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2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在光华管理学院新楼举行。光华管理学院陈松蹊教授、陈玉宇教授、龚六堂教授、林莞娟教授、刘国恩教授、马捷教授、王亚平教授、张庆华教授、张维迎教授、章铮教授、周黎安教授、朱善利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李力行教授、卢锋教授、平新乔教授、嫣萍教授、余淼杰教授、周其仁教授参加了会议。以下是会议发言稿。

张维迎：

这次危机可能会对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这次内部座谈会，探讨交流对危机及其对经济学影响的看法。我们可以不关心美国87年金融危机、不关心日本经济泡沫、不关心亚洲金融危机、不关心网络泡沫，但再也不能不关心今天的这场危机。我们今天在一起座谈，目的是让大家意识到经济学界可能要发生的变化。也希望这次讨论能促进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一步交流。

现在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技术化，而大的危机对经济学的影响将不局限在技术层面。这次危机发生以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又变得重要了。这对中国未来改革方向提出挑战。甚至有人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这种说法是半开玩笑，还是反映了很重要的问题。我的信念很简单，相信如果有问题应该出在政府这一方，而不是市场这一方。

30年代大危机与奥地利学派

对30年代大危机做出预测的是哈耶克和米塞斯，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哪一天会发生。按照他们的理论，20年代出现信贷膨胀、股市泡沫和资产泡沫，一定会发生危机。危机之后1931年哈耶克出版的《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影响很大，奥地利学派变得炙手可热。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Robbins）为《价格与生产》写序，对哈耶克给予很高评价，并且邀他去伦敦经济学院当教授。

然而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很快改变了风向。政府本来已经做了凯恩斯建议的扩大内需等事情，而凯恩斯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备受欢迎。既然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就有理由实施干预挽救经济。而哈耶克战后转向政治哲学而不是以经济学为主，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

70年代起货币主义开始被重视，80年代超过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主流。弗里德曼对大危机的解释是，危机发生后政府没有提供足够货币，危机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是因为美联储在本该放松货币时实行了紧缩。有意思的是，回顾历史发现弗里德曼一开始也是凯恩斯主义者，并非挑战凯恩斯。他在验证凯恩斯需求函数时发现人们的消费不是随短期收入变化，而是随长期收入变化。慢慢地凯恩斯主义被认为不合理，后来出现理性预期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一直在继续，1962年罗斯伯德（Murray Rothbard）出版《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比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早一年。罗斯巴德认为30年代危机是因为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和低利率导致了投资结构扭曲和资产泡沫。罗斯巴德用证据表明，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胡佛政策的延续。胡佛政策包括：拯救银行；在大企业之实行联盟，促使企业增加投资，限制企业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干预价格；实行财政赤字，建设大量公共设施，比如胡佛大坝；实行贸易保护，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 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关税；禁止移民，大幅减少移民配额。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危机持续不能恢复。

史库森（Mark Skousen）在《朋友还是对手》（Vienna and Chicago: Friends of Foes?）中将对市场的信念划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坚决不信，就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半信半疑、摇摆不定，主张政府干预，就是凯恩斯主义。三是非常信任，但有时也需要政府干预，尤其是货币政策，就是货币主义。四是坚信不疑，完全相信市场，就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不可兑换的纸币（Fiat money），认为必须回到金属货币。

奥地利学派同时在三条战线作战。一面反对凯恩斯主义，一面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时与货币主义作战。哈耶克因为商业周期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却遭到货币主义批判。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评价很高，却认为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是错的。

奥地利学派对这次危机的预测

米塞斯和哈耶克预测了30年代大危机，这次危机也有人预测到，其中最有名的几位都是奥地利学派的。希夫（Peter Schiff）是一位投资家和评论家，出版了《美元大崩溃》（Crash Proof: 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2006年他在电视谈话中预测美国要出大问题，包括次债、房地产乃至整个经济。现在除了美元还没出现大崩溃，其他都已成为现实。

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经济部门的怀特（William White）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2006年的论文《价格稳定是否足够？》（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 ）预测经济可能出问题，2007年6月年度报告更加清楚地表明其观点。

