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30多年前，我国就曾经进行过一次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西部大开发运动。主导这次西部大开发运动的领军人物就是我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左宗棠。
一、对农业的开发
左宗棠对西北经济的开发是与他西征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19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北地区相继发生战乱，一些地方势力纷纷建立起了分裂政权；沙俄侵略者乘乱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英国殖民主义者也蠢蠢欲动，妄图在新疆混水摸鱼。一时间，我国西北地区烽烟四起、山河破碎。
在祖国领土和主权遭到侵略和瓜分的关键时刻，力主出兵收复领土的主战派领袖人物左宗棠，于1866年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兵西征，肩负起了平定和收复大西北的历史重任。
左宗棠西征的主要任务是平定内乱、驱逐外敌、收复失地。但左宗棠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责任仅仅局限在这上面。他在平定内乱、驱逐外敌、收复失地的同时，还在收复的领土上尽全力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开发经济、开发边疆。因为左宗棠对举兵平乱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平乱首在安民，安民首在足食；衣食足则民心定，民心定则乱不生。所以他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是一边打仗一边搞经济开发，而经济开发中首屈一指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左宗棠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每收复一片失地，每平定一块地方，他就要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要务来抓。为了使农业生产尽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他还专门制订了如下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
一是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左宗棠十分清楚，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要从颠沛流离中安定下来恢复农业生产，开始时一定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定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于是他下令把口粮、种籽、农具、耕牛等等生产资料无偿分发给那些一无所有同时又愿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为防止农民们把生产资料挪作它用，左宗棠规定只发实物不发现银；为防止农民们把种籽吃掉，则规定必须到播种时节才发放种籽。除了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外，左宗棠还无偿向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们发放口粮。发放口粮的标准是：青壮劳动力每人每天8两，老人、小孩5两。由于耕牛等牲畜大多已在战乱中被杀被抢，所以左宗棠就挪出一部分军饷去购买耕牛，然后分发给老百姓。耕牛不够就用驴、骡、骆驼代耕，还不够就把军队中老弱的军马淘汰下来支援农耕，再不够就几家人轮流使用一头牲口。实在没有牲口就三人拉一头犁，用人力也要恢复农业生产。左宗棠不但制订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的优惠政策。他用军饷买来种羊分发给流离失所的牧民。允许他们三年分期归还购羊款，不计利息。1866年他驻节兰州，一次就拨出6800多两银子购买种羊分发给皋兰等地的牧民。在平定安西、敦煌、玉门之后，他一次就给那些实在难以为生的难民们拨付赈银2万两、寒衣1万套。
二是对开垦荒地者实行政策倾斜。大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熟地本来就不多，只种熟地根本就不足以富民、不足以养军。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左宗棠鼓励农民们开荒种地。他规定：凡开垦荒地者，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全免税赋，第二年半免税赋。为了吸引内地居民移居西北开荒种地，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对移居西北开荒种地的家庭给予科举考试方面的照顾。清政府在科举取仕中对各地区都规定了录取名额，同时还规定考生必须在报考地居住达到一定年限才有报考资格。左宗棠一方面建议朝廷适当增加西北地区的取仕名额，另一方面又建议对移居西北家庭中的考生可以不必受居住年限的限制。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推动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减轻农民负担。在左宗棠到达西北地区以前，那里的各级官吏都要在正常的税赋之外层层加码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使当地农民不堪重负。左宗棠到西北以后把税款以外的各种收费统统取消，并把过去当地官府实行的借一还四的高利盘剥政策改为借一还一。过去农民向官府借贷种籽和口粮，收获后要四倍偿还。