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的成长
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雅典黄金时期的执政者，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杰出的代表者，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在波希战争（公元前500年发生在欧亚大陆的波斯帝国为了扩张与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密斯海战）后的废墟中伯里克利领导组织重新建设了雅典。他的时代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同时帮助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阶段击败了斯巴达人。
伯里克利出身雅典名门，其父亲克山提波斯是公元前479年米卡列海战雅典舰队的司令官，母亲阿加里斯特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克利斯提尼的侄女。伯里克利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向当代智者哲人达蒙和芝诺学习音乐、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在良师益友阿纳克萨哥拉斯（希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的熏陶下，伯里克利不迷信鬼神，崇尚唯物主义，具有高尚庄严的情操和风格。
伯里克利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希腊同盟抗击波斯侵略者的岁月中度过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与盟国戮力同心，凭借海上舰队取得了大败波斯军的辉煌胜利，随后又缔结提洛同盟，一跃而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怀着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作为雅典公民的信心与自豪，伯里克利登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他守正不阿，廉洁奉公，有眼光，善演说，坚毅冷静，气宇不凡，具备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品格和气质。
公元前472年，伯里克利初露头角，出资承办埃斯库罗期所著《波斯人》一剧的演出。公元前466年后，伯里克利追随埃菲阿尔特斯，成为雅典民主派的代表。希波战争胜利后，以战神山议事会为大本营的雅典保守势力有所抬头，其代表人物是客蒙（Cimon,约公元前512—449),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不断揭发控告战神山议事会成员贪污腐化、滥用权力的行为，并于公元前463年左右弹劾客蒙在培索斯战争中接受马其顿王的贿赂。客蒙虽被判无罪，但贵族派势力受到了打击。公元前462年，客蒙不顾民主派的反对，率军援助斯巴达镇压黑劳士起义。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趁机掌握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稍息传来，斯巴达人对雅典援军猜疑不已，终于劝他们收兵回国。客蒙遭到碰壁，败兴而归，民主派与雅典公民更认为客蒙此行使雅典蒙受巨大耻辱。公元前461年，客蒙被放逐。不久，埃菲阿尔特斯遭暗杀，伯里克利遂成为雅典的民主派和国家政权的重要领导人。
伯里克利的改革
随着雅典在希波战争中从防御转为进攻，希腊的造船业、工商业、海军、市政建设迅速发展；这一切都既有利于第四等级，又对第三等级以及富有公民有利。由于雅典拥有发展海上力量的天然有利条件，它的对外扩张主要依靠海军进行，军事殖民制度与海上力量优势密不可分，因此，在其兴盛时期，公民中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力量同时得到发展。这是雅典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又是决定雅典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既不单纯是适应与工商业有联系的公民集团的利益要求，也不单纯是由于工商业得到发展的结果。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整个雅典公民集体的利益所要求，也只有公民的不同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才可能实现。
伯里克利得到雅典工商业主和中下层自由民、特别是海员、佣工等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支持。他的国内政策以加强民主政治为核心。从公元前462年的改革开始，雅典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的推动下，逐步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措施，主要有：一是剥夺战神山议事会（早期掌握雅典的最高权力的议事组织，负责监督执政官。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都是终身职，而且卸任的执政官自动进入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此后，战神山议事会只审理带有宗教性质的案件和事务。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五百人会议摆脱了战神山议事会的牵制，完全成为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执行机构。二是各级官职向广大公民开放。公元前457年后，第三等级公民取得担任执政官的资格，第四等级公民后来事实上也被允许担任此职。于是雅典全体男性公民基本上都获得了不受财产限制，通过抽签、选举和轮换而出任各级官职的权利和机会。三是实行公薪制。最初，由国家给予陪审法官每日生活津贴，后来薪给制扩大到大多数公职，这就为贫苦公民参加政权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四是限制取得雅典公民身份的范围。公元前451年规定，凡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者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经过伯里克利的苦心经营，雅典的民主政体日益完备。
伯里克利的对外扩张与巩固同盟