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Krassimir Pretrov在2004年文章《中国大萧条》（China’s Great Depression）中预测2008-2009中国会发生大萧条。曾经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家Ron Paul也是一位坚定的奥地利学派拥护者。去年底他在国会发表演讲《奥地利学派是对的》（The Austrians Were Right），帮他写演讲稿的是希夫。

最近西班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Jesús Huerta de Soto Ballester出版《货币、银行信用和经济周期》（Money ,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最完整的现代版本。

这次危机与30年代大危机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危机前宏观经济没有明显征兆，价格稳定、经济正常增长、技术进步良好；另一方面，股市、房市、投资都出现问题。因此这次危机可以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进行预测。

30年代大危机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有两个人可能成功：哈耶克和凯恩斯。结果是前者被边缘化，后者成为主流。这次危机之后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进一步强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统治地位，另一种可能是彻底扬弃凯恩斯，复活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是存在的。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政府救市只能延缓危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经济危机的不同理解

凯恩斯强调需求不足。美国的问题显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过剩。中国过去十几年居民储蓄率也没有上升，而是下降的，居民储蓄率从1996年30%下降到25%。世界银行报告的计算是居民储蓄在GDP中的比重从20%下降到16%。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GDP由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只要增加净出口就可以增加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征关税，限制进口。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统计，统计部门专门计算投资、消费、净出口对GDP贡献率。

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越是危机就越要自由化。萨伊定理（Say's Law）认为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要让别人买你的东西，只有你买别人的东西。因此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

如果说这次危机是因为美国太自由，不如说是因为中国太不自由。如果五年前人民币能够升值，给企业一个正确信号，企业投资设厂的方向就会更加明确。人民币持续维持低估状态，给出的信号就是出口总是有利可图，企业就会是出口导向。如果早一点改变，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会小一点，货币发行就会少一点，中国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问题。

国际上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不花钱促使美国花钱，所以导致这次危机。这是荒谬的，因为总体而言，美国是主动的，中国是被动的。但从国际收支角度分析，中国确实有点助纣为虐。如果人民币汇率合适，就不会有大量廉价商品输入美国，美国通货膨胀政策会导致价格更早上升，美国可能更早采取措施。但是由于人民币低估汇率，美国货币增加没有表现为价格上涨。而美联储货币政策是盯住价格，看到价格稳定认为宏观利率没问题。

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一个特点是非对称性，美联储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会利用货币政策救助经济，例如1987年股市崩溃、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而股价大幅上涨时美联储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也导致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怀特（William White）《价格稳定是否足够？》（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 ）根据历史和理论得出结论：价格不能作为判断宏观状态的主要指标。按照奥地利学派理论，最重要的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不是一般价格水平。从投资品传导到消费品有相当长时滞。当消费品价格开始上涨时，已经是大难临头了，这时已经不是采取措施能够解决的。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下滑和上涨存在严重不对称。经济繁荣时上游产业上涨很高，下游产业上涨较低；经济衰退时上游产业下滑幅度大，下游产业下滑较小。中国去年工业生产典型有这个特点，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远高于轻工业，下半年重工业下跌幅度远大于轻工业。按照凯恩斯消费不足理论，应该表现为轻工业下跌更快，而事实不是这样，用消费不足难以解释。

这次危机会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对中国而言，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到整个改革进程。现在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美国垮了，市场经济失灵了，中国为什么还要自由化？”“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金融体制没有自由化”。对危机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政策。

卢锋：

这次危机会对经济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目前处在头脑风暴阶段，收获经过提炼敲打的新理论还有待时日。危机是灾难，然而在拓展经济学研究议程、加深认识经济全球化规律、反思开放宏观经济学重大问题方面，又给经济学者提供难得机遇。就此谈三点初步看法。

危机的认识根源之一，在于经济学理论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研究不够重视。“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假定金融系统会平稳运行，以至于可以抽象掉金融因素”。这方面不足存在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背景。从现代经济学说和政策演变大势看，大危机后紧迫问题是如何在政策上加以应对，随后理论进展主线表现为宏观经济学体系建立、凯恩斯兴起与货币学派争论等。在危机根源方面，虽然也有奥地利学派再生产迂回理论基础上提出信贷过度扩张理论、费雪“过度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凯恩斯和左派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等，但是没有机会在透彻探讨基础上达到比较成熟结论并成为普及性教科书内容。

