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目前是美国在领导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但是从历史上看，19世纪的霸权国家英国和20世纪前半期的美国，都没这么做过，反而是走在德国与日本的后面，这是因为当时的英、美都没有发动战争的动力，但是在“冷战”结束后已经没有国家有能力对美国发出挑战，美国为什么反而要率先进行新军事变革呢？
原因在于世界已经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从生产过剩型经济转为生产不足型经济，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从物质产品生产转移到虚拟产品生产，并把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然后以虚拟产品与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物质产品净剩余相交换。这种“虚拟经济生存”方式的前提是，想要独占世界净剩余产品的帝国主义国家必须拥有货币霸权，货币霸权以往都是产生于物质生产的霸权，可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会相继失去物质产品生产的统治地位，因而只能用军事霸权来支撑货币霸权。
这样就导致了当代战争形态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四个方面，即战争目的从调节物质产品流向转为调节国际资本流向；战争对象从打击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国家转为与直接利益敌人安全形势相关度高的国家；战争形式从对战争爆发时机的欺骗转为对战争目的的欺骗；战争规模则趋向于小型化。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必然展开对货币霸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在当前主要存在于美欧之间。美国由于要与欧洲争霸，又主要把制造业转移到东亚地区，因此所采取的战略必然是“扰乱欧洲、稳定亚洲”，这就给中国提供了国际安全保障。中国在工业化过程将面临资源矛盾，应付这种矛盾的最好办法，是争取其他发达国家在走入虚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也把其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这样中国在未来15年中就会形成最好的国际安全环境。
世纪之交，新军事变革的潮流如排山倒海之势般到来，世界各国都想赶上这场变革的步伐，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实力，更是因为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主要工业化资源稀缺的矛盾已经逐渐突出，并日益指向海外，比如由于进口石油已超过7000万吨，今年3月爆发的海湾战争，使我们第一次深刻感觉到国际经济安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此，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起因与趋势，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与国防战略的关系，就成了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世界新军事变革之谜思
当代新军事变革的起源在美国，主要特征是利用当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武器系统，发展陆、海、空、天、电五位一体的全新武器系统。如果把徒手作战、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武器作为人类历史上武器的四个发展阶段，这场新军事变革就是要把武器系统提升到第五个阶段――信息化武器阶段。武器的进步也总是会带来军队编制、作战方式和军事理论的变化，例如美军正打算把基本作战单位划小，从过去以数万人的“师”为基本作战单位，转为5000人的“旅”乃至500人的“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并且打算把以12艘航母为核心的海军战斗群，转变成37个攻击群。
美国所领导新军事变革还有许多内容，但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当代的霸权国家美国在领导这场新军事变革，而19世纪的霸权国家英国，在其长达100多年称霸世界的时间里，却始终没有走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前列？
英国从18世纪中期开始掀起工业革命，到19世纪70年代大英帝国最鼎盛时期，英国的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一半，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许多科技发明都是首先出自英国，但英国的武器系统、军事编制以及军事理论的发展却始终走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不仅如此，在新武器的发明和采用方面甚至是排斥态度。
例如，现代步枪是起源于19世纪前半期的两项重要发明，即圆锥型弹头和火冒，而圆锥型弹头就是1823年由英军一个上尉发明的，但是却被英国政府拒绝采用，后来传到法国才被军队采用，而英国军队直到1851年才开始装备发射新型子弹的步枪，其中间隔了28年。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海上贸易是英国的生命线，然而英国的瓦特虽然在1769年就发明了蒸汽机，1802年已经出现了蒸汽动力的轮船，1819年已经出现了可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可是直到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军所使用的战舰居然还全部是以风帆作动力的木壳舰，直到1860年英国才造出了第一艘蒸汽的动力的装甲舰“勇士号”，与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间整整滞后了90年。在此期间，英国海军部甚至把反对蒸汽兵舰的使用，当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英军的人数看，1816年为25·5万人，而1880年为24·8万人，在整个大英帝国鼎盛时期也是减少的趋势。
在军队编制方面，18世纪以前，欧洲各国军队中只有“团”的编制，拿破仑战争中，法军中出现了“师”级编制，以后又出现了“军”编制，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师与军已经成为欧洲军队的普遍编制形式，而在19世纪中，英国军队只有师一级编制，还是战时编制，战争一旦结束，英军的师级编制就会被撤销。
在军事理论方面，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直到大英帝国鼎盛时期，也没有出现什么对当代乃至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军事理论家。
实际上，从19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走在世界军事变革前列的国家是德国（前期是德国的前身－普鲁士）。是德国最先发明与使用了撞针和弹仓式步枪，最早推广使用了现代钢质后装线膛炮，最早把铁路用于战争；是德国最早在军队中建立了总参谋部制，建立了现代的征兵制，最早发明了“闪击战”法，使用装甲兵集中用于突破敌方战线，领导了从热兵器作战转向机械化作战的新军事变革。德国还出现了像克劳塞维茨、毛奇和古德里安这样的一批杰出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指挥艺术家。
19世纪后期，随着内燃机的出现，世界军事开始走入从热兵器时代向机械化兵器时代的过渡，与此同时，美国以其不断超越英国的经济实力，逐渐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到1894年，美国的制造业总值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到一次战前，已经是英、法、德、日之和，但是直到二次战前，美国既没有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更没有去赶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例如，美国虽然到最后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只派去了一个师的兵力，派去军队所使用的重武器如坦克和大炮等还是从英、法两国临时借的。一战中出现坦克和飞机后，西方各国特别是德国，都在加紧坦克与飞机的生产以及这些新兵器战法的研究，到二次战前，德国已经装备了6个装甲师，波兰战争后又扩大到10个，可美国直到1932年才组建了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七骑兵旅，而国会竟然通过了限制军队装备坦克的法律，以致于第七骑兵旅里热衷于发展坦克的军官们，只能把偷偷搞进来的几辆坦克称为“轻型装甲车”，直到1940年美国才组建第一个装甲师。飞机虽然是美国的莱特兄弟在1903年发明的，但是直到二战前，当欧洲主要国家都已经装备了数千架作战飞机的时候，美国的空军却只有1200架军用飞机和2500个飞行员。从美国的陆军人数看，二战前只及欧洲一个中小国家的水平。美国海军的命运也是如此，直到一次战前，美国海军的规模还只是中南美洲一个小国的水平，这常使美国的海军军官在中南美洲的同行们面前汗颜，直到二次战前，美国的海军也仅能与只是自己总产出四分之一的英国并驾齐驱。
