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C.斯科特是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他以研究农民问题而著称，其有关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6）、《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1992）。而“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就是贯穿于这三本著作的核心概念，并体现了作者对农民政治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推进。一定意义上，正是斯科特为底层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并为人们理解农民反抗和农民政治提供了极富洞见的分析视角。
斯科特的这三本著作都是以前资本主义下的东南亚村庄为研究对象，他关注的东南亚农民都是社会地位底下的小农。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斯科特开篇就借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表述了农民的生存边缘位置：他们长久地处于一种“水深齐劲”的状况中，即使是细波微澜也会导致灭顶之灾。正是这种特殊的“生存境况”决定了农民独特的“生存伦理”。斯科特在通篇的内容里不厌其烦地强调了这种“生存伦理”的道德意涵，而且他对于农民反抗的研究也正是紧密地建立在农民的生存伦理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剥削与反抗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卡路里和收入”的问题，而是农民关于社会正义、权利与义务及互惠概念的问题。农民对于“剥削”的定义是有其自己的标准的，他们所看重的并不是“被拿走了多少”，而是“还剩下了多少”。对于农民而言，地主、放债者或国家从来就是索要者，而他们的索要经常违背了从文化意义上确定的最低生存标准。在具体的分析中，斯科特十分注重探讨在农民的感受中这些索取“什么是可以忍受的”和“什么是不能忍受的”。而且，他将农民反抗的本质视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反抗，即旨在恢复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防御性反应，而不是希望籍此提升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农民运动也因而被认为具有“向后看”的特性。在这本著作中，斯科特阐明自己始于经济学领域的对于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而最终达到的是对农民文化与宗教的研究。实际上，从“道义经济”的文化伦理的角度来探讨大众反抗并非始于斯科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生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文中就曾从道义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了19世纪的工人阶级反抗。不过，斯科特则最为系统、最为深入的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对一系列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
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之后，斯科特沉寂十年之久，又相继推出了《弱者的武器》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这两本农民研究的经典之作。这两本著作虽然仍是对东南亚小农反抗的研究，但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确切地说，《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还主要停留在对于那些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和造反运动的研究上，这种研究与传统的农民反抗与革命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研究仍然将“农民”看作一种千篇一律的、同质的抽象整体，从而使我们根本无法洞悉和观察到那些富有个性的农民个体究竟是如何反抗的。而且，正如斯科特自己所言，像这样的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从属阶级而言从来都是很奢侈的，就其真正发生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也是相当稀少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的考虑，斯科特在后两本书中转向了对农民反抗“日常”形式的斗争的研究，从而为农民反抗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在这样一种研究视角下，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千姿百态、缤纷色彩的农民反抗的鲜活图景。
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斯科特指出，与那些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所谓“真正的”反抗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试图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斗争。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逃、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之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自助的形式；而且，它们也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在斯科特看来，正是这类琐碎的、细微的日常反抗实践构成了理解农民最为有效和最有意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农民正是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斯科特虽然极力地展现这些日常的反抗形式，但他并不拘囿于对这类反抗的单纯的描述。