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9日至5月3日，法学院组织到河南省召开“五四学术研讨会”，顺带旅游，领略中原人文风光。五天下来，颇多感想，写成三题，愿与诸君共享。
一题：“拍砖头”的会议
郑州“五四”学术研讨会的议题是“中国法学三十年”，共有23位老师提交了25篇论文，郑胜利和赵晓海分别提交了两篇。4月30日，研讨会在郑州“黄河迎宾馆”的报告厅举行，郑州大学法学院许多师生应邀出席，北大和郑大的师生们挤满了可以容纳一百多人的报告厅。会议先后由李鸣和张守文主持，第一个发言人是邓峰，殿后的是郑胜利（？）。
一天会议下来，我感到，与去年威海会议（我没有参加前年的扬州会议）相比，郑州会议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首次邀请会议举办地的兄弟院校参加讨论，一方面增加了相互了解，使北大学风吹到中州；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北大法学院的影响。对于后者，下面还将论及。
二是时间掌握得好，作为主持人，李鸣和张守文严格把握会议时间，发言与问答基本上按时间表进行，比较有效率。这种学术讨论会的目的不在解决什么学术问题，而是观点介绍和交流，让最多学科的老师将本学科最新问题介绍给其他学科的受众。为达到这一点，时间的把握最为关键。
三是每个发言后，听众举手成林，都有众多听众“抢话筒”，争着提问，特别是在上午，因为人们头脑清醒，问答均颇精彩，常常引来满堂大笑；唯下午会议的前半段，因大脑中枢时钟的影响，问者寥寥。
四是“拍砖头”——本次会议最大特点。听众提问基本上或是找论文和发言的不足，或是反驳，称赞的话几乎只是批评的铺垫，第三个发言者蒋大兴机警地嗅到了会议大潮，发言后主动请求：“希望大家拍砖头”，于是，后面的会议便砖头雨至。武者少年事，年轻教师是“拍砖头”的主力，但亦不乏黄忠辈人，如贺卫方和王世洲，老贺拍得最狠、最无情，大王拍得最多，不知他哪儿来的这么多砖头，随手拾来便可投将出去。
对于第四点，还要多说几句。这种自由批评的学术风气，很让郑州大学的师生们新鲜和吃惊，我旁边的一位女老师就问我：你们一年举行多少次这样的研讨会？我说就这一次，但还有一个邓锋主持的“青年法学工作坊”。我参加过几次这种工作坊，几乎每两周一次，提出的论文就是让人来“拍砖头”的。我发现，在工作坊中，不管拍来的是砖头还是瓦片，被拍者皆能逆来顺受且谈笑自若，很有魏晋文人的优雅风范。可能这次郑州会议能够形成自由批评的活跃气氛，就是青年工作坊作风的扩张吧。从这一点上说，在学术讨论的形式上和自由度上，北大是走在了其他学校前面的。
我们老师们的做法也鼓舞了郑大的老师，他们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朱苏力在会议闭幕时的总结中说：尽管论文不都是谈法学三十年题目的，但这种自由学风就是三十年的最大成果。言谈之间，深有感慨。今次反映出来的学风，很大程度上与新留校的一批年轻人有很大关系：他们个人关系中说话、做事不拘形迹；在学术上，充分表现了观点上的创新意识与思想发展上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北大法学院真地成为“亚洲一流”，自由学风将是这种学术评价的内在精神支柱，并势将成为法学院生命力的渊源。八十年前，北大成为中国第一学府，关键一点就在于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开创的这种自由学风。
还要说一点：敝人参与组织北大德国研究中心（ZDS）于今年10月2日至9日举行的中德所有权（财产权）工作坊，届时希望法学院老师们都来参与，向中德双方的报告者“拍砖头”。我想，假如我们敢于向欧美学者“拍砖头”，一者可向外国人显示我们法学院的学术水平，二者可以显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的信心。向欧美学者“拍砖头”，应当是我们迈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二题：“中部崛起”的河南印象
