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八十耄耋。江平先生在庚午年（1989）作“长夜寒冬无声处，信有大地响惊雷。”春雷未到，却拂春风。

4月18日，参加国栋的《律师文摘》年会。说实话，我不是法律圈内人，以前的几次也未参加。之所以去，饶有兴致地去，有两原因。一是支持国栋，我们刚同学聚会过，他老样子——倔强的样子；还一个，想见见老校长江平和张思之先生。他们二位是我佩服的。说来不怕笑话，跟八十年代的情结有关。

我在法大的时候，正是86-90年。昌平校址还在建，我们作为最后一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混在学院路一处。晓月河留下许多青春的影子，而我们的影子，又和“精神污染”、“自由化”联在一起。“暴乱”了“动乱”，然后又“风波”，搞得我们自己也不知青春咋写的。

有那么几个数字，“找不到服务器”。还有比这更恼的事么？生生的一代人的情感，就这么给屏蔽了。回首沉翳，低眉叹息。

我对江平先生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校门口。“孩子们，不能去啊！要去，就从这里踏过去！！”老校长指着左胸，眼里含泪。我当时正在他旁边不足5米的地方，人群推搡着。我们不听话，义无反顾地爬上“战车”。

事后的情形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新华门、天安门，又冷又饿。校长被撤了职。我们除了激愤，还是激愤。“位卑未敢忘忧国”，哪会想校长的“宠辱”？

残肢逆遇未曾摧

乌纱抛却田园归

宠辱应似花开落

忧国何分位尊卑

我后来读先生的诗，想象他老人家的“胸中峰壑”。

断断续续的，知道江老的消息。终身教授、江平奖学金、改革开放30人等等。因为不少学友还在做法律和律师工作，所以绕不到几句话，又会绕到昔日的校长身上。

法大对江平，江平对法大，意味着什么呢？我不敢说其他校友，但对我们这几届来说，江平是个符号。他见证了我们血热的青春，见证了那个求索的时代。

阿计曾经写：“我有一只笨拙的嗓子，但聊以自慰的，我以自己的真诚和努力，表达了对所处时代的理解和热爱。”江平先生的意义正在于此。他是我们的精神坐标，同时也是原点——成长的原点。不管后来人如何评价，如何诠释他“只向真理低头”，我心里的影像总是：“不能去啊，孩子们！”那个独白的手势，悲怆！

后来又有一次见到校长。2007年，中欧工商学院。我远远地看着他，老了。先前就少的发，更少了。我记得他讲，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公民，企业家不能忘记弱势群体，改革不能倒退等等。

校长的演讲是一绝。我至今记得88年他在礼堂的报告。当时有800多人（我们一届才400人）。先生坐台上，慷慨激昂。底下的我们，瞪着眼睛听。那次，我才知道他腿残，也才知道他右派¼¼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励志课。走的时候，有点难。

余生也晚。回忆老校长，感慨“特别时代”。 若干年后读胡适、蔡元培，老想起江平。“再造文明的尝试”，“再续改革的努力”。先生是自觉的。他在文集里说：“学法律的人需要埋头于条文的诠释和学理的探索，但离开了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基本目标，法律就会苍白无力。”

他还说：“我在高中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当时的专制腐败政权，就是为了‘争民主，争自由’。我之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就是想用报纸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呜呼！我知道先生为什么拦我们了。期待里的苦意，多年后才明白。

先生关注物权法，关注“罗马法复兴”，关注行政、国家赔偿，关注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融合。他呼吁这个时代迫需的。在制度还不能给人充分幸福的今天，先生为法治、民权、宪政的奔走从未止歇。

文学，早白话了。历史，已然断裂。哲学曲高和寡，科学尤嫌不足。从五四时代呼唤“德”先生、“赛”先生，到一百年后呼唤“法”先生，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天空，闪烁必然的星。先生以他社会活动家的身影，影响并鼓励后来的人。

我是做艺术的。虽然，离最高级的艺术——法律远了点儿，可我从来没忘记法的使命。“厚德、明法、格物、致公”，艺术也是法律。法大给我的，是一种文理齐备的精神。逻辑可以抒情。

先生的新书《我所能做的是呐喊》。特想告诉他：我们所做的，也是呐喊。不只今天喊，明天也喊。我们会喊下去，直到制度长城的那一天。

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的老校长江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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