从实际情况看，战后一段时期没有发生严重金融危机，80年代后拉美、东亚、俄国、日本、墨西哥发生不同类型金融危机，但都不是在作为学术中心的美国发生，较多被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看作是操作和能力问题带来的危机。80年代美国出现“储贷协会”危机，但也毕竟具有局部性，并最终通过RTC方式比较成功化解。人们总要吃过苦头才会真正反思。这次危机风暴眼在美国金融心脏地带华尔街。由于美国仍是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中心，美国关注焦点转变会推动经济学界对这方面研究议程选择显著转变。因而这次危机可能会影响经济学界对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等研究议程选择。

二是这次危机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内在运行机制和规律。发展中国家逐步选择开放战略并与发达国家经济南北互动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特征，其微观基础可以通过观察美国与中印等新兴国经济关系加以理解。简言之，这一发展进程持续进行，要求美国一方面推动技术和产业前沿突破，另一方面通过转移和外包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传统产业或特定生产工序；中国和印度等国则承接产业和工序转移，并通过连带技术引进、学习效应、产品创新等途径实现追赶。

上世纪90年代IT革命经验显示，如果全球技术和产业处于活跃演变期，美国在前沿科技研发、资本市场、企业体制等方面相对优势能得到较好发挥，这一增长模式确能帮助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目前危机教训显示，如果一定时期内技术和产业前沿演变处于相对平静和沉寂状态，如果美国作为领先国家对致力拓宽技术和产业前沿使命意念模糊或用功不勤，或者出于试图仅凭衍生品“创新”主导全球经济，则不仅不能实现其目标，反而会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如果说90年代经济繁荣正面提示当代经济全球化内在规律，目前危机则是从反面解释经济全球化必要条件和约束机制。

三是从开放宏观经济和经济发展角度提出一系列可供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观察和经验素材。比如说经常账户失衡与可持续性增长关系问题。在主权国家没有消亡、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仍面临边境壁垒限制前提下，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即便对于美国这样强大国家也是不祥之兆，经验证明过度相信金融优势为巨额赤字提供合理化解释理论假设并不正确。这对我们深入理解金融媒介与实体经济关系、对合理认识美国这样中心国金融优势地位都有启示意义。

又比如中国这样巨型经济体快速追赶过程与中心国以及外部经济互动关系问题。我国生产率革命在为全球提供物廉价美商品、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持低通胀环境方面做出贡献，然而我们结构和汇率机制等方面改革调整滞后，是否也可能通过大国开放宏观经济国际收支关系对全球利率以及宏观失衡产生显著影响？对此需要超越在危机发生机制上“打口水战”局限，结合中国以及各国经济追赶经验进行深入研究。

再如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问题，虽然危机前美国学术界主流和格林斯潘对资产泡沫“与其预防不如善后”的“象群推论”不无逻辑，然而这次危机超出所有人预期的灾难性影响暴露这一推论前提有错。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关系，并相应调整货币政策设计和操作规则。

最后显然需要结合至今已观察到所有经验现象，加强对金融危机现象的系统研究。研究方法应体现“拿来主义”的常识智慧，兼收并蓄，不拘一格，以搞懂问题、阐发学理为目的。需要把主流信息经济学解释范式与强调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的奥地利学派理论、金德尔伯格金融危机历史学派思想、Hyman Minsky的金融资本主义和金融不稳定假说结合起来，对金融危机以及金融系统与宏观经济学关系提出更加深刻和充实的理论解释。

龚六堂：

危机对经济学有巨大推进作用。宏观经济框架通常把金融市场撇在一边，用委托代理论解释金融市场运作。现在有一些人尝试把金融市场拿到宏观框架进行分析，2007-2008年有两篇文章尝试把委托代理放到宏观框架下。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全球化问题。开放可以把通货膨胀输出给外国，这样通货膨胀在本国更低。凯恩斯的模型主要解释经济波动，并没有解释经济周期。波动和周期不同。波动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来自技术冲击。经济时而下滑时而上涨就是波动。大萧条则是大的经济周期，周期很难被解释。

