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旭虹译)

本文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M·兰普顿在2007提交给全美亚洲研究所（NBR ）的会议论文的修订版，文章对中国未来10年的安全与外交政策走向进行了预测，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前景，并对影响这三种前景形成的变量进行了分析。文章内容如下。

在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本文提供了三种主要的构想：合作、分歧以及包括此二种元素在内的混合形式。在提出各种宽泛的构想之后的讨论中，我将指出北京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将采取何种道路的首要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将被当作下一个十年的观测指标。

一、三种前景

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三种宽泛的前景构想是可能的。

构想一：广泛的合作

在这一前景构想中，进行广泛合作的中国把自己的利益与维护过去60年来的国际体系的需求看作是整体一致的。在这种构想下，中国将继续加强其掌控能力，并大致像当前一样重视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实力。中国将会同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主要的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建设性关系。中国在追求全球安全和其他利益中，将会以非常合作的方式行事。

构想二：分歧

在这种构想下，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福祉在一系列问题上同主流的国际体系相分歧，北京方面会着重于掌控力的获得。在这一种前景中，伴随着在第三方区域相当多的充满摩擦的竞争，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将会问题重重。

构想三：混合形式

在这种构想下，中国同当前国际体系的融洽程度是混合的，北京方面的倾向与其他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十分不同，因此成为同东京、华盛顿和其他主要大国持续发生摩擦的根源。同时，这些摩擦不会严重到导致当前的体系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会更加重视掌控力和经济实力；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将带有强烈的安全竞赛的成分，然而也包括实质性的经济合作。

这些假想的前景中的哪一种将会最接近于2020年的实际情形，取决于下述三种主要变量的排列，但台湾问题除外。如果对于极具影响力的台湾问题处置不当，仅仅这一点就会推动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甚至国内政策）朝着上述三种转向中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构想二发展。美国、中国和（非常微妙的）日本都有责任小心处理台湾问题。

二、主要的变量

（一）国内的发展

第一组变量涉及中国的国内发展。一个内部稳定、谋求国内经济与社会进步的中国将会注意把对于自己持续进步的外部威胁降到最低，同时热衷于为自身发展吸取国际体系的先进资源。反过来，在一个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困扰的中国，在精英阶层以及民众中将会充满政治上的分歧，这就很难避免向国外转移视线（寻找替罪羊），也很难避免为了精英阶层（或者分裂了的精英中的某些派别）而充分利用国内流行的民族主义。一个受到国内问题困扰的中国对其外部而言将会是一个不稳定力量。

（二）主要大国的联盟

第二组变量涉及主要大国的联盟，这为中国的运作提供了地缘政治的背景。关键的主要大国格局是中—日—美“三角关系”。考虑到这一区域的历史以及美日在意识形态上的紧密关系，对于美国与日本来说，把它们的利益和行为定义为对中国力量的制衡，将会具有持久的吸引力。这一看法，以及华盛顿和东京为此而作出的举动，将会导致中国国民和国际国内安全政策机构的倾向变得最为糟糕。一个日本、中国和美国在其中以互助合作的方式确定各自利益的未来主要大国格局，将会使北京采取更加稳定和合作性的行为。其他的重要（或者成长中的）大国，例如印度和俄罗斯如何与中国发展关系，在形成更广阔的国际背景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美—日—中关系似乎是关键。一种不重视多边主义、而重视维持具有优先权和支配权的霸权地位的美国政策（如美国2002年和2006年的“国家安全策略”）将会增加充满冲突的构想出现的可能性。把日本当作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来限制中国是一个从根本上有缺陷、达不到预期目的的观念。

主导主要大国未来关系的另一个需要仔细观察的维度是中美之间对彼此战略的猜疑程度。一些战略上的相互猜疑将会由科技上的行动—反应模式所滋生。2007年中国进行的非常成功的反人造卫星试验就是征兆。美国发展了反弹道导弹能力，同时与日益精确的美国常规导弹与军备相结合（更不用说，规模庞大和非常精确的核武器实力），这已经从理论上造成了对中国核还击能力的威胁。北京已经提议中国与美国进行旨在阻止空间军事化的会谈，而华盛顿至今抵制这一会谈。在显然是为了保证自己还击能力（这通过限制美国的通信、导航和太空感知系统的能力来实现）的努力下，北京会努力把美国引向关于中国最近的反卫星试验问题的会谈上来。不论动机如何，中国获得这种能力几乎必然要刺激美国进一步的科技探索，从而加速科技竞赛和战略上的不信任这两者的交替发展。

（三）经济和安全的融合与合作

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的变量涉及中国在东亚范围内、以及与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和多边安全问题方面的融合与合作程度。作为经济进步和经济驱动的价值处于优先地位的区域，总体而言，东亚迄今为止从全球化和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获益匪浅。经济的相互依赖和一种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区域开放主义”，将有助于中国产生强有力的合作动机，消除其冲突意识。当然，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一定出现这一结果，但是商业利益在许多案例中一直是一种稳定性的力量，包括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关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冲突，中国与欧洲、美国之间关于加入WTO 的谈判，以及近来中日之间围绕历史解释问题和其他问题产生的摩擦。经济上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增加了如下可能性，即每个社会中拥有共同利益的成员都愿意寻求一种稳定的关系。然而，只有当这种相互依赖的结果在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中产生的获益者比失利者更多时，这种经济上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才能成为一种稳定力量。因而，全球化必须以使每一个社会广泛受益并使其消极结果（相关的环境问题、就业问题等）最小化的方式被推进。为了维护这一进程，那些关注于促进相互依赖性的人，也必须关心减小其给国内带来的任何一种消极结果。

