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中翻阅赵家璧百岁诞辰纪念会所赠有关图书，往事萦回，感触多多。

令我欣佩的是家璧兄虽身处“借图画作普及工作”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却不忘另创新路编辑“良友文学丛书”，为读者推荐较高品味的文学作品，进而创议邀请当代名家编选、出版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代表作品选《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为新文学史竖立一座创先启后的里程碑。如果不具有高瞻远瞩的视域、坚定不移的意志、辛劳不懈的毅力，那是难以完成这项大工程的。他不愧为一位从事新文学出版事业的出版家。

叫我永难忘记的另一事:那是1944年的夏日里，巴金已离桂赴黔再转重庆。六月里湘北战事骤起，不久日本侵略军即咄咄进逼广西。人心惶惶，桂林遂而大乱。我正筹措资金不成，出版社所存的大量新书未能早日运往内地，正处于束手无策、彷徨不知何所之之际；是家璧兄提醒了我，出版社的主要资产是纸型。即乘大乱初定之机，连忙偕同同事梁君将所存的全部桂版书籍纸型装箱带同巴兄留存的衣物赶去火车站，终于挤上了开往柳州的桂黔列车，那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在那时年轻，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路辛苦总算安全到达终点站独山。竟又碰上了家璧兄，他携带着家眷也到了这里。他正与一舆图出版社的负责人共同雇了一部大卡车，尚有余位，遂邀我同赴贵阳。因之我得以不负巴兄之托，减轻了出版社的损失，较为顺利地到了重庆。家璧兄之助不能忘。

家璧兄本是巴金老友，长我八岁，先我十年干上了出版工作，应是前辈，在下当算后学了。我是1944年初由蓉处调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桂处接替巴金的部分工作的。因之得识这位韩荆州。他主持良友公司一切，常因编务来访巴金，往往我也在场。忆及一次他谈及编辑《我与良友》一书向巴金约稿时，巴以自己写文从不受命于人为由而拒。后在重庆终以友情难却，用纪念新去世的至友一文答约。

自此我们遂结下了友谊。我敬之为长兄，他视在下如弱弟。我还专程去他所住旅舍(在贵阳还是重庆记不清了)拜见赵伯母，相见甚欢。其实老人的一口松江话与我的川语彼此都未必能全听懂，却丝毫不影响聚谈时的亲切之情。

抗战胜利了，他和巴金都各自复员回到了上海基地，而我则尚须留守渝城。1947年夏天我因公到沪，一日萧珊特偕我还约同了章大嫂(陶肃琼)前往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的一座大楼的良友公司拜访家璧兄，要“赵老板”请客。他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饭。

要说巴金与良友的关系实不浅，与赵(还有马国亮)相识较早。巴不仅在《良友》画报上发表过文稿，还把早期作品《雨》、《雾》、《电》(爱情三部曲)先后交给赵发行，包括《短简》等。抗战胜利赵改营晨光图书公司更得巴金的大力支助，不仅把后期的力作《第四病室》、《寒夜》的初版权给了晨光，再将本在文生社印行的《憩园》也收回版权转付予了赵，还代萧乾作主把萧编选的《英国版画选》也交给了晨光公司印行。

解放初期家璧兄更以作家身份与巴金、靳以等老友同去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晨光与文生社差不多都在1954年先后进入公私合营的出版机构。家璧兄还当上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副总编。不料反右运动开始后，家璧兄被新任的左派社长改称做“赵先生”，思想不通，精神压力大，时感不安。多亏出版局领导罗竹风知情，将他改调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以释赵忧。

“文化大革命”开始，天下大乱，知识分子所受压力特重。因此后来我们间的友谊曾一度受到挫折。俟后明白在此大动乱中大家全是受害者，个人间的恩怨也就不再作计较了。友谊遂得再续。而今家璧兄与巴金已先后作古。人虽不在，而书留存，其名也因书而让后世的读者思之。人寿本有限，好书总会永传的。藉兹而为家璧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