可见，并不是拥有世界霸权的国家就一定会走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前列。那么，为什么英国，以及后来居上的美国在19世纪和二战前会是如此作为呢？(www.yypl.net)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世界资本主义始终是处在物质产品生产时代，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霸权，首先是物质产品生产的霸权。英国取得19世纪的世界霸权，是由于英国最早进行了工业革命，因此最先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了最大生产和市场份额，美国可以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只要能够通过生产的发展与技术进步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与利润，就没有必要打仗。
19世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刚刚在欧洲确立的时期，而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地方还处在封建乃至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身就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而走在工业革命最前面的英国，正是靠着工业革命所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不断实行对外经济征服，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为自己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带来日益扩大的市场与利润空间。19世纪初，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面积已经相当于本土面积的近50倍，1800～1876年，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以年均15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达到2250万平方公里，而到一次战前，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又扩大了1100万平方公里。英国从与殖民地的贸易和投资中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例如，1814～1836年间，英国对印度的纺织品输出增长了50倍，占英国纺织品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一。英国的海外投资收入19世纪30年代已达年均8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竟超过5000万英镑。
英国对殖民地的征服，面对的都是弱小和落后民族，与当时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对比根本不是对手。英国的产品虽然也输往欧洲大陆，但主要的贸易流向是向殖民地国家输出，因此与欧洲各列强的经济利益矛盾并不大。在整个19世纪，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治目标是保持欧洲各大国实力的均衡，防止一国作大对英国形成威胁，因此在19世纪欧洲发生的几场战争中，英国都是以联合其他国家，支持弱小一方为军事行动目标的。英国所参与的19世纪初期的反法战争与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都是如此。由于英国并不打算在欧洲称霸，在殖民地又只需要对付小国和弱国，就没有推动英国发展军事实力的紧迫感和足够动力。所以保罗·肯尼迪一针见血地指出“1815～1880年期间，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是在强权的真空中存在的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这也是英国殖民军规模较小的原因”（见《大国的兴衰》）。
美国的情况虽与英国有所不同，但也极为相似。美国刚建国时的面积，就是今天在东北部的13个州，独立战争特别是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在北美地区进行了一系列领土扩张。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买得了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的面积增加了一倍，1819年又从西班牙手中买到了佛罗里达，1836～1846年，美国通过与墨西哥的两场战争兼并了德克萨斯，还获得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和科罗拉多的一部分，同时，美国又与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获得了奥尔良地区，即华盛顿、奥尔良和爱达荷三个州。1853年，又与墨西哥完成了加德森的购买，1867年，美国从俄国方面购得了阿拉斯加，到此，美国的本土就已经与今天的面积一样大了。领土扩大使美国获得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和移民不断增加，使美国的国内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美国完全可以凭借国内的资源与市场需求就获得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因此就产生不了与欧洲列强争霸的欲望。海权思想虽然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的许多政要也很欣赏“海权论”，但却被长期束之高阁，反而是19世纪20年代由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统治了美国长达100多年的外交政策，即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美国对欧洲事务没有兴趣，欧洲也不要干预美洲事务。《海权论》的作者马汉虽然极力主张美国实行海洋扩张，面对美国的国情却无可奈何，1890年他不无悲哀的写道，“除阿拉斯加外，美国没有任何外国的领地，……太平洋是防御最薄弱的边境，它也远离最危险的敌人。国内的资源与我们目前的需要相比，能够用之不竭，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小小角落’里无限期地依靠自己生活下去……”。
对比19世纪走在世界军事变革最前列的德国，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环境就完全是另一番样子。直到19世纪前半期，德国还是一个分裂成几十个邦国的关税联盟，而到1871年才在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可此时世界的殖民地已经被欧洲列强瓜分的差不多了。比如到一次大战前，德国的海外殖民地面积只是英国的十二分之一，法国的三分之一。1870年德国统一前，其生产总量只是英国的40％而略高于法国，但是到一次大战前已经比英国大出15％，是法国的2·7倍，德国的人口也显著高出英、法两国。德国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除了东部地区有一点褐煤，工业化急需的铁矿和石油以及其他矿产资源都得进口，实际只能从其他列强和所霸占的殖民地进口，因此市场与资源的缺乏就促使德国必须与其他列强开战。从威廉二世要建立“德国世纪”到希特勒的夺取“生存空间”，原因都是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空间不足，由此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德国产生了强烈的战争动机，成为19世纪中期到二次大战中走在世界军事变革前列的国家，以及两次大战中世界最强大的战争机器。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以上分析说明，没有经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战争动机，就不会产生进行新军事变革的动力。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由于受到前苏联的威胁，美国始终走在西方国家军事力量发展的前列，但冷战的对立是产生于政治原因，然而在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了十多年，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前苏联已经转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美国的军事实力就是大英帝国鼎盛时期与德国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时期也望尘莫及，美国为什么还要急于进行新军事变革呢？美国是在准备打仗吗？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敌人是谁？未来的战场在那里呢？如果这些问题不搞清楚，盲目跟随所谓“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中国的军队可能花了钱还会打败仗。(www.yypl.net)
二、 三论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