伯里克利的对外政策以扩大雅典的势力和利益为根本原则，力图在加强控制提洛同盟（希腊历史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是独立自主的各个城邦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结盟。希波战争期间，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希腊城邦结成的军事同盟因盟址及金库曾设在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也称“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同盟初期的宗旨是以集体力量解放遭受波斯奴役的希腊城邦和防御波斯再次入侵。最初入盟的主要是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希腊城邦，后来增至约 200个。入盟各邦可以保持原有的政体，同盟事务由在提洛岛召开的同盟会议决定，按入盟城邦实力大小各出一定数量的舰船、兵员和盟捐。）基础上，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撤同盟为敌，建立雅典在希腊世界海陆两方面的优势和霸权。公元前461年客蒙被放逐后，雅典与斯巴达关系急剧恶化。雅典与阿尔哥斯、帖萨利亚结成反对斯巴达的同盟，在科林斯湾发展力量，对麦加拉施加保护，控制北部科林斯地峡，威胁伯罗奔尼撤同盟的重要成员科林斯和埃基那。伯里克利强调埃基那是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的障碍，必须除去。458年，雅典同科林斯以及埃基那交战获胜。457年，斯巴达参战，雅典最初失利，但随即整军北上，控制了鲍伊奥提亚和罗克里斯地区。同年，伯里克利主持完成了雅典与比雷埃夫斯港之间的城墙修建工程，既加强了陆地防御力量，更确保了雅典与海上的交通联系。与此同时，埃基那试图摆脱雅典控制，战败投降，实际沦为雅典属国。公元前455—454年托尔密德斯和伯里克利相继率领海军侵袭伯罗奔尼撤半岛周围地区，重点用兵于科林斯湾一带，雅典在希腊半岛的势力达到顶点。
雅典与波斯的战争一直未曾停止，而且从公元前459年起开辟了新的埃及战场。公元前454年，雅典在埃及惨败，一些盟邦在波斯支持下脱离提洛同盟。面对不利的形势，伯里克利对雅典的力量和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他首先与客蒙和解，并暂时缓和同斯巴达的冲突，于公元前451年达成五年休战协议。雅典空出手来后，由客蒙率领同盟海军，大败波斯舰队。公元前449年，双方议和。
伯里克利倾全力于加强控制盟邦，变提洛同盟为“雅典海上帝国”。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至雅典，直接受雅典支配，盟金实质上变为“贡金”。同盟会议此后不再召开，由雅典发号施令处理有关事务。一度脱离同盟的米利都和埃列特里亚等邦被迫再次入盟，雅典向那里派出驻军和监察官，建立宣誓效忠于雅典和民主政体的傀儡政府。为强化雅典海上霸权、防止盟邦叛乱和解决土地问题，伯里克利确立军事移民制度，强占安德罗斯、纳克索斯、列姆诺斯和伊姆布罗斯等岛土地，分给雅典公民，以重装步兵身份长期驻屯。公元前449年，伯里克利率军赴赫尔松涅索斯，平息当地战事，增派军事移民，控制爱琴海通往黑海的通道。从公元前454到公元前449年，缴纳盟金的城邦数约135名增至155到173名之间，大多数都处于属国的地位。
在结束波斯战争和加强“帝国”统治后，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48年发动外交攻势，派使节邀请希腊各邦参加在雅典召开的泛希腊大会，讨论重建被波斯焚毁的神庙、履行鲜祭誓言、保持海上自由和确立希腊世界和平等事宜，企图使雅典以盟主身份执希腊世界之牛耳。但是，伯罗奔尼撤同盟拒绝了这一建议。公元前447年，战事再起。尽管伯里克利一再劝阻，托尔密德斯仍进军鲍伊奥提亚，结果败亡。优卑亚岛各邦和麦加拉皆叛，斯巴达大军进逼阿提卡。伯里克利率军两次进入优卑亚岛，迅速平定反抗。公元前445年，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缔结三十年和约，希腊半岛基本恢复公元前461年时形势。
还在三十年和约缔结期间，伯里克利就采取逐出居民、没收土地、扣留人质和强迫宣誓效忠等一切手段，对雅典近邻优卑亚岛各邦进行严厉统治。议和后，他继续保持常备海军三列桨舰六十艘，供随时调遣。伯里克利与埃及和色雷斯保持友好关系，吸收位于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列吉昆和列昂提诺伊入盟，并积极开发爱琴海北岸，先后在布列阿和斯特律蒙河口组织军事移民和建立殖民地阿姆菲波里斯城。公元前443年，由伯里克利发起，雅典组织希腊各邦向意大利半岛南端叙巴里斯故址进行联合殖民，建图里奥伊城。公元前440年提洛同盟的拥有独立舰队的强大成员萨摩斯，为维护自主权拒绝雅典仲裁其与米利都之间的冲突，伯里克利遂统率海军进攻萨摩斯。虽然战争出现反复，萨摩斯得到波斯的支持，拜占廷也起兵反对雅典，但伯里克利指挥有力，沉着作战。萨摩斯经过九个月的围困，终于公元前439年投降，毁城墙，献人质，交舰队，赔巨款。公元前437年，伯里克利率领庞大舰队驶入黑海，支持当地希腊殖民城邦的利益，占尼姆典昂良港，派战舰帮助西诺佩人逐出僭主，鼓励雅典人赴西诺佩移民，占领土地。雅典不仅完全控制了爱琴海，而且在黑海扩张势力。
伯里克利执政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随着波斯战争的终结和雅典霸权统治的确立，爱琴海上战事基本结束，猖獗一时的海盗活动受到抑制，商船通行无阻，伯里克利又迫使盟邦统一使用雅典的银币和度量衡制，雅典及其盟邦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比雷埃夫斯港经伯里克利邀请米利都建筑师希波达莫斯进行统一的设计和建设，面貌焕然一新。雅典与色雷斯、黑海周围、小亚细亚西部、东部地中海、北非和西部地中海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系，其冶金、造船、兵工、制革、建筑等业驰名遐迩。雅典的农业也卷入货币经济之中，大量种植葡萄、橄榄然后制成酒和油外销，而本国居民的粮食消费约有三分之二依靠进口。由于完全掌握同盟金库，雅典财政收入骤增。充裕的财政收入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伯里克利执政时代，雅典每年因担任公职和服军役而从国家领取公薪或津贴者达两万多人，约占成年男子公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伯里克利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古典希腊文化的推崇者和倡导者。他的理想和抱负是要使雅典不仅登上希腊世界霸主的宝座，而且成为“全希腊的学校”。伯里克利的时代是希腊古典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希腊世界著名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大师都荟萃于雅典，聚集在伯里克利的周围，授课讲学，寻求真善美，探索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话。杰出的哲学家阿纳克萨哥拉斯、雕塑家菲狄亚斯和悲剧戏剧家索福克勒斯与伯里克利过从尤密。伯里克利的妻子米利都人阿斯帕西亚，才华出众，智慧过人，受到苏格拉底的推崇，不少哲学家和艺术家成为她的座上客，很多雅典人甚至一些妇女来向她求教。伯里克利年轻时即主办戏剧演出，主政期间又通过了给贫苦公民以观剧津贴、举行节日音乐竞赛和修筑奏乐馆等措施。从公元前447年起，伯里克利大规模修建雅典卫城。他动用同盟金库贮存，先后兴建帕特农神庙、雅典卫城正门、赫淮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埃列赫特伊昂神庙，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各种塑像、浮雕等精美绝伦、千古不朽的造型艺术杰作。伯里克利为发扬光大希腊古典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文化政策是与其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紧密相连的。无论是修建公共工程还是举办节日演出，其目的全是为了巩固民主政治，改善广大公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树立雅典的光辉形象来吸引希腊各邦的景仰和向往。
