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人们通常以“帝党”为维新派、改革派，“后党”为守旧派、顽固派，后人更直截了当将两派称之为“新党”与“旧党”。据此，当年那场政坛地震也就被解读为改良与守旧的路线斗争。这种路线两分法固然言之成理，却不太实事求是，也造成了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和标签化。

其实，西太后本不是顽固派。她领导洋务运动于前，策划晚清新政于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虽时左时右、反反复复，但毕竟支持改革的时候居多。对新生事物，慈禧的真实态度一向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并非严防死守，一味反对。再者，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值此大转型时代，若慈禧是真正的顽固派，则王朝政局早已不可驾驭。

实际上，以光绪皇帝之畏惧怯懦，如果慈禧太后自始反对维新，戊戌变法根本不可能发生。据记载，维新之初，西太后曾鼓励皇帝：“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又说：“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这是既给皇帝授权，又给变法设限，改良之意，图强之心，有迹可寻。

拟定《明定国是诏》前，光绪帝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的意见很明确，要点是六个字：“今宜专讲西学”。这一表态“西化”得厉害，以至于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龠禾）觉得太后过于“激进”，改为“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此后，当“废八股、改策论”遭到激烈反对，太后也曾给予光绪帝坚定支持。可见，戊戌年的慈禧不是坚拒变法的守旧派，她也没有必要对她的儿皇帝玩弄引蛇出洞的阳谋阴招。

在另一方，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思想上诚然是激进改良派，不过，其具体主张并非全然如此。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明确反对开国会、立宪法，只提出设“制度局”，后又改为开“懋勤殿”。维新派的政治理想是君主立宪，限君权而立民权，然而，当康有为觐见皇帝之后却立场大变，反而极力主张强化君权，他渴望光绪帝“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这一立场亦为维新派同仁所共同接受。“尊王攘后”虽可理解为临战策略，但无论如何，此种政见重在夺权、轻于改制，多少也显得有些“保守”了。

因此，将光绪变法与慈禧政变简单解读为改良与守旧的路线斗争是很够呛的。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焦点不在路线分歧，而在权力之争，或者说，是路线斗争掩盖下的权力斗争。所谓“旧党”多是有人脉、有实力的当权政客，却并非清一色的守旧派，倒是思想上同情变法、组织上紧跟太后的可新可旧者居多（荣禄、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均为此类）；而“新党”则是仅凭皇帝赏识而“坐直升机”上台的一小群激进文人，政坛资历浅薄，处变经验匮乏。这些人本就招官场嫉恨，却在立足未稳之际便急躁冒进，大搞政治冒险，鼓动光绪向群臣发难、向太后挑战，失败自然难免。

“礼部六堂官事件”是政变的导火索。皇帝不想做光杆司令，于是小题大做，罢免六位部级高官，提拔谭嗣同、杨锐等四位“英勇通达之人”至朝廷中枢。此举可谓鲁莽，群臣大惊失色，慈禧也大起疑心。满族亲贵视为“尽除满人”，实权官员视为“斥逐老成”，太后则视为“结党乱政”。慈禧怒斥光绪：“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可见她对皇帝夺回任免权是何等愤慨。

戊戌政变，实为以慈禧为首的当权派粉碎了以光绪为首的夺权派。为了确立政变的合法性，慈禧这才攻击变法、笼络守旧派，因而维新夭折，政局倒退。但若因此认定慈禧是为维护“祖宗之法”才发动政变，却正好中了她的圈套。那只是个幌子，禁锢皇帝总得有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何况，清朝何曾有过“太后训政”的祖法？以慈禧之嗜权如命，即使光绪与康梁大走守旧路线，只要敢自拉山头、自立门派，摆脱太后掣肘，也难免会被收拾。

2009-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