左宗棠痛斥这一政策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他认为民不聊生、逼民为贼的混乱局面就是这些不合理的剥削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愤怒地揭露那些贪官污吏：“其志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勒派取盈，以顾目前而已。预借籽粒，秋后数倍取偿。民不能堪，弃耕避匿，则系累其家属，追呼迫索，至不可堪。故立开屯之名，而地亩转荒。”从左宗棠给朝廷的这道奏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看清了各级贪官污吏对农民的过度盘剥才是造成官逼民反、战乱四起，并进而造成各地田园荒芜、百业破败、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同时，左宗棠对以前屯田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也了如指掌，并就在屯田过程中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好养军与养民、富民与强国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他说：“从前诸军也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田之利，也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军饷，何尝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
左宗棠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十分注重发挥农民的作用，而且还十分注重发挥军队的作用。他在西征的过程中，每收复一块地方，他都要命令军队利用作战间隙，修整因战乱而荒废的土地，并适时种上庄稼。如果熟地不够种，就开垦荒地。在耕种熟地的过程中，如遇业主回来认领，就归还给业主；如无业主认领，军队在开发前线时就转交地方政府。另外，左宗棠在西征的过程中还开办了一些规模不小的军垦农场。1874年，他命令西征军前锋张曜率领嵩武军十余营在哈密开荒种地，且耕且战。为了办好军垦农场，在军饷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他一次就拨给张曜3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而张曜也没有辜负左宗棠的期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开荒2万多亩，当年就收获粮食近百万斤，足够张曜所部食用两个月！为推广哈密经验，左宗棠又相继在巴里坤、古城、吐鲁番、乌鲁木齐、喀喇沙尔等地开办军垦农场。在整个西征的13年时间里，左宗棠屯田不拘形式，既发展军垦，又发展民垦，有的地方则是军民兼垦，共同经营。总之，完全是因地制宜、灵活掌握。但不管是军垦还是民垦，所生产的粮食，一律由政府按价收购。所得银两，民垦自然归百姓；军垦则全部分发给参与耕种的军人。这既减少了长途运输军粮之苦，又增加了参战军人的收入，还激发了军队参加生产和作战的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左宗棠在西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1878年对新疆部分地区新增军垦农场耕种面积的统计：哈密3.8万亩，巴里坤5万亩，古城子0.66万亩，吐鲁番1.2万亩；新增民垦户数为：古城子900多户，乌鲁木齐2000多户，昌吉1300多户，玛纳斯900多户。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在那里大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突出的成绩就是兴修水利。左宗棠在就任陕甘总督之初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华州知州说：“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此为最切。”针对西北地区缺雨少水的自然条件，他进一步指出：“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恤，不易之理。”张曜在奉命开办军垦农场的过程中，因修建水渠需毛毡一万条。张考虑到经费困难，只敢向左宗棠申请6000条。而左宗棠在回信中则说：“尊函6000为定，然鄙意与其功亏一篑，不若多备为先。仍令多购万条，以资利用，未敢议减。”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水利建设是何等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西北期间共修建各种水渠1833里，修建水坝7道，凿水井1800多眼。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不仅使长年缺雨少水的大西北数以百万亩的农田得以灌溉，而且还解决了西北许多地方老百姓饮水难的问题。1881年，左宗棠在进京路过平凉时，特意到柳湖书院察看他当年修建的温泉池。结果发现已被当地官员用围墙圈入书院中。他立即下令拆除围墙，为老百姓饮水和灌溉提供方便。
经过左宗棠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西北的农业在战乱的废墟上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使老百姓从流离失所走向安居乐业，而且税赋也有所增加。仅以南疆八城为例：1878年征粮达到1.2亿斤，比战乱前的0.65亿斤差不多翻了一番；征收税银1.37万两。
二、对工业的开发
左宗棠对西北工业的开发，是在因战争需要而开办的军火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符合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在军工生产中得到应用，然后再逐步推广应用到民用工业上去。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在西征前，他就在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在西征的过程中，他又先后开办了西安制造局、甘肃制造局等等，最初主要的目的是为西征军生产武器。
