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0 次 更新时间:2009-02-25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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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根据周其仁教授在岭南大讲坛演讲的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大家都说现在是很冷的冬天,但不要忘了,中国经济刚刚过了好几年非常热的夏天!

中国要很好地吸取美国的教训,只要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脱节,跟货物流通需要的货币脱节,就一定会带来货币总供给太多、相对价格体系紊乱。这样一定引起实体经济做出错误决策。

2004年以来,由于出口太旺了,只好压内需,发了很多部门的条条框框,现在要利用这个反周期,将这些条条框框解开。太多的行政管制会妨碍企业家精神,妨碍资源流向最适合去的地方。这些方面的改革,我认为是实质的启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中国经济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变化,首先是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目前在国际市场遇到很大的问题。从数字上看,2007年我们的出口年度还有26%的增长,但是从去年10月份之后,截至今年的1月,都在下跌。1月份的数字是同比减了17%,当然,一月份有一个特殊原因,是中国的春节。不过即便去掉春节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下降。

我们国家这些年都是高度外向的经济,出口占GDP的比重很高。高度依赖出口,一旦国际市场不行,订单减少,困难就来了。于是我们要追溯发达国家的市场为什么不行了。这就要提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包括我们经济学者在内,开始也没有估计到次贷对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会有这么严重的影响。

这些都是有道理。但是我想选另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贪婪不会平空发生,想把全世界的钱都放到自己的口袋,当然是一种贪婪,但也需要一个载体,因为不光是靠意念就刺激贪婪,需要有一个内容。美国的次贷,商业银行发给这些家庭,很快把次贷打包卖给下一家,平均就是三个月,下一家拿到手三个月又包出一个金融产品卖掉,卖到全世界。问题是这么一手一手地往高了卖,那么多钱究竟是从哪儿来呢?

美国的经济很有意思,储蓄率非常低,增长几乎是零。这就是说,那一手一手买高金融产品的钱不是一些居民省下来、然后给另外一些居民或机构花的。那么是不是美国政府省下来的呢?也不是,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有较高的赤字。

美国一手一手买高金融投资预期的钱,主要是来自债务。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一样的地方,是美国的债权人大部分是海外的,是发展中国家当了美国的债主,把钱借给美国。

中国也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债主。中国借出的钱首先来自贸易顺差,就是中国的出口多、进口少,中间的差额越来越大。顺差进入中国,按现行体制就要结汇,要跟人民银行换成人民币,然后就变成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资产,就有了大量外汇储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元资产,包括购买的美国国债和资产,于是大量的钱进入了美国。

固定汇率产生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波景气的变化,突出因素就是中国的出口能力越来越强。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人工很低、制度很贵,很多事做不成,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中国人很聪明,特别是启动了民营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人也肯学习,学习第一阶段就是仿造性的学习,东西拿来看看就做出来了。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能力也跟汇率有关系。中国出口是用人民币买生产要素,做出产品,然后以美元作价卖出去。中国出口好与不好,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关。中国的汇率制度有很大的变化,在汇改之前汇率是高于人民币币值的,官方汇率差不多是5块人民币之内,但那不反映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的真正价格。人为高估人民币,坏处就使中国经济和世界市场人为隔开了,因为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不拿正确的参数去比。

这个问题是在1994年中国第一次汇率改革当中解决的,朱镕基当时领导了这场改革,基本办法就是使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靠拢,所以一下子到8块甚至9块。可是当时提出要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之后,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周围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对中国是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也贬值,周围国家跟着再贬,就像企业打价格战,就没有完了。当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德国都来劝中国,人民币不要贬值。当时中国考虑了里里外外的情况,对国际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中国经济短期是有压力的,但长期看,后来证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有正面的作用。

1997年之后,中国的汇率等于是一个没有宣布的固定汇率,8.2元左右差不多实行了10年。这期间,中国和美国经济都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有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的进步很快,这样在交易对手看来,中国货更加物美价廉。结果就是对中国货的需求量增加,美国大量进口中国货,“中国制造”冲向全球,顺差越来越大,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国内一系列的变化。

