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文科毕业的我对科学家是比较陌生的。中学的知识现存于我记忆中的片段已经苍白。但是有个事件却“刻”在我的心上，那就是“日心说--焚身”。
我一直以为被焚身的是创立日心说的哥白尼，其实根本不是，这位哥们比较策略地让这个学说在他临死之前才出版。为的是避免由此带来可以预见的报复。日心说从今天的知识来看，依然是错误的，不过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错误而已。但是他对地心说的颠覆却动摇了与“科学”不搭架的“教会”的利益及灵魂。
当人们的灵魂找不到均衡点的时候，恐惧就产生了。为了避免这种恐惧，就会采用各种方式来安慰自己。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来遏止这种学说，他们非常愚蠢地以为这种遏止可以安慰自己的灵魂，可以阻止人类认识自然的原生渴望。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难啃的骨头--布鲁诺。这位哥们说：“在真理面前，我半步也不退让！”。于是，最残绝人寰的酷刑就让他享受了。于是，他在烈火中永生了，这的确是一种精神的永生。（www.yannan.cn）
今天我们可以平静地来侧评这个事件了。日心说并不是真理，只是比地心说更进步而已。焚身并没有遏止人类不停地认识自然的原生渴望，因为越是接近科学的认识世界就让人类生存地更舒适。教会也没有被推翻，而是为灵魂找到了新的均衡点。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关心的只是“这个学说对不对”。假如，由布鲁诺来判断：日心说绝对是真理；假如，由教会来判断，日心说的绝对是谬论。好在真理不象生命，不是由他们双方的某一方来裁决。实际情况是：等到持有地心说的人都“糊涂死了”，他们也没有能够遏止住日心说的传播。日心说被年轻的一代所接受，然后更年轻的一代又对这个“真理”产生怀疑，产生了新的更符合客观实际的学说，取代了并不科学的日心说。所以关键问题并不是“谁正确”，而是“谁更正确”。
修正主义永远是对的。因为知识实在太浩瀚，每个人都只可能掌握其中的极小一部分，而且还是片段地掌握。希望掌握更多就必须为之权衡成本与收益。化不来的就被放弃，宁愿让它成为“理性的无知”。要想更接近真理就必须不停地学习，修正自己的错误。如果那位告诉别人他已经“掌握了真理”，别人一定会认为他疯了。如果哪个组织告诉别人它就是真理的化身，那么就请它看看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
布鲁诺被烧死了，但是人类追求科学的精神却并没有被烧死。坚持真理是人之所以高贵的地方。从无数次的类似火烧布鲁诺这样的愚蠢的错误中，人类总结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必须普遍遵守的人类价值，其中之一就是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极端重要性。这是根本扑不灭的火种。一个人说的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必须有说的权利。如果愚蠢地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钳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能说明的不过是掌权者内心的恐惧感有多么深重而已。（www.yannan.cn）
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分，遗传了人类的良性基因与恶性基因。但是这种基因并没有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中国人，其中的一些人良性基因多些，另一些人恶性基因多些，如此而已。我以为最近遭到逮捕的因言获罪的杜导斌等人就属于我眼中良性基因多些的人。类似布鲁诺式的人物。
导斌等人不过是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因为他说的都不过是常识而已。中国已经是一个由潜规则所左右的国家。要求人们讲政治，潜在的意思不过是要求人们讲服从。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在这样的国家讲真话是会受到惩罚的。他难道不清楚自己面对的合理预期吗？真是小瞧了他。我以为他不过是处于一种焦虑之中：不是为他自己而焦虑，而是为下一代而焦虑。这种焦虑在我身上同样存在。因为我们都是陆四的孤儿。当初的祖国的孩子们只要没死的，都已经成为了父母了，他们开始了对自己的孩子将来的生存环境而焦虑。
导斌们要求的不过是政治改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权利的维护的问题，这不过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得到落实的问题。简单地说，这不过是“要自己的做人的权”的问题，根本不是“要政府的行政的权”的问题。与“颠覆国家政权”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当然，如果人民的权利得不到落实，其权益经常长时间受到侵犯，社会怨气就会聚集，最终会酿成什么样的结果谁都无法预期，因为人们预测这个的知识不够。没有人是算命大师。（www.yannan.cn）
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这是常识。比如水桶理论：一个桶子里面的水平是由最低的那块木板所决定的。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集中到最低的那块木板上去了，经济问题、法律问题、金融问题、三农问题等等，都可以归结为政治体制没有理顺的结果。这其实也是常识，人人都知道却人人都不敢说而已。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后，结果应该是多赢的局面，这也是可以进行合理预期的状态。没有谁愿意中国出现动乱，都期望进行成本最小的和平演变，将僵化的局面演变成充满活力、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同等尊重的局面。将趋于激化的社会矛盾演变为社会前进的动力的局面。
王力雄说：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他的意思是“我们都是”。而号称自由主义者们却以为只有“他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于是纷争不断。咬玩兄说的更直接：我们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是的，我们的血液中已经搀杂进了专制的成分。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脱奴”运动在每个人身上效果不等。所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集体主义的俘虏。所以英雄主义依然是我们的追求。这是“我们的悲哀”。
朱鲁子说：“只有生活在恐惧中，人才会有真正的死亡体验”，“恐惧，是一种心理精神现象，它的实质在于对未来可能的伤害的预期”。也就是说：在确认了这样的预期的情况下，人就在死与恐惧之间，所以他挣扎，渴望摆脱这种恐惧。用的方式却加速了死亡的进程。就如同布鲁诺，他最后选择了焚身--他于是摆脱了恐惧。教会烧死了布鲁诺，同时也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于是他们双方都“暂时”摆脱了恐惧的困绕。
布鲁诺义无返顾：他不问：谁是下一个，他以及教会都以为他是最后一个。其实大谬：他的后面有无数个跟随者，无数个英雄。他们为科学献身，他们为主义献身，他们与布鲁诺一样义无返顾。所以教会的判决是非常愚蠢的。这种愚蠢直到前几年才得到名誉上的纠正。（www.yannan.cn）
我们往往被错误引领着前行：人们都担心自己是“下一个”。又错了：只要你服从，你就不是“下一个”。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但是，当最坏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同时是下一个”，包括我的、你的以及他的孩子们。届时将没有选择的余地。布鲁诺的后面并没有紧接着送上门去。人们在等，等待着腐朽的一代的死亡。用思想取代思想的过程是用一代取代一代。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矛盾在积聚，不满之火在各地程度不同地燃烧着。有的已经烧到广场上去了。有些蠢人不是往这些火上浇水，而是往这些火上浇油。
我不是一个英雄主义者：我认为英雄主义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所以我不认同。对于所有的英雄我都持怀疑的态度：所有的英雄都是聪明而又愚蠢的，或者说，是这两种力量的赢余或亏损。布鲁诺是一个我所认为的英雄，但是这个英雄真是吃饱了撑的--真理不是由你的焚身所能被证明的。你证明的不过是谬误。但是，这是一个真理论证过程中必经的谬误。其实，哪个英雄不是用自己的毁灭来证明谬误？
所以我反对将这些人当作“英雄”来推崇，因为英雄的对面就是敌人。我不期望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对立面，有太多的敌意与仇恨，社会需要在和平的环境中才可以和平演变，面对矛盾，重要的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逮捕了孙大午，就激化了当地的矛盾，释放了孙大午，就化解了当地的矛盾，这就是我的观点。（www.yanna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