功败垂成：伯罗奔尼撒战争
虽然签订了三十年和约，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矛盾仍在发展。在雅典对萨摩斯作战时，斯巴达就曾召开同盟大会，讨论是否出兵援助萨摩斯的问题。伯里克利深信战争不可避。因为除雅典的民主政治与斯巴达支持的贵族寡头政治根本对立外，他所推行的建立雅典霸权的政策，特别是当雅典向科林斯的势力范围扩张时，势必激化雅典与科林斯之间的斗争，并引起斯巴达的不安和干预。从公元前434年危伯里克利开始在各方面作准备，坚定地迎接这场决战的到来。他曾警告雅典人说，伯罗奔尼撒的战争正在向他们逼近。公元前433年，在伯里克利的推动下，雅典与科西拉缔结军事防御同盟，介入科林斯与科西拉之间的战争。公元前432年经伯里克利发起，雅典下令禁止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麦加拉与雅典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市场和港口往来；并派军队进攻科林斯在爱军海北岸的重要殖民城市政特伊达伊亚。斯巴达召开公民大会和同盟大会进行讨论，决定开战，先派代表向雅典提出废除麦加拉禁令和尊重希腊各邦独立的要求。在讨论对策的雅典公民大会上，伯里克利慷慨陈词，反对向斯巴达作任何让步，决心应战。
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斯巴达大军进入雅典境内。伯里克利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优缺点进行了全面的考虑，决定采取退守雅典城，避免在陆地上与勇敢善战的斯巴达重装步兵硬拼；发挥海军优势，保证海上交通和侵袭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的战略。第一年的战争基本上按照伯里克利制定的作战计划进行。在为阵亡将士举行国葬的典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演说。他从根本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热情地歌颂了雅典的伟大成就，清晰透彻地表述了他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他四十年来的政绩。伯里克利明确宣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然而，意料不到的灾难降临了。在战争破坏和城里难民密集的情况下，公元前430年雅典突然发生了严重的瘟疫，居民大量死亡。眼看城外围园备受敌军蹂躏，城内病魔肆虐，尸体横陈。雅典人心混乱，怨声四起，一度向斯巴达求和未果。伯里克利的政敌趁机活动起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伯里克利的好友阿纳克萨哥拉斯和菲狄亚斯己先后受到他们的指控而被迫离开雅典。连阿斯帕西亚也遭到了所谓不敬神的控告。现在他们直接攻击伯里克利，把战争的不幸归咎于他，伯里克利被判罚款。但是大敌当前，雅典仍需要伯里克利的领导。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再度当选为将军。可是，伯里克利不久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伯里克利毕生致力于经营奴隶主民主政治，扩张雅典的势力。他促进了雅典奴隶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繁荣，在历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伯里克利倡导的泛希腊事业和建立雅典霸权的活动，是对盟国的勒索和压迫，但也有利于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和趋于政治统一。然而，当时实现希腊世界政治统一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以雅典一个城邦的力量并保持原来的城邦制度，是难以完成统一的大业的。伯里克利功败垂成。他死后雅典失去了坚强的领导，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较量，终败于斯巴达和波斯的联合力量。
极具特色的雅典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作为雅典民主法制的摇篮创造了先进的民主政治体制，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它起源于氏族社会，到奴隶制时期，实现了由君主体制到九个执政法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转变。后来通过德拉古立法、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伯里克利改革，终于成就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权利（Kratia）”两词合成，即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之意。尊重人格、保护人权，公民自治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民主政治思想在那个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在选举权、审判权、监察权以及行政权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选举。雅典实现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议制，主要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凡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参加公民大会，选举出城邦重要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如执政官和十将军的选举就在公民大会上举行。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不定期举行会议，一般每月举行两到四次，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担任公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
审判。梭伦改革后，雅典城邦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平均每个有五百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陪审员由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方式充任，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有权受理公民的申诉。对案件的受理采用开庭方式，经过原、被告的辩论后，由陪审员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因陪审判决即是一审判决也是终审判决，故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具有最高效力。