1998年后,中国对内是启动内需,特别是大手搞基建;对外是在没有宣布固定汇率的固定汇率,出口能力越来越强劲。内外都上来了,总需求就顶上来了。2004年出现所谓的“结构性过热”,其实是巨量的货币流动性在市场里漫游,冲到哪里哪里“亮”:钢材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直到普洱茶的价格,没有不飞涨的;最后才在2007年4月后冲击CPI.人们都说现在是很冷的冬天,但不要忘了,中国经济刚刚过了好几年非常热的夏天。

可惜国内各方面对此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很多人始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对中国有利。当然是有有利的一面,但还有负面影响,特别是流动性漫游引起资产价格的离谱上涨,导致个人、家庭、企业的投资决定出了大错。人们甚至以为,所有这些资产价格还会一直涨下去;这样脱离基本面的预期,带动过度投资,最后一旦遭到挫伤,又转为预期崩溃下的投资不足。回头看,要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早一点升,很多出口产能就不会上了。广东2007年出口的依存度,等于广东GDP的93%,进出口达到广东GDP的162%.怎么来的呢?就是相对价格信号出错:名义汇率不变,大家觉得出口能赚钱,等到生产能力一摆上去就被套住了,然后就是温水煮青蛙,土地、能源、劳动力价格每天涨一点,熬还是不熬呢?问题是熬来熬去,最后还是有很多公司终究熬不下去的。

汇率方面更严重的就是美元出了大问题。过去说发展中国家搞固定汇率有好处,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不住印钞机的诱惑,容易滥印钞票。但是中国在1994年已通过法案,不允许银行再为财政透支超超发货币。反倒是这几年美元发货币太凶,这是美元的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再跟美元挂钩,岂不是要中国一起跳下去吗?

所以,这一波通货膨胀很大程度就是汇率挂钩的结果。从更长远看,美国人靠低储蓄、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基础就是利用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就是说,美国人没有经受住“全球印钞机”的诱惑。上世纪1970年代之后美国严重的通胀就是滥发货币的结果。欧文。费雪说,“不可兑现的货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们国家的祸根。”这句话看来对美国也不例外。但不管你是谁,货币发超发的后果就一定是物价指数升高,从而影响千千万万的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决定。这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吸取美国的教训

中国要很好地吸取美国的教训,只要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脱节,跟货物流通需要的货币脱节,就一定会带来货币总供给太多、相对价格体系紊乱。这样一定引起实体经济做出错误决策。美国现在还是超低利率政策,再这样下去,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国家的的未来有大麻烦。美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但至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机制要保持很高的灵活性。

一直说要防止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其实,造成大起大落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货币供应量失衡,最后货币漫游的力量不是冲这里就是冲那里。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我的看法是三个力量的合并。

第一,2003年以后外需已经冲起来了,当时如果适度调整汇率,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性,外需不会那么热,我们就不会把那么多产能放在外需上。人民币不升值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往外需冲了,为了给外需让路,只好压内需。

第二,美国经济大量地靠借债,这样的模式最后脱离了生产。全世界都借钱给美国,钱多了利率低,利率低就拼命花。一旦出现次贷危机,欧美市场收缩,导致我们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面临这一波冬天。

第三,这种流动性泛滥,被动地超发货币,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家庭套在里面了。前一段时间被传关门的公司,不光是经营的问题,不光是外需订单减少的问题,都是在好的时候把企业运转资本拿去炒资产了,甚至借钱炒,等到不能涨的时候就是债务还不上了。