前面的分析表明，19世纪和20世纪的霸权国家，都没有产生进行新军事变革的动力，而在新世纪之交却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重大变化。既然传统霸权国家以往没有领导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原因在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部，导致美国在今天急于进行新军事变革的原因，当然也只能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中去寻找。用技术与武器的发展永远不能解释清楚新军事变革的动力问题，因为战争只是谋取国家利益的手段，而武器只是战争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过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资本家在国内把工人阶级的工资压缩到最低，使国内需求与供给能力严重不对称，由此产生了生产过剩问题，以及商品和资本输出，并且构成了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但是今天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美国，已经出现了连续20年的贸易逆差，去年贸易逆差已经突破了50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物质产品消费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其贸易逆差还在不断扩大，因此美国已经从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型经济，转变成不折不扣的“生产不足”型经济。这个转变不仅发生在美国，到目前为止，英国与西班牙的贸易逆差也已经连续出现了二十多年，法国、意大利与日本虽然还能保持贸易顺差，但呈现逐步缩小趋势，例如，目前与90年代最高峰相比，意大利缩小了96％，法国缩小了92％，日本缩小了55％，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德国还能保持贸易顺差的扩大趋势，这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总体上看，已经从传统的生产过剩型经济，转向生产不足型经济，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性变化，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虚拟资本主义阶段。
我在去年初和今年初曾写过两篇文章，主要从现状出发论述了虚拟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货币制度危机――警惕全球金融风暴》、《海湾战争与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原因及影响分析》，见中宏网和中经网“50人论坛”我的个人主页），本文则着重从历史角度分析虚拟资本主义的起缘与发展过程。
传统资本主义之所以会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首先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本家阶级残酷压榨工人阶级的劳动血汗，激起工人阶级一次次的激烈反抗，直到出现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到二战结束又出现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东西方的对立。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被迫进行社会制度的深刻改良，就是提高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和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缓和社会的阶级矛盾。随着工人阶级工资的提高和社会转移支付体系的建立，“中产阶级”开始兴起，出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新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的需求相应扩大，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过剩与阶级对抗的矛盾相对缓和，由此形成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
伴随着这一过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投资结构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从海外直接投资看，二战以前的资本输出流向，主要是从宗主国流向殖民地国家，要占到六成以上，投资的内容，主要是开发农业和矿业等初级产品资源，约占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海外直接投资的八成上下，与此相对应，二战前的国际贸易结构，也是以初级产品为主，占到60％以上，制成品贸易只占三分之一多一点。这种投资和贸易结构，反映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殖民地掠夺资源和向殖民地输出工业制成品。而二战以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福利制度的改良带来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的需求扩张，海外投资的主体转为以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的投资为主，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所谓“水平分工体系”，70年代初以前，主要是美国与欧洲国家环绕大西洋盆地的专业化分工，70年代初以后，随着日本和“亚洲四小”的工业化加速，又出现了美国跨越太平洋与东亚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在这一时期，发达经济体间的投资已经占到全球海外直接投资80％左右的份额，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的制成品贸易，也替代了二战前初级产品贸易的主体地位。
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改造，为资本的扩张找到了新的利润空间，但是到1956年，美国的工业化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其主要标志是在当年 “白领工人”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人数，即在非物质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物质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服务产业开始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美国在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产业的比重长期停留在55％以下，1956年以后则迅速上升，到目前已经上升到占GDP的75％以上。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了工业化任务，服务产业比重也出现了提高的趋势。因此从总体上看，到70年代后期，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跨越了物质生产发展的阶段。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的物质产品需求逐渐饱和，产业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谋取利润的空间日益狭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产业资本竞争不断加剧。在80年代，这种竞争的加剧，主要表现在以德、日为代表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以投资、收购和兼并的方式大举进军美国市场。但80年代“冷战”还没有结束，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东西方”的对立，欧洲和日本在来自东方的威胁面前，需要美国军事实力的保护，因此不得不对美国的经济利益让步。“冷战”时代在关贸组织内部，虽然也围绕调和美欧、美日间的经济冲突进行过多次谈判，但往往是欧、日在美国的压力面前退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定”，美国为了增加商品输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压迫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以致于造成了日本90年代初期的资本市场崩溃和金融危机。然而1991年发生了8·19事件，前苏联社会转轨，“冷战”时代随之结束，欧、日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突然消失，长期被“冷战”抑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经济竞争压力被突然释放出来，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一系列新的、本质性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走入了一个新时代――虚拟资本主义时代。