26年前，我与同学骑自行车走过这次郑州会议所到的大部分城市和景点，很想比较一下26年之间河南省的变化。所以，尽管阴差阳错没有被列入与会者名单，但仍坚持向殷铭要了一张火车票。五天下来，比较了一番，一言以蔽之，变化真大！
4月30日会后，我们去郑大参观，又到他们法学院看了看。郑州大学新校园位于郑州高新区，占地6000余亩。事实上，整个高新区的建筑，包括单位、道路等，都占有大片土地，显得气派很大，没有自行车恐怕不行，如果是北大领导来了，一定会羡慕死了。不仅在郑大，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坐在汽车上走马观花，发现郑州、洛阳和开封都在大搞城市扩张，万亩良田都变成了“石屎林”和大片广场，或许河南中部城市带各处均是如此，正在快步工业化、城市化。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河南城市中养狗的人似乎不多，在郑州三天只见到街上两个人牵着狗。第一个印象就是：可能河南虽有一亿人口，但老龄化问题似乎不太严重。转而细想，还有一个可能是河南正在“中部崛起”，大凡正处于极度发展阶段的地方，人们还没有太多闲暇去享受生活，而北京等东部大城市已经完成了向“小康”社会的过渡。由此推理：什么时候河南大街上狗多了起来，什么时候河南就进入“小康社会”了，当然，也就进入了“老龄社会”。
对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进步，当然应为河南高兴。但接下来就是忧虑了：首先，我国的建设首先就是拆旧，北京自不待言，已经把古都变成了一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模样，看来河南也难幸免。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除从地下挖出一些古代的宝贝外，很难在地上看到五千年辉煌的历史。这固然与中国建设的土木结构有关，但也与我们不重视先朝文物的习惯有关。一般而言，破坏过去只在蛮族中间可以看到，像日耳曼人之于罗马、蒙古人之于撒马尔罕，而一旦这些蛮族文明化了，破坏自会停止，转而保护过去了。但我隐约感到，中国人作为一个早已文明化的民族，却始终摆脱不了这种“蛮族情结”。怪不得人们说：在英语中，“中国”之所以叫“CHINA”，就是因为中国一直在“拆呢”。
其次，我们一直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殊不知此种人文教育须放在民族的文明基础、文明背景之下，方能获得持久的教育效果。人文教育的一个重点是文化的传承。一个国家建设的基础是人民的热情；人民的热情在较高层面上源自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而这个爱国主义情怀来自于对自己光荣的历史与灿烂文明的自豪感；进一步说，爱国主义情怀根本上根植于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接受程度，所以说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这就要研究“娃娃们”的心理形成过程。儿童文化心理的形成有两方面：一是言传身教，一是对实物的印象。前者因家庭而异，后者则是一种对任何人都平等的存在，所以，后者特别重要，因为青少年的形象思维先于理性思维，在一定的形象思维基础上才能产生理性思维。如果形象的东西是先民的创造，他们的形象思维就映现为民族的文明；如果形象的东西是西方的创造，他们的形象思维就反映为西方的文明。现在，我国的建设毁坏了大量的古代文明遗迹，儿童面对的都是现代建筑——并非中国人自己的发展结果，在城市形象上，一个城市与一个城市没有任何区别，青少年看到这些，是会更爱本国文明一些呢？还是更爱外国文明一些？以西式的实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
再次，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从洛克和亚当•斯密的观点中引伸，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发展必有一个极限，这就是地球上土地的供给能力。越先用完土地，就会越早达到这个极限。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似乎是，一旦进入工业社会，就马上会进入“后工业社会”，而当人们的意识并没有“后工业化”时，社会问题就产生了。
