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杭州飙车案的调查结论还没有水落石出，但这并不影响网民们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在一片对肇事者胡斌的谩骂声中，一名自称是胡斌女友的网友，在浙江大学的论坛上发帖。
帖子说：“胡斌只是一个20岁的男孩，一个待人真诚善良有些腼腆的男孩子，一个不管天气冷暖都坚持训练的男孩子，一个家产过亿却从不炫耀的孩子，一个地震后捐了一万还又去献血的孩子。”“为什么有些人只会一味地指责、辱骂？他开车撞死了一个无辜的学生，这是交通事故，该属于交通部门处理。凭什么你们这样侮辱他呢？”此番辩争并没得到网友的认同，反而受到部分网友的第二轮“人肉”和指责。（《信息时报》5月14日）
针对一边倒的舆论风潮，有评论者不无忧虑地指出，“鉴于当前司法的独立尚令人堪忧，如果舆情过于一律，胡斌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张金柱？”评论者的担忧不无道理。
其实，对许多愤怒的人而言，胡斌不过是一个靶子。他身后的“社会不公”，放大了公众对“杭州飙车案”的“社会性愤怒”。但，错就是错，罪就是罪。无论胡斌平日里“多么真诚善良或者腼腆”，在他犯了错或者犯了罪的时候，平日里的“好”终不能成为为其开脱的理由。可以看到，“胡斌女友”是出于私情为肇事者辩解，而评论者似乎试图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冷静公允地就事论事。比如，有评论者说：“民众对社会贫富悬殊、权钱交易的忧愤，不应由本案肇事者一己承担，”否则胡斌也成了受害者。
不由得想起这几天媒体正在持续关注的“罗彩霞案”。在“罗彩霞案”调查进行中，很多人也对冒名顶替者王佳俊表示同情，认为王佳俊也是受害者。可是王佳俊真的是“受害者”吗？有评论说，在“罗彩霞案件”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案情发展、有关责任人是否受到了追究等，而对王佳俊的命运发展、心理状况以及生活现状，却连一点关注的余兴都没有。这未必不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冷漠。
我倒不觉得这完全是一种集体冷漠。作为一个成年人，王佳俊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能否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作为一个成年人，大学4年里一直使用着别人的身份证号码，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在犯错吧？不错，罗彩霞案被曝光之后，王佳俊背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被单位开除。这都是她应该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许，王佳俊出于私利的考虑，没有抵制父辈们的权力交易，她只能作为一个权力沦陷下的“被安排者”一步步向前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同情，而忽视个体在罪责中应承担的责任。
杭州飙车案和罗彩霞案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这两起案例中，我们都看到了评论者借助公共平台，表达着对犯错（罪）者的担忧，他们担忧民愤的表达会超越理性，以至伤害到犯错（罪）者的命运。当然，任何时候，民愤民意都不应该左右司法判决。但是，个体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应在这种担忧中被遮蔽。
我感到，在涉及个体犯错（罪）的时候，很多人越来越喜欢分析犯错（罪）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了。在这些分析者的眼里，个体的错和罪不单单是个体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社会造成的，错和罪的根不在个人而在社会。
曾经，我们把这种“发现”，看作人性进步的表征。可是，当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种判断还准确吗？而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学会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