我认为,当前的困难不能完全认为是随机的外生,外生现象中也有内生的因素。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也有美国因素的影响,如果现在我们没有处理好,将来可能还会发作,所以这里有吸取美国教训的问题。美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单属于某一个国家,都是经济成长中可能遇到的。比如说再好的政策,也要有很可靠的财务制度,贷款给信用不好的家庭买房,本意是很好的,克林顿时代到布什时代,美国拥有自住房产的家庭涨了10%.现在我们把民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民生也需要很可靠的财务基础,脱离这个基础,良好的愿望有可能带来不那么好的结果。

另外就是货币的教训了,不要认为美国拥有全球的流通货币、储备货币的地位,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不光害了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害了自己。你很难去指责格林斯潘,因为美元发行了这么多、利率这么低,美国的CPI却没有上来,这是因为美国人印钱是别国人持有,所以美国国内的CPI不高。很多中国人对此羡慕得不行,提出人民币也要往外走,最好我们印钱别人持有。这种念头都是歪主意,我的看法是,长期来看天下没有什么劣币驱除良币,长期来看都是良币驱除劣币。

还有救市保增长,都会有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一月份除去春节有17个工作日,我们发了1.6万亿的贷款,这样将来银行资产的质量会受到影响。短期看,会将经济拉上去,但是原来我们定的又好又快的方针又要被动摇了。在保增长和救市中会有短期和长期的问题,这二者之间,长短期怎么平衡,我们要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简单评介宏观应对政策

下面我简单评价一下现在的宏观应对,即积极的财政政策。

市场预期太坏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投资,整个经济就会萧条,这时政府投资拉动需求,但是,政府把钱投到哪里、用什么机制来投?

1998年以来,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主要的经验,就是政府在低迷时投资到未来的增长瓶颈上去,那么这些投资过几年看是好的。中国大部分的港口、电站、高速公路是1998年以后修成的。在下一轮经济高涨中,特别是外向主导的高速增长中,这些基础设施是中国的优良资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以行政为单位分钱,也形成了一些不那么好的项目,一些修好的公路上没有什么车。现在中国说四万亿救市,中央财政当年税收不够的部分要发债,地方政府要配套,但配套不够钱从哪里补,这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救市资金的财政基础一定要可靠,不可靠会出现问题,当前的好处会换来未来的坏处。

日本的国债已经发到GDP的160%,日本经济低迷,政府就发债,投资修路之后,路上没有车,怎么办?再修一条路。这是最大的问题,投资到未来没有流量的方向去了。中国今天整体来看,我们离日本这种情况还早着呢。我们走出大城市不远看看,还有很多不像样的城镇、学校、医院等等,中国总体有很大的投资机会。但是落实到微观上,必须将每一个项目认真地做规划,这是需要社会各界监督的,需要公布信息的,不能说因为急了就发钱,这样就可以刺激经济,作为经济学家我是不相信的。1998年那一轮政府投资给中国整个高度外向经济打下了基础,但下一步增长的瓶颈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

今天看来,我们的货币还是发的太多,三个月就放出6千亿的贷款,这就使人担心质量的问题。货币政策还是应该谨慎。如果发货币就能使经济起来,那么就没有经济不好的国家了。货币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定要使实体经济起来才行。今天中国广义货币存量有45万亿,是年度GDP的160%以上。对于货币政策,我是比较保守的,不能将货币龙头开得太大,中国真正应该着力的不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增长主要是体制增长,所以应该在体制方面增加弹性,动员人民更好地工作,这是经济增长可靠的基础。

2004年以来,由于出口太旺了,只好压内需,发了很多部门的条条框框,现在要利用这个反周期,将这些条条框框解开。太多的行政管制会妨碍企业家精神,妨碍资源流向最适合去的地方。这些方面的改革,我认为是实质的启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对未来形势的估计

我们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前景,美国正在走下坡路,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全球的秩序不会一天终结,而且我们对美国的调整能力也要有足够的估计,既要看到政客们短期内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也要看到美国还有很多平衡的机制。一百多位经济学家给总统写信,对太乱来的经济政策有所保留,在我看来这就是健康的信号。不要低估美国的调整,短期内美国会有一个调整的,长期看,我们不能对美国得出像苏联那样一个结果的判断。