三、需要关注的关键性决定、进展和趋势

观察者在判断中国2020年的走向——是积极的构想一，还是充满冲突的构想二，或者是混合式的构想三时，以下中国国内发展的许多关键性指标是他们应该注意到的。

（1）观察中国当前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向新的第五代领导集体的过渡是否顺利，以及第五代领导集体的国外与国内政策观点的内容是什么，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的准备时期将是关键所在。

（2）关注北京是否实现了向西部及中国落后的区域重新分配财政预算和发展资源，这是中国的领导层最近（在财政和实际政策成果上）谈到的。

（3）观察暴力性的或者是分裂性的社会事件是否在数量、规模和组织协调程度上有所增强。

（4）监测中国领导人在何种程度上把民族主义作为建设性的爱国主义或者是作为一种旨在对抗外部世界，特别是其他主要大国的更具进攻性的工具用来统一大众的观念。

以下是可供观测的主要大国联盟的关键性指标。

（1）观察这些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日本和中国）如何处理相互间的不信任。日本的基本趋势是在军事、安全和外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的基本趋势是寻求与日本合作以对付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崛起。北京的核心任务将是密切注视美日互动的细节——从导弹防御系统的合作到台湾海峡的突发事件。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当前的发展不是在一个整体上积极的方向上进行的。

（2）注意观察伴随着中美关系在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的各种发展。美国军队在亚洲的部署将是一个指向标，中国人民解放军旨在对抗美国军事能力的发展是另一个指向标。美国军队在关岛的部署将会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对象。

（3）目前，北京相信华盛顿希望约束台北的挑衅性行为，这是因为美国在其他地方脱不开身，应付不了台湾海峡的冲突。然而，在北京看来，如果中东和中亚的问题解决了，美国将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还不得而知。因而要观察华盛顿在何种程度上愿意支持台湾作出的那些在大陆看来具有煽动性的行为。

（4）观察美国向台湾的武器销售和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力量的增加。

（5）观测在何种程度上中国和美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表现得更像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发展中的合作伙伴，该领域的发展还属于初步阶段，但并不是全部都具有积极意义的。

（6）注意双方在何种程度上开始像重商主义者那样谈论“控制战略性自然资源”，而不是共同协作以维持全球资源市场的运转。

（7）密切注意科技行动—反应模式在武器领域有了何种程度上的发展。空间将会是这类交替上升的竞争的一个主要领域。

（8）观察一些主要大国（日本、美国和中国）认为应优先解决的事件（例如北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以及恐怖主义）的数量和重要性。这些主要大国认为它们在解决这类优先考虑的问题时彼此互相需要。第三方创造的需要主要大国（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的案例越多，这些大国就会越不愿意陷入到它们之间的冲突中。

以下是需要关注的区域经济以及其他事务中相互融合和相互依赖的关键性指标。

（1）观察中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组织和自由贸易区域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周边力量在何种程度上既与其合作又寻求同美国的合作。“开放的区域主义”同“封闭的区域主义”相比，将会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进步。

（2）注意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多边安全组织和论坛以及与周边不同的军事力量合作以维护区域稳定。

（3）密切注意区域和全球的贸易和旅游者的流动方向。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越高，这些社会支持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只要这些相互依赖的市场保证战略性资源的不断流动。

（4）关注在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事务上的合作范围，以及北京在这些事务方面的建设性参与的程度。

（5）密切关注国外直接投资和金融的流动，包括持有美国债券的情况。金融的相互依赖程度越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小——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一样。

（6）密切注意全球经济中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潮流和政策，特别是在三个主要大国（日本、美国和中国）中间。

四、相对的可能性

把这些主要变量指标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似乎趋向于一个整体，可以引发三个重要观点。

第一，合作与竞争的混合（构想三）需要北京、华盛顿和东京（还有其他国家）的持续经营，如果中国继续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能够维持国内的稳定，保持继续的融合和相互依赖的进程，这样的构想就可能会出现。同时，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将会处于某种矛盾和不信任的境况中。尽管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会有大范围的冲突，但一方面是双方商业和经济利益间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是大国之间存在的安全共同体，这将会有碍于广泛的合作关系。

第二，构想一——中国同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广泛合作是可能的，也应该是北京、华盛顿和东京努力争取的前景。设想中国（以及美国和日本）形成的决定将会创造一种广泛合作而且没有摩擦和冲突的关系，这是可能的。然而，考虑到安全事务在北京、华盛顿和东京的政策制定中的核心地位，在战略领域的相互不信任似乎不可能允许有足够的信任来实现构想一。更多的与安全相关的交流和透明度可能会提高有利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第三，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陷入构想二（即广泛的冲突）中，这标志着所有大国（日本、中国和美国）领导层的失败。除非由于外部发展的不稳定或者是国内动乱，中国的国内发展将会在当前的方向上继续前进。因为在中国，经济利益在避免冲突中有着足够的力量（而且中国国内的当务之急的力量非常强），所以避免最坏的情况是可能的。如果构想二的情况出现，那将是因为中国政治体系中的调控中枢不能掌控局势，在经济力量的主要中心广泛传播的保护主义和其他相似的力量抑制了相互依赖性的发展，并且在所有大国中对安全利益的关注胜过了经济利益，以最具破坏性的方式助长了民族主义。

五、结论

即使广泛合作这一可能性不大的构想作为结果出现，中国（还有印度）的崛起也将给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国际社会一直在以北京反对的方式推动中国控制其发展导致的不良结果，而中国也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对全球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包括环境问题和改善南北差异）。这样，即使中国愿意同乐于接纳它的国际社会形成广泛合作的关系，也经常会处于两难抉择之中——一方是人民对改善生活机会的需求，另一方是一个在北京看来是要求苛刻的国际社会，而中国领导人因为担心会减慢中国进步的速度而抵制这种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