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上下都在谈论“保八”、保增长。人们心里明白，要保增长不仅是要扩内需，增投入，更重要的是调结构、改体制，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肆虐，结构和体制弊病暴露无遗之时，深化改革更为重要。然而，深化改革的关键是要有动力，改革的动力不足已为国人普遍忧虑，难怪一些学者大声疾呼寻找改革的新动力。
改革的新动力何来？动力源于激励的“制度安排”，动力不足也就是激励机制出了问题。激励机制的本质是谁受益和谁受损的问题。改革的激励机制就是要“奖励”对改革有贡献者，“惩罚”不改革或反改革者。如果把激励机制搞反了，或进行“逆向配置”，这就会适得其反。就像经济领域的激励机制搞反了，出现“劣币驱除良币”一样，“不改革者”就会驱除“改革者”，不改革反得益，搞改革反受损，人们也就不会有改革的动力。因此，强化改革的动力，就要把激励机制搞对。
如何搞对激励机制？这是一个难题。在现实中，改革总是要破除原先的制度安排及其相应的激励机制，“触犯”和“损害”与此相辅相成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常遭强大的反对和抵制。尤其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既面临来自“左”和“右”的挑战，又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攻击，如履薄冰，犹临悬崖，稍不留神，则万劫不复。历史上也常有这样的事，当上面的支持力度不够或转为不支持时，受损的或被牺牲的总是改革者，“改革者没有好下场”这个亘古不变的预言就会再一次被印证。这也是改革的悖论。
解决悖论，破解困局的办法当然有。当年小平同志南巡时的“放言”——“不改革则下台”，鼓舞了多少改革者的斗志！甚至一些守旧者也转为改革者了。倘若我们难以做到让不改革者“下台”或受损，那是否能够做到让改革者受益至少是不受损呢？正如一些矢志于改革的基层领导干部常感叹：这一辈子不求受益（升官），能保平安足矣。何其悲壮也。当然，这里说的改革指的是旨在提高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真改革，而非借改革之名自肥的假改革。
与当年不断释放自身动力、增进各方利益的粗放的市场取向改革不同，如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或攻坚阶段，动力小、阻力大。强化改革的正向激励机制尤为重要。要让改革者受益，说得俗一些，就是要让矢志于改革、有功于改革的改革者“升官”，要“改革出官”，不要“金钱出官”。用官方的话语，就是对有作为有贡献的改革者进行“提拔”和“重用”，而不是对改革型官员左挑毛病右挑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当下的金融危机已侵蚀实体经济。常言道：有危也有机，能否化危为机就要看改革能否出新招，体制内改革能否有新的激励机制和动力，能否有促进改革的、新的干部评价标准和考核标准，能否有更多仇和式的改革型官员脱颖而出。
（原载于《中国改革》2009年第四期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