对日本,我最近的看法有一个调整,日本有多少年的不景气,但是日本在不景气当中有一些事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最近我见了东软的董事长刘积仁,他提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他说日本是零增长,但是还有好公司,这些公司在国民经济零增长的情况下还能有业绩,还能有利润,还能有好产品,还能有创新,还能有很多新的产品冲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日本的停滞其实很简单,只要肯乱发钞票,经济力量一定会起来,但是日本有一股力量不同意乱发钞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某些角度看是值得学习的。

我认为中国未来还是在高速增长的时期,城市化早着呢,我们已经完成城市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再城市化的问题。现在我们形成的城市生活跟人们的生活时间成本上升是不配合的,比如北京春节前市内还堵得一塌糊涂,经济危机还堵了,说明城市建设还有很大余地。至于说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早着呢。从这一条来看,我们还应该有一个高速增长。

中国国内市场巨大的潜力,第一是收入分配调整的巨大潜力,第二是已经形成的收入变成需求、变成供给有巨大的潜力。去年有人说中国经济衰退,我倒是觉得应该担心,很高的经济增长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高度一致,这也是这几年没有遇到过的,中央政府说要刺激经济,投资四万亿,地方政府报出25万亿的项目,凭这一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低。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会怎样?2008年最后一个月经济增长的速度调到6.5,虽然和前面比是很低了,但是全球来看还是很高的。我们国民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是越来越低了。所以经济增长不要怕疼,但是很遗憾现在大家都怕疼,这样就有可能把问题移入下一个周期,搞不好会带来更大的疼了。

我对经济形势的估计,特别是今年经济形势的估计,可能跟很多人的看法不一致,中国经济大起之后大落,大落之后可能会大起,在波动中导致投资者、企业高度的分化。对于这样的环境没有认识的,可能就会被折腾得完全离开这个经济舞台。

企业微观上怎么应对呢?我一直不同意比喻为“金融海啸”,没有什么很多道理,因为海啸好像大家在地平线上跑,浪就过来了,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跑不跑没有多大的区别,反正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去年我在东莞做调查,同样一个行业,我问几家公司,毛利率差别如此之大,净利率差别如此之大,还有成本的差别也如此之大。所以,在金融海啸中,多跑一步,可能水就淹不死你。所以每一个行业都要研究,不要认为大家都一样,使劲跑两步可能就不一样了,这可能是企业应对的最重要一点。

过去15年,中国要素成本相对比较低,现在虽然要素成本涨了很多,但相对价格还是有成本的优势。制度成本,我们也还有巨大的节约空间。中国人肯学习,中国经济要抓住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杨小凯曾经提出,由于有后发优势,所以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因为别人走过的路我们再走不会那么弯了,很多技术拿过来可以用,很多资本可以引进,确实可以高速增长,但虽然有30年改革,但是有很多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不面对这些采取认真的措施,那最后后发优势会转化为后发劣势。

我的看法不单是要变应变,还要以不变应变,不变就是那些准则,30年改革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准则,是让人们的努力跟报酬有更一致的关系,而不能让别人随随便便拿走你的成就,或者不劳者也可以获得很大的收获。要有非常稳定的货币供应,货币供应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变动,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否则,不在这里酿成祸害就在那里酿成祸害。而我们今天是开放环境下的货币政策,寻求什么样的货币制度,这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纸币会酿成大祸,所以有人一再提出要回到金本位,但是很难回去,选怎样的货币制度可以保证开放基础上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这是学者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不能像过山车一样几天就把戏唱完了。这种短期的心态,在别的国家我不知道怎样,但中国是肯定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你去农村看看,离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往外走100里路,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这条路非常长,而短期资产价格的起落,这对我们应对长跑是不利的,到底怎么解决好,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反而应该求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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