的发展的情况。一大堆的报表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只有在第一线的人他是最清楚的。联合起来，通过协会来与政府探讨、谈判，来决定这个调整税收政策。是最积极、最有效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参与、制订扶植政策。
协会对银行投资业有利。投资者需要了解行业中间的很多信息。了解企业的资信度怎么样呀，特别是那些创业企业。是不是啊？怎么办呢？行业协会可以帮助银行评估这个企业的综合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银行业老是找不着北。这个钱呀，要不攥在手上全捏死了，要不撒出去就拿不回来了，全是坏帐。就像朱德说的那句话，像抓了个麻雀一样，一撒手飞了，一使劲捏死了。这种事情协会可以帮助他。
行业协会另外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自律。自治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自律。大家都是同行，都明白，自己制订的规矩约束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比政府派一个人来约束，有的时候还好。这个大家可以看温州的这个打火机协会呀，温州的这些协会，它的自律非常好。不能因为一个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是不是呀？大家做事情，要有一个共同宪章，要讨论很多具体的约束标准。比如我们这样伙人要到云南去旅游，有人要住五星级饭店，有人要住最普通最便宜的招待所；有人要坐飞机，有人要坐火车，是不是？有人要游十天，有人一天就够了；有人要逛庙，有人要逛风景。那就在一起，要保持整个团队不散的情况下，大家在一起讨论，就要制订纲领，就要作妥协。这妥协之后大家互相监督。要保持团队的整体行动的话，你不监督、不自律，结果到处乱跑，这不就搞砸了锅了吗？自律有时候比这个他律的约束力还强，比这个政府的约束力还强。现在我们有很多假货呀，盗贼蜂起呀，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呀，老说人心不古。把大家都送道德学校回炉吗？不行的，你也回不了这个炉。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协会进行自律，因为大家的利益在一起，逼得大家都要互相监督。
关键要给协会平等的权力，rights。现在我们的这个二掌柜的现象非常多啊，退休了还要管人家。所谓搞调研，弄好多费用要企业报销。其实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行业和企业的现况，也无法了解。我讲个中国古代老讲的一个故事：铁匠儿子张小泉。我的孩子上幼儿园买的这个小册子。铁匠有个儿子叫张小泉。有一天铁匠对儿子说：“你去自己挣一吊钱给我看看好吗？。”张小泉一想，这有什么难的呢？他就出门了，碰见他姥姥，问他：“你干嘛去？”他说：“我爸让我挣吊钱去。”他姥姥说：“嗨，费那事干嘛呀？我这里有吊钱你拿走吧。” 张小泉拿给他爸爸说，我挣了一吊钱。他爸顺手把铜钱扔到洪炉里了。张小泉站着那儿跟个没事人似的。他爸就说，这吊钱肯定不是你挣的，你说这钱是谁给你的？小泉说是姥姥给的。铁匠说你能自己挣吊钱。张小泉答应了父亲，就出了门了，在外面打了一年工，爬山涉水，累得要死，到年里挣了一吊钱回来了。把钱给他爸爸说，我挣了一吊钱。他爸爸又一下把钱扔到洪炉里，这铁匠儿子张小泉抢上去一把，用手把洪炉里的铜钱给抓出来了。铁匠知道了，这钱是张小泉自己挣的，他受了千辛万苦不容易呀，所以才舍不得。自组织的协会与二衙门的协会不一样，就在这儿呢。前者关键是知道挣一吊钱不容易，另外它也有挣这吊钱的能力。二衙门的协会既不珍惜一吊钱，也没有挣钱的能力。那些所谓搞调研的人没有这个能力，作不了这个事情。
上次在北京图书馆讲演，有一个人提问，说我们现在这些市长都是组织部任命的，都是官。以后商人能不能当市长？我说那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一个商人的品格和能力以及各方面都很好的话，为什么不呢？再没有其他的劣迹的情况下，这个很好的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呢？你看香港，董建华他们，这些人都做的很好，其他人未必能作得比他们好。我说，我们中国只要有了很好的商人，有了有公益心的商人，有什么事情作不好的呢？他们能力会很强，可能还会做的很好。但是这种机制商人能够冒出来吗？只有在很好的协会自律的情况下，约束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很好的领导人。很多人把行业协会称为社会中介组织，仅仅把它局限于中介二字是不对的，只上传下达是不够的。对于一个社会组织，具备自治能力是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些东西呢，也只是蜻蜓点水的给大家说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