监察。公元前500年左右，雅典的监察制度已经相当发达，陪审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机关外，还是最高监察机关，有批准或否决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监察权。在雅典，官员的当选必须经过公民的严格监察。其一，在任职前其资格需先经审查，包括：出身、财产、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由五百人议事会作初审，如有问题则提交法庭判决决定是否任职。其二，官员任职期间也要受到审查。如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中都要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任何一个官员，他便要到陪审法庭受审，如有罪，则判决他的刑罚或罚金，如果无罪，他将复职。其三，官员在其任职期满后，还要接受审查。在其离任时，会有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财产进行审查，如有贪污或者受贿，即送交法庭判决，通常对其课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罚金。其四，不法申诉。任何雅典公民认为某项法令违法，都有权向陪审法庭提出控诉，在控诉期，该法令暂停实施，如作肯定判决该法令就会被撤消。其五，陶片放逐法。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而设置的。每个春季的公民大会上，先用口头表决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开第二次会议，每个人都在陶片或者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人的名字。
行政。五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政务，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雅典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确，主要有六个司法行政官、祖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下面又设有各级大小官员。但他们产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个司法执政官及他们的书记均由抽签选举，而王者执政官、祖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各有两个助理，由他们自己选举。这些人的资格在其任职之前都由陪审法庭审查，卸任时并需作报告。
雅典人的公民权
雅典人的公民意识非常强烈，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雅典的公民才享有其权利，公民称号和公民权对于雅典人来说比生命都重要。一个人如果拥有巨额的财富和出身于名门世家，而不享有公民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雅典对公民权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并非生活在雅典城邦的所有人都具有公民权，约三分之一的奴隶被看作奴隶主的财产和工具，可以自由买卖他们不具有公民权。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和工商业者不享有公民权。雅典城邦公民权的获得一方面要看其父母是否都是本邦公民，另一方面要看其是否有与其公民资格相适应的土地。占成年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不分其阶级一律不享有公民权，更谈不上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妇女在雅典地位极其低下，这与古希腊的传统习俗分不开。亚里士多德曾经说：“男女之间的高低之分是合乎自然的，因为男人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往往成为情欲的俘虏。”作为其他民主权利基石的公民权之狭隘性揭示了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仍然是奴隶主民主政治。雅典的民主政治名义上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实际上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公民完全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大改革家梭伦说：“我们制定了不分贵族，一视同仁的法律，为每个人都规定了公正的正义”。但是却将公民按财产的多寡分为四等，即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第三等级）和日佣级（第四等级），并分别赋予每个等级的公民不同的权利。如改革中的四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第四等级的公民是不能参加的，高级官员也只能又一、二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员，第四等级却不能担任任何公职（后来经过伯里克利改革后才有所改变）。
很显然，2500多年前的政治制度肯定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科学的地方，如简单、原始、粗糙、权力更替频繁等，这是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但是，不容置疑的是雅典民主政治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为近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史实材料，也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最早的基石。
在雅典人纪念死去的战争英雄的一次集会上，伯里克利作了如下演讲：“我们的国体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是因为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当私人纠纷产生时，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像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开放的那样，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这里每一个个人不但对他自己的私事感兴趣，也对整个社稷的大事感兴趣。”
听着两千多年前这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不知道您作何感想？
2009年2月14日，星期六，三门峡上阳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