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小波，是由于他成了我的朋友李银河的爱人。我和银河同年同月不同日生，比她早三天，又高了一个年级，常常以姐姐自居。要知道我早上的那一年学不同寻常。一九五八年像老师组织打苍蝇、班级比赛捡钉子这种活动银河就错过了。看过小波对孩子眼中大炼钢铁的描写，才恍然明白其实个人的观察力及家庭背景等等往往比通常的学校教育更重要。话说回来，年轻时我的思想或用老话——“世界观”，曾深受银河的影响。只有在文学方面她对我始终无可奈何。有次读了本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小说(忘了名字)，感动之余推荐给银河。第二天她把书还给我，说：那能叫小说吗？不入流！她对我喜欢“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之类的电影艺术也不以为然。可以说当时(七十年代中期)她已经在寻找一种不同的“话语”文化。所以才有她后来碰上小波，所以他们才能情投意合。这两个人为爱、为美、为自由、为心智的完善走到一起，是再自然不过也再幸运不过的了。

近二十年前初次读王小波，感到非常的新鲜。直到现在，我都认为他早期“不成熟”的作品(如“刘三姐”)更有味、更好看、也更动人。“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绿毛水怪》)在我读来比银河认为“写得很不错”的《三十而立》中那句“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的后半句(前半句确实不错)要浪漫得多，也上口得多。当然这纯属审美的主观局限，并无争论的余地，况且我自己也不见得就不会被受过专业训练的评论家说服。小波后来的小说，有几篇我很欣赏，像《黄金时代》的机智反讽和《唐人故事》的奇巧华丽。别的许多或者看不懂，或者喜欢不起来，总不像比如《日瓦格医生》，让人留连忘返。再如黄土高原上流不动的河，“上游满野花青草的山谷都成了往事”(《远村》)比小波辛辣的云南风味更深沉悠远。当然这又是偏好上的差异，也同个人经历有关。但平心而论，我仍然一直为小波的结构和语言天才倾倒。就是在他那些不让我动心的作品里，有很多段落也精美绝伦。小波是很宽容的人，知道我不是知音，并不在意。这是因为他认识到每个作者“有自己的读者群”(《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可惜这种认识，这个多元主义的信念，并没有完全贯彻到他的杂文中去。杂文因其批判性使然，有时很难避免精英主义的倾向。但由于小波的绝对正直，他又对任何说教都深恶痛绝：结果这两种倾向形成明显的紧张关系，或者反说教式的说教，即使凭借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高超的论理技巧也难以挣脱。就以《沉默的大多数》为例。这书我看得入迷，一夜不想睡觉。想过笑过之后，掩卷长思，感叹不已。确是智者的观察思考，多少真知灼见。比如“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也许会遭到不少同胞的反对，我读来却是金玉良言。尽管“儒学”可以分解提炼，“现代”亦无单一模型再如他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评论也很有意思，特别强调生活在某种文化之中的人比之外的人至少有更多批判那种文化的权利。

但同时，小波的批判也有不能服人之处。比如把构建乌托邦与独裁和权势划等号就缺少理论根据，因为“自治”正是乌托邦无政府主义与主流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中心理想。即使仅从历史角度来看，以大跃进式的狂想取代全部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加以抨击也不周全。再说，如果有一天人间世界能丰富多彩，融和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那样一个乌托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大家在不断探讨创新、不断求同存异的过程中一起去想象，一起去追求？再如谈到青春“有悔”“无悔”。有人把当年去农村去边疆看成飞来横祸，也有人不但当时就愿意去(对摆脱学校和父母束缚或“自由”的渴望，对“广阔天地”的好奇心，对劳动人民的认同，等等)，后来也很理性地把那场经历看成是难得的人生际遇和锻炼。两种体验各有各的“平常心”，后种人未必就比前种人更反常。我们小时候住在北京城里看着大街上宣传画中的丰收景象想入非非，若不是下了乡，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农村生活的苦难和农民的智慧与善良(当然农村也不乏坑蒙拐骗，但多为穷困所迫。我至今相信脚上有牛屎的人的确比许多衣冠楚楚的人干净)。把这后一种人一概指为人性逆转或受虐狂未免偏激。小波还提到“积代会”，与福柯的知识／权力说挂钩。这个观点原本有道理(福柯的思路本身即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但他却未能限定批评的界限。我有位朋友纪飞，几十年一贯舍己为人，群众威信极高，走到哪儿，周围的人都说“雷锋算什么，纪飞才是真的”。她就曾是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但她对“话语权”毫无兴趣，也绝不在任何意义上是压迫性权力制度的一部分。把她这种人从正义的“大多数”中排除出去绝不公平。还有历史系大学生不知道何为“太监”的故事。以前银河给我讲时我就告诉她本人当时很可能也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才知道记不清了)。只记得司马迁为什么特别伟大曾迷惑了我好一阵子，隐隐约约似乎与他的性别有关，但究竟怎么有关就完全无知。这自然是学历史的耻辱，但不懂生理卫生，也没看过“阉驴”(小波不知道就是在农村，传统上女孩子也不让看牲畜手术或交配)，又没有认真读书的风气，到哪里去得到这种知识？在一个并不以无知为耻的时代长大，我们错过了不知多少起码的常识，何止一个“太监”。记得有次问一位教“历史要籍”的教授“风马牛不相及”的“风”怎么讲，在那样的气氛里，他一肚子学问，却没有给我们解释。小波用这个故事说明中国有一种文化教人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在那种文化里，很多人就说假话或装傻。这倒是真的，可是他在区分“多数”与“少数”上失误，未能指出更多的人实在是真傻。

