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左宗棠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在势微力弱的晚清时代同曾国藩等人一起组建湘军，参与平定陕甘叛乱，带兵收复新疆，积极办理洋务，在军事、政治和洋务等方面都有建树。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发布“上谕”称，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左宗棠之所以能取得以上事功，与他经世致用、明理笃行、熟读深思的读书治学之道是分不开的。

一、经世致用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是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的。经世致用强调学术研究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关注社会现实，并用所学知识来解决社会问题。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是传承湖湘文化的重要阵地，左宗棠早年曾就读于城南书院，受教于推崇经世致用的宿儒贺熙龄，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治学方面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是左宗棠治学处事的重要原则和目标。左宗棠才思敏捷，20岁就乡试中举，但此后3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27岁以后即不再参加会试，从此放弃科举和八股、词章之学，转而专攻地理学、农学、兵学、海防边疆等经世致用的学问。左宗棠先是认真研读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地理学书籍，并自己绘制了黄舆图。除地理学之外，左宗棠还精通农学，并分类撰著《朴存阁农书》，作《广区田图说》。在两江总督陶澍家做家庭教师时学习兵法，尤其是对昔日海防记载研究颇深。当时的士子对左宗棠的这种读书选择不能理解，也招来许多讥讽。左宗棠说过：“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左宗棠后来在家书中告诫自己的子女，教导他们要面向社会，多读经世致用之书，多关注民生世务，“至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

熟读熟识兵法、农学、水利、地理、历史等知识的左宗棠，相比同时代的同僚们，可谓视野开阔、博闻强识，满腹经纶。可以说，正是这些“无用”之学成就了左宗棠后来的事业。左宗棠的最大事功之一就是平定新疆叛乱，他在赴新疆平叛之前，注重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新疆的政治局势、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口流动等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定下了“缓进速决”的战略方针，并根据新疆战局情况，提出了“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的策略。左宗棠还根据新疆地域广阔的特点，实施屯田制，推广各种农业种植，这样不仅驻军的粮食有了保障，当地流离失所的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左宗棠所采取的正确战略策略得益于平时积累的各类知识，也就是经世致用之学奠定的基础。

二、明理笃行

封建时代，科举考试是读书人获得社会地位，猎取功名富贵的重要途径，左宗棠自然也不例外。左宗棠曾经在家书中告诫后辈说，“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但是，在他看来，读书治学不应以科名为终极目的，应重在明义理、明理笃行，自我修炼、变换气质。在这一方面，他深受老师贺熙龄的影响。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等处跟随贺熙龄读书10年，其才气学问深得贺熙龄的赞赏，被赞为“卓然能自立”。贺熙龄强调要读书明理，变换气质。左宗棠曾经记述这一段求学经历，“熙龄之为教，辩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于宗棠并授以汉宋儒先之书”。贺熙龄还针对左宗棠志大言大的情况，写信告诉左宗棠要认真研读《论语》，并对照自己言行去践行，“每于容貌辞气之间，戒慎必不容缓，则又深戒之矣”。左宗棠认识到自己气质粗驳，严格按照先儒“涵养须用敬”的要求去约束自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与静养两条，实下功夫”。

明理笃行的学风亦成为左宗棠的家训。左宗棠告诫子女说：“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他在给侄子的家书中指出：“既读圣贤书，必先求识字。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他要求后辈读书要切实做到知行合一，读书立志。“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左宗棠还告诫子女要防止沾染上官宦子弟的不良习气，“子弟脚跟不定，往往欣厌所失，外诱乘之。唯能真读书则趋向正、识力定，可无忧耳，盖慎诸！”所谓“真读书”，就是指读书要能明理笃行，加强自我修炼，提升自身素养。

三、熟读深思

在读书的方法和途径方面，左宗棠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观点，那就是要做到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从容涵泳。

首先，读书需要日积月累，不可急功近利，贪多求快。左宗棠认为：“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从容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所以养心者在此，所以养身者在此。”读书只有做到熟读深思，才能学有所获，学有所得。“读书不必急求进功，只要有恒无间，养得此心纯一专静，自然学日进耳。”“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他告诫儿子说：“尔从前读书只是一味草率，故穷年伏案而进境殊少。”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能够明白书中的道理，所以要坚决戒除贪多求快的读书习惯。

其次，在如何落实“熟读深思”方面，左宗棠还总结出“三到”读书法则：“读书要眼到，一笔一画莫看错；口到，一字莫含糊；心到，一字莫放过。”他告诫儿子说：“尔读书不看清字画偏旁，不辨明句读，不记清首尾，是目不到也。喉、舌、唇、牙、齿五音，并不清晰伶俐，朦胧含糊，听不明白，或多几字，或少几字，只图混过，就是口不到也……务期了然于心，了然于口，始可放手。总要将此心运在字里行间，时复思绎，乃为心到。”左宗棠认为“三到”读书法，“心到”最为重要。“读书能令人心旷神怡，聪明强固，盖义理悦心之效也。若徒然信口诵读而无得于心，如和尚念经一般，不但毫无意趣，且久坐伤血，久读伤气，于身体有损。”读书要做到“心到”，并非易事，需要专注和投入。他告诉儿子，读书要“先看通篇，次则分起，节节看下去，一字一句都要细心体会，方晓得他的好处，方学得他的好处，亦是不容易的”。

苗贵安，山东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统筹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原发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