这些新变化择其要点而言之，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化，最引人注目的是美欧经济体系的分裂。
1992年末，在丹麦的小城马斯特里赫特，欧共体国家宣布成立“欧盟”，要进行经济、货币与政治的统一，并且从9国扩大到12国，以后又扩大到15国。1999年欧盟在英国尼斯湖畔召开的会议又决定继续“东扩”，明年将扩大到25国。当欧共体扩大到9国时，经济实力已经接近美国，贸易额则超过了美国，明年欧盟完成东扩，则不仅贸易额会大大超过美国，人口与GDP总量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999年欧盟已经顺利启动了欧元，去年欧元现钞也顺利进入了流通。欧元在启动的第一年，以欧元记价的国际债券发行额就超过了美国，去年7月以来，欧元已逐渐展现出强势，对美元的比价从年初最低的1美元兑0·8欧元向1欧元兑1·2美元逼近，从而对美元和美国经济形成巨大挑战。欧盟的出现仅仅发生在“冷战”结束一年后，欧盟国家之所以在“冷战”刚刚结束就敢于同美国唱“对台”，就是因为过去与美国的经济联盟是由于在政治与军事上有求于美国，当这种政治与军事需求消失，与美国的经济利益对立就突显出来。美国为了应付欧盟的经济和市场分化行为，也在第二年，即1993年推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极力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和“环太平洋经济区”的建设，力图把欧盟以外的市场区圈入美国的经济势力版图。而在本世纪初，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则正在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以及与东盟国家10＋3的方案。这种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就是90年代以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世界经济区域化”势头。(www.yypl.net)
第二，跨国并购与跨国公司的发展形成前所未有的浪潮。
二战后直到90年代前，虽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跨国并购始终没有中断过，但从未成为过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90年代前半期，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在2000多亿美元，1996年跃升到3470亿美元，当年跨国并购投资比重为45.4%，但1998-2000年间，跨国并购比重已在80%以上，而且投资金额急剧增加，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金额为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规模创记录地达到1.1万亿美元，是1996年的7倍，占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83％。并购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竞争激烈的新兴产业部门，如电子、通信、制药、生物工程等，和由于需求停滞、生产过剩导致产品销售竞争激烈的传统产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钢铁、石油、化工等。另外，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行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等也成为国际并购投资的热点。跨国并购主体是跨国公司，因此跨国并购浪潮也极大地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发展。从跨国公司的个数看，70年代还只有1万个，80年代末也才有2万多个，但到1996年已增加到4·4万个，到2002年竟增加到6·4万个，是80年代初期的3倍还多。80年代中期由跨国公司掌握的世界生产份额还不到四分之一，90年代中期已上升到三分之一，到本世纪初已上升到超过50％，而这种由跨国公司所领导的世界性生产体系的发展，就是90年代以来人们所经常提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世界经济的区域化与全球化经常被许多论者看成是两种互逆的世界经济格局与发展趋势，并热衷于探讨哪个趋势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真正主宰。其实，经济区域化也罢，经济全球化也好，都是起源于一个变化，即“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体系内经济竞争压力的释放。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早就指出，是竞争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与垄断，因此每一次世界垄断组织的发展高潮，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而区域化垄断组织和全球化垄断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形式。
第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
二战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向殖民地国家的资本输出，主要是以获得原料和市场为目的，是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和原料输入，二战后到80年代前，则出现了资本输出带动制造业输出的新的资本输出形式，但主要是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发展，基本是依靠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自身的资金积累，70年代以来，韩国和南美国家虽然也曾大量利用外资，但主渠道是国际商业借贷，而90年代以来出现的发达国家以资本输出带动制造业生产能力输出，则主要是面向发展中国家，这又是当代资本运动的又一个新变化。
1991-1996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中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2.3%，而发达国家仅为8.8%，发展中国家吸收的直接投资比重，也从1990年的16.5%提高到1996年的40%。1996～2000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并购投资突然放大，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比重相应下降到2000年的24％，但从2001年开始，发达国家间的跨国并购出现落潮，发展中国家所吸收投资的比重又回升到34％，吸纳的投资金额，则从1995年1133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2250亿美元，增长了一倍。1995年，排在世界前10位的直接投资吸收国中，已经有两个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第二位，墨西哥，第八位），2002年，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据估计，2003年不仅中国仍能保持第一引资大国的位置，排在前10位的国家中，还会出现墨西哥、巴西、俄罗斯和波兰，即在前10位中共有5个国家将是发展中经济体。
当代资本运动的这个新变化，同样源于“冷战”结束后国际产业资本生产竞争的激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于经历了二战后的制度改良，工人的工资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形成巨大落差。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与劳动力素质的落后，以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冷战”还没有结束，许多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体制转轨才开始起步，因此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形成趋势。而从9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就出现了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标，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为内容的、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资本运动。人们近来常说，70年代、80年代随着日本和“亚洲四小”的崛起，出现了“日本制造”、“韩国制造”，而今天的“中国制造”却是“美国在中国制造”，“日本在中国制造”，就是当代国际产业资本运动新特点的最生动写照。