但是左宗棠并没有把军火工业仅仅局限在生产武器上面，而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把它发展成民用工业。主管甘肃制造局的是一个叫赖长的记名提督，他是左宗棠专门从福州调来的。此人除精通武器生产外，还十分擅长各种机器的设计和制造。1877年赖长在兰州设计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台织呢机，左宗棠见织出的羊毛绒质薄而细，美观耐穿，并不比洋人的差，非常高兴。他立即把甘肃制造局更名为甘肃制呢局。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左宗棠又从德国进口了20台毛纺机，并雇请德国技术人员到厂给中方人员传授技术。到1880年，甘肃制呢总局已经形成了年产上万匹毛织品的能力。当年冬天左宗棠把甘肃制呢总局生产的毛纺织品带到北京，引起各方人士的兴趣和称赞，同时也引起了近代工业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的关注。甘肃制呢总局落成的消息就被当时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所披露。过后英国又派人到甘肃制呢总局考察，并把考察报告刊登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甘肃制呢总局的建成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毛纺厂，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作工厂，它比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我国第一家棉纺厂还要早几年。
1873年，赖长在甘肃还制造出我国历史上第一台抽水机，当时叫“吸水龙”。这一成就不但有利于农田灌溉，而且还有利于解决当地群众饮水难的问题。1873年左宗棠在兰州自己衙门左侧开凿了一个“饮和池”，翌年又在衙门右侧开凿了一个“挹清池”，都是用吸水龙分别抽取黄河和五泉山的水注入池中供当地老百姓饮用。
进军新疆后，左宗棠又先后在阿克苏、库车、乌鲁木齐等地分别设立制造局、火药局、农具厂、炼铁厂等企业。除制造武器外还铸造各种农具和钱币。在制造农具的过程中，当地技术力量不够，左宗棠就从内地调来工匠；当地铁料不够，他就下令开矿炼铁。
左宗棠还在西北大力提倡和推广种棉织布和种桑养蚕的技术，为此，他在西北开办了好几个蚕织局，专门用来主管发展养蚕和织绸事业。由于当地缺乏技术和人才，左宗棠先后分两批从浙江湖州雇请了60多名养蚕能手到西北传授种桑养蚕的技术。遵照左宗棠的嘱托，养蚕能手们随身从内地带来了桑秧、蚕种、蚕具等。在内地专家的指导下，西北人民不仅学会了栽桑、接枝、压条，而且还学会了浴蚕、饲养、缫丝、织绸等等技术。收复肃州后，已70多岁高龄的左宗棠就在清明节那一天围绕衙门周围亲自栽种了几百株桑苗。为了促进养蚕业的发展，左宗棠先后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安西、敦煌等地设立蚕织总局。至1880年，西北各地已经种活的桑树就达80.6万多株。生产出的丝绸不仅有可观的规模，而且品质也很好。1881年左宗棠在北京看到阿克苏蚕织总局织出的丝绸时，大感欣慰。他立即写信给西北的地方官，叮嘱他们继续办好当地种桑养蚕、种棉织布、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等事宜。大西北本来就是连接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丝绸之路，但此前通过这里的丝绸大多来自我国内地。自左宗棠在西北发展养蚕业以后，丝绸之路上又增添了西北人民自己生产的新产品。
三、修建道路植树造林
交通运输无论是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中还是在战争时期的军事用途中都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人们常说：“要致富，先修路。”古人也说：“大将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遇水造桥。”左宗棠当年西征，十分清醒地把保障运输畅通看成是克敌致胜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左宗棠把修建道路当成西征的第一要务。
当年左宗棠修建道路，其主干线是从陕西潼关开始的。到兰州后又分头发展：一路向西修到青海的西宁、大通、湟原等地；一路向北出嘉峪关后再向西进入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然后又由北疆向南疆发展。这还只是主干线，还有许许多多的支线。其中有些是对原有道路进行修整和扩建，但更多的是新建。如果要计算它们的总里程，那就是数以万计。这还是在一边打仗一边开荒种地的过程中进行的，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更何况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一切都要靠人工进行。大西北幅员辽阔、地势险要、战线漫长，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要“逢山开道，遇水造桥”。比如由嵩武军张曜所部修建的从哈密到巴里坤一段300多里的道路，沿途多是重山叠嶂、峭壁悬崖，盘旋环绕32圈后，道路才翻过天山之巅。左宗棠在纪念这段道路开通的石碑上写下了著名的《天山扶栏铭》：“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贯木树扶栏。谁其化险贻之按？嵩武上将唯桓桓……”在修建道路的过程中，架设的桥梁更是不计其数。仅在甘肃南部的平凉、会宁等8个县境内，就新修桥梁79座。要统计左宗棠在整个西北全境所修建的桥梁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说到修桥，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插曲：左宗棠原准备在流经兰州城北的黄河上修建一座横跨南北的大铁桥。当时驻在上海的德国泰来洋行老板福克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兰州与左宗棠洽谈，表示愿意投标60万两白银承建工程。左宗棠嫌其索价太高而作罢。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经费困难，那么黄河上的第一座大桥将会出现在兰州，而且还会提前30多年结束黄河上没有大桥的历史。