最后，我们拆旧、求大，反映出的是一种“欠发达的”、不成熟的发展模式，大概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欠发达只是表象，内里是思维的欠发达，片面追求最现代的建筑、最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成本的考量往往放在最后，完全是一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发展思路。许多旧房，除其历史意义外，从经济上说，也是进行改造最划算；再说建大楼，如果超出实际需要，必然形成浪费，其中还不包括未来高昂的维护费用。
如果仅从措施上看，我觉得河南省这样使用土地，充分反映了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必要，必须使土地私有化，至少应明确个人承包的“永佃权”性质，使政府不能像现在这样廉价地获得土地，才能杜绝这种浪费。不过，在很长一段旅途中，我与赵晓海同座。途中又谈起了河南省土地浪费之事。晓海的观点颇让我感到新颖、很商业化，我觉得必须尊重，毕竟他比我懂商业。他说，让土地回归私有化不容易，可能会引起较大麻烦；问题的关键是要抑制政府行为，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给农民保留必要的土地，其他土地全部进入市场，使土地摆脱政府的操控，而土地完全商品化就会给使用者增加成本，土地的使用自然就会慎重多了。不过，我认为，如何进入市场，这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最后一个印象就是，河南人很尊重传统。告别破败陈旧，河南农民现在比较富裕了，沿途的村舍都是砖瓦结构，26年前的土坯屋或“干打垒”基本不见了。26年前，河南产烟地的农舍总有高一个高二层的正方形烤烟房，现在大概没人再抽那种农家自烤的烟叶了，但烤烟房的型制依然保留了下来，不过变成了一间二楼小房子。远远望去，这样一间二楼小房似乎不太可能住人，或者干脆就是一种装饰？总算河南农民不忘本，也说明传统对现代的一种影响。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参考消息》上读到，外国人发现中国晋、陕、豫等省农民仍用着两千年前的农具耕作，后来我也在这三省中见到了农民使用这些农具的景象，当时觉得真落后，特别是看到刚承包了土地的农民们在自己的田里用最简单的农具细心耕耘时，真觉得时间倒退到了远古时期，由此还对这种小农经济不以为然，至少我插队的京郊地区从未实际分过土地。这次在河南看到烤烟房的消失，却使我有些怅然——它们大概永远不会再现了……
三题：中原人文传统观察
我们的旅游路线是：5月1日上午去登封少林寺，下午去洛阳龙门石窟；5月2日上午参观洛阳市中心的“天子驾六博物馆”，然后直赴白马寺，下午到开封，先游览了龙亭，以大相国寺为此次旅游终点。几天旅游，去的都是重要古迹景点，但中原文化五千年，所见恐怕不及河南省古迹的百分之一。26年前，当我游历除开封以外的其他地方时，印象中似乎所有古迹都不要门票，但至者寥寥；可现在不行了，门票动辄上百，却依然游客如云——中国人真是富起来了。
我发觉河南导游与他处不同，他们在介绍景点时，往往会提及景点所在的地理位置，原因或许在于，民族先人在河南上演过无数历史悲喜剧，不知道人文地理，就难于理解历史事件。过去只在字面上知道洛阳“居天下之中”，为形胜之地。这次通过导游小周的解说，实际看到，洛阳在一个盆地里，北面是靠近黄河的邙山，南面是伏牛山，西面是秦岭的崤山，东面就是南岳嵩山，伊、洛二水穿行其间，的确是形胜之地，然而，却在历史上也无数次被攻破过。由此想到，当魏惠文王说“美哉山川之固，此魏国之福也”时，吴起却说：“在德不在险”，仅此一点，便无愧于大军事家的称号。在洛阳还有一个小插曲：导游说，除了毛泽东，国家领导人都来过洛阳，而毛泽东没来过，人们推测，毛被人称为“红太阳”，而洛阳是“落阳”的谐音。