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宏观模型用效用函数刻画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消费者对将来的信心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全部反映在其中。卢卡斯、凯恩斯、萨缪尔森的经济模型中，贴现因子都是常数。而奥地利学派的贴现因子可以随着人们预期改变而改变。经济好的时候，通货膨胀低，人们对未来乐观，贴现因子低。贴现因子决定资本成本即利率，因此利率低，人们愿意买房子，企业愿意贷款进行投资扩张。这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股票价格快速上涨。价格上升最初没有传导到消费品。等到价格上涨传导到消费品，人们发现通货膨胀后，就对将来失去信心，贴现因子就会增加，利率水平就会上升，企业将面临流动性不足、信贷约束，出现失业、经济衰退。

其中最关键的是将人们对未来看法的贴现因子从常数变成非常数。宏观经济学将重新考虑这些问题，Gerry Becker做过这方面研究，我和CCER的王伟同学写过文章，把贴现因子作为内生变量做出内生周期模型。而凯恩斯理论将大萧条解释为信贷约束问题，把信贷作为外生变量。

陈平：

大萧条可以很好地验证各派理论。商业周期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波动本质是内生的经济不稳定性造成的，还是外生噪声和冲击造成的。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身稳定的学派基本上假定经济是自稳定的。比如供求曲线和需求曲线，如果一个斜率为正一个斜率为负，自然会出现均衡。主要代表有Frisch的噪声驱动模型，其次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对噪声来源有不同理解。弗里德曼和卢卡斯认为噪声来源是政府乱发货币。普雷斯科特（Prescott）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认为振荡来自真实的技术冲击，而不是货币现象。

认为市场运动本身具有内生不稳定性的有两派观点。认为振荡结果是爆炸、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的是马克思主义。熊彼特和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会像生物钟波动一样是自然现象，无可避免。甚至有人提出正常波动具有演化功能，繁荣期大家都赚钱，衰退期淘汰缺乏效率的企业。

美国战后出现经济危机后都不认为自己有改革的需要，总认为是外来冲击，找替罪羊，比如阿拉伯人、日本人、中国人。而这次危机美国媒体、公众、经济学家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是内生。第二个共识是这次危机来自核心区，不是边缘区。这次危机起源于金融危机。认为经济波动原因来自金融危机的有三个学派。首先是奥地利学派，认为信用过度扩张。这次危机和大萧条非常类似，大萧条之前美国经济繁荣，信贷宽松，人们贷款买车、借钱买股票。第二派是Minsky，金融市场存在Madoff那样的诈骗。第三派是凯恩斯，凯恩斯解释为内需不足、非理性冲动（animal spirit），源头可以归结为金融市场具有自身不稳定。

我们1985年开始研究货币指数运动是白噪声还是混沌现象，结果发现是以混沌现象为主。混沌是指非线性振荡，比如生物钟、心脏跳动的频率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振幅变化很大。很多人看见振幅变化就认为没有频率。根据股票市场数据，美国商业周期频率非常稳定，从20年代至今基本在2-10年间变化，平均4-6年。如果政治家在任期内追求政绩把周期延长到10年，下一任期经济就会出大问题。大萧条就是如此。互联网泡沫后格林斯潘拼命降低利率，经济下跌不久后就涨回去，结果是这一次危机更加严重。

主流经济学认为罗斯福新政成功证明了凯恩斯理论。奥地利学派则认为罗斯福新政是胡佛政策的延续。胡佛政府通过工会法、工资法，加强了工资刚性，延缓了调整。但奥地利学派有很大的弱点，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奥地利学派反对使用数学工具。奥地利学派认为人的行为是非均匀的，反对简单加总，所以不相信宏观价格指数，而30年代计量经济学会成立以后，数学工具成为主流。同样的道理谁用数学工具就更胜一筹。奥地利学派反对用数学，完全讲哲学，这是他出局的主要原因。其次，奥地利学派认为商业周期是正常状态，大萧条后经济会自我调节，政府干预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但政府总是会表态“要做些什么”，“什么也不做”的政策在政治上就会自我失败。