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外移的结果，导致了本国经济的“空心化”和贸易逆差不断增加，这是传统资本主义从“生产过剩” 型经济转向“生产不足” 型经济的本质原因。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也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转变。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逆差占本国物质生产的比重看，在本世纪初，最高的是美国，约占20％，其次是西班牙和英国，分别占17％和14％。法、意、日的贸易顺差正在逐渐减小，德国的贸易顺差增长则趋向于停滞，而不论是已经转入还是正在转向“生产不足”型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酝酿着向发展中国家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目前发达经济体的物质产品生产总值约为8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约为7万亿美元，按物质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移出50％和90年代中期以来美、英、西等国贸易逆差的增长速度推算，这个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物质生产能力的浪潮将可能持续到2020年之前，并可能在未来10内形成高峰。(www.yypl.net)
第四，生产虚拟产品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物质产品生产使资本增殖，马克思因此而概括出资本运动的著名公式，即资本从货币形态出发，经过生产和商品等环节实现增殖，最后又回到货币形态。由于资本必须经过生产环节才能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实现增殖，因此马克思又提出了产业资本“居高”的理论。但是如前所言，到上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化任务，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物质产品需求相对饱和，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实现增殖的途径日益狭窄，因此开始具有从物质产业向外游离的趋势。与此同时，70年代初，二战后所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货币增长开始脱离了物质生产的制约，就给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使各类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得以疯狂发展。到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万亿美元，是年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年金融产品交易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也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所以可以说，当代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转移到虚拟产品生产方面。
资本运动的主体转向虚拟产品生产，这与当代资本主义转向“生产不足”型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因为虚拟资本主义经济体之所以能长期生产不足还照样锦衣玉食，是由于可以用虚拟产品与其他国家所提供的实物产品相交换，满足国内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经常项下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可以靠资本项下输出虚拟产品所获取的外汇来平衡，这就是“虚拟经济生存”状态。货币本来是交换的媒介，但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货币及其所创造的价值产品竟然成了可与物质产品交换的目的物品。一张100美元面值的钞票，其印刷成本不过几美分，凭什么可与价值100美元的物质产品相交换呢？以中美贸易举例，虽然从90年代以来始终是中方保持顺差，按美方统计，今年的中美贸易逆差可能增加到1300亿美元，中方贸易顺差十几年累计已近万亿美元，中方获得的只是货币，由于美国已经有长达20年的贸易逆差，而且逐年扩大，已成为“生产不足”型经济，从理论上讲中方已不可能用手中积累的货币从美方买回等值的物质产品。虽说中美贸易逆差的形成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回销，但是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存量结构看已经是负差，2002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存量是2·1万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是2·3万亿美元，而负差就意味着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是负值。大英帝国在后期也曾主要依靠海外投资的收益生存，但直到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能维持海外投资存量的正值，这与美国目前的情况有着本质不同。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除了表现为是产业资本外移的结果，也是在用虚拟经济产品与其他国家交换实物产品。
美国之所以可以用虚拟经济产品与其他国家交换物质产品，是因为美元具有世界霸权。仍以中美贸易举例，中美贸易逆差虽然去年已超过千亿美元，但中国当年的贸易顺差总体计算只有303·7亿美元，这就是说，中国虽然不能从美国买回等值的物质产品，但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都接受美元，中国仍能从其他国家买到与700亿美元等值的物质产品。中国由于常年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又主要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从中获得了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的收益，这些投资收益如果需要，仍可以从其他国家满足中国的进口需求，所以只要美元不崩溃，仍具有世界霸权，中国就可以从与美国的贸易中不断得到好处。从美国来说，因为向美国输出物质产品的国家对美元和美国股市与债市有信心，愿意长期和扩大持有美元，并把获得的美元再投入到美国资本市场，就有能力保持其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项目顺差间的平衡，可以不断扩大其“虚拟经济生存”状态。
如果是用虚拟产品与实物产品相交换，所交换的对象就只能是世界各国物质产品的净剩余，因为国际贸易的实质是各国依据比较利益原则互通有无，出口都是为了偿付进口，如果出口长期大于进口，这个贸易盈余部分只能是该国物质产品的净剩余，否则就会影响一个国家基本的生产与生活消费。但是在特定时间内，世界物质产品的净剩余数额是有限的，因此并不是所有进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国家都可以充分享受到“虚拟经济利益”。美国的贸易逆差在90年代中期以前始终在年均1500亿美元上下，90年代后期才开始急剧增加，而到年均5000亿美元的水平，已经吸纳了全球70％以上的净剩余产品，加上英国和西班牙就占到了85％。所以，由于世界净剩余产品的有限性，而只有拥有货币霸权的国家才能对世界净剩余产品实行独占，就必然导致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间围绕世界货币霸权的争夺。(www.yypl.net)
三、 争夺货币霸权的新帝国主义战争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帝国主义国家独占世界剩余产品的前提是拥有货币霸权。从资本主义的历史上看，货币霸权无不产生于物质生产的霸权，因为只有在世界生产份额中占居了主体地位，才会由于投资、贸易和国际储备等原因使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流通中占居主体地位，形成本国货币的强势。英国和美国都曾先后在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拥有世界50％以上的生产份额，才确立了英镑而后是美元的霸权地位。
但是在当代，由于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转向虚拟产品生产，由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所引发的货币交换比重越来越少，已经少到只占全部货币交换的1％，在1997年的美国只占0·7％，所以货币霸权的形成机制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本币的强与弱以及本币资产价格的涨与跌，已经越来越与本国的生产增长状况和国际贸易状况相分离，而是取决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如果国际资本是对本国净流入，则不论本国的物质生产增长是快是慢，贸易是否出现逆差，本币都会坚挺，本国的资本市场都会繁荣，反之，就是物质生产增长状况良好，并且拥有大量贸易盈余，本币还是要贬值。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中，虽然美国的制造业始终处在衰退状态，贸易逆差连年扩大，但是由于“新经济”的概念吸引国际资本大举流入美国资本市场，所以美元始终坚挺，而同期的日本，尽管以丰田、索尼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大公司仍能保持在国际市场中的强势，使日本仍能保持连年的贸易顺差，但由于本国的金融市场崩溃，国际资本和本国的资金大举逃离，自90年代中期开始日元还是对美元长期下跌。