不过，导游不断解释说，这恐怕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旅游在开封结束。开封处于黄河之下13米，历史上金人定都不久，成吉思汗历史上第一次扒开黄河，水淹汴梁，灭掉了金国。此后许多人都以此法求得战争的胜利，最近的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以水代兵”、阻滞日军的花园口掘堤。尽管军事上获得了“以空间换时间”的一时成效，却因此而丧失了民心。4月29日，张守文就曾带队自助旅游，湛中乐、沈岿、金锦萍、凌斌、许德峰和我参加，在郑州花园口黄河边上的掘堤、堵口两处纪念地上凭吊历史。时届黄昏，倍感苍凉。近年树起的掘堤碑上说，当时郑州以下、包括开封，“洪水所至，庐舍荡然，饿殍遍野，尽成泽国”。想象彼时情景，古今同慨，定如一千八百年前曹操诗里说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中国自古便多慷慨之士，大概与民族的多灾多难有关吧。
大家在开封时都奇怪：开封如此地势，古代许多朝代，为什么还要定都于此？答案很简单，就是这里靠近江南，漕运容易，“就食”方便。在北宋时，南方已经比北方发达，尽管二十四史记载的五千年历史多数上演于北方，但到北宋时，沈括就已经在《梦溪笔谈》中嘲笑北方人的愚直落后了。
这次旅游基本上是佛教之旅，除洛阳的“天子驾六博物馆”和开封的“龙亭”外，始于登封少林寺，中经龙门佛教石窟、洛阳白马寺、开封大相国寺。少林寺，从1982年至今，已经阔别近26年了！只见山门前游人如市，早已没有僧侣清静修行之地的感觉。少林寺本身也非常商业化，在金庸小说中描写的难进的山门早已大开，快要被人们踏破了。在这里，只能想象古代禅修之形象，现代人们所有者只是古代文明的躯壳，所无者乃古代文明之精神。少林寺塔林本是历代高僧大德的安息之所在，现在也充斥着俗氛秽行，所谓“秽行”就是指那些守卫塔林的武僧们往往把某些“有缘”的游客拉在一边，为他们算命而收取算金的行为，没准儿还会为他们“说因缘”呢。即使禅宗讲究“顿悟”和“明心见性”，这样的市俚行为恐怕也难容于佛祖。不过，我在寺中和塔林中就没见过一位受过戒的僧人，更无高僧大德，不知他们都在哪里修行；而且，就像少林寺里这样喧嚣如市的地方，不说修行，即使练武也不可能。后来在开封大相国寺遇到一位安徽来的游方僧，给我简略解释了现代中国佛教的等级，只有穿灰袍的才是真正受过戒的和尚，而我在少林寺里见到的僧人都是穿黄袍的，因而他们多是类似居士的“和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我们只是在来少林寺的路上看见一片树林中有一些灰袍僧人在习武，因而我们这些游客都非有缘人。
大概是洛阳市公安局，特别安排我们到少林寺周边最有名的“塔沟武校”观看了一次学员表演，少年们一招一式很有气势，但我知道，那不是最上乘的中国功夫，恐怕比我小时候在月坛公园看到的功夫尚有不如。
5月2日一早，先去洛阳市中心的“天子驾六博物馆”参观，是在地下，原来在电视上见过许多次，但自己看实物还是挺有苍桑感的，人们至今还不知道这位如此用车马殉葬的周天子是哪一位。不过，我倒想，这位周天子如此喜欢车马，要么是生前非常有名，要么是喜欢战争，但东周的国王似乎武功不彰，那么就一定是东周前期的君主了。我注意到博物馆的一个细节：展览尾部有一幅天子指挥军队的“驾六图”，天子立于车上，目视前方，左右都是军队，这倒与我想的有所相符。我目光初看马时，发现是栗马与白马相参，马上就意识到画家画错了：天子的骖乘均应是白马，至少也应是同色马；但再一细看，发现画上却只画了五匹马，猜想是有人指出了画家的错误，结果画家偷懒或赶工期，只画了五匹，想告诉观众：这里画的并不是展出的天子驾六；不过，作家还是暗示了天子驾六，即在最左边的那匹马前脚中间若隐若现地画了另一只马脚，从而露出了“马脚”。
到白马寺是又一次的失望。尽管商业气息不如少林寺浓厚，寺边却也是店铺鳞次栉比，也已与26年前不同了——那时的白马寺门可罗雀。由于游人车辆众多，而寺门原对马路，不可能容纳许多人车，只好在寺右边新建了一座作为入口处的导门。寺里文物保存完好，僧人也不如少林寺的那样傲慢，多少还能嗅得出来出家人的气息。