对于90年代的日本衰退，美国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观点非常激进，包括伯南克和克鲁格曼，建议日本应该采取货币政策走出衰退，甚至不惜300%的通胀。辜朝明（Richard C. Koo）在《大衰退》（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中以日本为例分析为什么货币政策在大萧条时不起作用。日本企业竞争力好于美国，日本有大量顺差，但危机时日本企业资产负债表出了问题。经济好的时候日本企业能够以便宜的资本借债，但股市崩溃后资产大幅缩水。采用公允价值会计（Market-to-market accounting）进行资产定价很危险。相信市场有效是假设资产波动幅度相对稳定，实际上资产市场价格波动远超过商品市场。所以，资产缩水以后，非常好的大企业在技术上也变成破产，不得不将过去赚得的利润全部拿来还债，降低负债率。所以无论政府怎么把利率降到零、提供宽松信贷，企业也不愿投资，而是拼命还债。这次危机美国解雇发生在是核心企业，不只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原因就是资产大幅缩水。中国问题会小一点，因为中国政府比较保守，企业借债杠杆小。

这次预测金融危机到来绝不只是奥地利学派一家，有很多家，连我们都预测到了。理由是，现在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十倍，这是不可以持续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救市是一个黑洞。美国GDP是15万亿美元，虚拟经济大约60-100万亿美元。房子价值10万美元，赌博房子着火的期权价值可以高达上百万。我们2005年计算出Black-Scholes方程是爆炸型的，有很大问题。金融衍生工具越做越复杂，不能用经验数据进行矫正。巴塞尔银行协议允许用理论模型来定价。如果用火箭科学家理论进行定价，杠杆会非常高。

另外，两位麻省理工的历史学家完全否定弗里德曼的大萧条理论。一位是Peter Temin。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是货币政策错误，纽约联储行长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过世后没有人可以实行强有力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大萧条。Temin从理论和计量上对此否定，认为没有事实证据可以证明大萧条原因是凯恩斯错，弗里德曼对。

另一位是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研究金融史。他认为大萧条之所以那么严重，主要原因是全球化格局的大变动。一战以前，全球化稳定，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度，英镑和黄金挂钩。一战以后，英国国力下降，霸主地位丧失，全球化格局失去领导，美、英、法三国在危机来临时都实行保护主义。

现在的全球失衡不只是贸易赤字造成，而跟美国的全球军备扩张政策和国际安全联系在一起。钱为什么流向美国？金融理论表明，钱要么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要么流向最安全的地方。美国过去每当发生金融危机美元有贬值危险时，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竞争对手附近发动小规模战争，钱就会往美国跑。为什么欧洲反对伊拉克战争？因为战争实际上是在打欧元。

IMF改变股权结构实际上是中国、美国、欧洲三家商讨下一轮全球化格局。三家之间要有长期合作，共同磋商各自承担什么义务。现在非常危险，三家都只顾自己，都在降息放松银根。将来可能有两个结果。一是通货膨胀，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还没有起来。哈耶克认为，经济不稳定的迹象不是能够通过物价指数看出来，要看产业结构。这一点中国比美国好，中国始终觉得自己是落后国家，所以不断调产业结构，而不是简单刺激消费。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人民币盯住美元，中国虽然经济上吃亏，政治上却得利。中国周边国家原来都是中国敌国，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中国赢得很多朋友。

现在是国际地理政治重新调整。中国制造冲击最大的不是美国，而是欧洲的福利社会，所以反对中国的是欧洲工会。美国不怎么反对中国，美中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之间的“恐怖平衡”，就像当年美苏核武器能够互相毁灭对方。中国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中国在市场上抛售美国国债，两国经济都将遭受沉重打击，全球化自由贸易格局将毁灭。

中国这次危机发生在美国危机之前，是去年宏观调控造成的。张五常的批评有道理，劳动工资法、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几把刀同时砍下来，沿海企业立刻就不行了。宏观政策是在利益集团之间形成的。汇率、利率绝不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提建议可以决定的。我不承认有均衡汇率，只有可持续的汇率。维持汇率水平对企业经营非常重要，因为合同都是以名义汇率定的。中国保持汇率相对稳定相当于中国政府承担了企业的保险，为企业节省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成本。

经济理论假设微观企业最大化利润，加总后宏观自动达到最优。我认为恰好相反，微观企业最大化利润，宏观加总后会放大振荡。这是卢卡斯最大的错误。可以定量计算，一个经济有几千万工人、几百万企业，涨落相互抵消，造成的宏观波动非常小，不需要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大数定理就可以解释。而投资波动远远超过GDP，因为投资参与者数目比企业数目少很多。