在当代，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利率和投资回报率，三是国际资本对安全的要求。进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由于本国的物质产业逐渐衰退和外移，经济增长已经主要是需求方面的增长而不是本国生产的增长，所以增长的结果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间的缺口持续拉大，以及贸易逆差的增加。以美国为例，今年三季度虽然创出了近20年以来单季度经济增长的记录，高达8·2％，似乎使人们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希望，但是从供给方面看，该季度制造业只增长了0·7％，而在需求方面，社会总支出增长了7·7％，其中消费支出增长了6·6％，所以9月份的贸易逆差又创了新记录。生产增长的停滞必然会带来利润增长的停滞，就会压低投资回报率，因此有人评论美国此次经济回升是“无就业、无利润”的回升，这在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还是首次，也是人们对美元不放心，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没信心的根本原因。
此外，虚拟资本主义经济也是负债经济，因为虚拟产品与实物产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信用产品，虚拟产品与实物产品相交换，实际是以债权和股权相交换，股权也是债权的一种形式，因为还要给股东回报。所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扩大就意味着负债的增加。美国在90年代初就已经从债权国转为债务国，到2002年，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总额已高达33万亿美元，其中对外净负债2·6万亿美元。这就与以前的货币霸权很不一样，以前的货币霸权是债权国的霸权，因为拥有货币霸权的国家都是资本净输出国，而当代的货币霸权却成了债务国的霸权。但是过度负债迟早会引起债权人对偿债能力的担忧，有剩余产品提供能力的国家都有用储蓄进行投资的要求，除非是没有其他债务人可以选择，否则谁也不会把钱借给逐渐失去偿还能力的债务人。
由于进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能力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等经济因素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本国，就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来改变世界各主要资本市场的安全环境，打出一个在世界哪儿放钱都不安全，只能把钱借给本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格局，这就引出了军事霸权对争夺货币霸权的作用，并使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战争与以往实物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较，出现了许多极为不同的新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战争目的的变化。
自古以来，战争都是根源于民族与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处在物质产品生产阶段内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打通物质产品的贸易渠道，保证本国物质产品的输出与生产资源的输入，而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争夺的焦点从实物经济利益转向虚拟经济利益，战争的目的也从是为了调节实物产品流向转到是为了调节国际资本的流向，或者说是从争夺实物产品的霸权转向争夺货币霸权。
科索沃战争就是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货币霸权打响的第一枪，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货币霸权，对与自己争霸的另一种货币—欧元进行的第一次军事打击。从90年代中期开始，欧盟国家加快了准备启动欧元的步伐，主要是各参与欧元的国家为了满足加入欧元的条件，极大地实施宏观紧缩，已把公共赤字压缩到占GDP的3％以下，按理说欧盟的宏观紧缩应该使本币升值，但在1995～1997年间却出现了以马克和法郎为代表的欧洲货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原因是大量欧洲货币资本出于对欧元启动的前景不明朗，用美元来回避汇率风险，期间大约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入美国，由此造成1995以后美元和美国股市的大幅度上升。在欧元启动之前已经有各种迹象显示欧元可能走强，这必将导致早前流入美国的欧洲资本大举回流，而美元和美国股市将面临崩溃的危险，货币霸权则可能在美欧之间易手。1999年初欧元正式启动，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对美元上涨到1：1·19，以后稍有回落，但仍维持在高于美元的水平上，而恰在此时，美国及其所领导的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使欧洲的安全形势发生变化，由此使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一路急跌，最低时曾跌至0·8：1（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可参阅我1998年写的《欧元统一与亚洲金融风暴及中国中期内的政策选择》和1999年写的《从我国使馆被炸和科索沃危机看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见中宏网与中经网）。
今年3月爆发的美伊战争，是美国用战争手段对欧元的第二次打击。从去年7月开始，欧元再次上升到与美元平价，到今年初最高已升至1：1·18美元，接近欧元启动时的水平，美国则不顾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在海湾地区开战，欧洲的经济与石油安全再次受到威胁，因此再次阻止了欧元对美元的强势。
第二个特点是战争对象的变化。
以往3000年世界战争的历史，军事打击的对象都是自己的直接利益敌人，因此战争都是爆发在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二章中说，战争中的对象就是三个，即“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人国土和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就是对这种战争形态的经典概括。传统战争之所以必须以敌方国家为对象，以领土占领为目的，是因为处在物质产品生产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想扩大市场份额和获得生产资源，必须在打垮了敌国的军队和占领了敌国及其殖民地的领土后才能办到。但是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国际资本的特点，以军事手段直接打击自己的利益敌人已经不可能了。
可流动的国际资本是价值形态的资本，但又与实物形态的资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停留在美国的国际资本，其实物形态可能是欧洲的矿山和工厂，或者是日本的地产、道路和桥梁，所以如果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直接打击其他发达国家的本土，破坏了其他发达国家国际资本的实物形态，停留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国际资本也将不复存在。到2002年底, 停留在美国本土的国际资本总值已经超过了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一年的GDP总值和全部资本市场资本总值的三分之一，如果这部分国际资本不存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下跌幅度恐怕要超过50％还不止。此外，与美国保持巨大贸易顺差的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把部分所获得的美元在其他发达国家转换成实物资产，如果其他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遭到破坏，这种转换机制就不存在，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愿意持有的美元数量，由此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于有能力争夺世界货币霸权的国家都是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国家联盟，这就决定了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在发达国家间难以爆发类似前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