他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正是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而且，他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即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其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从属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斯科特不仅讨论了反抗和阶级斗争的这样的重要主题，而且也探讨了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不过，这本书从总体上看，还主要是着眼于农民的日常反抗实践的研究，而且它对于意识形态支配以及支配与反抗之间的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的探讨还是比较初步的。
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一书，则可以视为是对这一议题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这本书的一个中心要点就在于其有关“隐藏的文本”的讨论即作为底层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是如何被创造、保护和阐释的。首先，斯科特区分了“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他认为，如果从属群体和支配群体公开互动时的表现可以称之为“公开的文本”，那么，双方发生在后台（offstage）的话语和行为则可称之为“隐藏的文本”。然而，“公开的文本”只不过是支配群体与从属群体公开遭遇时所呈现出的“部分文本”（partial transcript），它并不能讲述有关权力关系的完整故事。因为，在权力负载的情境下，“公开的文本”通常具有强烈的“表演性”，并且伪装与监视之间的辩证法（权力的监视越凶险，伪装的面具则越厚实）扮演了其关键角色。同时，从属者和支配者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公开的文本”很大程度上是双方达成的一种“沉默的共谋”的产物。支配者表现得威严有加，而从属者也表现得谦卑有礼，双方游走在前后台之间，不断试探对方的边界。与“公开的文本”不同，“隐藏的文本”则是由后台的言说、姿态和实践所构成，它躲避了权力的直接监视和掌控，因此，它要表现得更为自然、真实，甚至会与“公开的文本”截然相悖。更为重要的是，“隐藏的文本”的存在表明，从属群体在屏幕之后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自主的社会空间，并通过自身独特的文化和实践形成一个属于自身的底层政治生活和底层意识形态。斯科特对“隐藏的文本”的研究实则反映了他对从属群体的社会意识的重要性的强调，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农民文化能力的承认和尊重。在他看来，“隐藏的文本”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产品，它生成于从属群体所栖身的文化框架之内，而且，这种底层亚文化本身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精英阶级的主流文化也很难穿透它。因此，通过弱者的“隐藏的文本”和权势者的“隐藏的文本”的比较，以及这两种“隐藏的文本”与表达权力关系的公开文本的比较，将更有助于我们得以理解和洞悉支配与反抗之间的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现在我们对斯科特日常反抗理论进行一个初步的归纳。正如文章开篇所言，“生存伦理”、“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构成了斯科特三本著作的核心概念，那么，这三个基本概念是如何共同建构一种日常反抗理论从而达至对底层政治（infropolitics）的理解呢？“生存伦理”，虽然凸显了斯科特对农民反抗的文化与宗教因素的重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实质上也表明了对农民政治的研究绝不能忽视其物质因素。如果忽略农民反抗中的物质自利性质，就会忽视农民政治的决定性背景，也会忽略掉大多数低等阶级的政治。换句话说，文化固然很重要，但物质因素更基本。在这个意义上，斯科特所持的仍是一种唯物论。“弱者的武器”，也即斯科特所说的各种形式的日常反抗，而且，他所特别强调的是反抗的行动和实践及其累积效应，正是在这些日常的反抗实践中，农民经历和体验了作为阶级的存在。“隐藏的本文”，既是权力支配的产物，又是底层群体亚文化产品。斯科特通过发掘从属群体的隐藏文本、阐释从属群体的异议亚文化，进而寻求底层政治的建构。由此可见，斯科特对于反抗的探究始于物质层面，然后进入到实践和行动层面，最后步入意识层面，层层推进，不断升华，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维系。于此，斯科特实际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支配与反抗”的理论框架。在此，我们做一个基本的概括。首先，斯科特认为存在三种基本的支配形式：（1）、物质支配（material domination），主要是指诸如谷物、地租、劳力等的剥削；（2）、身份支配（Status domination），主要是指对农民的羞辱、侮辱以及对其尊严的攻击；（3）、意识形态支配（Ideological domination），主要是指统治群体将奴隶制、农奴制、种姓以及特权正当化。然后，他又区分了两种基本的反抗形式：即公开宣称的反抗（公开反抗）和伪装的、低姿态的、未宣称的反抗（日常反抗），前一种反抗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关注，而后一种则构成了底层政治的领域。最后，根据这三种支配形式的划分以及两种反抗形式的区分，斯科特进而建立了一个“支配与反抗”之间互动的类型学，从而显示出在不同的支配情境下，底层群体可采用的两种不同的反抗形式所各自具有的策略、技术特征。具体而言，在物质支配下，如果采取“公开反抗”则表现为游行示威、罢工、土地入侵、公开反叛等形式；如果采取“日常反抗”则表现为偷窃、逃跑、装糊涂、开小差等形式。在身份支配下，如果采取“公开反抗”则表现为通过姿势、穿着、言语公开宣称自我价值，对统治者身份象征的公开亵渎；如果采取“日常反抗”则表现为有关愤怒、冒犯的隐藏文本，复仇的寓言、嘲弄谣言等形式。最后，在意识形态支配下，如果采取“公开反抗”则表现为公开的宣传平等、革命的反意识形态或者公开否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如果采取“日常反抗”则表现为异议文化的发展，如千禧年宗教、民间宗教、绿林好汉和阶级英雄的神话等。