美国自由化前期里根打破垄断是正确的，加强竞争可以缩小波动。但是后期相信自由主义，容忍微软垄断，鼓励企业兼并。数学上可以计算，一千家银行并为十家银行，宏观涨落将放大十倍。这次最严重的问题都出自AIG这样的巨型企业。在危机到来时，应该把巨型银行拆散让他们竞争。美国政府犯了严重错误，反而让他们兼并。当年朱镕基曾经尝试过，让好的国企兼并差的国企，结果是肥的被瘦的拖死。美国现在正争论，应该让三家汽车公司破产重组，还是保住他们。

中国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首先要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国内油价大起大落的一个原因是只有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至少要拆成三家以上。中国反对拆散四大国有银行一条理由是美国在兼并，认为美国兼并后花旗银行成为巨头，中国拆散了怎么竞争。这次美国国有化浪潮是表面的，因为银行总是要救的。美国关键还看他敢不敢打破垄断。竞争比产权更加基础，私有产权垄断结果比国有垄断更糟糕。

说中国储蓄太高是有问题的，中国民间借贷利率非常高，并没因为储蓄率太高降下来。美国银根放松只是短期利率很低，三十年利率只降了一个百分点，长期利率不是政府能够操控的。中国企业拼命出口不愿意内销的原因是“三角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而中国信用缺失的源头是地方政府赖债不换。地方政府搞地方建设层层拖欠，最后导致企业三角债。所以企业才会拼命出口，因为好的美国顾客至少会按时付账，不管美元贬不贬值，钱能够要回来。治理三角债最好进行普遍财产登记制度。

另外地方政府保护房地产泡沫不可能持续。国外的经验教训应该吸取，泡沫破灭越早，经济恢复越快，比如美国的储贷危机（Saving & Loans）。日本泡沫破越晚，问题越严重。经济学规律在全世界普遍适用，但各个国家地方情况不一样。反而如果中国政府和公众之间如果有共识，调整起来比西方议会制更容易。

平新乔：将微观机制引入宏观模型

首先，我最近在关注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梯若尔（Tirole）将信息不对称引入金融市场中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很有意思，对我们理解这次金融危机也是有帮助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微观机制。由于企业对自己信息的了解超过市场对它的了解，股市的资金供给可能低于最优水平，导致天然的流动性不足，需要央行降低利率等方式来刺激，这就可能导致股市中的资产泡沫。问题在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肤浅的。应该将复杂的微观机制引入宏观模型中间，才能对经济危机有更好的解释。

其次，目前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普遍方式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真的是最有效的方式吗？值得好好研究。尤其要注意的是，这次危机导致了国有企业借资产价格低的机会大量兼并中小企业。另外，银行推出了并购贷款，而有权势者才可能拿到并购贷款。这很可能导致资产结构有一个大的回归性的调整。

最后，这次经济危机可能造成百年未遇的大萧条，其强度超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在这个经济的大调整过程中，我们需要把目光放远一点，抓住经济调整的机会进行制度改革如汇率制度改革等等。

巫和懋：经济危机对经济学的挑战

我不久之前和卢锋老师在美国访问了两个星期，访问了很多金融机构，以及美联储。回来之后，周其仁老师让我用一句话概括我的见闻。我想到的是这一句：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这么容易就被打垮的。这次危机中，美国市场遭到了很大打击，但可以观察到美国市场内有完善的保护措施、会计准则和法律制度。中国市场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这次经济危机对经济学的挑战，我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金融经济学可能需要被重新审视。金融经济学不能再忽视对金融制度的研究。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促使人们需要重新审视整个金融制度。实际上这项研究可以从这次危机中的案例开始。比方说几个倒闭的案例，其问题都出在什么环节？再如，原来根据大数法则，认为分散投资可以将风险降到很低的程度。但是这次金融危机显示分散投资仍然存在风险，是不是按照大数法则设计的风险规避方法出了问题？如果考虑概率论中的厚尾相关（Tail Dependence）问题，很多金融理论就需要重写。衍生品的定价方法可能存在问题。特别是多层的金融衍生品，例如可转换证券（CBs），债券抵押证券（CBO），其文档就有100多页，非常复杂，是否还能用简单的Black-Scholes 方程来定价？