如果只能用战争手段来调节国际资本流向，又不能直接打击与自己争夺货币霸权的国家，那么就只能打击那些与敌方国家在国土或经济安全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以此来改变敌方国家资本市场的安全状况，达到把停留在这些国家资本市场内的国际资本驱赶到本国的目的。科索沃位于欧洲的腹心地带，就在德、法旁边，爆发战争当然会对欧洲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核心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是用区位因素打击欧元。伊拉克虽然离欧洲的经济中心比较远，但由于欧洲高度依赖海湾地区的石油，如果战争逐渐蔓延到海湾其他产油国，导致欧洲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断绝，欧洲经济必然会陷入一片混乱，欧元自然也要垮台，所以在美伊战争中美国是用石油因素来打击欧元。
当面之敌不是自己的直接利益敌人，这是3000年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战争的对象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对当代武器系统、作战原则、军队编成和军事理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第三个特点是战争方式的变化。
一战以来，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方式越来越趋向于突然袭击，为此就需要进行战略与战术欺骗，但欺骗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战争爆发的时机，是为了让对手缺乏准备，战争一旦开始，当面之敌还是自己的直接利益敌人。而为争夺货币霸权的战争，需要进行军事打击的对象与本国并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因为这些国家与自己的直接利益敌人在安全形势方面的相关度高，这就需要把战争的真实动机掩藏起来，而给所进行的战争找一个与此完全不相关的理由。这样，战争中的欺骗就从战争时机的欺骗转向战争目的的欺骗。例如科索沃战争，美国是把打击欧元的目的隐藏在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之后，倒萨战争则是把打击欧元的目的隐藏在清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后面。至于所需要打击的国家，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处在实物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战争，发动战争的目的一般都很清楚，就是开始不清楚，战争爆发后不久也很快就能清楚。例如二战中德国在向前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后不久，一支大军直逼莫斯科，是要摧毁苏联的政权，另一支大军则奔向巴库，去夺取那里的石油，因为德国极度缺乏能源和矿产资源，夺取苏联的资源就是德国的战争目的。而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出现了新的战争欺骗性，使人们更难以明了发动战争者的动机，以致于在科索沃战争中欧洲人开始还和美国连手打，只是到后来才对美国打击欧元的意图有所察觉，走向了反战。倒萨战争中，人们都觉得美国攻伊恐怕不是为了反恐那么简单，舆论所开出的美国战争目的单子恐怕有七、八个还多，但真正认识到倒萨战争的目的是打击欧元的人是少之又少,这就使国际军事与外交斗争的形势变得更加曲折和复杂。
从战争时机欺骗到战争目的欺骗，使战争爆发的突然性减小了。发动战争的国家为了提高欺骗的效果，往往会在战争爆发前很长时间先作大量舆论准备，公开宣称要教训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然后是堂而皇之地调兵遣将，在最近的这场美伊战争中美国甚至还要让媒体大量参与，都是在迷惑欧盟国家和欺骗世界舆论。但这并不是说今后就不会出现突发式的战争，
科索沃战争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这种战争欺骗方式已经开始察觉，在今年美伊战争开始之前和之后，法、德、俄已公开结成反战联盟，运用外交乃至某些军事手段，成功地阻止了美国企图把倒萨战争扩大到其他海湾国家的行为。美国此次打击伊拉克还大张旗鼓地试图通过联合国的决议，想给战争找一个合理的说法，但是没有得手，反而让法、德、俄的反战准备有了充分的时间。最近欧元对美元的比价又升到1：1·19，从前两次美国动手的时机看，都是在1：1·2以前，这可能是美国设定的使用战争手段打击欧元的上限，而且美国已经在伊拉克有12万驻军，所以美国下次再对欧元动手，可能不会再寻求通过联大，而且以前早就给许多海湾产油国安好了罪名，实施突然打击，欧盟国家才没有阻止美国动手的机会，例如在美国动手之前率先向美国准备打击的国家派兵。科索沃战争后期，俄罗斯仅向塞尔维亚派出了一支只有200人的伞兵部队，就让北约的军队无法进入普拉什缔纳机场，因为北约不敢冒与俄罗斯正面冲突的风险，美国当然懂得“前车之鉴”的道理。所以当代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会有目的欺骗，也会有时机的欺骗。
第四个特点是战争规模的变化。
处在物质产品生产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从规模看是不断趋于扩大。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出现了军的编制，一战、二战中不仅出现了集团军的编制，还出现了方面军的编制。19世纪初的战争，两军对垒时战线的长度最长不过十几公里，一战中欧洲战场的战线长度已达300公里，从欧洲南部的阿尔俾斯山直达北海。拿破仑战争时期，参战国在战场上投入的兵力不过数十万人，一战时期已增加到1300万人，二战时期更增加到6500万人。战争规模的扩大，当然有人口和生产能力增加以及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参战的双方都是实力相差不多的大国，为了打垮对方，必须倾其全部国力。但是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由于需要进行军事打击的对象已经不是实力相当的大国，而是与敌对利益国家安全形势相关度高的小国或弱国，是实力不对等的战争，因此战争就会趋于小型化。
此外，国际资本的流动每日每时都在发生，而价值形态的资本只不过是电脑磁盘中的一个记录符号，在世界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从美国向欧洲或亚洲调动一笔资金的速度据说只需要0·6秒。当然从看清形势、作出决策到抛出资产回笼现金也需要时间，不会有0·6秒那么快，但从国际性投资基金的通常运作规律看一般都不会超出两周。所以，国际资本出于经济、安全和投机等原因随时都可能出现大规模流动。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资本的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频繁，使国际货币汇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和大幅度变化。以美元与欧元的比价来说，从去年初到目前为止，欧元已经对美元升值了30％，其间已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欧元已经三次逼近与美元1：1·2大关，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10月下旬到目前，欧元的升值幅度超过了10％，其中一天中的升值幅度就超过1个百分点。从日本资本市场泡沫破裂的情况看，日经指数下跌30％不过是几个月内的事，下跌50％没用一年时间，而三年内则下跌了70％，但是在下跌50％以后日本金融市场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入崩溃了。所以，如果打击国际资本流向的行动晚了，在本国的金融风暴已经发生后才动手就无济于事，这就要求用以支撑货币霸权的军事力量必须具有快速反应和多点式行动的能力，促使军队编制、作战方式和武器系统的配置朝小型化和能够快速反应方向发展。
许多人特别是许多军事专家认为，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导致武器系统发生“精确革命”，才使战争和军队编制等出现小型化的趋势，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发展使军队的火力更强大，打击得更准确，所以过去需要大批军队才能达成的作战目标现在由较小的作战部队就能完成。这样说当然有一定道理，历史上武器系统的多次重大进步，总是能引起作战方式和军队编成方式的改变。但是前面已经指出，武器系统在过去的年代里已经出现过三次重大进步，却并没有使战争出现小型化的趋势，而是越打越大。说到“精确革命”，19世纪中期现代步枪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次精确革命。在以火冒、圆锥弹头、线膛和后装式为标志的现代步枪出现以前，军队所使用的步枪是前装式滑膛枪。老式步枪不仅射速慢，而且有效射程也极为有限，还不如弓箭，所以在19世纪初期的反法战争中，造成战场杀伤的武器主要是火炮。但是在出现现代步枪后，与老式滑膛枪相比，由于射击精度提高了5倍，有效射程提高了6倍，甚至超过了火炮的有效射距，发射速度也提高了10倍，所以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由步枪所造成的杀伤已占到全部战场杀伤的90％，比火炮高出10倍。以后火炮也像步枪一样进行了类似的改良，也能够打得更远更准，由此使进攻的一方当士兵跃出掩体向对方阵地发起攻击时，在敌人准确而密集的火力面前无异于自杀。一战爆发时各国统帅部原先估计只要几周内就能结束战争，却因为攻击中的战场伤亡太高，使交战双方谁也不敢轻易发起进攻，由此变成了长达四年的“胶着战”和“铰肉机”式的战争，几百万士兵由此付出了生命。所以，只要是大国之间的战争，不论武器系统怎样进步，只会导致战争规模的扩大而不会缩小。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为什么是美国要率先进行新军事变革。就是因为在当代只有美国最先进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只有美国最需要用军事霸权支撑货币霸权。美国进行新军事变革的动力，植根于美国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转变当中，不首先从经济角度观察美国进行新军事变革的动机，就永远不能深刻理解与看清美国进行这场变革的原因和前景，也不能深刻理解当代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中诸多新变化的原因与发展趋势。我无意批评许多军事专家仅从军事角度来解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作法，因为从经济角度出发，全面剖析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中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原因，首先应该是经济学家的责任。(www.yypl.net)