左宗棠不仅在西北大力修建道路，而且还大力植树造林。他要求大家把道路修建到哪里就把树木栽种到哪里。道路狭窄的地方植树一到两行，宽阔的地方四到五行。同时他还要求大家利用一切条件扩大种树面积，尽量把植树造林扩大到道路以外去。据史料记载，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这600多里的路段上，当时栽种成活的树木就达26.4万多株；另据当时对甘肃会宁、安定等8个县的统计，它们境内栽种成活的各种树木就有近30万株。不久，这些树木就生长成林。当左宗棠看到这些长成的树木时，心里万分高兴。他在给朝廷的奏稿中说：“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不久，有一湖南人隆无誉到西北看到左宗棠所种的树木，大加赞赏。他在《西笑日觚》中写道：“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1880年当左宗棠的部属杨昌浚在西北看到那煞是喜人的树木时，即景生情，吟诗赞叹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在左宗棠的大力倡导下，西北许多地方官都不同程度地仿效左宗棠植树造林。他们还煞费苦心地在左宗棠当年所修道路两旁标立榜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因感怀左宗棠的功绩，人们都把左宗棠当年所种的柳树尊称为“左公柳”。若干年后，有些人把左公柳砍伐作为柴薪，使左宗棠当年发动民众栽种的林木遭到破坏。在民国时期，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曾下令把当时还存活的左公柳编号登记，严加保护。谁再砍伐，连同当地保、甲、县长一并处罚。直到现在，人们都还能在西北地区看到少量存活着的左公柳。
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左宗棠在西征期间，还十分重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到一地，只要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左宗棠就要敦促地方官恢复和兴办各种书院。兴办书院的经费一是发动地方官员、义士捐款，二是各地方财政划拨。许多地方还由官方出资聘请教师。左宗棠本人也多次带头向各地书院、院生和考生捐款。在他驻节兰州期间，他每年都要给兰山书院捐资2000两；在甘肃的第三次乡试中他给62位考生捐赠路费，并给甘肃举人捐赠去北京考试的路费。据资料显示，左宗棠当年在西北共开办书院31所，开办义学共294所。在戎马倥偬的条件下，左宗棠还经常抽出时间来给一些院生修改试卷并到书院和院生们一起讨论学问。1870年，左宗棠平定兰州。当他看了兰山书院院生的来信以后，立即回信道：“本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阴。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诸生勉旃。”在收复新疆的战斗十分吃紧的时候，左宗棠还抽出时间到柳泉书院与院生讨论学问并捐助膏火钱。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兴办书院的同时，还在那里修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贡院。贡院是科举时代进行乡试和会试的考场。康熙二年，甘肃从陕西分出单独成省。但两百多年来甘肃一直没有贡院，整个西北乡试和会试全部都集中到西安进行。甘肃离西安最近的也有几百里路程，新疆到西安最远的有几千里路程。来回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几个月！所需经费也成倍增长。为方便西北考生，左宗棠奏准朝廷，在兰州新修了一个可容纳4000多人的贡院。1875年，在兰州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乡试，考试人数达到3000多人，比以往西北参考考生多出三倍！在陕、甘科考分闱后，左宗棠又奏准朝廷增加了西北科举取仕的名额。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就改为师范学堂，府属书院就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就改为小学堂。
左宗棠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先行者。他那个时候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虽然是原始的、初步的，不能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各有各的历史条件。左宗棠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科技条件下，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在当时那么低的历史起点上，在当时那种有限的人力（西征军最多的时候只有8万人）物力和财力条件下，在一边打仗一边搞开发而且是以打仗为主兼顾开发的条件下，在战火连天、人亡地荒、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就能创造出那样的奇迹来，的确算得上是难能可贵、功勋卓著的。左宗棠当年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某些做法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来说，同样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样有着历史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