斯科特的日常反抗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受到了高度赞誉。正如任何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思想一样，当它获得高度评价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强烈的批评。
大致而言，针对斯科特的批评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认为，当斯科特将那些诸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等这样琐碎、细微的斗争形式都视之为“反抗”，那么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什么是反抗，什么不是反抗”将变得更为模糊不清。还有一种批评则以一种福柯式的后现代语调诘问到：既然反抗无所不在，是否存在解放的可能呢？这两种批评很为切中要害。称其“切中要害”，并不在于其批评之精准，而在于这两种批评为我们理解斯科特笔下的日常反抗提供了十分合适的切口：前一种批评有助于我们从正面来理解日常反抗；后一种则有助于从反面来理解日常反抗的深刻意义。第一种批评实质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情境下农民的行为可以称之为反抗？首先，对斯科特而言，他实际上并不打算给“反抗”下一个标准的定义，因为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并在于如何精确地定义反抗，定义只是一种分析性工具并且其自身没有终结，就他的目的而言，更准确的陈述在于：什么是真正的反抗行动。因此，在书中他以反抗包括一个行动系列的形式下了一个定义。其次，斯科特力图通过对反抗的日常形式的研究来提出一个底层政治的问题。他认为，正是这些琐碎的、匿名的、无声的反抗历史地呈现于日常阶级关系的核心位置，并构成了政治冲突的隐藏领域。最后，必须在一种“支配与反抗”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和定位反抗。换句话说，对斯科特所谓“反抗”的理解应当置于一种具体的、特定的权力关系情境之下，而不能随意地推而广之。第二个批评实则涉及到一个“主体”（subject）问题。正如福柯所言：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福柯笔下的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毛细血管式权力。权力无所不在的运作、实践和生产，使得福柯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又宣称“作为主体的人死了”。由此，福柯的后结构主义阐释实则将“主体”解构了，并将解放的可能性寄于哲学层面的自我伦理学。斯科特则试图从经验研究层面来建构一种主体，赋予农民以“政治主体”地位。在他看来，传统的政治研究通常将农民塑造成一个“造反者”，并将其看作是被政治运作的对象，而不是一个政治主体，因而也就被视为在政治上是无效的。而且，斯科特从来不认为，底层从属群体能够被上层的意识形态所严密包裹，而是认为，所有的平常人，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有其“认知的能力”。他通过对农民日常反抗的研究力图表明：那些看似琐碎、零散的反抗斗争实际上充分彰显了农民自我保存的韧性，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较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也正是在与支配性权力的不断交锋中农民从而形塑了自身的政治主体性。
最后，简要分析和总结一下斯科特这三本著作（主要是前两本著作）写作思路的转承，以便提供一个理解“日常反抗”的思想背景。众所周知，《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这本书通常被视为斯科特的成名之作。不过，这本书实则隐含了一个严重的悖论困境：一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渐渗透到东南亚村庄社会，农民的道义经济正在逐渐下降；另一方面，这样一种道义经济观却是促使农民反抗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展，随着农民道义经济观的不断瓦解，农民将最终失去其据以反抗的基础。这是《弱者的武器》在撰写时所要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且，斯科特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并没有降低不平等，反而使得不平等更为加剧、冲突更为严重，而现实境况却看到的是沉默的顺从，反抗无从可见。面对这一双重悖论困境，斯科特并没有简单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和“文化霸权”理论来进行一种宿命论式的解释，而是立足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于细微之处来洞察和解析结构性的权力关系。为此，他一方面重新界定“反抗”概念，提出了“反抗的日常形式”；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运用“记忆中的村庄”（remembered village）的修辞将农民的道义经济观延续到《弱者的武器》的论说中。也就是说，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了先前的道义经济，但农民的记忆中还是持有一个基本的正义是非观的，这构成了农民反抗的基础，而且，在不平等加剧的情形下，这种反抗表现为一种隐藏的、琐碎的、未宣称的“日常反抗”。于此，斯科特所提出的“日常反抗”实则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场域”。在某种程度上，如同马克思，斯科特也在寻找一种激进政治的可能。当马克思将“工人”看作激进的政治行动者之时，斯科特却试图赋予“农民”以激进政治行动者的形象。在他看来，工人与资本家是一种“共存”关系，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从而离不开资本家，而资本家需要劳动力也离不开工人；而农民则大不一样，他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能够自给自足，相对而言比工人更具独立性。马克思通过工人阶级革命建构了其激进政治的路径，而斯科特却力图从农民每天的日常实践活动中去寻找那种激进的政治行动：“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
原载《社会学茶座》2009年第3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