结语：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的战略选择
从19世纪后期到二战前，世界主要的矿产资源发现几乎都在美国，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由于受初级产品资源的强烈约束，产生实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动力。二战后，随着各发展中国家对本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形成了世界性的初级产品市场和南北国家间的所谓“垂直分工”体系，德、日两国都走上了“贸易立国”的道路，实现了在和平条件下的增长与繁荣。从世界初级产品市场看，二战后直到90年代末都是供应充足，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的长期下跌趋势。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只有7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却消耗了世界80％以上的资源。8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开始加速，特别是中国工业化自90年代以来进入到重工业阶段，世界初级产品供应在本世纪初已经再次出现了紧张趋势。
从中国看，1992年粮食转为净进口，1993年石油转为净进口，1995年初级产品全面转为净进口。1995～2002年，中国初级产品净进口年增长率高达32·3％，是同期进口总额年均增长率的2·6倍。去年到今年，由于中国的钢铁和石油消费急剧增长，中国进口的铁矿砂已经占世界全部可贸易量的30％，石油新增进口也占世界新增产量的30％。到2030年，中国将变成拥有16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到那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达到人均1万美元GDP，年均所消费的石油和钢铁至少要都要8亿吨，人均也才500公斤，是世界工业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人均消费水平的一半。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钢产量达到8亿吨，铁矿砂的进口可能将达到6亿吨以上，已经超过了目前世界全部铁矿砂的贸易量。铁矿砂的问题还不大，因为直到目前世界铁矿沙的可采储量还高达3500亿吨，如果中国的需求增加，产量增加还有较大潜力，但石油是大问题，因为目前世界石油生产的可贸易量只有16亿吨，如果被中国买走一半，必然会与其他国家的需要发生矛盾。由于中国是16亿人口进入工业化，是世界现有工业化人口2倍以上，再加上印度、东盟等国家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可以预言，二战以来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供给相对宽松环境的将从根本上改变。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国际初级产品供应环境再次趋紧，是否仍会爆发世界性的资源性战争呢？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对资源稀缺的中国来说极为重要。
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地区结构看主要是对东亚地区，约占三分之二，其中对中国占25％，因此美国能维持“虚拟经济生存”状态，主要是依赖东亚特别是中国的产品净剩余。从这一点来说，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将对中国提供国际安全保障，所以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利益共同点将会越来越多，中美两国的关系也会越走越近，美国在与欧盟争夺货币霸权的过程中也将会长期实行“扰乱欧洲、稳定亚洲”的政策。
世界资本主义走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首先是经济原因，是受到市场机制的推动，而从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说，欧盟国家制造业转移的方向也应是中国。在中国目前所吸纳的直接投资中，欧盟国家虽与美、日等国差距明显，但也已相当于美、日等国的40％，德国的大众公司早在美、日之前就进入了中国的生产汽车市场，最近宝马、奔驰等汽车公司和克虏伯等钢铁公司也大举进入中国，还有西门子和爱立信等欧洲的大电子通信公司也早就在中国登陆。随着欧盟国家转入虚拟经济生存步伐的加快，与美、日等国在中国的投资差距就有可能缩小。近两年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慢，欧盟国家的领导人普遍认为是由于欧盟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太高，因此一方面在推动欧洲工资与福利制度的改革，一方面也鼓励本国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而若欧盟国家也把其制造业主要转移到中国，并在走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过程中逐渐依赖中国的制造业产品供给，亦会对中国形成国际安全保障。
中国也有向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提供剩余产品的能力。日本和德国在贸易顺差高峰时，平均每个制造业工人所提供的贸易顺差在1·5万美元左右，且并未妨碍本国居民享受现代化的富裕生活。但日本和德国的人口基数太小，所以德、日贸易顺差之和在最高峰时，也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全部制造业产出的5％，而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口可能是德、日之和的9倍，所以仅中国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制造业净剩余产品，就可以占到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制造业产品需求的40％以上，加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净剩余产品，应该可以满足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生存”的需要。
中国目前所制定的战略，时间跨度应该到2020年。在这段时间里，世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可能将走到尾声，如果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不但接受了美国和东亚地区的制造业转移，也成功地接受了欧盟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则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就是最有国际安全保障的国家，就有与美、日、欧等国都形成长期友好与合作关系的坚实基础。
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没有建立自己独立防御体系的必要，也不是主张把中国变成某一个大国的附庸。古往今来的历史说明，能够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始终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物质生产能力的国家。二战前美国虽然没有生产多少坦克和飞机，但是由于战争需要，从空军看到战争后期已经从开战前只有1200架作战飞机和2500个飞行员，变成拥有7万架飞机和由250万人组成的世界最强大空军，军舰和坦克的生产到战争后期也远远超出了日本和德国。所以，拥有强大生产能力的国家也就拥有随时把这种能力转为战争需要的条件，并且能最终战胜敌人。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建设，第一位的问题是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赶超世界发达国家，而只有完成了物质生产能力的赶超才能形成永久与稳固的独立安全保障，别人才真的不敢欺负你，才有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实力。由此而言，中国在2020年以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抓住国际机遇，争取世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www.yypl.net)
2002年12月5日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