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东少女邓玉娇就业——失业——再就业的人生履历，清晰勾勒出了一场经济危机作用于底层官民关系而发生的社会冲突，或许我们能从中看到某种启示或预兆——拖延政治改革可能面对的风险。

所谓一斑窥全豹，一叶可知秋，从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洗浴城发生的“5·10”洗脚城命案的原因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制造这一命案的宏观杀手，竟然就是我们目前正陷其中的经济危机。而中国滞后的政治改革，和我们选择的经济增长模式，则是这一命案之所以发生的重要条件。我们根据重庆晚报《邓玉娇19号下午出院被警方以“故意杀人”立案》一文提供的信息来分析。

以下是邓玉娇的人生经历——高中读了不到一年，17岁的她便离开学校，去福建鞋厂缝鞋——“鞋厂”在去年中小企业倒闭风潮中是个关键词，也表明邓玉娇从一开始打工就挨上了本轮经济危机的边。2007年，邓玉娇在浙江打工，从那时起晚上开始睡不着，后来失眠一直折磨着她——这正是“血汗工厂”模式所致，加班时间太长或者上夜班造成的结果。“血汗工厂”为中国催生了数以千万计的失眠症、抑郁症病人以及其他病人，最后也让很多美女不堪其苦宁肯舍身投入性产业链，当然这对中国医疗产业的GDP贡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可以从邓玉娇杀吏案得出结论，女人是柔弱的生命，所以需要善待，一切文明的国度都是建立在对女人的必要保护基础上而体现某种“绅士精神”，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却是一种摧残美丽、虐待女人的模式。这种摧残，不仅体现在那些没日没夜运作的生产线上，体现在一间小房十几个床位的空间挤压上，也体现在官人邓贵大掼在邓玉娇脸上的那撂钞票上，更体现在邓贵大最后殒命其下的“雄风”洗浴城招牌上——“雄风”二字，既暗喻了该洗浴城的某种服务性质，同时更是这种摧残女人式经济的最佳注脚。

2004年，我曾经描述这种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就象一棵树，人的文化生活是一个社会的“根”，而政治公共生活则如其“茎”，经济生活如“枝叶”，如果一个国家“根茎”衰弱，而“枝叶”片面发展尤其是片面追求货币积累，则将如一棵树上重下轻失去平衡。不仅其经济增长模式不健康，而且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陷入极度的不稳定，一旦世界经济大气候有什么变化，就将难熬“冬天”，企业可能大面积倒闭，进而爆发大规模的失业潮。结果很多体制内经济学者没预测到的事，却让我这个“山寨派”学者不幸言中。但是我仍如既往地为企业辩解，这并不是“血汗工厂”本身的错，而是政府责任缺失的结果，教育医疗住房社保，都是在一种浅薄的经济理论主导下构架而成，从而使得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的邓玉娇们在面对资本博弈时，丧失了最低限度的选择自由。并非企业主导致了“血汗”，而是政府对市场的特权与垄断导致的恶劣生存环境使得可敬的民间企业不得不依靠“血汗”来求得生存。血汗工厂本是市场被政府强奸的结果，所以不同人嘴里的血汗工厂表达不同的含义，左派痛骂血汗工厂，就象把不幸遭到强奸的女人骂为“不干净”，透着一种男权主义；右派谈血汗工厂，则是因其遭“强奸”而支持其权利。政府因素造成的血汗工厂发展模式，注定了本轮经济危机之大规模失业潮，也从宏观上规定好了邓玉娇和邓贵大的命运。因而，我们就得以从邓玉娇的简历上看到这一句：从今年2月起，邓玉娇回到野三关镇上。不管她是主动辞职还是直接失业回家，显然都是打工环境整体变化的结果，即本轮经济危机的宏观动力使然。

回去以后她面对的政府，不是一个可以为她提供任何社保救济或福利的政府，却是几个把钞票掼在她脸上的政府官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这里的地方经济又如何呢？看以下描述：野三关镇处在交通要道，318国道途经镇区内12个村，沿途饭店、娱乐业非常活跃。再看死者邓贵大一名亲属说的话，“是该反省了，如果没有公款消费，怎么能养活这些娱乐场所？”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是当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能够及时补缺。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里的政府不是一个能在市场出问题时对纷涌回乡的打工妹承担责任的政府，而是一个继续对女人趁火打劫的政府，也正是邓贵大掼在邓玉娇脸上的那叠钞票，清晰地勾勒出了其本质——这个政府为解决就业所做的准备，主要就是318国道上以“雄风洗浴城”为代表的娱乐业。于是从重庆晚报我们读到以下信息——2009年，邓玉娇没别的好去处，只能瞒着母亲来到雄风宾馆梦幻城KTV上班，直到5月10日杀吏案发生。有人把邓玉娇比喻为“女神”，实际上她的经历已表明她来自“市场”阵营——在多众多领域被垄断的中国，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是在代表市场力量的民营企业中就业，因此，她对强暴者的还击，似乎也象征了自由市场对威权政府的抗争，今年象邓玉娇一样从珠三角长三角失业返回家乡的农民工数以千万计。

因此，邓玉娇杀吏事件，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危机在底层社会的一种反映。而洗浴城的店名“雄风”，则是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最佳注脚。杀吏，只是被扭曲的市场经济与滞后政治体制之间激烈冲突的一种象征和前兆。

以外需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借用洗浴城的名字，还能“雄风”再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