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制度需要重建。国内金融监管制度的方向也需要重新考虑。

三、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全球经济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相当松散的组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密切配合。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很多地方要跳探戈，一进一退，不仅需要简单的高层对话，还需要更加密切的互动。

另外，转型经济学已经被研究者认为不重要了。但现在的形势下很多银行需要国有化，而银行国有化之后未来又面临着回到私有化。因此转型经济学在未来会再次变得重要。刚才张维迎讲到奥地利学派，中国人中台湾的前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属于奥地利学派。在他的影响下，台湾政府早期对待市场的态度是非凯恩斯主义的。最近虽然出台了刺激经济计划，但其规模相对还是较小的。可以说，台湾目前还没有走上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章铮：经济危机造成民工失业

现在媒体普遍说中国有2000万民工由于经济危机失业。我想研究的是，这失业的2000万民工，到底是什么样的民工？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过去民工增加2000万时，是哪些人得到了就业？观察31-40岁民工的就业数目，可以发现03年比02年增加了100万，04年比03年增加了100万，06年比04年增加了1140万。03年到06年，民工就业增加了1800万，其中30岁以下人群反而减少了200多万，31-40岁人群增加了1200多万，41岁以上人群增加了700多万。估计我们现在的民工就业会回到04年的水平。04年恰好是全国性民工荒开始的时间。在04年，35岁的民工恰好处于供求平衡的临界点。因此，目前的民工就业减少，主要受影响的是35岁以上的民工。之所以中年失业，是因为中年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低于青年民工的劳动生产率。

中年民工失业，会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影响30岁以下年轻民工的城市化决策。二、影响民工子女接受中等专业教育。根据我的估计，民工想要在城市定居，至少要连续工作20多年。如果民工在中年面临失业，定居城市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性选择。民工家庭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3年大概需要4万元。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可以显著提高民工子女未来的工作收入。但问题是，待接受中等教育民工子女的父母年龄大概是40-45岁。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这个年龄的民工是相对年轻民工更可能失业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没有工作机会，那么他们很难供养子女接受中等专业教育。因此，我建议政府补贴民工子女接受中等专业教育。

朱善利：市场和政府

刚才大家在争论市场和政府谁更有效的问题，我认为这中间需要一个平衡。市场完全有效或无效都是不可能的。应该具体分析，哪些领域需要由市场调节，哪些领域需要由政府调节。面对这次经济危机，也不能简单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解决问题。现在的经济学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为什么流动性过剩忽然变成流动性短缺？虚体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比较合适？

谈论任何问题时，都要根据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我认为金融创新是好的，带来了金融业的繁荣。发达国家的问题是金融监管没有跟上。例如，一个交易员就把法国兴业银行搞垮了。而中国的问题则是金融创新不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再如，中国的政府干预还很多，不能一概地把西方对市场的批评搬到中国来。

最后，我认为应对经济危机可以有别的方式。去年GDP是30多万亿，而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17多万亿。中国居民的消费占GDP太少，投资占太多，但政府的刺激方式是刺激投资，这可能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陈玉宇：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人们针对养老的储蓄，由自己储蓄和由政府储蓄，导致的总储蓄水平是一样的。但是针对医疗的储蓄由谁来进行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居民中有医疗保险的居民的储蓄率比没医疗保险的居民储蓄率低10%到12%。另外我同意一个观点，即储蓄率太高主要是由于企业储蓄太多，而企业储蓄的主要表现是国有企业有1万多亿留存利润没有上交财政，也没有分配给股东。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讲，储蓄是好事。但是斯坦福的Pete Klenow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资本配置，发现两个国家都存在很大的资本配置无效率问题。如果中国无效率的资本配置降低到美国的1.5倍，而不是目前的3倍，则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即使减少1/3，增长率也不会受到影响。目前这个研究已经成为研究增长的最重要文献。

其实30年来学术界已经没有凯恩斯经济学的位置了。但是否定掉凯恩斯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既无法解释此次危机的原因，也无法提出应对方案。由于房价下跌，使总量约7000-8000亿的次级贷产生了10%-15%的拖欠率，而这样的拖欠率就导致了很多大金融机构崩溃，导致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有8%失业率，陷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同时使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我不认为现在学过的全部经济学中有知识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一现象。