下午去了大相同寺，建筑已非宋代，而是元、明、清、今几代的结果。不过，这座庙宇是河南三大寺中最豪华的，显示了皇家气派和宋代豪华的追求。比较有收获的是前述与一个僧人聊天。我到寺中一个“圣物室”，里面摆的佛像等物都可以“请”。一个僧人说这些都是人们捐的。听他口音不是本地人，原来是来自安徽的游方和尚，在此挂单。他说，他们有度牒，可以任意到一个寺庙去，只要那个庙接收。我问起了受戒，他说现在受戒都不在头上点香点了，因为那样很危险，很容易感染生病（后来陈端洪说，现在的和尚都不是真和尚，一心向佛的人不应在乎危险，况且老的僧人怎么受戒的？），所以现在都是发“戒牒”。我认为这是因为现在的和尚都是佛学院毕业的职业和尚，受戒的话，他们就不便以普通人的方式生活，所以，就以其他方式受戒了，但不知佛学院“本科”学历算是受戒，还是“硕士”学历；或者受戒按学历亦分等级？这个和尚也承认有按传统受戒的人。我看那些人才是真和尚，要遵守戒律的。他说，这些人都穿灰袍，佩有七带的是受“俱足戒”的，称为比丘，头上应有香点；而灰服五带的是沙弥，只受过十戒。这两种戒律的区别是什么，我也没来得及问。反正从他本人赭袍无香点的形象看，只是一个“行者”而已。
三大千年寺庙中，我对少林寺的印象最差，觉得这里的商品化气息最重、禅林味最小，还有就是和尚们最傲慢，就像他们的道行和武艺真地很高似的；对大相国寺的印象最好，原因是古代遗存最多、气势最恢宏，和尚的气度也最大；白马寺有禅林味，但汉唐大度景象不再。令人吃惊的是，对于前两寺的印象与我26年前的印象完全一样！特别是少林寺，和尚的傲慢果如金庸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总有人上门挑战，少林寺恐怕早就扒下了。
回想这次旅游，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在26年前游历过河南许多著名古迹，这次坚持再去，就是为了进行比较。本想走进历史，不想还是一脚踏入了现代，却也不是《清明上河图》的市廛。对于一个旅游者来说，这不是好事，但对于河南人民来说，却又不是坏事。中国人的历史总是在重复说明老子的福祸相倚的哲学。26年后又踏上河南的土地，人民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在前进，但我们失去的东西太多了，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全社会的商业市场化气氛使得文化本身迷失了自己。在这里，我感到非常矛盾，恐怕很多中国文化人都会如此感受：极左时期摧毁了部分文化（导游说，“文革”时驻有军队且红卫兵主动保护，龙门石窟没有被破坏，实属万幸），但剩下的部分仍是原汁原味的；市场经济的中国改变了全部中国文化，所有部分都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了。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思念过去。从历史上说，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复古主义产生于王朝衰落时期，是汉族士大夫维持汉族传统、反对胡化的努力，根本上说是保守的、非进取性的，并非文明的进步；同样，明代文学复古主义也是在经过近百年的蒙古人统治，汉族自身的文明觉醒，但在文明发展的角度上讲，也是保守而非进取性的。这两次复古，造成了汉族精神上的自闭症，当汉族认同满族辉煌武功的同时，也就形成了汉族文明生命力的隳落。我们之所以纪念“五四运动”（今天是“五四”纪念日，也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就在于其积极意义乃文明之进取。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泽民“钦定”的“五四精神”——科学、民主、进步、爱国——中之“进步”的确可以作为北大的精神而被继承下来。现在，面对外敌的欺凌，我们不再复古了，而是要“破古”，这实际上就是要破除唐、明两代以来形成的上述精神自闭症。然而，这种破除并不意味着要破除文明成果本身。现在，中华民族已经没有了精神自闭，我们应当意识到文明成果的可贵，应按原汁原味保留并恢复被破坏的东西，不要让商业利益遮掩住古代的辉煌。
2008年5月8日
作者简介：甘超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