举这些例子，是向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概念挑战。他没有认识到“文化”在通常情况下确实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大多数人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的，而沉默的、清醒的人从来只是少数。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大跃进、文化革命等全民参与式的群众运动。其实小波的杂文所代表的，正是少数对多数的反叛。这一反叛所产生的内在冲突就是前述的他杂文中紧张关系的根源。他对“多数”认同的愿望首先来自他的正义感——只有处于一个强加的、“喧嚣的话语圈”之外，才谈得上思想或讨论的道义基础。他不愿意承认独立的“自由派”并不是大多数，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中，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不但自愿投身于革命和建设(包括他的长辈)，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或特定的意义上保持了个人的精神自由。毕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启蒙时代到“后共产主义”惊涛骇浪，总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手边的例子就是小波本人不妥协地反传统，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自“五四”以来就结成联盟。因此小波“一刀两断”的愿望，恐怕失之一时的误解。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一封电子信中，他提到一些熟识的长辈对在中国一步步实现民主化的讨论。“我以前不乐意和他们谈话，现在我为他们自豪”。这也许才更确切地表达了他“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和重创自由派的决心。

这信是小波去世前几个月和我通过电网一场争论中的一封。前些时发现当时并未留意要存下来的通信大都还没洗掉，捡出来重新读过，不禁十分想念这位观点不尽同却直言不讳的诤友。我批评了他在《南方周末》上一篇嘲笑新儒学救世雄心的文章理论上不严密：如果我们只能关心自己认识的人，那么在逻辑上如何确定“自己人”与“其他人”的划分或道德关怀的边界就成了问题。小波回答说(十月二日)他不相信抽象的自由、正义等观念，也不相信墨子的“泛爱”。“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职业革命家，我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公民，并且为之骄傲。……我无法逃避(因朋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造成的)内心的痛苦，因为对朋友的伤害就是对我、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如果人不能保护自己，也无力帮助朋友，又怎能奢谈拯救全人类？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尊严，像一只猪，谁又需要他去救助？”这段话令我感动至深，尽管他还是没有解决我指出的逻辑欠缺。我又争论说，不能帮助自己的亲人朋友就更谈不上帮助别人一般说来当然是对的，但这不等于说如果关心了别人或别的国家的正义问题就必然意味着忽视自己周围的同胞和朋友。他回信(十月六日)指出实际上能做到什么是比同情心的广泛或狭窄更有意义的问题。再说(他这时接受了我们面临的逻辑困难)，关心人类是多么有限，为什么不去把整个宇宙星系都解放了。他的意思是反对当我们自己的社会有这么多不自由和非正义时，去空谈什么拯救世界(文化)。我们在这一点上并无分歧，但我还是认为他的论点需要一个更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支持。把道德关怀的边界加以限制是很难的(人的亲疏远近之外，例如影响后代的环境问题我们有没有理由关心？)，更广义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似乎比较容易自卫。后来又交换了几次长信，澄清观点，也涉及到其它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这以后银河叫我“别理他”(自然也叫了他别理我)，我们就停战了。不料小波又写来一信，回到他为什么要抨击乌托邦：“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曾有太多的人想设计一个理想社会让人类幸福。我尊敬这些人，但我痛恨他们的这一观点。……根据如下：如果一个人得到幸福，那必定不是通过别人的设计。人们只能自己为自己创造幸福。有人为我们的世界找到了一个新救世主：儒学。他们为什么非要强加于人？这就是我气愤的原因。其实我随时准备保卫任何人，因为保护自己的第一道防线就是保护每一个人。”我把他最后这句话——每个字我都同意；诚如小波引证海明威：“钟就为你而鸣”——看作是我们争论的结束。

小波是嬉笑怒骂的高手，同时却不像同辈的许多人，变得玩世不恭。他在小说里练贫嘴写“脏话”，杂文中言词激烈刻薄，为人却是绝顶认真，至诚至善。朋友们一起出游，看他总是扶难救弱，知道他是心灵高贵的人。他为了保护我曾说过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小波去世，最让人心疼的当然是银河。“唱不完的歌”，真是非常非常的浪漫。但人生是以质而非量或年头计算的。王小波完成了一个灿烂的人生，他周年的祭奠因此应该成为一个欢快的庆典。这样看来，无论他是“沉默的多数”或“清醒的少数”中的一员，都无关紧要。他和他的文字活在他所爱的人们心里，活在我们大家中间，就像我现在从窗口看出去，那颗闪烁在天际的星，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