我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一半是受美国经济危机危机影响，另一半是错误的政府政策造成的。2008年1月出口订单下降时，为什么还要取消出口退税，并且让汇率继续升值？我认为目前应该有超过3千万人失业。因为出口部门的总产值是9万亿人民币，可以根据这个产值估算出口部门的就业大约是1亿两千万左右人口。根据出口部门有20%企业垮掉，就可以知道出口部门大约有2400万人失业。目前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以修铁路为例，按照中建集团一般的规则，1亿元工程项目会雇用200名工人。按照这个方法估算，4万亿投资可以增加的直接就业是800万。目前中国面临的失业问题比较重要，但我们采取刺激投资来应对危机，可以促进GDP的复苏，但在减少失业方面可能效果不够。从历史上来看，人们认为1933年大萧条结束了。然而，1933美国GDP确实复苏了，但失业问题一直持续到二战才解决。因此，我认为这次政府的应对措施，第一效果有效，第二可能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力量，遏制了潜在的市场活力。

周其仁：货币发行是根本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因为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引起了很多争论。但仔细观察，没有一个市场是没有政府在其中起作用的。没有政府，谁来界定产权？谁来发货币？奥地利学派主张回到金本位，但哈耶克后来也承认，金本位是回不去了。我认为，政府和市场不是对峙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政府的边界在哪里。这次金融危机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显然是与货币有关系。格林斯潘非常推崇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不欣赏格林斯潘。有人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主张将货币量一会调高一会调低，这是对货币主义的歪曲。和弗里德曼合作《美国货币史》的安娜，也出来声明，货币主义不主张针对经济现状调整货币量。货币主义实质的主张是货币发行的规则要高于权威。如果有一个权威来决定货币发行量，这个权威一定会受到利益的左右。格林斯潘的回忆录也说，事实上央行独立是很难做到的，央行分分秒秒在政治压力底下。弗里德曼的立场是，人类应该有一个没有金本位的金本位，让货币发行量非常稳定。我怀疑现在的危机比100年前严重，因为100年前的大萧条中，金本位还没有搞丢。由于货币发行受政治压力影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飞涨，始终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危险。财政政策哪来的钱？一定是通胀政策来解决。我认为这是想要推动经济发展面对的重要的困境。然而如果采取金本位，一旦黄金供应量不够，会有重大问题，甚至导致战争。例如，大萧条的危机实际上是二战解决的。再如，弗里德曼考证过，中国30年代经济发展良好，但由于美国1935年通过白银法案，中国的金银流失过多，使经济下行，最终导致国共内战。

我思想受震动比较大一件事，是2004年铁本被关闭。我和卢锋老师有机会与被关进监狱的铁本老总谈过四个小时。铁本在上一波拉动内需时哭着喊着要投资，地方政府也在助推投资，不幸在宏观调控风暴来临时被击倒；可是铁本倒下后，钢产量还是那么高，这是因为由货币表达的需求非常旺。货币表达的需求为什么会这么旺？1994年以后，中国已经不让人民银行给财政放款了，财政赤字不让人民银行透支。那么，没有财政的推动，怎么会有那么多货币？这与汇率机制有关系。

浮动与固定汇率机制孰优孰劣，目前经济学界还没有一致意见。主张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挂钩的理由是：美元是好货币，和美元挂钩之后，央行就没有办法滥发货币。然而，即使各国货币都和美国挂钩，相当于全球只有一种货币，如果滥发这种货币，情况会比存在多种货币时还要糟糕。我认为，如果有多种货币存在，长期结果应该是良币驱逐劣币。宋国青、余永定等人2003年起就认为汇率制度要松开，是头脑非常清醒的。我的看法是，汇率首先是内政问题，而不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外关系问题是什么？就是美国人怎么说，我们就反着说。目前，所有商业银行买到的外汇都卖给央行，而央行是印钱买外汇。这相当于市场上存在一个不用真实收入来买外汇的超级买家。因此，目前的外汇市场还不如1993年汇改之前运转良好。当时外汇市场存在双轨制，所有企业拥有汇率的20%可以自由交易，那是一个真实的市场。朱镕基的改革把官方汇率调整到和市场汇率相同，这是很好的改革，但调整之后真实的外汇市场也被取消了。

因此，我们不应该笼统讲目前的危机是由于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每个市场失败里面都有政府失败。货币发行无法控制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刘鎏、洪浩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